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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树:守正纳新的学者校长(上)

时间:2023/11/9 作者: 传记文学 热度: 21038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卓有建树的学者为数不少,同样,在中国重点高校中政绩卓著的校长也不乏其人,但身兼中国现代文学知名学者和中国重点大学校长双重身份者则屈指可数。刘中树就是这样一位并蒂双修的学者和校长。可以说,正是凭着对学术的挚爱和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满腔热情,刘中树在治学与治校之间寻找到了适于自己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从教近60年来,他在三尺杏坛传道、授业、解惑,如今他的众多学生已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中坚;遨游于学术天地,他乐道忘饥、潜精研思,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辜鸿铭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研究、东北亚区域文化与图们江流域开发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担任校长之职,他更是在领导岗位上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实现吉林大学与其他四所高校的实质性合并、推动吉林大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刘中树就是这样一位在诸多领域都很出色的“非常之人”。

红色少年文学梦

集安是吉林省东南部的一座美丽小城。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湍急的鸭绿江水在它与朝鲜之间奔腾而过,绵延千里的老岭山脉横亘全境,宛如一道天然屏障,抵御着南下的寒潮,令这里享有“东北小江南”的美誉。1935年,刘中树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强力推行殖民统治。沦亡于日寇铁蹄之下的白山黑水满目疮痍,失去家园的东北人民不仅要忍受背井离乡的流离之苦,而且更要在思想、文化与精神上罹受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沦陷区强力推行的奴化教育的戕害。为了达到长期愚化东北人民的目的,日本殖民者通过建立新学制、开设日语课、增加日语学校、编纂教科书、实施日语检定考试等一系列强制措施,对伪满洲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教育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刘中树开始了在集安的求学生活。尽管当时伪满政府的教育部门对东北沦陷区学校的授课内容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与要求,但这并没有压抑住少年刘中树旺盛的求知欲。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这不但拓展了他的知识视野,还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

  1945年,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日本伪满政权也土崩瓦解。饱受日寇铁蹄14年蹂躏之久的东北人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与欢乐,旋即又陷入了国民党森严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中。1946年,刘氏家族在留下最后一张家族集体合影后,二十多人毅然投身革命。生逢乱世历风霜,革命岂缺少年郎!当时的刘中树尽管只是一个11岁的少年,但也从此告别了自己的故园——集安,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旅。

  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刘中树的生命轨迹,而且为他提供了了解与接触革命新文艺的契机与途径。当时,为了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解放区的人民在大后方以唱革命歌曲、扭大秧歌、出墙报、画街头画、演活报剧、街头讲演等多种文艺形式,对土改、剿匪、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生产等一系列的支前活动进行了广泛宣传。少年刘中树积极参与这些宣传活动——演出活报剧、扭大秧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毛泽东之歌》《七枝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革命歌曲。同时,他大量阅读东北解放区的《白山》《鸭绿江》《知识》《东北画报》《生活报》《文化报》等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并积极地向《鸭绿江》投稿。生活的所见所闻、情感的喜怒哀乐、思想的波动起伏都被他诉诸文字,哪怕是闲暇时间看了一场电影,他也要写成观后感投寄出去。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讲,受写作水平和其他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那个时候要想以投稿的方式公开发表作品,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但天道酬勤,有一次《鸭绿江》杂志刊登了一条“刘忠恕(刘中树当时的名字)……你们的稿子我们已经收到,我们正在研究是否刊登”的“启事”。这是刘中树的名字第一次以铅字的形式见诸报端。他为此激动不已,兴奋地说:“我的名字终于在《鸭绿江》上出现了!”

  弹指一挥间,尽管这些早年的生活场景距今已过去了七十余年,但刘中树当年在活动中观看《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刘永贵挂彩》等戏剧的情景,阅读《小二黑结婚》《高乾大》《洋铁桶的故事》《黑红点》《真假李板头》《无敌三勇士》等文学作品的诸多细节,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特别是1947年,鸭绿江文工团演出歌剧《血泪仇》,当时只有12岁的刘中树凭着自己个子不高、身体单薄等“先天优势”,几乎每天晚上都悄悄钻进剧场去观看演出。剧中王仁厚一家到解放区开始新生活的情节,他现在还记忆犹新。其中“南风丝溜溜吹,来了个变工队”——这一秧歌舞的欢快情调,他至今仍能随口哼上几句。那时,就是这些革命宣传活动和文学作品激发了刘中树最初的文学激情。

