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德

　　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的老辈专家史苇湘、欧阳琳伉俪先后于2000年和2016年去世。作为后学，每次缅怀两位老人的艺术和学术成就，追忆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和受到的教诲，思念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与敦煌一见钟情

1943年9月，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迎来了新一届的青年学子，其中就有19岁的史苇湘和欧阳琳。开学不久，被后世誉为国画大师的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和弟子们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张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进行短暂培训后担任展览的讲解员，史苇湘有幸被选中参与，而欧阳琳则是前后七次去看了这个展览。这就让他们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共同的志向和爱好，而且也为他们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史苇湘后来说：“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相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所以，两个人在艺专毕业后谁也没有犹豫，直接奔赴敦煌。

　　欧阳琳是1947年按期毕业后先到敦煌，史苇湘则在1944年参加远征军奔赴中缅抗日前线，一年后回学校，于1948年完成学业后才奔赴敦煌。共同的执着追求和神圣使命感，成就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让他们为敦煌、为艺术、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财富，也为后来的学子艺匠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

我是1978年10月在赴敦煌工作途中与史苇湘先生相识的，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作为老一辈的敦煌研究专家，在为人、治学方面所表现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给我在学业上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开拓进取。

　　史苇湘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求学，18岁开始学习绘画艺术。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炽热之情，践行与欧阳琳的约定，奔赴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将自己融入历史长河之中，融入敦煌石窟之中，将对敦煌的炽热的感情化为研究工作中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崇高的敬业精神。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敦煌历史和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等工作中。在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期间，对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和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为敦煌事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

　　史苇湘一生共临摹壁画300余幅，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及各类画册、图录、资料辑录、论文集共10多种。根据他生前的意见，他的译作被选编为《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于2002年出版；2012年又编辑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分保护、研究和宣传三大块。文物保护工作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的责任，不管从事何种专业，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要在莫高窟工作，都会自觉担负起石窟文物保护的责任。史苇湘从1948年到莫高窟起，更是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同仁一道，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下，主动承担起文物保护的重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敦煌石窟在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基本完好无损。当然，这里面饱含着敦煌文物研究所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劳与酸楚。

　　史苇湘曾多次回忆当年的情景：当一批批“红卫兵”怀揣“红宝书”，高举“破四旧”的大旗来到莫高窟时，史苇湘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进洞，给他们讲述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盗窃文物，并和他们一起朗诵伟大导师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是以这种方式，制止了愚昧无知的行为，一部分本来要“破四旧”的红卫兵还自觉地成为文物保护的宣传员和保护者，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敦煌石窟文物。

　　

　　1947年在莫高窟树下聊天 (左起：欧阳琳、常沙娜、黄文馥)

以绘画、临摹为基础的艺术和学术成就

史苇湘的工作，除了与大家共同承担的文物保护以外，主要分壁画临摹、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成就敦煌事业的基础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壁画临摹、敦煌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史苇湘是学油画出身，但他到敦煌后一直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工作间隙也从事一些创作。他的作品富有时代气息，1956年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二等奖。他对壁画临摹非常投入和执着，曾和段文杰、李其琼临摹的敦煌壁画，被公认为一流水平，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受到美术界极高的评价。史苇湘是以壁画临摹作为敦煌艺术与历史研究的起点，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壁画、认识艺术，通过壁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多个方面，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贡献非凡。史苇湘先生曾几次对笔者提出学习绘画技术与理论的建议，但我天生愚钝，身上没有艺术细胞，不仅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且自然也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步。

　　恩师姜伯勤教授多次对笔者说过，如果史苇湘先生现在去画画，那一定会创作出了不起的惊世和传世名作！姜师的话无疑也是科学的判断。遗憾的是，先生晚年潜心于理论研究工作，直到逝世，也没有再操起他心爱的画笔。

　　1999年11月底，笔者又一次陪姜师去看望病中的先生。当时先生已因中风失语达半年之久，住在长女史敦宇家中。他曾几次挥动着尚能活动的左臂，指着墙上挂的史敦宇临摹的画，似乎是运足全身的力气，反复说道：“画画！画画……”今天，回顾史先生的艺术和学术成就，他老人家一生对事业的钟爱，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苇湘先生非常钟情于读书，博览群书，通晓中外，纵横古今，又智力过人，记忆超凡，随口即能说出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济变化、政治军事、诗文词赋、名胜古迹，甚至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每一首诗，被誉为“活资料”“活字典”。

　　

　　

　　欧阳琳、史苇湘与自己临摹壁画合影

　　史苇湘先生对敦煌的资料熟知到无以复加。他对五百多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随口就能说出一幅画；对敦煌的历史，大到改朝换代，小到某一平民百姓的生活活动，都能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他一生都在调查石窟资料与敦煌史地资料，曾多次对笔者及一些年轻的同仁说过他长年在洞窟中抄写题记的情景；50年代后期他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的岁月里，只在莫高窟从事农事体力劳动，研究有需要则招之即来；有时放下地里的活，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他就又坐在桌前研究壁画了，即使是在“文革”中下放“劳动改造”时，他也没有放松对敦煌历史地理的考察。他第一个提出敦煌代家墩古城为汉敦煌郡效谷县城遗址的论断。

