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孑民先生：

　　阅报知先生已经返沪，亟思走谒，因有译稿未完，书店催促甚急，未能抽身，至以为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事情，公告二则，业已登报，前此所收捐款，亦已存入中国银行。至于坟上初步布置，十九日为鲁迅先生周月忌，许广平女士暨其他亲友及雁冰等，同去拜祭，顺便督率树匠，已将草坪及所购龙柏种好，并立一临时之碑，字为海婴公子所写；因是临时性质，故文字横行，碑石亦非竖立而平卧，又制一烧瓷遗像，立于碑后，此皆出许女士设计，而同人赞助之，惜先生因事留京，同人等未及请示指导。除此而外，筹备会事务尚无显著进展，盖公告登报不久（因接洽银行收款事，稍费时日），而国外接洽尚未有回信也。兹另有琐事上渎，敝戚孔令俊君曾以半年之时力，编为《五卅运动史料》一书，搜采当时报章记载及官私文件，尚属完备，师古人长编之意，于事实而外不下论断，盖将以保存史实，备研究者减少搜检之劳，虽非立言之论，然其劳足嘉。现在材料整理就绪，行将觅梓，不敢自信，挽雁冰先容，敬乞教诲。先生倘以为孔君搜采之劳不无可取，则拜求赐一序文，以示提掖而寓嘉奖，感戴无既。原稿约五十万字，分订数册，因太笨重，兹由孔君送呈首册及末册，如蒙拨冗赐览，俯允所请，不胜感祷。专肃即请公安！

　　沈雁冰 谨启

　　十一月廿三日

　　回示请交开明书店编译所夏 尊转

　　茅盾这封信写于1936年11月23日，从行文节奏看，似乎一气呵成，没有分段，实际上讲了两件事：一是向蔡元培请示鲁迅安葬事宜；二是替亲戚孔另镜所编的《五卅运动史料》一书求序。

　　

　　蔡元培

（一）关于鲁迅安葬事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治丧委员会即宣告成立。现在能够看到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共有4个版本，其中有13人的、9人的，也有8人的，无论是哪一个版本，蔡元培和茅盾都赫然在焉。

　　1936年10月19日、20日上海《大晚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中的13人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

　　1936年10月20日《大晚报》发表的《讣告》列出的8人名单：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A·史沫特莱、萧参。

　　1936年10月20日上海的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列出的8人名单：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斯梅达列夫人、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参（按，斯梅达列夫人即为A·史沫特莱）。

　　后面两个8人名单都来自冯雪峰当年用铅笔拟定的治丧委员会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此纸收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见《人民政协报》2008年10月3日所登载薛林荣的文章《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四个版本》）。

　　无论从社会名望、文化资历还是与鲁迅的关系着眼，蔡元培都成了其中最主要的角色。宋庆龄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因为她有“国母”之无与伦比的声望。但在以上4个版本中，有两个是蔡元培的名字列于宋庆龄之前，相当于并列主席，茅盾则居中靠后一点。另外，茅盾比蔡元培小28岁，是不折不扣的晚辈；所以，他当时虽然已经40岁，名闻遐迩，但向蔡元培请示汇报合情合理。

　　1936年11月1日，蔡元培曾召集鲁迅家属及治丧委员会成员，讨论永久性纪念鲁迅先生之办法，决议：（一）治丧委员会即日结束，以后纪念事业，应组成扩大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包含各界与鲁迅先生有友谊及敬仰鲁迅先生的知名人士，负责计划及办理一切永久纪念之事，并征集各国各界对于办理纪念事业之意见与捐款；（二）推定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景宋、周建人7人为筹备委员，先行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于最短期间将正式纪念委员会筹备就绪；（三）在正式纪念委员会成立以前，筹备委员会先就鲁迅先生坟地作初步布置，以便各界瞻仰。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就是在这次会议的当天成立的。次日下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秘书处，由各筹备委员接洽组织正式纪念委员会、初步布置鲁迅坟地、征求坟地设计方案、征求对纪念事业的意见、募集办理鲁迅纪念基金等8类事项。

　　之后不久，蔡元培就忙于别的事务了。据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版）：11月12日，蔡元培去首都南京主持中央博物院奠基仪式及理事会会议，对具体的纪念鲁迅的事宜，他恐怕无暇再顾及。

