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丕新

　　华侨少年归国记

　　文｜许丕新

　　

　　1955年，15岁的徐丕新初中毕业时天安门留念

　　65年前的1952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名12岁的华侨少年要只身回国，一下子成了一件“轰动新闻”，传遍华侨社圈，连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使领馆也“被震动”了一番。林总领事犯难了，签发作为旅游证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按规定必须是年满15岁的中国公民，未满15岁的必须和随行的父母或成年的兄姐联合做在一本护照上，而这个12岁的华侨少年是家中长子，没有比他大的兄姐或父母陪同，亦没有可委托的直系亲属监护陪同，这成了华侨少年决意只身回国读书的一道难题。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的莽撞少年正是本人,今年已78岁高龄的老夫子，如今寄居香港已40年的一名平凡的老归侨。“生命中，总得有一段回忆起来足够感动自己的时光。”万里归程寻“唐山”(海外闽南人一向把祖国称为“唐山”)，正是我生命中回忆起来足够感动自己的一段勇敢的时光。

从小就知道“我是‘唐山’人，我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旅居海外的华侨影响很大，尤其是许多年轻的学子。1949年我还在新加坡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受到许多爱国的老师和中学学长们的影响。当年10岁的我就参加了学校爱国师生团结占领校内旗杆，确保“十一”和北京异地同时高唱国歌和升五星红旗的爱国运动。那一幕给一个亲临现场的孩子的心灵震撼是多么深刻啊！

　　父亲曾对我说：“记住啊，这才是我们‘唐山人’的国家和国旗。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听到国歌要立正敬礼，知道吗？”

　　1950年，父亲因涉抗战时期支持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爱国抗日活动被英殖民政府列入“关注”名单，全家立即决定从新加坡搬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以策安全。很快父亲就给我在雅加达的新华学校报名插班五年级。新华是坐落在雅加达新巴刹闹区里的一所著名的爱国华校，校长就是著名的华侨教育家杨新容。上学第一天，杨校长的教诲让我终生不忘：“小鬼，好好学习，要做新中国的主人翁。”

　　走进学校，正赶上全校师生自愿捐医药用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活动。每周星期一全校师生要穿统一校服集合参加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那种庄严和自豪感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温暖。每到暑假前，到处都有上初高中的学长们报名回国读书或要回国参军的喜讯，那种爱国的热情和氛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我。幼小的心灵不时地萌发想法：我什么时候快长大，我也一定要回“唐山”去。平时学校的老师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把听来的祖国的好消息传给孩子们听，最吸引人的是常常可以听到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朗读从中国好不容易寄来的《中国少年报》。少年报里的小通讯员“满天飞”，每期坐上他的一架小飞机游遍祖国的东南西北，向我们讲述祖国各地的美景和各种不同的民族风俗，实在太美太好听了。

　　

　　1950年，由新加坡搬到印尼雅加达时全家照（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每次听完回家，我就向父母叫嚷着：我要回“唐山”！我要去找“满天飞”！

　　父亲静静地听我吼叫，什么话也不说。母亲以为我淘气胡闹，没理我。几个小妹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乱叫起哄。毕竟还只是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毛孩子嘛。何况我们是金门人，祖国连个亲友都没有，回国找谁去啊？

　　1952年，我读六年级下半学期时，心想还有几个月就小学毕业了，我一定要一毕业就回国去。当时报名回国的多是年轻的老师或初高中毕业的学生。我常常会跑到初中部去打听今年有谁准备要回国的？然后主动拉关系，说好话，求他们能答应带我一起回国去。可是，老师也好，学长也好，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回应我的诉求，都认为是小孩子开玩笑或是胡闹。

　　有一天，准备回国的清竹叔公的儿子蔡易圣把我拉到一旁好心劝说：“小鬼，你别再乱叫折腾了。你才这么大，小学都没毕业，最重要的你是全家的独子、长子，你父母现在的生意越做越大，将来是要你来接班的。所以你父母亲一定不会这么小就放你回‘唐山’去的。”

父母为我要回国事第一次激烈“争吵”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几个小妹叽叽喳喳冲出门外把我叫住：“不好了不好了，爸妈关起房门吵架了。”

　　我问：“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哥哥你一直吵着要回国读书吗？老妈说死了也不同意。”

　　父母关着房门的吵架声和母亲的哭喊声断续传到屋外，孩子们惊吓得挤成一团蹲在大门外的墙角，不敢吱声。长这么大，没听过坚强的母亲这样撕心裂肺地哭喊过，也没见过慈祥的母亲和温和的父亲吵过架。

　　家里从来只知干活很少说话的印度尼西亚老保姆，轻步走到我们面前，瞪了我一眼，又抚着我的小脑袋说：“淘气鬼啊，你妈妈还不是为了你啊？一会儿乖乖说你不走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不一会儿，父母打开房门，严肃无语地走到客厅坐下，只听到父亲问：“阿亮回来了没有？”

