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研究中心
提起常沙娜，许多了解敦煌的人都会感到熟悉、亲切，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名的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而且是著名敦煌学专家、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建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里，常沙娜就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生活、学习、临摹壁画，亲身经历了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艰辛波折，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建初期最早的见证人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常沙娜无论在国外留学、访问，还是在国内工作、生活；无论从事艺术教育，还是美术创作研究，她的命运总是与敦煌息息相关。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缘起《敦煌图录》
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正在法国留学的父亲便以法国最美丽的河塞纳河的法文读音，给她取了一个很洋气很好听的名字——沙娜。说到自己的名字，常沙娜很幽默地说：“我叫常沙娜，敦煌又叫沙州，我和敦煌生来就有缘份。我的根在敦煌，我这辈子离不开敦煌了。”
第一次听到“敦煌”，是常沙娜5岁的时候。那是1935年12月，父亲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圣杰曼大街上散步时，无意中在旧书摊上翻到了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里面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图片立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接着他又跑到巴黎吉美博物馆，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大量敦煌彩色绢画，被敦煌的艺术震惊了。回家后父亲便兴冲冲地给母亲陈芝秀谈起了“敦煌”，着了魔似的开始关注敦煌，而且有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回国去，到敦煌去研究艺术！
父亲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正在巴黎美术学校学雕塑的母亲的坚决反对。因为父亲1927年来法留学，八年间通过发奋努力，绘画上已取得了让人羡慕的成就，不但考取了巴黎最高美术学院公费奖学金，而且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在巴黎画界已名声大起，艺术上正是如日方升之时。再回到贫穷落后、战乱灾荒的国内，母亲认为这将会让父亲前功尽弃。1936年的春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来电邀请父亲回国任教，虽然母亲极力反对，但父亲已下定了决心。这年9月，他暂时留妻子和女儿在法国，只身一人乘坐巴黎至北平的国际列车回到了中国。
父亲回国后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同时也开始为他去敦煌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事业奔走呼吁。第二年7月，在巴黎完成学业的母亲带着小沙娜也回了国。但随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家人又在战火中飘泊逃难四年，直到1941年春天到重庆才安稳下来。1942年，在于右任、梁思成、张大千、徐悲鸿、常书鸿等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终于同意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父亲的“敦煌之梦”终于实现了，作为女儿的常沙娜从此也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莫高窟画壁画的小女孩
1943年2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家人从重庆出发踏上了西行去敦煌的路程。同行的还有父亲招集来的工作人员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等6人。大家乘坐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穿着北方的老羊皮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连平时特别爱打扮、涂脂抹粉、穿着时髦的母亲这时候也不得不在身上裹上了一件老羊皮袄。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颠沛，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大漠戈壁深处的敦煌莫高窟。20世纪40年代初的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在当地的俗称）是一片破败和箫条的模样，由于长期没人管理、修缮，又经常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洞窟中流沙埋积，满目是断垣残壁，只有一老一少两个喇嘛守候在这里。
常沙娜记得当时到莫高窟天色已暗，老喇嘛拿来了一盏清油灯，在微弱的灯苗光亮中，大家围坐着一张破圆桌吃饭。筷子是从沙滩上折来的红柳枝，桌子上放一碗醋、一碗大盐、一小碟咸韭菜，然后一人一碗咸水煮的半生半熟的面条。这是他们在敦煌吃的第一顿饭。
