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立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图：钱谷融先生

　　与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唐弢先生、任访秋先生等相比，钱谷融先生的人生经历似乎略显平淡。李何林先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王瑶先生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参与过左翼文艺运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的总编辑；唐弢先生见过鲁迅，并成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和追随者，并且曾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的理事；任访秋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院）先后师从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诸先生攻读研究生。而钱先生大学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这个系是新成立的，不但没有自己的教师，连系主任也没有”。钱先生迟至1957年才写有三万字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其后果却是让人嘘唏的，直到20年后，狂风暴雨才停歇。1980年底才研究的人才培养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所培养的学生都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钱先生被称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我国五十年代崛起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有学者称“钱谷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不研究他，讲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传统，就讲不清楚，至少是不全面的”。出版《〈雷雨〉人物谈》，2013年才出版了四卷本的《钱谷融文集》，可以算是历史给他一个迟来的交待。而李何林先生早在二三十年代就编辑过《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并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身后结集出版了《李何林全集》以及《李何林全集补遗》共计五卷；王瑶先生早在1943年就在闻一多、朱自清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在1946年完成硕士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并著有《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史稿》等，其弟子在他去世后编成八卷本的《王瑶全集》；任访秋先生早在1936年就在周作人、胡适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袁中郎研究》，1944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其弟子在他去世后编成十三卷的《任访秋文集》。无论是从人生经历还是从著述的数量来看，钱先生远远不及他的同时代人，但他却是与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任访秋先生、薛绥之先生、单演义先生等一样值得我们尊敬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学界前辈。学界还有“南钱北王”之说（王是指王瑶）。钱王并称，不单是显示他们自身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威望，更是赞许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

　　

　　1991年，钱谷融先生（右三）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会现场，左三为贾植芳，左四为蒋孔阳，右一为陈子善

　　相对于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钱先生的经历的确“极简单”，但是他的人生又是充满传奇的。王瑶先生学生时代关注政治，后来不得以而为之，才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尽管他“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但他毕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与王瑶先生不同的是，钱先生奉行的是老庄式的、自然随性的人生信条，他几乎从不关注政治，对学问“也不甚重视”。他在《我摧毁了“桥”的人生观》中自白：“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读书、做事、交朋友，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合我的趣味，我都掉头不顾。对学问，我也不甚重视。我认为最好的学问，应该在生活里边。一个人能生活得好，就是最大的学问；否则，你知识再渊博些，也只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书橱而已。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假使有人来找我去玩，而这人和这玩法，又都是我所喜欢的话，我就立刻丢了书本跟他走……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最向往于古代高人逸士那种光风霁月、独来独往的胸襟与气度。名、利我并不是不要，但如果它拘束了我的自由，要我隐藏了一部分真性情，要我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那我就宁可不要。”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先生在大学时代遇到了伍叔傥先生，他说伍叔傥先生“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这些当然都是不能从形骸之外去学得的。但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恐怕也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对于他的懒散，对于他的不以世务经心，对于他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的独往独来的种种节概与迹象，更是有心仿效，竭力步趋，因此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在外表上自然也可能达到某些形似之处。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于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耳濡目染，于无声处，钱先生承袭了伍叔傥先生的散淡无为。

　　

　　钱谷融先生（右）与原鲁迅纪念馆馆长李何林先生（中）等在齐齐哈尔

　　钱先生曾自白：“我简直可说是很少动笔。这，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如此，后来更变本加厉，特别到了1957年以后，甚至有些怕写文章了。所以我的文章写得很少，连这些很少的篇什也大都是在外界的催逼下写出来的。不过，我虽然怕写，在执笔时却不敢怠慢，总是认认真真地竭尽全力来写的。”的确，他“害怕写作”，能不写就不写。但不管是早年的课堂习作、《论“文学是人学”》，还是《〈雷雨〉人物谈》《闲斋书简》，钱先生所说和所写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听命于人，说别人要我说的话”。孙犁先生曾说：“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它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只有忘掉这些考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钱先生执笔时做到了真诚，并且是“认认真真地竭尽全力”地写，惟其如此，他才可以如此坦然，“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是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地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的观点或某些看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钱先生写作的真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真诚，而是一种作文作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行为，追求的是前后逻辑的一致性的真理，既不会有为人上的反复，更不会有为文上的反复；也即是钱先生所说的“自由”，自由即是“一”，是前后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是“我”的，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迁而改变。从内在精神层面可以说，钱先生是一个夹杂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2013年12月，《钱谷融文集》出版座谈会合影