　　在敦煌壁画内容的辨认方面，史苇湘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内容如“曲辕犁”，一些重要的经变如《福田经变》，脍炙人口的故事画如《微妙比丘尼缘品》《刘萨诃》等，都是他最先发现的。正是资料调查工作和壁画临摹工作这两大研究领域里的突出成就，使史苇湘先生始终处于敦煌研究的前沿阵地。敦煌研究是20世纪以来的显学，而集敦煌研究院几代学者的心血，最终以史苇湘先生为主完成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以及他制作的《敦煌历史大事年表》等基础工具书，不仅在敦煌历史和敦煌石窟内容方面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具指导作用。

　　史苇湘先生治学严谨，富于开拓和创新精神。对敦煌艺术的理论研究，孜孜不倦，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资料整理，还是理论研究，他一直都在做基础性的工作。他敦煌研究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有三大贡献：

　　

　　1958年，史苇湘工作照

　　第一，本土文化论。他提出并一贯坚持敦煌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根基，不断吸收、改造、融合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的理论，特别强调中古时代敦煌人的信仰和审美心态的新思路，同时也涉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佛教艺术研究。先生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神，就是宗教艺术本土文化论的形象概括。

　　第二，石窟皆史。他将石窟作为历史来读，用石窟论证历史，用历史说明石窟。他经常说，敦煌石窟装着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历史和社会。他仔细地考察和精辟地分析过每一个时代所建造的每一座石窟，甚至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的社会历史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与敦煌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研究。

　　第三，敦煌艺术社会学。先生将西方学术界关于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关于文化艺术与社会制度、组织关系的理论，成功地运用于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通过临摹和调查，从石窟中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深入研究，将石窟的内容及艺术形式置于各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中，全方位地考察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他还在探讨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学作品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一起将其纳入这一文化史领域作深入研究。

　　可以说，在敦煌文化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史苇湘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是开创性、突破性的，不仅顺应和赶超世界学术潮流，而且对今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早在1980年，日本敦煌学专家代表团访问敦煌，先生挥毫为著名敦煌学家、《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一书的作者池田温先生赠诗一首：“残篇断简理遗书，隋唐盛业眼底浮。徘徊窟中意无限，籍账男女呼欲出。”这不光是一首即席赠诗，还包含着十分广博的敦煌研究理论及方法。

　　史苇湘先生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如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人类学等方面都相互交叉，相互印证。如他晚年力作《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不仅仅是讲临摹工作本身，实际上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总结。史苇湘先生论著的大部分章节，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写作时间则要更早一些。而当时的研究条件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是资料的匮乏，特别是连敦煌遗书的资料都很难看到；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没有办法出去考察。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研究了一辈子敦煌石窟艺术的史苇湘先生，连新疆都没有到过，没有看到过吐鲁番和龟兹石窟。整理资料、临摹壁画、博览群书、慎思明辨，先生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勤奋工作中度过。他整理的敦煌石窟资料，为后来的研究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成功地创立并运用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等完整的敦煌历史与艺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始终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阵地，并在长期从事壁画临摹、熟知敦煌艺术内容的基础上，得心应手地运用各学科的方法手段研究敦煌石窟佛教艺术。他的研究成果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对敦煌学术领域依然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史苇湘先生的学识不光是储藏在自己的记忆里，还更多地嘉惠他人，笔者就是受惠者之一。对很多人来说，有了先生，会省去对浩如烟海的史籍的翻检之劳和对壁画的追寻之苦。先生对每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敦煌的人，都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先生受聘兼任许多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五十年间，他曾为数以千计的美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讲解敦煌石窟艺术，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专业问题，帮助他们学习和了解敦煌文化艺术的真谛。

　　他曾为国内外专业人员举行过百余次学术演讲，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继承、借鉴、弘扬、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启蒙、指导和帮助、提高工作。他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多年来一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舞剧《丝路花雨》就凝结着先生的巨大心血，他的教诲和精神，一直是这出剧的编导和演员们长久的话题。

　　史苇湘先生不仅在敦煌学事业方面锲而不舍，同时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青年时代就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从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对祖国前途的希望。1985年6月，先生在年逾华甲之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20世纪80年代，先生当选甘肃省六届人大代表。尽管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并将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精神境界升华的同时，研究水平也一直在不断提高，实现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完善。

她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画匠

和史苇湘先生相比，欧阳琳老师的经历稍为单纯一些。欧阳琳1924年出生于四川彭县，1947年四川成都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同年9月经导师沈福文先生推荐，与四名同学长途跋涉一个多月时间来到敦煌莫高窟，成为敦煌研究院一名美术工作者，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直到1986年退休。