  1948年1月,刘中树随辽宁省公安总处东丰侦查组到了东丰县,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加之他年龄尚小,上级组织安排他进入东丰县东丰中学学习。那时学校里有一位戴着眼镜、体型胖实的老革命副校长陈翼,他能讲俄语,还教刘中树和其他同学学习俄语。他对俄国文学非常熟悉,在课堂上,他声情并茂地给刘中树和同学们讲解《海燕》《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猎人笔记》等俄国文学名著,很受刘中树和同学们的欢迎。同时,陈翼还向学生介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解放区的重要政治和文艺理论文章,并告诉他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等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参与国家建设,这些知识都用得着。”那时,刘中树的哥哥刘忠德也在东丰中学学习,他不仅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青年革命组织“东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还经常以学生的身份,悄悄做着侦察敌情、盯梢、传递情报、为侦察组开会做警戒等工作。刘中树根据自己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文章和阅读解放区文学作品的心得体会,在刘忠德主编的东丰“民青”油印小报——《东丰青年》上发表了《论检讨》《这一阶段》等文章。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还谦逊地认为自己那时只不过是一个13岁的少年,参加了一些民主生活会就论起“检讨”,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完全是凭着自己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对文学的酷爱与冲动。

  1949年4月,随着东北全境的胜利解放,刘中树进入沈阳东北实验学校,开始了他中学阶段正规系统的学习生活。此时的他宛如一个好奇的孩子,遨游于文学的堂奥里流连忘返,贪婪地汲取着古今中外文学的琼浆玉液。

  

  刘中树(右)在“面向21世纪教学计划改革研讨会”上发言

  随着自身文学素养的提高、生活阅历的增加和文学知识积累的日益丰富,刘中树的创作激情再次被点燃,他写作的散文等作品在学校征文比赛中屡次获奖。为了更快地提高写作水平,他还和同学钟延玉以寝室的名义办起了“一三七寝室《正义》园地”,为喜爱文学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练笔和发表作品的难得契机。刘中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他的同学钟延玉很有文学才华和艺术气质。钟延玉在“《正义》园地”的编撰过程中主要负责撰写“刊头言”,而刘中树则以他们的寝室为题,写出了诗歌《一三七室颂》:

  一三七! 一三七!/你为什么要/埋头苦干? /你为什么要/努力学习?/你为什么要/正义做事? /你为什么要/反对坏分子? /啊,明白了/你为了要找光明的前途/你为了要坚决地为人民服务/你为了要打倒败类的腐徒/你为了要使第六队争取全校的模范

  该诗被刊登在创刊号上。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刘中树只是一名14岁的少年,但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对文学的喜爱之情却非同一般。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钟延玉积极响应新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战场,从此与刘中树天各一方。但令刘中树意想不到的是:1998年10月,在经过了50年漫长岁月的洗礼和等待之后,钟延玉竟然把保存完好的“《正义》园地”的“刊头画”和“刊头言”原件,以及他所写的诗歌《一三七室颂》的复印件给他寄了过来。抚今追昔,已届古稀之年的刘中树睹物思情,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当年在沈阳东北实验学校学习与生活的情景再次浮现于眼前,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沈阳东北实验学校毕业后,刘中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择——高考。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各类建设人才快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在这种形势下,理工科成为很多高中毕业生的首选。但刘中树依然对文学初心不改,加之沈阳东北实验学校同学的家长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于蓝,作家雷加、庄启东,还有当时《东北日报》的总编辑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刘中树对艺术家和作家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凭着对自己口头和笔头能力的自信,在对大学生活的浪漫与诗意的想象中,刘中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并于1954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从此开启了人生又一新的航程。

