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

　　

　　上图：钱谷融先生

　　我认识钱谷融先生已近40年。虽非业师，但我始终将自己当他的学生，故一直执私淑弟子之礼。忽闻先生溘然长逝，心若寒风吹彻。那些与钱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便恍如昨日的事情。但它们，确确实实是我心里的珍藏，难忘他对我的深刻影响。

　　清除“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钱先生来扬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扬州师院特邀他给中文系师生作一个关于“文学的魅力”的报告。这是我首次见到先生。像这样名响学术界而一直当了38年讲师的钱先生，确实让人有点猎奇。湖滨会堂里坐满了四五百号人，连走廊、四个大门都挤满人，都想亲见这位一次次被“批”成的学术权威，并且还想亲耳听听他到底有没有学问。我也是如此，才坐在台下的。开讲之后，会场便鸦雀无声，每每讲到精彩之处，就会引爆一阵阵笑声与掌声。我永远记住了先生关于文学与艺术之创造性的说明。他说：“第一个创造比喻的是天才，第二个重复的是庸才，第三个重复的是蠢才。”这三句话让我终生受益。此后，我在写作每篇研究论文的时候，就会把先生的话作为提醒自己的铭戒：文章里有没有我的创造性思维，有没有我个人的学术见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最大的收获。

　　钱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创造性思维超强的学者。

　　众所周知，钱谷融的名字永远与他《论“文学是文学”》的论文联为一体，永远地写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史上。此文发表于1957年第5期的《文艺月报》。 真所谓“成”也萧何，“伤”也萧何。所谓“成”也萧何，是先生以此文一举成名。他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后来先生又从丹纳的《艺术哲学》里找到原始的出处），觉得针对文艺绝对服务于政治的那个年代，很有必要让文学的研究回归到“人学”的本位。这在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无异于一声惊雷，是超大胆的一声呐喊。应该说，这一命题的原创性阐释，是先生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伤”也萧何，是说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即遭遇到始料未及的“批判”，把本是学术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批判”。在“反右”运动中“批”、在那场非常的“浩劫”中“批”，一直“批”了二十余年，先生因这篇文章而遭遇到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人生磨难。

　　然而，受伤与受苦，反而成就了一位坚持真理的志士。“文学是人学”，是一个真理的命题。钱先生对其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应该看做是逆袭“工具论”的始作俑者。他的学生曹惠民教授在1996年写过一篇解读老师的文章，题为《钱谷融教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信念》，对先生的学术“信念”，作了以下的解释：“在这篇论文中，钱先生根据他悉心钻研，深入思考，阐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文学的中心是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是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准；而在作家世界观中起作用的部分也在于他对人的看法，在于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私以为，这段话对先生命题的解释很准确，告诉读者钱先生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是人、是人性，最终是人道主义在作家笔下的呈现。惟其如此，钱先生一生坚守的这一信念，使他成为学术界的一棵常青之树。

　　没有被划为“右派”，先生还有言论自由，还能够发表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读大学期间，我先后读到先生的《作家·批评家·批评》（《上海文学》1962年第7期）《〈雷雨〉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夏天中的一个春梦”——谈〈雷雨〉中的周冲》（《文艺红旗》1962年第7—8期）等，他仍然以“人学”本位思想在解读文学，在继续反对着文学的“工具论”。

　　

　　20世纪80年代，钱谷融先生（前排左二）与研究生在桂林，前排左三为徐中玉

　　

　　2003年，钱谷融先生与贾植方先生（左）等合影／2004年，与陈思和（左）合影

　　自称生性懒散之人并不懒散。新时期之后，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第二春，论文、专著、编著频出。先后出版过专著《〈雷雨〉人物谈》《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等16种，主编《中国现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文艺心理学教程》等11种。以论文和文章而言， 从1978年发表《庄严的悼词，战斗的檄文——学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前驱的血〉》（《破与立》1978年第5 期）到去世之前的《台湾文学研究的新创获》（为曹惠民等所著《台湾文学研究35年》序文，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2期），共发表了148篇。可以想见，先生为文学请命、为学人立言、为“文学是人学”的信仰而演绎自己的学术人生。在反反复复的批判之中，一直坚守自己的“真理”，威武而不能屈，矢志而不改悔，这就是钱先生的风骨。