那时候，莫高窟里风吹沙扬，没有电灯，没有蔬菜，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条件十分艰苦。但父亲和他的工作人员完全被洞窟里那些恢宏绚丽的壁画和精美细腻的雕塑陶醉了，连来时满脸怨气的母亲同样也被这里的艺术感染了。大家忘记了奔波的劳累，忘记了生活的艰苦，置身于这个艺术宫殿里大干了起来。战风沙、筑围墙、种树种草、查看洞窟内容编号、点亮清油灯临摹……一边潜心研究敦煌艺术，一边战天斗地地改造着莫高窟的生态生活环境。
初到敦煌的常沙娜
那时候常沙娜一家人住在洞窟前面的皇庆寺里，寺庙院子中间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榆树南侧是父亲的办公室，北面两间是一家人的卧室，室内两个大土坑，父亲在墙边用土坯砌了书桌和书架。这就是他们在莫高窟的家。
常沙娜那时已12岁了，在重庆刚刚念完小学。受父母的影响，常沙娜对绘画也特别痴迷。到莫高窟后，洞窟里的那些五彩斑澜、天衣飞扬、栩栩如生的飞天、菩萨、供养人、佛陀的壁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大人们在洞窟里观察、临摹，常沙娜也在一旁专心致志地随着画。父亲特别喜欢女儿的这种好奇好学的劲头，一有工夫便指着壁画给小常沙娜讲：这是北魏的，这是隋唐的，这是宋元的……常沙娜一听便入了迷。
到了秋天，常沙娜必须要到酒泉去读初中。酒泉距离敦煌近400公里，常沙娜借住在酒泉城里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寒暑假才能回来，因此便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呆在莫高窟里和大家一块儿临摹学画了。她只好恋恋不舍地暂时离开了莫高窟中那些美丽传神、多姿多彩的飞天、菩萨……临走时她拿了好几幅父亲和自己临摹的画，在课余时间里悄悄观赏、揣摩。
盼到学校放了假，常沙娜急不可待地回到敦煌，奔入洞窟中，又不停地观察、思考，画了起来。
家庭变故，辍学在莫高窟念完了初中
转眼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到1945年，家庭的一场变故，使常沙娜辍了学。这一年的4月，母亲陈芝秀因为不能忍受莫高窟艰苦清寂的生活，离开了丈夫，狠心丢下沙娜和刚刚4岁的弟弟嘉陵，离开敦煌，并在兰州登报和父亲离了婚。在常沙娜的印象中，母亲陈芝秀是位漂亮温柔、喜欢穿着打扮、信仰天主教并不乏艺术才华的女人。在法国的那些年母亲已过惯了相对富裕安逸的日子，回国后连年的战乱和飘泊逃难使她吃了不少苦，没想到敦煌的生活更加艰苦清贫，初到时对敦煌艺术的热情很快被苦日子磨消掉了，再加上父亲忙于工作，也很少关心安慰她，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厌倦、烦躁、失落的感觉。于是本来在法国恩恩爱爱、相敬如宾的夫妻经常吵架。这种矛盾的升级最终导致母亲疏远了父亲，选择了私奔。而私奔的对象是研究所新招用的总务主任、母亲浙江渚暨的老乡，一个普通的国民党退伍小军官。当时常沙娜正在酒泉念初二，暑假回到莫高窟后，一天父亲在皇庆寺里沉闷了半天，最后很无奈地对她说：“沙娜，你别念书了，弟弟没人照顾。”弟弟嘉陵是1941年出生的，母亲出走的那年刚刚4岁，身体瘦弱，经常害病，很可怜，而父亲又忙于一摊子工作事务，于是照顾弟弟的任务就落到了常沙娜的身上。就这样常沙娜辍了学，呆在莫高窟，一边照看弟弟，一边学画。
不过，父亲不忍心让常沙娜的学业这样半途而废，后来他想办法让常沙娜在敦煌县中学挂了个名。当时敦煌县中学刚刚创办，教学条件很差，而且距离莫高窟也有二十多公里。父亲买来课本，给常沙娜安排了课程表，让她在莫高窟学习功课。父亲亲自给她教法文，莫高窟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常沙娜的老师，大家一有空就教她历史、语文、地理。常沙娜天资聪颖，学起这些文化课又很用心认真，所以并不感到吃力，每学期到敦煌县中学参加考试，每门功课都能轻松过关，最后顺利地拿到了初中文凭。除了照顾弟弟和学习中学各门课程外，她把另一半时间都用在了学画上。父亲教常沙娜画画，要求很严格，他规定常沙娜每周只专心画一幅有代表性的壁画，而且不准拓临。那时候，来莫高窟的一些与官方有关系的画家，依仗权势，在临摹壁画时常常偷懒，采用拓临的方法，毁坏了不少壁画。父亲为此很痛心，他绝对不让他的工作人员和常沙娜临摹时拓临。这样不但培养了常沙娜珍爱壁画的品质，而且也锻炼了常沙娜美术创作上的造型能力。由于常沙娜画画时非常投入认真，而且悟性也高，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她临摹的画与莫高窟里那些毕业于专科美术学校的叔叔阿姨们的临摹画没什么差别了，而且在对一些模糊残损壁画的弥补创新处理上做得非常完美，富有想象力，常常受到父亲和其他画家的称赞。
常沙娜和父亲、弟弟在莫高窟洞窟内
那时候，莫高窟经常来一些地方官员，来了后绕洞子一转悠，便要这要那，连供奉的佛像都想拿走，这时父亲便常常用自己和常沙娜的画来打发他们。记得有一次，敦煌县县长带来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在游览中看中了洞窟中一件北魏的彩塑菩萨像，竟想拿回家中让他的老妈拜佛用。父亲费尽口舌，送了好几幅画也没打消这个家伙的念头。最后常沙娜灵机一动，趁父亲和那军官转洞子的时候，仿照那彩塑菩萨画了一幅画，没想到那家伙看了后十分满意，也不再提要那彩塑的事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忙于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暇顾及什么敦煌艺术研究所了，经常无故扣发研究所的经费，进而要关闭研究所。父亲感到非常愤闷和忧虑，决心再次上重庆呼吁。这时候由于研究所难以维持，加之抗战胜利，许多人要回原地，所以第一批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陆续走光了，包括后来的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李浴等都走了。整个研究所就只剩下父亲、常沙娜姐弟和两个老工人，但这没有改变父亲常书鸿继续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心。