　　而茅盾则实际参与了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工作。茅盾知悉鲁迅噩耗时，是在老家桐乡县乌镇因痔疮发作养病期间，他曾力图挣扎着忍痛前往上海。“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茅盾：《写于悲痛中》，原载上海《文学》第7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他最终无法赶到上海参加葬礼。葬礼结束三四天后，他“勉强能行动，就匆匆赶回上海”（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307页）。也许是为了弥补没有参加葬礼的遗憾，他备加积极细致地跟许广平等一起办理各项决议的事情，付出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他在回忆录里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书信等其他材料里了解详情。

　　1936年11月18日，蔡元培由南京返回上海，这是茅盾信中所说蔡元培“返沪”的日子。茅盾本来是想去拜谒蔡并当面汇报所办事情的进展情况，但由于当时他正忙于翻译，未遑前往，便以这封信向蔡作书面汇报。

　　茅盾在信中所汇报的主要就是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要做的几件事：

　　1.公告登报事宜

　　茅盾曾代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拟过三份公告，其中第三份写于1936年11月25日（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在写本信之后拟的，故与本信无关，我们在此处不做讨论。

　　前两份则是茅盾在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的第四天，即11月4日拟就的，其初稿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抄件（沈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史料补遗及其他》，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0月28日）。

　　1936年11月20日，这两份公告刊载于《中流》第1卷第6期，其后《世界知识》等报刊有转载，第一号甚至被远在欧洲的《救国时报》所转载。《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刊、旨在国内外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

　　那么，从4日到20日，中间竟然隔了十六日，这两份公告为何没有及时登出？

　　茅盾于11月17日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写信说：“顷知筹备会之公告及银行接洽事,因蔡元培先生赴京,故尚未办齐手续。这也是无可奈何。鄙意或者先将公告第一、二号登出,其第二号中关于银行收款一项,暂时删去银行之名，将来专就收款事另登一公告,不知尊意以为然否？盖此事自本月四日登出新闻后，久无续布，恐盼望者正多也。”（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份公告之所以迟迟不能刊出，是因为“其第二号中关于银行收款一项”一直没有办妥。之所以没有办妥，是“因接洽银行收款事，稍费时日”，也因“蔡元培先生赴京”，即上文说的“11月12日去首都南京主持中央博物院奠基仪式”。

　　2.银行收款事宜

　　关于此点，茅盾信中两处说法似乎相互矛盾：先说“前此所收捐款，亦已存入中国银行”，后又说“筹备会事务尚无显著进展，盖公告登报不久（因接洽银行收款事，稍费时日”），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跟银行尚未接洽好，那为何所收捐款已存入了呢？

　　募集办理鲁迅纪念基金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重大事项之一。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为“纪念鲁迅在文化上的功业，发扬鲁迅提掖青年的精神”，向国内外发出《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缘起》《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基金启事》，宣布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为纪念委员，请他们负责募集，后这六人发出同意负责募集鲁迅文学奖金的《启事》。

　　郁达夫曾撰《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一文（原刊于1937年1月24日《福建民报·小园林》第962号），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最近在发起纪念鲁迅的文学奖金基金的募集，这当然是一件盛举……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在中国，象这一种纪念文学奖金的绝无而仅有。民族是要生长的，民族文化也是要演进培育；我们纪念前人，若用奖励后进的方法来纪念，岂不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

　　郁达夫在此文中还抄录了那个《启事》：

　　近接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启事一则，内云：“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是办理正式纪念委员会组织事宜的临时机关，经过情形，已见公告。现在筹备会，敦请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等先生为正式纪念会委员,并且已蒙诸先生同意了。这正式的纪念委员会，还包括了国际的文化界名人，日本方面已经接洽就绪，欧美方面已去接洽，不久也可以有回讯。

　　关于永久纪念办法，筹备会已收到了许多提议。“纪念文学奖金”是其中之一。这既可以纪念鲁迅先生在文化上的功业，也可以发扬鲁迅先生提掖青年的精神，用意甚善。不过既要建立文学奖金，就先得有基金，现在拟先募集基金，至于纪念奖金的详细办法，将来等正式纪念委员会成立以后，另行拟订。筹备会本已委托各地中国银行信托部代收各界输捐之纪念基金，现在为求便利起见，特商请沈兼士、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曹靖华、齐宗颐诸先生负责收集后，代交银行再发收据。盼望各界热心人士共襄盛举，就近与前述诸先生接洽，至为感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启。