　　钱先生曾说：“我一向不愿意谈自己。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自己实在一无可谈。人既平庸，经历又极简单，如果也一本正经地向人们大谈自己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尽管自己所写的文章，曾受到过大批判，但这样的事，过去在我们这里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所信奉的“文学是人学”。他的自我分析非常深入，并且十分直接。而在这种直接里正见出了先生的独一性，他将事情看得很透，知道自己说的只是“常识性的意见”，而在我们社会中缺少的正是“常识性意见”，人们接受的外在观念太多太重，反而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常识，处在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里。另一方面，文章写得少反而成了一种保持文人个性和文章风格的极好的方式。因为少，所以精；因为少，所以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因为少，所以保持了自身话语思维的一致性。惟有这样，才能做到文如其人，文章是思想者的话语，话语是思想者的思维，思想者即思维。不惟是风格的一致，更是人文的一致。

　　“一部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长史。在历代文学家所合力建造的文学的巍峨殿堂里，陈列着的主要就是他们所塑造的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文学是人学”未必是多么新鲜时髦的理论，但是我们不能不为钱先生当时的理论勇气所叹服。正如朱寨先生所说：“文章一发表便受到批判，很快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大毒草’，成为政治的敌我问题，文章本身的学术见解没有能来得及广为传布。后来每有运动都难逃重复被批判的命运……尽管《论“文学是人学”》曾有过两度正负不同的社会轰动效应，但人们未必皆识庐山真面目，那些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可能仍被掩盖其中。”假如我们能跳出对钱先生个人得失的嘘唏，历史地看这一事件，不能不认同王晓明老师的这一看法：“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从另一方面来说，文章所遭到的批判更加彰显了钱先生的个性自由，正是在万马齐喑的局面里，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人性自由的光泽。

　　《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写成于1957年2月8日，本是钱先生为参加华东师大1957年3月举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后来刊于1957年5月5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同一天的《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刊发了一则消息介绍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应该说，这则消息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他从人道主义角度，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他说，只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才能最充分地解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为什么有矛盾……他认为人道主义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最低，然而是必需的标准，而不像习惯所认为的那样，人民性和爱国主义是最低标准。”这基本是钱先生文章的观点，然而，这篇报道又指出：“作者钱谷融在文中否定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现实的理论，他认为文学主要是写人、教育人”，这实际上已经鲜明地点出《论“文学是人学”》离经叛道的一面。

　　让钱先生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指责。

　　在这些批评与批判者眼里，钱先生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正是“不合时宜”，才更见出钱先生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坚守与执着，更见出他对学术的真诚。钱先生未必把学术看得多么重要，但是当触及自己的学术底线时，他选择了直面，选择了坚守。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说钱先生的理论才是符合常识、符合人性，也符合文学的基本规律的，因为他坚持了人性的观点，即人道主义。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从未反对过人道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当我们以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文学的时候，我们所寻找的无非是人的自由。

　　钱先生历年培养的研究生，如今不少已经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比如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吴俊、杨扬、倪文尖等。说起他的培养之功，他总是谦虚地说：“指导研究生，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来料好，产品自然也就容易见好了。”其实钱先生对学生的选拔还是有一套自己的理念的，“来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培养的效果”，因此他在招生时，对学生的选拔是很严格的，“不单思想品德、业务基础要好，而且也很重视他们的才情禀赋”，“要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思想、学识和才情，我认为最好的途径莫如通过他们所写的文章”，因此钱先生对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除了必要的专业课以外，还要考一篇作文，而且“把作文的成绩放在第一位，只有在专业好，作文也好的情况下才能被录取。如果作文差，那么即使专业考得很好，也是不能被录取的。相反，如果作文确实写得好，即使专业成绩稍差，也可以斟酌情况，考虑录取”。来料好，也需要精加工才会出好产品。他在1989年10月2日给陈炳熙的信中说：“我一向很重视人品，平日总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但今天能做到的人实在太少。”正是他格外重视“人”的培养，所以他才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开展不同的个性教育。比如他在1999年1月16日给万燕的信中说：“你天分高，富有才情，但尚欠雕琢，要能成器，还得费些人工。人工要用得其当，不当反而要损坏原有的美质。这里面大有学问，聪明人应自能体会、把握。就说你的文字吧，也显得想象瑰丽，才思横溢，很有情致。但这是就你的长处而言。同时你也有许多短处和弱点，那就是基本功还不到家，文字粗疏，逞心而言，每可得佳作。但这必须能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使之在表情达意上毫无窒碍方可。而你在这方面还存在着欠缺，尚需注意修炼。我又担心，你会因此（注意修炼）而走上雕琢之路，斫伤了你原有的灵气。如何走出这两难境地，只有效法庄子的‘处于才不才之间’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再比如他在1986年2月1日给殷国明的信中说：“你很有才气，长于思考，常有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之见。这一点是最宝贵的。所以大家都很看重你，你自己应该知道怎样爱惜自己，使自己的才能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你的文字，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但有时就不免流于晦涩，不够显豁。这固然也由于你底子毕竟不厚，功力（驾驭语言的能力）较差的缘故，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所谈道理本来就比较艰深，而你自己又还未能想通透的缘故。今后，希望你首先把内容吃透，然后在表达形式上力求平易显豁。总要让人们看得懂，让开明的人能够接受。”钱先生以一种人格的存在影响着他的学生，他能够让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学生认清各自的优缺点，从而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研究特长和形成各自的研究风格。