这年冬天，两头毛驴上分别装着一家的简单行李，父亲骑一头，常沙娜搂着弟弟骑一头。莫高窟里的白杨树光秃秃地立在风沙中，大泉河上已结了冰凌，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敦煌。父亲又一次走上了为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呼吁之路。1945年，常沙娜跟随父亲去重庆，路经兰州时，为了宣传敦煌艺术，展示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兰州双城门举办了一次画展，画展的名字叫“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的作品大部分是常沙娜这几年在敦煌所临摹的各时代的壁画摹本约三四十幅和父亲关于少数民族的油画、速写二三十幅。
《文殊变》局部（常沙娜1947年临摹）
这次画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时轰动了金城的文艺界人士，特别对常沙娜的画，参观的人评价特别高。其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籍老妇人，看过常沙娜的画后更是大加赞赏，认为这些精美的画作出自一位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之手真是少见，这样有天赋的女孩子应该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这位老妇人的中文名字叫叶丽华，当时正在新西兰援华国际进步人士路易·艾黎创办的山丹“工合”培黎学校任教。在画展现场叶丽华见到文静、秀气、聪慧的常沙娜更是喜欢，当时便主动向常书鸿提出要带常沙娜去美国学习，并且自己可以提供常沙娜去美国学习、生活的一切费用。能让常沙娜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这也是父亲所期盼的，但因为常沙娜当时太小，才13岁，这样小的女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国度，父亲很不放心，便对叶丽华说：“孩子太小，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最好过几年再说。”叶丽华也同意常书鸿这个意见，说她在培黎学校任教的聘期是三年，等三年工作结束了，一定要来莫高窟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当时父亲和常沙娜都认为这个美国老太太只是在兴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没想到叶丽华却是特别认真的。
1948年初夏，那时候常书鸿在重庆通过于右任、梁思成、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的再次呼吁，保住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带常沙娜姐弟俩及新招集来的工作人员又返回了莫高窟，恢复了以前的工作和生活。一天，叶丽华果真来到了莫高窟，常书鸿父女见到她都感到惊讶，也很感动。叶丽华对常书鸿说，她要实现三年前在兰州时许下的愿望。常书鸿当时很矛盾：常沙娜这个孩子这样聪明好学，但自从她母亲出走后一直没有继续上学，有机会到美国去接受正规教育是件好事，但一个女孩子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求学，实在让人不放心。
这时，常沙娜已18岁了，是位亭亭玉立、俊秀文雅的大姑娘了。父亲征求了常沙娜自己的意见。常沙娜低头考虑了一会儿说：“爸爸当年也曾在法国留过学，女儿现在也长大了，既然这位外国老人这样的真心真意，女儿也愿意去国外学知识，长长见识，和爸爸一样作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画家。”听了常沙娜的话，父亲点点头，最终决定让常沙娜跟随叶丽华去美国留学。在常沙娜留学的事上，父亲想得非常周全仔细。为了让常沙娜到美国那边没有语言障碍，他特意和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好友吕斯伯联系，让常沙娜到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了半年英语，因为常沙娜会说法语，所以学起英语来一点不费事，半年下来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另外，父亲还专门请了一个相熟的律师写了一个法律合同，主要是保证叶丽华给常沙娜提供美国四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并做常沙娜的监护人。
常沙娜记得那是9月份，父亲带着弟弟嘉陵为她赴美国送行。父亲为她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上了“沙娜”两个字。在离开的那一瞬间，常沙娜回首看了父亲一眼，发现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面容憔悴，原来挺拔结实的身体也开始有些驼了。
这一年，常沙娜离开了敦煌，离开了父亲和弟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了自己的留学之路。
1948年10月，常书鸿父女在南京逗留期间一同散步
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日子
在美国，常沙娜进入了著名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当时是美国最大的美术陈列室，汇集了亚洲、非洲、欧洲的大量古代和近代的绘画艺术珍品。有许多优秀的画家、雕塑家聚集在那里，从事创作、研究和教学工作。它的附属美术学院专门吸收来自世界各地有美术特长的学生在那里接受系统、正规、全面的美术教育。在那里，常沙娜学习了素描、解剖、美术史等基础课程。通过学习，她逐渐了解了希腊、罗马、埃及、印度、波斯的艺术发展史以及这些文明古国的艺术与敦煌艺术渊源相通的地方。知道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霍尔本、伦勃朗、马蒂斯、毕加索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艺术风格，以及敦煌艺术与这些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相比，在艺术表现技法上的异同和先进性。这些知识的学习让常沙娜受益非浅，开阔了她的视野，提高了她的艺术理论水平和对艺术的感性认识，同时也让她进一步理解、认识了敦煌艺术。