　　凡热心人士有愿输捐者，请将芳名并捐款示知为荷。一俟捐款有相当成数，即当汇沪请筹备会发给正式收据以昭信实。沈兼士马裕藻周作人曹靖华许寿裳齐宗颐谨启

　　从这份启事中，我们了解到：银行是指中国银行，具体说是指各地中国银行信托部。收款指的是“代收各界输捐之纪念基金”，之所以要向海内外征集纪念基金，是为了将来设立“纪念文学奖金”。这纪念奖金可以说是鲁迅文学奖的最早雏形，或者说“远祖”，茅盾是促成这件美事的主要角色。

　　首先，这个启事就出自他的手笔。1936年11月7日他给许广平写信说：“因为忙了几天，险些将征集文学奖金募集一事搁误得太久，现拟就信稿，附奉尊阅……信稿是预备寄给拟请参加为纪念会正式委员之各位先生，每人一份。启事稿则拟由上述之各位先生分送在自己之学校内或有关系之朋友之学校内。”“信稿拟用油印，启事稿拟用铅印，—因启事稿分发各学校，必须多些。二者都可找我办理。请将两稿酌定后寄还，我即去印。”仅仅四天之后，即11日，他又给许广平写信说：“启事及信稿均已办就……现送上之件请填名后加盖印章(筹备会印)寄出，铅印之件拟请他们分发各校，似可多寄些。”（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茅盾不仅拟就准备请纪念会正式委员们帮着分发的启事，还拟就了给他们个人的信稿，并恭请许广平过目审定，然后他亲自联系印刷（分别用油印和铅印）。诸如此类，事无巨细，从头到尾，他都任劳任怨，其谨慎勤勉之作风蔚然。要知道，他当时因为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不敢抛头露面，去就公职，而是隐姓埋名，卖文为生，每天要写、译至少上千字，可谓忙极。但他依然坚持把鲁迅的身后事办得如此妥贴得体，这充分说明了他和鲁迅之间无比深厚的情谊，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仗义。

　　茅盾不仅呼吁社会各界向鲁迅纪念基金捐款，他自己也率先垂范。1936年11月21日，他向鲁迅纪念基金捐100元。在他的号召和引领下，“信稿”及“启事”发出之后，就陆续有人捐款。如由许寿裳经手的陈仪募得福建省政府1000元，以及郁达夫募得25人捐款554元。再如，曹靖华通过作协募得510余元，张悟修募得新加坡币77元3角3分(折合国币148元5角3分)，暹罗(泰国)华侨文化联友社捐得泰币165株3干士丁(折合国币248元7角8分)。又如曹聚仁捐稿费所得18元，等等。至次年7月11日，共有何香凝、李何林等60多人、十多个团体捐款（沈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史料补遗及其他》，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0月28日）。

　　对于前面所说的矛盾之处，这样可能解释得通：11月23日茅盾写作此信时，委托银行代收基金的正式手续尚未办妥，但之前就有人着急捐了款，比如茅盾自己于11月21日就捐了。已经收到的捐款，经手人（包括茅盾）没有留在自己手里，而是暂时存进了银行。这表明经办手续之透明，经办人心胸之磊落。

　　3.坟茔布置事宜

　　据茅公自述，1936年10月下旬，他一赶回上海，就携他夫人等到“万国公墓鲁迅的新冢前去致哀”（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11月19日，鲁迅先生周月忌日，他又跟许广平暨其他亲友同去拜祭。

　　最初的鲁迅墓相当简单，是由许广平自己设计、鲁迅生前好友资助造就的，配套的主要有三样东西：

　　（1）草木。亲友们购买了龙柏，请树匠种好。

　　（2）墓碑。墓穴后面立了一块梯形的水泥墓碑，上面是鲁迅之子周海婴所书“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字。茅盾曾向许广平提议请沈兼士题写碑文。11月17日茅盾致许广平信中说：“鄙意‘鲁迅先生之墓’六字，或者请名手写了去定烧，请沈兼士写如何?……倘尊意赞同请沈兼士写，请去一信如何?”(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茅盾这么提议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沈兼士不仅是书法名家，而且是鲁迅的朋友（章太炎门下的同学、北大的同事、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的战友）。许广平是同意茅盾的这一提议的，她曾写信给沈兼士求字，而沈在11月24日的复信中曾表示：“垂委之件,自当尽力也。”（赖晨：《沈兼士与鲁迅交往内幕》，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3期）但不知何故，却始终未能实现（沈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史料补遗及其他》）。