“改行”的学者

进入大学之后,刘中树发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与他原来所想象的不尽相同,他原以为大学中文系就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他发现,国家高等教育方案所规定的各学科的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家”,唯有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语文学者”。这与他所设想的只要进入中文系,刻苦学习、勤于练笔,毕业之后就能成为作家的初衷有着不小的出入。他不禁自问:“为什么数学系培养的是数学家、化学系培养的是化学家,法律系培养的是法学家,而中文系培养的却是‘语文学者’?什么样的人才被称为‘语文学者’,大学中文系怎么会培养‘语文学者’呢?”刘中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他正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就找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疑问向学校有关部门作了反映,说:“我们来了要当作家,就是不当作家也得是培养文学家啊,怎么叫‘语文学者’呢?”当时主持工作的校长刘靖对刘中树和他的同学们解释说:“你们懂得什么叫‘学者’吗? 你们这一辈子能成为‘语文学者’吗?你们想当作家,作家是想当就能当的吗?当作家得有生活,你们得在这里好好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到社会上去历练、去感悟生活,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破茧成蝶的过程。而培养‘语文学者’,是目前党和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大学里面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所设置的,而是根据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的。”刘靖的一席话让刘中树明白了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设置的缘由和初衷,他的那颗梦想当作家的狂热之心也渐渐平息下来。自此,刘中树开始了向“语文学者”目标迈进的大学生活。

  由于刚入校时大学中文系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自己当作家的理想有着些许的出入,刘中树心中不免有些沮丧。但是随着对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文艺学引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选与习作等学习内容了解的逐步深入和《文心雕龙》、《论语》、《孟子》、陶渊明诗、杜甫诗、鲁迅研究等专题课的相继开设,以及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经典理论著作的大量阅读,刘中树不仅文学视野变得日益开阔,而且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与感悟能力也不断提升,同时,他自身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体系也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他建构自己的学术天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刘中树凭着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在校的出色表现,获得了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机会。从此,他开始了在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担任教师的职业生涯。

心仪鲁迅

善之本在教,学之本在师。刘中树说:“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我的学术追求就是终生学习。我心仪鲁迅,尽管是难以企及的,但却是矢志不渝的。”那么,他是如何与鲁迅结缘,又缘何对鲁迅研究情有独钟呢?个中缘由还得从他毕业留校任教时与老师废名先生之间的那场关于阿Q的学术论争讲起。废名是现代著名作家,以《竹林的故事》《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作品享誉文坛。1952年,他从北京大学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刘中树在此学习期间,就曾听过废名讲授《鲁迅及其创作》《谈杜甫的诗》等课程。毕业留校后,他在废名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又听了废名的《艺术论》课程。所以,刘中树与废名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作为著名教授,废名以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而著称,他在鲁迅、杜甫、陶渊明、莎士比亚,以及新诗等学术研究领域颇有建树。1957年,他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2、3期合刊上撰文指出:“鲁迅写《阿Q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讽刺阿Q主义”,为他们“开出反省的道路”,“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他创作的目的是“针对着本阶级说话”。刘中树对废名的观点持有异议,他运用刚刚学习过的前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典型理论,并结合自己阅读《美学》《新民主主义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致哈克纳斯的信》等经典理论著作后的收获,在教研室的学术研讨会上,向废名提出了自己对《阿Q正传》的不同见解。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很好啊,学生和老师进行学术讨论、争鸣,各自写出文章在学报上发表,可以更好地推动学术讨论,创造学术氛围。”于是,刘中树在《吉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上发表了《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与冯文炳教授商榷》一文。文中明确提出“由于鲁迅是一位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具体进行《阿Q正传》的创作时,也就不能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揭露和鞭挞不幸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精神弱点——奴隶失败主义的精神胜利法上面。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鲁迅才塑造了流浪雇农阿Q这个形象,揭露了农民的精神弱点,客观上教育了农民”。针对刘中树的观点,废名又在同年第4期《吉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关于〈阿Q正传〉研究》一文,对他原有的观点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在这场论争中,无论是初登讲坛的刘中树,还是身为著名作家兼教授的废名,都围绕各自观点各陈己见、互不谦让,充分体现了论争双方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客观地讲,刘中树在争鸣文章中对阿Q形象所作的分析与阐释,相对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了阿Q的性格特征,他文中的结论也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认可。进而言之,这场关于阿Q形象意义的论争,不仅充分显示了刘中树作为青年学者的学术才华和锐气,还表现出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追求。但对于这场论争的意义与收获,刘中树却谦逊地认为,它主要“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理论信仰,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某些理论的幼稚和形而上学”。

  