但是常沙娜并不喜欢那里的美术写生课，因为那种抽象的教学方式对她来说很不适应。一上美术写生课，老师只放古典音乐，没有写生的对象，让学生们沉浸入音乐中去寻找创作灵感，感悟到什么便画什么。这个时候常沙娜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不知画什么好，于是她便不去理睬那些音乐，尽情去画自己熟悉的敦煌壁画，所以她的画板上尽是敦煌的颜色、敦煌的造型、敦煌的风格。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们对常沙娜画的那些敦煌飞天、菩萨、供养人、佛陀很感兴趣，所以常沙娜的美术写生课也常常受到老师的赞赏，每次考试都能顺利过关。
在美国波士顿留学期间，学费和生活费虽然由叶丽华资助，但常沙娜并不愿意依赖别人生存，到了星期天和假期她常常出去打工挣钱。她在别人家里做家教，给饭店里洗碟碗，还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块到附近小工厂里做钟点工，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伙食，买生活和学习用品。叶丽华虽然反对常沙娜外出打工，但对常沙娜的这一举动心里也暗暗赞赏，常常写信给常书鸿，表扬常沙娜如何地懂事，如何地自立自强。
常沙娜在美国户外现场绘制敦煌壁画局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远在美国的常沙娜却并不知道，因为随着朝鲜战争的步步逼近，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美国政府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采取经济、政治、文化封锁政策，常沙娜与父亲的来信也中断了，失去了联系。1950年常沙娜通过叶丽华的侄女，认识了在美国的拥护新中国的进步人士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知道了中国最新的消息，随后由她们介绍，常沙娜秘密加入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这年夏天，进步留学生组织在波士顿召集中国留学生开了一次夏令营聚会，会上号召大家回去建设新中国。不久，留美中国留学生中就掀起了一个回国热潮。那时候，不论是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坐几号船回去。大家纷纷打好行李，购买船票，加入到回国的队伍中。
其时，正在波士顿博物馆附属美术学院学习绘画的常沙娜也坐不住了，回国的念头一次次地涌上心头。虽说离开祖国、离开敦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她无时无刻不牵挂那里的一切。而且和父亲、弟弟通信也中断了，他们现在的情况怎样，这让常沙娜很是挂念和不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身边的同胞们都一个接一个回国去了，整个波士顿留下的中国留学生已寥寥无几，国家正需要大家回去建设呀！常沙娜想：自己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但也是一名热血青年，回去也能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终于，她做出了决定：回国去。
听了常沙娜要回国的打算，叶丽华表示反对，她说：“沙娜，你不能没有完成学业就回去呀，当初我给你爸爸保证是让你到这边拿学位的，你回去了，让我怎样给你爸爸交待呀！”归心似箭的常沙娜流着眼泪说：“我想念我的祖国，也想念爸爸和弟弟，我也很想回去为我的祖国做些事。”叶丽华还是坚持不让常沙娜回国，她想方设法和远在中国的常书鸿联系，以阻止常沙娜回国。但常沙娜决心已定，她偷偷背着叶丽华又在外面打工， 挣回家的路费。她白天给人家做小时工，看管孩子，晚上到一家瓷器工厂描陶瓷画，三个月时下来她攒了300美金。
1950年11月，常沙娜打好行李买了回国的船票，乘坐三等舱，告别美国波士顿，踏上了回国之路。
1950年11月，常沙娜乘威尔逊船返回祖国途中
梁思成不拘一格用人才
1950年底，常沙娜乘轮船从美国到达香港。在香港，她通过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堂姐与父亲终于取得了联系。那时候，敦煌艺术研究所由解放军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后，归属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管理，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父亲仍然被任命为所长。第二年的元月，作为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之一，决定由新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举办一次敦煌文物展览，父亲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赶到北京筹备布展的事。常沙娜来到北京见到父亲后，顾不上细叙两年多的父女离别亲情，也立即参加到这项活动中。
这次展览活动搞得相当隆重，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亲自主持布展活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多学者、专家都亲临现场指导。常沙娜和继母李承仙、历史博物馆的同志负责编排布置，常沙娜设计制作了莫高窟的外观模型。这次展览中不但有写经、绢画、彩塑，还有研究所工作人员这些年临摹的敦煌壁画3655幅。经过五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于1951年4月初筹备就绪。
展览会场设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开展后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士、学生和群众络绎不绝，周总理和一些中央机关、政务院领导也参观了展览。