　　1947年9月，在文化界进步人士和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的资助下，许广平主持改建了鲁迅墓，碑面上改由鲁迅三弟周建人所书的阴文金字碑文：“鲁迅先生之墓,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口卒于上海。”

　　1956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主持将鲁迅墓迁置于虹口公园（即今鲁迅公园）内，碑石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金字。家属的字则被安放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库房里。

　　

　　鲁迅先生之墓

　　（3）瓷像。墓碑的上端放置着高38厘米、宽25厘米的瓷制“鲁迅先生之遗像”。

　　在鲁迅周月忌日时，墓碑和瓷像都没有安置妥贴，所以茅盾看到临时之墓碑还没有立起来，遗像没有放到碑的上面，而是放在了后面。

　　

　　孔另镜

（二）为内弟孔另镜著作求序

茅盾信中所说的孔令俊是现代作家、编辑家、学者孔另镜的原名，他是茅盾的小舅子（茅盾夫人孔德沚之弟，故称之为“敝戚孔令俊君”），又曾与戴望舒的姐姐有过一段婚姻。职是之故，他与许多现代作家、诗人相熟。

　　1936年，孔另镜在上海华华中学教导主任职位上，一方面忙于具体繁琐的教学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搜集整理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史料，“编为《五卅运动史料》一书”。茅盾对他的这一学术劳作颇为赞赏：“搜采当时报章记载及官私文件，尚属完备，师古人长编之意，于事实而外不下论断，盖将以保存史实，备研究者减少搜检之劳，虽非立言之论，然其劳足嘉。”因此，他向蔡元培隆重推荐并“拜求赐一序文”。

　　在此之前，蔡元培曾给茅盾、孔另境合编的另一本大书作序，那就是不久前（1936年9月15日）由上海生活书店隆重推出的纪实性集体著作《中国的一日》这部80万字的大部头。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蔡这回没有“俯允所请”，为《五卅运动史料》作序，这本书后来一直没有得到出版。其实，没有蔡的序，以茅、孔二人当时在出版界的影响力，要想找到出版的机会，本不是难事。

　　不过，一直到十年之后，即1934年，此书的部分，即与外交相关的内容，才单独编辑成书出版，1948年后又再版，就是在现代史学界颇受重视的《五卅外交史》一书。出版方是当时小而新的上海永祥印书馆，这家公司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曾名噪一时。在关于孔另镜的许多资料中，人们只知道《五卅运动史料》之未刊，却鲜有人提及《五卅外交史》之付梓，这其后原因也颇耐人寻味。

　　

　　孔另镜著《五卅外交史》

（三）其他

茅盾在此信开头便说：“因有译稿未完，书店催促甚急，未能抽身。”他当时译谁的作品？哪家书店催得那么急呢？

　　也许是因为身处全面抗战期间，一方面颠沛流离辗转多地，另一方面奔走呼号为抗战服务，自从1936年7月挪威别尔生等著的散文集《回忆·书简·杂记》由上海生活书店推出之后，直到1943年6月在重庆新知书店出版苏联巴甫林科著的中篇小说《复仇的火焰》（译于1942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茅盾其实鲜有译著发表。

　　而据其译作的出版时间推算，茅盾所说的译稿应该指的是苏联学者李倍窦夫·波尔耶斯基所著《十二月党的诗人》一文，后来发表于《译文》杂志第2卷第6期（1937年2月16日）。《译文》是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于1934年9月16日创刊的，本来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但是1935年9月16日出至第13期停刊了。1936年3月15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催促甚急的书店或是指上海杂志公司。

　　因为，从1936年11月23日到1937年2月16日，总共不到三个月时间，以杂志的运行周期来说，确实非常紧张，书店完全有理由催促甚急。由此来看，茅盾也就真的无暇抽身去拜访蔡元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