  在学术研讨会上,左二为刘中树先生

  事实上,刘中树心仪鲁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1945年9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当时一部分东北群众,特别是有些知识青年,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有一种盲目的‘正统’观念。所以为了教育争取这部分群众,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当时东北的“鲁迅著作出版和鲁迅研究工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是属于东北国共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刘中树在《鲁迅著作与鲁迅研究在东北》一文中的这段话不难看出,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个体研究现象,对鲁迅其人其文的学习与研究,已经演化为国共两党革命斗争的刚性之需。之所以刘中树心仪鲁迅,既是他对鲁迅的作品、思想以及革命行为的热爱与尊崇,又是他学习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情的生动写照。

  

  刘中树先生

  在“心仪鲁迅”思想的作用下,刘中树不仅产生了用之不竭的学习动力,而且随着对鲁迅学习与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发表了数十篇鲁迅研究的相关论文,还相继出版了《鲁迅年谱简编》《鲁迅的文学观》《〈呐喊〉〈彷徨〉艺术论》等研究专著。在《论〈伪自由书〉》一文中,刘中树认为,《伪自由书》是鲁迅思想转折之后的第一部集中讥评时事的杂文集,它既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生动的反映,又是其杂文艺术的结晶。鲁迅研究界在谈到鲁迅杂文研究的历史时,普遍认为这篇文章对鲁迅杂文的“分段研究有重大推进”,“为鲁迅杂文的‘类型’形象系列增添了有力的一笔”。而《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则从比较文学的层面,探讨了鲁迅文艺思想的价值与贡献,被称为在鲁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颇为厚重的学术论文”。1986年,刘中树又集多年鲁迅研究之所得出版了《鲁迅的文学观》一书。这本专著第一次把鲁迅的文艺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鲁迅文学观诸命题的爬梳,归纳出了符合鲁迅思想实际的文学理论体系。此书不仅被《光明日报》《鲁迅年刊》等十几种报刊载文评介,而且有著名学者袁良骏撰文称,《鲁迅的文学观》“虽篇幅不大,但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此类著作的第一本”,著名学者张梦阳也赞誉该书“首次从体系和特征、本质观、批评观等基本方面对鲁迅的文学观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刘中树在谈到自己学习鲁迅的收获时说:“我在学习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这样就使得我自己的文艺观、我的学术思想逐渐地成熟、成型起来,鲁迅的影响是我的文学史观和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灵魂。”刘中树在学习、汲取鲁迅的先进思想后,在对其经典文本的解读过程中,能够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不断地汲取象征主义、新批评等新的理论与方法,对其作品进行了更为细致、丰富、深刻的解读与阐释。如《〈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与狂人形象》《〈孔乙己〉的小说技巧》《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的创作》等文章中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等小说所作的解读,既撷取了“新批评”视鲁迅小说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本体和独立自足的世界的方法之长,又摒弃了它“视文学作品为独立的客体、自足的语言结构体”的纯技术分析之短,始终把文本放置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之予以历史与审美的勘探。刘中树的这种努力与尝试不仅达到了见微知著的效果,还显现出论者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对文本的细读能力。

  刘中树在鲁迅研究领域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自身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研究方法、开阔的学术视野等基本的科研素养;二是在鲁迅研究中一以贯之地坚持“把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历史的、逻辑的和美学的相一致的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三是始终坚持以“守正纳新”为要义的治学之道。这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于刘中树的鲁迅研究。在这三要素中又以“守正纳新”最为关键。在刘中树看来,“守正”就是“坚守当代先进的文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物质和政治文明建设当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践问题”,而“纳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是不断创新”。在学术领域,“守正纳新”对他而言主要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以多维方法与视角来评价他的研究对象,以及敢于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围、开拓新的研究空间。事实上,“守正纳新”作为一种行为处事的指导思想与行为原则,并不仅仅作用于刘中树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教学与行政领导工作中,他表现出的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和破旧立新的胆识魄力,都是他“守正纳新”思想精髓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刘中树之所以在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中取得骄人的成就,与其始终坚持“守正纳新”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而具体到其鲁迅研究,“守正纳新”的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在学习鲁迅的过程中,他从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把学习、研究鲁迅的过程当作其思想与鲁迅思想进行交流、碰撞与对话的过程,把鲁迅研究看成他汲取鲁迅思想精髓、提高自身思想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效路径。所以,“学习马列,心仪鲁迅”对刘中树而言,既是他学术人生的起点和学术研究的核心与枢纽所在,又是他整个学术事业和人生砥砺前行的动力与信念所倚,并且二者互为表里、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刘中树在鲁迅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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