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是常书鸿的老朋友，听到敦煌文物展览会开展后，也和夫人林徽因兴致勃勃地来参观。那时候梁思成已年过花甲，体质很弱，林徽因有肺病身体也不好，但两个人还是互相搀扶着登上了故宫午门城楼，认真地观看了画展。看着眼前气势恢宏、绚丽辉煌的敦煌文物和壁画临摹作品，联想到常书鸿他们这些年含辛茹苦的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很是激动。
当时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百废待兴之时，清华大学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听到常沙娜刚从美国波士顿留学回来，梁思成很高兴，当即便向常书鸿建议要常沙娜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时候常书鸿本想让女儿继承父业，从事绘画，但看梁思成教授这样诚恳举荐，另外常沙娜刚从美国回来，工作也没着落，便同意了。
虽然常沙娜在美国波士顿留学两年，并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但梁思成并不在乎这些。他看重的是常沙娜的艺术才华，赏识的是常沙娜在敦煌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功底。他向清华大学校委会特别推荐了常沙娜，随后常沙娜被破格聘任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助教。
从此常沙娜走上大学讲台，从事起了美术教育工作，这一干就是47个年头。
从亚非会议礼品设计到北京十大建筑
在清华大学，常沙娜在梁思成教授麾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林徽因教授研究和改造北京的工艺美术。在敦煌艺术肥沃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常沙娜，在清华大学受到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学者的熏陶指导，她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设计方面的才华也日益成熟和突现出来。“如何把敦煌传统艺术运用于建筑、运手于设计”，这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经常对常沙娜说的话，按照这条路线，常沙娜认真扎实、孜孜不倦地走了起来。她反复研究敦煌莫高窟从北魏至宋元的石窟建筑特色、彩塑造型技巧及45000平方米壁画中不同朝代绘画艺术风格，并把敦煌艺术中的建筑装饰设计与西方建设艺术、现代工艺设计加以对照，努力使敦煌艺术与建筑设计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逐渐形成了她自己独特而又富含传统艺术的设计风格。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工艺美术方面的人才并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常沙娜随之转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年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外交部决定让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制作一批在亚非会议上赠送的礼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盛大而有重大意义的国际会议，赠送的礼品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所以对礼品设计制作的工作，外交部和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非常重视，最后经过筛选，常沙娜和另外两名同志被确定为具体设计人。在设计这些礼品时，常沙娜充分发挥了自己“敦煌式”的设计风格，把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伎乐、莲花、卷草等图案巧妙地设计到景泰蓝上。这些具有浓郁敦煌艺术气息的礼品制作出来后，很受外交部领导和学校领导的喜爱认可。1955年4月，这些精美的礼品随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带到印尼万隆的亚非会议上赠送给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那些国家领导人端详着手中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工艺品，爱不释手，赞美连声。
1956年，随着国内建设步伐的加快，培养一大批实用的工艺美术方面的人才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年经国务院和国家教育部研究决定，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常沙娜等第一批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同志，作为第一批师资力量转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随后1957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馆、民族宫等十大建筑。刚刚成立起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承担了“十大建筑”的主要设计工作。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总共加起来才五十多人，大家来到建设工地上，结合教学实践大干了起来，这一干就是四年。那时候，周总理是“总设计师”，按照总理的意见是：这些建筑的设计、装璜既要能充分体现传统的民族风格，又要能展示出现代气息，能代表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1951年，常沙娜在林徽因先生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灯座、盒子、盘等配套产品