　　先生为什么能够如此坚守？我想到了诉求文学变革的“魏晋风骨”与率真通脱的“魏晋风度”。——先生藏书万余，老了就将他的书随便送人，只留外文书与魏晋文学的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想起来就要翻阅。先生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谁也想不到，他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我听先生说过，他很欣赏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认为朱先生是“竹林七贤”式的“狂狷”之士，在血腥黑暗社会的“静”处，看取人生和守望人生。这个认知，可以看作是先生传承“魏晋风度”的另一个佐证。

　　我感恩钱先生于我学术研究直接的言传身教。

　　因参与主编全国本科自学考试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有机缘多次受教于钱先生。当时国家教委组织多学科的专家组成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吴宏聪、范伯群两先生被“指导委员会”聘为全国本科自考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我与汤逸中、金钦俊被聘为副主编，编写组成员还有丁帆、陈思和、曹惠民等。而钱先生则担任此部教材的主审，成为这部教材编写的灵魂人物。一般来说，主审只要对最后的完成稿进行审阅便可。可在扬州、宜兴、苏州、上海等地分别召开的商订大纲、编写、审稿的会议中，钱先生很负责任地始终与我们一起开会，一次也没有缺席过。有先生在，就是有一个鲜活的灵魂在，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在。于是，这部教材在80年代后期编写出版，在当时贯彻着“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史上首次开列了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张恨水等“有争议”的“小资”作家的专节，甚至在后来修订中还将沈从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并列而列为专章。这在当时是很大胆、超前卫的做法，无疑与钱先生这位主审有着难以分离的关系。这部教材因思想的超前性，故而使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使用时限之久还是不多见的。这个事实说明，钱先生对武汉大学版教材的深刻影响，是因为他的亲自躬行，使我们每位参编者在理念上怀有“文学是人学”的信仰，去重新审视、解读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举例说，我在执笔编写“沈从文”一章时，就突出沈从文的“人性观”的创作思想，并用“人性小庙”，以沈释沈，去解读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尤其对他作为苗汉血统的另类身份、表现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人性对立，进行另类“人学”的阐释。我通过参与这次编教材的实践，深深悟到了钱先生理论的宝贵；而且可以这样说，是他亲临编写“现场”，使我等同行得到了实践性“现场”的教诲。

　　

　　2006年11月，钱谷融先生参加第七次作代会，与林余（右）、曾华鹏（左）合影

　　要读懂钱先生，最好是读《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之一的“钱谷融卷”（钱谷融、殷国明著）。此著基本上解读了作为大学者精神世界的全部。而我还以为，这部著述中缺失的是关于先生本人人格风范的正面描述。先生从来就是谦谦君子，不肯在任何场合说自己的道德操行，自然更不会在自己的著述里自我炫耀。我因为与钱先生有过多次零距离接触并亲聆教诲，给我以难忘的人格记忆。我无法完整地予以描述，但我对先生有着很多个人的感觉与细小事情的印象，成为记忆的珍藏。这里不妨随意写出一些，让读者认知作为学者之外的钱先生。

　　钱先生给我最深的感觉是谦和，是谦谦君子的那种谦和。且不说对当年掌控“批判”他的领导，也且不说对当年激烈“批判”过他的学生，多少年后他对他们都怀着宽容之心，而表示回望历史情境的充分理解。就说对同行们的相处，他一律表示尊重和平等。他变常有的“文人相轻”为难能的“文人相敬”。他与同辈的徐中玉、贾植芳、吴宏聪等是朋友，与后辈的曾华鹏、范伯群、丁帆、陈思和、杨剑龙等是朋友，他与他的学生夏康达、王晓明、许子东等亦师亦友，甚至还与他的学生殷国明成为寸地厮杀的“弈友”。至于对我等学生辈的私淑弟子，总是尊重有加、礼数有加、关爱有加。先生当面总是称呼我“吴先生”或者“吴老师”，请求他直呼我的名字，他却置若罔闻。他赠送我一本前文提到的“钱谷融卷”，居然题签：“周文兄惠存。谷融”，真可谓礼贤下士，“下士”得让我难以接受而汗颜不已。