　　欧阳琳老师从事壁画临摹工作50多年，包括退休后的前13年，她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她的绘画工作就只有壁画临摹这一项，这就是说，她一生就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件事，而这是一件需要几十代人才能做完的事，又是一般的美术家们极不愿意做的事。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诩为“画匠”，她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她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大小计1000余件，曾在日本、法国、苏联、台湾、北京、上海、兰州等国家和地区展览，并在日本、法国出版图录画册《中国敦煌壁画展》。主要著作有《敦煌图案》《敦煌纹样拾零》，合著《敦煌图案》《敦煌壁画线描集》《敦煌图案临摹本》《史苇湘、欧阳琳敦煌壁画选》《敦煌壁画复原图》等。在繁忙而紧张的壁画临摹工作间隙，欧阳琳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发表过一些敦煌图案研究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界和美术界都有较大影响。

　　欧阳琳老师刚到敦煌的时候，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他们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那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这一干就是40年！从1986年退休，到1999年不幸摔伤腿之前，她都像上班时候一样坚持临摹敦煌壁画。

　　无论是住在敦煌还是在兰州，她的画室就在卧室旁，随时会拿起笔调上颜色画画。退休后13年里，“我整日临摹敦煌壁画，不停地放稿、修改、印稿、描稿、上色，再描最后一道提色线或定稿线描，完成每一幅画的所有工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伴活着的时候也协助我修改、上色，共同完成各类临摹画幅，这期间，大型、中型、小幅的敦煌壁画都尝试过、涉猎过，后来用面积计算过，这些临摹品有100平方米以上。使用的技法是略加整理，是研究性地临摹敦煌壁画，可以肯定的成绩和收获不小。13年中，我整日站在画板旁边握笔画图，从宣纸到布画到绢上作画，我都使用过”。

　　关于临摹，欧阳琳老师的一段话，道出了她内心所爱：“就是喜欢它，觉得画着美丽，好看。还有，如果有一两天不临摹，心里就空落落的，只有拿起画笔，心里才会平静下来。”

　　

　　1984年，欧阳琳在临摹壁画

用文字再去感悟敦煌

从2002年初开始，欧阳琳老师想到应该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对敦煌的认识写出来，介绍给大家，用一句很时髦的话：换一种活法！她说，只知道临摹，不评价，是很遗憾的事。毕竟自己临摹过不少敦煌壁画，就以小品文的形式对壁画进行深一层再深一层的探索和解释，让别人认识它并喜爱上它。所以她开始就自己在敦煌的经历、对敦煌艺术的认识、工作和生活的感受等方面，陆续写了一批短文，并配上亲自精心绘制的插图，先后分类编为《感悟敦煌》《敦煌壁画解读》《敦煌图案解析》等著作出版。

　　这些著作分别就敦煌的地理环境与石窟艺术、敦煌壁画的内容和风格、敦煌壁画图案的种类与规律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诠释，见解独到。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三本图文并茂的著述，基本上是一气呵成，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敦煌艺术的丰富多彩，展示着作者的忍性、悟性和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品德。而且，为了出版这几本书，欧阳琳老师卖掉了单位分配给她的一套房子作补贴。

　　欧阳琳老师用一生谱写了辉煌的事业篇章，但从来也没有人从她那里听到什么豪言壮语或高谈阔论。每当提起当年为什么要来敦煌时，她总是淡淡地说：“听老师说那里可以画画，正好常书鸿先生在四川院校聘招人员，就过来了。”在大漠深处的山沟里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岁月，她更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带过：“能待那么多年，是敦煌使我们安下了心。”她特别不愿意提过去的事，只往前看不往后看，认为“老回忆过去是浪费时间”。和很多老辈知识分子一样，欧阳琳老师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养过猪，放过羊，种过菜，栽过树，也经常遇到不公正的事，但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很淡，心里只有工作。她在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基础上，甘愿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当年，欧阳琳老师写出《感悟敦煌》书稿后，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仔细阅读了全文，并由此了解到欧阳琳老师的人生和事业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忍、悟。忍，需要宽阔的胸襟和坚强的毅力；悟，需要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半个多世纪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人生里程，造就了欧阳琳老师独特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忍性。

　　欧阳琳老师不求名不求利，默默无闻，无论在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中，无论在如何险恶的环境中，她都以沉默冷眼面对，忍辱负重，在沉默中悟人生，在临摹中悟敦煌。于忍中悟，于悟中忍，越忍悟得越透，越悟忍得越宽。欧阳琳老师用自己独到的思维，独特的眼光，独有的做法，悟出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成就了自己钟爱一生的敦煌事业，也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1998年，74岁的史苇湘、欧阳琳在看书稿

写在后面的话

史苇湘与欧阳琳两位前辈身上，集中体现了敦煌研究院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敦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但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上千年间数代人前仆后继、锲而不舍的创造与奉献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也应该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所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在史苇湘与欧阳琳二老身上，这种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17年3月20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史苇湘、欧阳琳二老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50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最终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一起为铸造敦煌事业的辉煌贡献了毕生精力。不仅如此，他们把自己用一生的心血悟到的关于人生和事业，关于对敦煌艺术的认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他们在这里所展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是敦煌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