常沙娜在这次大规模的建设设计、装饰中，巧妙而又大胆地运用了敦煌的元素，使敦煌艺术第一次运用到现代建筑上。敦煌壁画的颜色、图案，敦煌彩塑的造型、姿态，通过她的手，像长了翅膀似的从敦煌莫高窟飞到了这些建筑的硫璃瓦上、天花板上、门窗上、梁柱上、飞檐上。在设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天花板上的图案时，许多设计专家都犯了愁，因为宴会厅顶的天花板高而空旷，上面是一盏盏巨大的灯，如果设计成传统的宫灯模式，会显得死板而又绚乱；如果设计成辽阔的星空模式，又显得过于单调，没有艺术气氛。
常沙娜在设计时巧妙地采用了敦煌唐代壁画中的藻井图案：圆形的花纹丰富、精致祥瑞，五彩斑澜的图案包围在大灯四周，配上光电照明、通风等现代装饰材料后，显得庄重华贵、绮丽精美，这一设计方案立即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设计出来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好评，成为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建筑装饰中的一大典范之作。
参加北京十大建筑建设设计的四年时间，进一步锻炼了常沙娜。敦煌艺术第一次成功地大量运用于现代建筑，也为常沙娜今后的艺术之路开启了一扇大门。
常沙娜参与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花灯
与敦煌连在一块的亲情
因为敦煌，本该平平静静、团团圆圆的家庭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化：父亲痴守敦煌，母亲离家私奔，常沙娜辍学后留学美国，弟弟嘉陵寄养他人家中。但是，十几年过去后，一家人的命运却发生了迥乎不同的变化。父亲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人们对杭州人有个特殊的称谓是“杭铁头”，就是说杭州人干事很执着，像长着硬铁头一样锲而不舍，不成功誓不罢休。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出生在山青水秀，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西子湖畔，但却一头扎进荒漠戈壁，在条件艰苦的敦煌莫高窟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妻离子散、颠沛贫困等许多磨难艰辛，却依然没有改变他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信心和决心。
《法华经变化城喻品》莫高窟第217窟，常书鸿临摹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常书鸿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游山玩水，他的爱好就是传统文化、敦煌艺术。刚到莫高窟的那些年，为了清除流沙，修复洞窟，他像农夫一样挑沙子，打土坯，搭架子，修简易栈道。那时候在洞窟里临摹壁画，要忍受黑暗和寒冷、炎热的煎熬，但他一呆就是大半天时间。为了搞清经变图的内容，他还学念经文，独自一人呆在洞窟里面壁琢磨。为了进入最高的第196窟，在没有通道可上的条件下，他让人用绳子捆住双脚，悬空从山顶距地面30多米的高空往下溜。
1951年，常书鸿到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时，住在天安门内的西班房里，开门便可到中山公园，但他从来不去逛。“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造反派”不让他从事敦煌研究，让他清扫洞窟积沙。但在每天清扫洞窟时他都仔细地观察壁画，还发现了壁画变色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82年，常书鸿调往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迁居北京，但依然心系敦煌，他在屋子里挂满了风铃，以此来模仿莫高窟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情景。即便到了1994年病重期间，当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去看望他时，他还表达了要继续敦煌研究的心愿。
常书鸿不仅在事业上执着追求，给子女的爱也很深厚。在莫高窟生活的艰苦日子里，冬天，工作繁忙中还常常不忘给常沙娜姐弟俩弄来柴草烧热炕头。别人送他的水果，他总是舍不得吃，储藏在地窑里，慢慢拿出来给正在长身体的常沙娜姐弟俩补营养。母亲离家出走后，常书鸿在工作之余都尽量抽出时间照料常沙娜姐弟俩的生活。后来为了让常沙娜姐弟俩有人细心照料，他还想办法雇了一个保姆。弟弟嘉陵经常生病，常书鸿总是想方设法弄来药给嘉陵治病，去重庆的路上，他怕嘉陵吃药受凉，把小水瓶一直藏在腋下暖着。
常书鸿一生经历坎坷，受尽磨难，他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常沙娜记得自己十几岁时，做错了事还会挨父亲的耳光，弟弟有一次做错了事，父亲就罚他跪搓板思过。一直到自己参加了工作，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父亲还常常给她写信教导她，毫不留面子地指出她的缺点。1980年8月21日，76岁的常书鸿在给她的一封信笺上写道：“常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1980年8月21日，常书鸿给常沙娜的信
与父亲卓有成就的一生相比，母亲的一辈子是暗淡无色的，甚至是带着对丈夫、对子女的歉疚忏悔而去世的。但作为女儿，常沙娜最终还是原谅了母亲，并且在十九年后还专门探望了母亲，寄钱资助在困境中生活的母亲。