　　

　　2016年10月,本文作者与钱谷融先生在华师大二村合影

　　陈平原曾经提倡与前辈学者结缘，他说：“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由于专业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须与若干在世或早已谢世的前辈学者对话。”钱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品味的。通读钱先生的著作，我们会发现经典篇目不少，并且“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我们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正是他的真诚，洒脱，散淡，适性而行，不标榜，不夸饰，颇有魏晋风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感到“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在华东师大跟陈子善老师读博士时，我几次去钱先生家拜访。他说话的思路非常清晰，声音格外响亮。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把保存的钱先生与樊骏先生所通信件的复印件交给他。提起樊骏先生，他还回忆起他们一起编选《中华文选》的往事，说樊骏是个好人，格外认真的人，可见他们情谊深厚。临走时，他对我们说，没事就来闲聊，并且还亲自送我们到门口。第二次去的时候，约定的是下午两点，结果我提前几分钟就到了。钱先生还没起床，我就在一旁看书。他看到我，就说：“很抱歉，让你久等了。”现在想来，我对钱先生是怀有愧疚之感的，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打扰他老人家休息了。一会儿，钱先生端着一杯茶走过来。我本以为是他自己倒茶喝，结果他走到我面前，说，这是给你泡的茶。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给一个小年轻人倒茶。面对这样的场景，语言太苍白无力了。博士毕业后这两年，我只要回上海开会或查资料，都会专门去华师大二村看望钱先生，请他吃饭，他每次必点的就是三文鱼与光明牛奶。看到老人家笑呵呵的，我们都很开心。

　　

　　2016年1月20日，在华师大二村对面阿莉餐厅聚餐，前排左起：陈子善老师、钱谷融先生、倪文尖老师、殷国明老师，后排左起：本文作者、李定通

　　钱先生总是即兴式的聊天，“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学生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架子；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讨厌虚伪”。记得有一次，我去钱先生家里，正聊着天，他突然说：“你再找个有趣的话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当我说话时，钱先生大多时候也是“静静地听”，“默默不语”。但默默的背后也会“爆发”。当我提到“并非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很耐读很好看”的时候，他突然反问我：“你说说看，哪一部经典作品不好看？”他接下去说：“经典作品永远不会害人的，流行的时尚的东西不会长久的，会唬人的，你要有区分的眼光。”这让我想起，徐中玉先生在1949年《批评随笔》一文中引用过丹钦柯评论契诃夫的一段话：“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争辩，这特别是他的天性。他之注意静听别人谈话……常是因为感到兴趣。他自己却永远保持沉默，非到给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了一个清楚明朗的界说的时候，他是不开口的。可是，一开口发表意见，他的句子就必是简洁的，切题的，肯定的。等到他脸泛着微笑，把意见一说完，马上就又退入沉默之中去了。”钱先生也当如是观。钱先生说话简洁、切题、深刻、精炼。

　　前一段时间，刚送走了恩师王富仁老师，我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本想过段时间去上海参加钱先生的百岁华诞的祝寿会，谁曾想到，钱先生却在生日的这天晚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痛。除了去上海与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我想，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唯有不断重读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