　　先生给我的感觉，还有自律和诲人不倦。在我主持扬州大学现代文学学科期间，经常通过学术交流的机会请他到扬州来传授学问，是工作的需要。有一次破例无主题，就是专门请先生来扬州休闲几天，并请殷国明教授作为“弈友”陪同并照顾他的起居。我请殷先生给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了一次课。第二天，钱先生对我表示，他一定也要给研究生讲一次，反复对我说作点贡献才可心安。记得一个晚上，在虹桥专家楼二楼会议室，围绕治学的题目开讲。本说好讲半个小时，先生却口若悬河，滔滔不已地讲了两个小时。先生已经息教多年，这回老骥披挂，亲自为我们的学生授课，我实在担心他体力不支。可我几次提醒他打住，他总是笑笑说“吃得消的”。那是2002年的事情，当时先生83岁。

　　钱先生是美食家，从吃也能看出他散淡的性情。据说，炒虾仁、炒鳝糊、砂锅鱼头和炭烤猪颈肉是他最爱的四道菜。可我觉得虾仁是他的最爱，尤其是扬州的清炒虾仁。他每次来扬州，我与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总是选择中、小饭店，点的第一道菜就是清炒虾仁。扬州厨师做的这道菜，别的地方做不出来。我请教先生，为什么对此情有独钟？他告诉我：首先是虾仁本色的鲜，没有其他的佐菜，就是白花花一律的虾仁，可没有一丝一毫的腥，有澄明的品位；其次，是嫩，是火候掌握得好的缘故，到嘴就化，用不着多咀嚼，便可下咽；第三，是它的清淡，油亮亮的，看上去放了不少的油，可虾仁油而不腻。扬州的炒菜都佐白糖，唯这道炒虾仁忌放，故而与其他炒菜相比，更显出它清淡的特色。先生对虾仁多者不拒，有时看他兴趣不减，也就索性再点它一盘。他平素不喜欢其他太过油腻的荤菜与素菜，不喜欢华丽不实、浓妆艳抹的菜肴，专司于清淡。他饭食的美学，显然也联通着他一生为人行事的本真：散淡与澄明。他数说清炒虾仁的妙处，其实他是在描述自己诉求的人生。我记得，钱先生参加1994年中国散文学会在武夷山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所作的学术发言，题目就是《散文的散淡》。在他的散文观里，“散淡”是其第一个关键词，说的还是散文应该表现什么样的人生之美。散淡与澄明，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诉求的一种精神境界，而在急功近利、人心不古的今天，诉求这种文人气、名士风及其儒雅境界的，几乎难得寻觅。我想，钱先生真可谓是21世纪的最后一位士大夫了。

　　谦和、自律、散淡与澄明，彰显着钱先生的人格密码。凡是与友人、同事、学生的每次相见，先生总是给你一个不变的形象：戴一顶无舌的贝雷帽，咧开嘴冲你微笑，主动地向你伸出右手。这是他全部人格澄明的外显之写真，他的音容笑貌让你一眼看穿了他，他把自己的灵魂真诚地向人世间洞开。看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先生在辞世的那天上午，他的亲友与学生们为他祝贺虚岁99岁生日，他躺在病床上始终微笑着面对大家，最后留给大家的还是他的笑容。此时此刻，他还是那个积习，向前来为他祝寿的朋友们表示，活得很有他的“微笑”。长眠之前，他就这样把最后的清芬，永远地定格在朋友们的心里。由此，我忽然想到，先生九十九轮回，九九归一，微笑成为他的永恒。弥留之时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还要努力吹蜡烛？还要努力地鼓掌？还要努力地微笑？这是因为，在他，微笑传递着温暖、勇气和力量。先生不仅为他的文学活着，而且还为他的朋友们活着，更为他的学生们活着。先生一生都在温暖地为别人活着！

　　只有为温暖别人而活着的人，他死后才会清芬久远地“活着”，钱谷融先生就是如此践行“温暖”哲学的一个例证……

　　2017年10月1—6日初稿并修订

　　于苦茶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