1945年，母亲陈芝秀私奔南归，回到了家乡杭州，舒适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命运便向更糟糕的地步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私奔结婚的那位国民党小军官赵忠清，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劣迹被判入狱，她也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家属而被视为另一类人。生活的窘困随之而来。由于有敦煌负情私奔的事，再加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身为雕塑家的她已没有勇气去求以前的熟人帮助了，只好隐姓埋名，艰难度日。不久，赵忠清病死于狱中，她又改嫁了一个工人，生活却越发困苦。为了生存，她给人家洗衣服、当佣人，挣扎生活在社会最低层。
1964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在杭州大伯父常书林那里了解到母亲的踪迹。然后她去探望了母亲一次。这是相隔十九年后的相见，面前的母亲早已没了当年留学法国时女雕塑家时髦的样子，变成了一位面容清瘦苍黄、刻满皱纹，目光呆滞、神情木讷的老太太。母亲见到常沙娜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我今天这样，是上天的惩罚。”常沙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责怪母亲一句话。十九年之后的母女相见没有拥抱，没有激动的眼泪，常沙娜怀着无限的怅然和酸楚与母亲轻声寒喧了一阵，然后便告辞而去。
回到北京后，常沙娜每月都给母亲寄去一些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与反革命家属的生母划不清界线而遭到批斗。母女的联系又因此中断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常沙娜再次走上了工作岗位，母亲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写信诉说自己的生活困苦。于是常沙娜又恢复了给母亲寄钱。母亲每收到钱便给常沙娜写一封信，向女儿说许多感谢的话。有一次，她在信中很幸福地告诉常沙娜：她用收到的钱买了两袋奶粉，补充了营养，买了一个热水袋，温暖了身体。1979年底，常沙娜给母亲寄了年底的最后一笔钱后，久久没收到来信，从干妈马光璇的电报中才知道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常沙娜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后来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神情愕然，连连问了好几遍：“去世了？去世了？”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其实在内心深处也宽恕了母亲，后来在他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写道：“当年莫高窟生活艰苦，自己没有重视妻子的情绪，没有解开她的思想疙瘩。”
在回忆往事时，常沙娜多次谈到从小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嘉陵，她说：“弟弟很朴实憨厚，人也聪明，但可惜的是因为家庭和‘文革’动乱的原因，被耽误了前程。”
常沙娜比弟弟常嘉陵整整大10岁，母亲离家出走后，弟弟一直由常沙娜照顾。1948年常沙娜去美国留学，嘉陵暂时被送到大伯家抚养。1951年，常沙娜从美国留学提前回来，又把嘉陵接到北京读书。因为当时父亲已组织了新的家庭，且远在千里之外的敦煌，无法照顾弟弟，于是常沙娜“长姐为母”，成了弟弟嘉陵身边唯一的依靠和亲人。
弟弟先在北京香山小学念小学，随后读初中、高中，因为这个阶段常沙娜忙于亚非会议礼品设计和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设计，也不能天天顾及弟弟，弟弟便一直住校，只有到了周日才跑到姐姐家小聚一场。1963年，弟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这时父亲已兼任了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写信让嘉陵到兰州读书。但弟弟却很好强，不愿生存在父亲的耀眼光环里，跑去参了军，成了一名汽车兵。但没想到命运却很不顺，临近入党提干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受父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罪名和姐姐挨斗的影响，军旅梦化作一场空。1968年，嘉陵从军队复员分到北京海淀区农业局开车，找了一位贤慧朴实的农村姑娘成了家，从此过起平淡的普通人生活。
弟弟嘉陵为人谦逊憨厚，在人面前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代敦煌学专家、大艺术家常书鸿的儿子，只说我有个姐姐叫常沙娜。但是他对父亲却很孝顺。80年代初，父亲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到北京后住房一下子未落实，嘉陵两口子便腾出位于海淀区家里最宽敞的西厢房，接父亲和继母小住了半年。父亲和继母搬到新家后，他还常常跑去看望，为父亲和继母买米买面买菜。
20世纪60年代，常书鸿与儿子常嘉陵
弟弟嘉陵虽然没有像姐姐常沙娜那样事业有成、生活在敦煌艺术的光环里，但平淡的生活也同样快乐实在、幸福惬意。他与姐姐一直很亲，经常去常沙娜家里，帮姐姐干这干那。
常沙娜和丈夫崔泰山结婚照
算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
1957年，常沙娜已26岁了，那时候这个年龄的许多姑娘早已结婚生育做妈妈了，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常沙娜一心扑在事业上，根本没心思去谈情说爱。北京十大建筑修建期间，常沙娜参加建设设计工作，更加忙碌了，但没想到就在这最忙的时候，爱情却悄悄地降临了。那年10月，父亲因为要筹备赴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的事住在北京。一天，常沙娜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看望父亲，在父亲那里认识了外交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日语翻译崔泰山。崔泰山是朝鲜族人，是常书鸿访问日本的翻译，小伙子文质彬彬、朴实憨厚的言谈举止给常沙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次交住下来，两人感觉十分投缘，不知不觉地便相爱了。那时候崔泰山也已30岁，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第二年，两人结了婚。
结婚后，一心干事业的常沙娜试探着给丈夫崔泰山提出“约法三章”：一不做饭；二先不要孩子；三不做家务，没想崔泰山竟心甘情愿地接受，全应允下来。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里，两人都忙，常沙娜忙于教学或出差，丈夫也常常出国，但两人的感情特别好，丈夫履行承诺，遵循“约法三章”，回到家里总是默默地承担了所有家务，还经常照顾常沙娜的生活，使常沙娜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用于工作和研究。回忆起这些，常沙娜总是无限感激地说：“没有丈夫的身后支持，自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自己的成绩里也有丈夫的一半。”
丈夫崔泰山除了在工作、生活上支持照顾她外，在精神上给她的支持也是极大的。“文革”中，常沙娜因为生在法国，曾留学美国，名字也很洋气，又有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父亲，所以就有了一个顺口溜：“法国生，美国长，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小姐，常沙娜……”每次遭受批斗后，常沙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丈夫总是想尽设法安慰她，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任何事。”丈夫的安慰鼓舞了她生活的信心，使她从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挺了过来。那时候，她不再对工作抱希望，于是决定生孩子，却先后两次分别因劳累和批斗受惊吓而流产。
在“文革”遭受批斗和下放劳动的日子，常沙娜还是保持着自己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格品质，于是出现了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在忆苦思甜时，别人说自己小时候吃草根、喝野菜汤，常沙娜总是诚实地说：自己在法国喝牛奶，只是在敦煌吃过苦，所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温床上成长起来的寄生虫，应该好好劳动改造。下放劳动时，别人挑水总是半桶半桶挑，常沙娜认为既然劳动改造，我就好好劳动改造自己，总是满满两桶挑。为此，“文革”后，连父亲也写信批评她“做事太死板，不灵活”。
20世纪70年代初期，政治氛围稍见宽松，身在河北农场下放的常沙娜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画笔，到田间去画她平生最爱的花朵。她画花生花、土豆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感受着重获自由的喜悦。
“文革”后期，常沙娜随中央工艺美院全体人员回京，终于以45岁“高龄”平安生下儿子小晖。“文革”耽误了十年的好光阴，常沙娜更加珍惜时间，加倍努力工作，事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由教授被提拔为系主任、副院长。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院新一任院长，一干就是十五年。这期间，她还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常沙娜更忙了，丈夫像以前那样一回到家里便管孩子做家务，默默地支持着她的工作。虽然忙，到了周末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她总要和丈夫带上孩子，一家三口人去转转街、逛逛公园，轻松一下，过得其乐融融。
1991年，常沙娜和父亲
1989年和2008年，常沙娜分别经历了老伴病逝和患乳腺癌的伤痛，但都挺了过来。谈到这里，她说：“人的一生，事业也罢，婚姻、家庭也罢，总是在不幸与幸运的交替中进行，算起来我还是幸运的一个。”
1998年，常沙娜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作为学者，她依然带研究生，从事美术教育与创作研究工作。没了行政事务缠身，她把许多与自己专业、研究无关的社会活动和应酬都尽量推辞掉了，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培养人才和创作研究上。对于敦煌，她来的次数更多了，她形象地比喻说：“我这些年就像一只燕子，总在北京和敦煌之间飞来飞去。”
2014年，常沙娜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并分别在北京和敦煌举办了展览。2016年5月24日，“常沙娜敦煌图案研究设计工作室”在敦煌研究院挂牌。2017年3月8日，由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主办，敦煌研究院协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展。这是入春以来中国美术馆人气最高的展览，常沙娜在敦煌和北京的老友以及她的几代学生纷纷前往共襄盛事。
每次来敦煌，常沙娜总是脚步不停，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总要去看少年时代临摹过壁画的珍贵洞窟；去看曾与家人共同生活过的黄泥小屋；去看“敦煌守护神”父亲常书鸿先生的墓地……她说：“每次回来，处处都给了我很多回忆，莫高窟以及敦煌市区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感受到历史的长河很源远，一个人，一个时代其实很短促，不能停止不前，陶醉在以前的辉煌中，要赶快做事。”
晚年常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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