　　我闻听蹭一下就从门外冲进去：“爸、妈我回来了！有事找我吗？”我大声回应着，故意像没事儿似的。

　　“过来，站好了。”父亲注视着我，接着神情严肃地说道：“听着，孩子，关于你天天吵着要回国的事，我和你妈吵了快半年了，你妈把眼泪都哭干了。你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对不起。”我怯怯地小声嗫嚅着。

　　“今天要和你做一次公开的谈话，我们要亲自听到你的意见和决心。你要老实回答问题，想好了再说，不许调皮乱说，说到要做到，不后悔。做得到吗？”

　　第一次见到平时温和寡言的父亲如此严厉训话。我急忙点头允诺，不敢吱声。偷看母亲一眼，只见她两眼含泪，无声又无奈地抽泣着。

　　父亲问：“你老实回答你是否真心要回国好好读书？”

　　我瞪着双眼使劲点头。

　　“点头不算，要大声回答！”父亲一声吼，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

　　“是，我要回国好好读书！”我大声回应。

　　“你知道学生回中国后要按手印签字，发誓永远不再回印度尼西亚，你不怕吗？”

　　“不怕。以后爸妈和妹妹可以到中国找我。我们又可以再见面。”

　　“我们许家国内没有亲友可以投靠，你不害怕吗？”

　　“不怕。我会先找在福建的(郭)瑞人伯，到北京会找小时候在巴牙光务抗日的汪(金丁)伯伯和胡(愈之）伯伯，还有几个阿姨。我知道他们会照顾我。”

　　这时站在一旁的母亲一下子走到我面前，把我拥进怀里，拍着我的小身子，声嘶力竭地哭诉：“孩子，听话！快大声告诉你爸，你还太小又没人带你回‘唐山’，过几年你长大些中学毕业时，妈妈一定亲身带你回‘唐山’读书！好吗？”

　　但我还是执意说：”不，我现在就要回国读书，我不怕。”母亲像被一道雷电击中，整个人一下瘫软倒地，坐在了地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我们全围上去，当我战战兢兢地要扶起母亲时，母亲又一下子把我搂进她怀中，边哭边说：“孩子啊，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啊，你真的还太小啊！你一个孩子跑那么远的地方，无亲无故，谁能照顾你，你怎么活呀？”

中国驻雅加达总领馆特例发全国唯一一本“未成年护照”

为了不再因我回国的事情刺激母亲，父亲偷偷带我到中国驻雅加达总领馆办我的护照。记得那天是林总领事亲自接待的。一个12岁的华侨少年要求独自回国求学的消息已逐渐传开，总领馆里围上不少人，想看看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小子。

　　总领事拿着父亲为我事先填好申领护照的表格，似乎有些为难了。

　　他说道：“许先生，不瞒您说，孩子太小，又没有一个直系亲属携带，加上你们是金门人，国内大陆地区一个可以依托依靠的亲友都没有，这样把一个12岁的孩子独自放回去，我们也不放心啊！”

　　站在一旁的我赶紧上前表态说：“我不怕，新中国有人民政府，有事我会找人民政府，我一定要回国读书。”

　　父亲对总领馆的工作人员说：“谢谢你们关心这孩子回国的安危，我在申领表上填写的几位友人的地址都是可靠的，而且事先都已信件联系好。他们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点请放心。唯独孩子未成年又没有成年亲属陪同或监护，无法与同行的父母或兄姐做成一本联名护照。可否请求特例，这次破例为这孩子单独发放一本护照。进入国内有其他身份证件后即将这本特例的护照收回？”

　　几经周折，总领馆最终批准发给我一本单独“未成年”中国护照。记得总领事还开玩笑说：“好啊，小鬼，你这本未成年的中国护照，全中国可能就你一人独有的。要好好保管和爱护啊！”

　　等我拿到护照后，母亲的情绪似乎也安静了下来，加上临回国前一些老师、同学、亲友络绎不绝前来祝贺，把她忙坏了，开始为我整理准备回国的行装。

　　印度尼西亚老保姆好几次偷偷跑来做手势，意思是：妈妈又哭了……然后会小声说：“妈妈每天晚上忙完活儿，就会静静坐到你的床前，给你打扇，驱蚊子，直到你完全入睡。”

　　从来很少哭泣的我，至今每想到这里，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万里归国寻故乡

临行归国前，家人到码头送行。母亲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嘱咐我各种注意事项，整个码头闹哄哄的，老师和同学一拨拨地把我从母亲的怀抱中拉出来照相话别，到最后连与母亲、妹妹照一张离别照都忘了。只要见到认识甚至不认识的同行者，母亲都要不断敦请他们一路帮忙照顾我。

　　直到开船汽笛鸣响三次，我们必须上船了，母亲才极不情愿地慢慢松开了抱住我的双手。

　　记得轮船缓缓驶离港口那一刻，我满脑子就开始充满着各种美丽的幻想和激情，岸上送行的亲友们的脸庞渐渐远离，模糊。

　　对不住生我养我的母亲的歉疚感从此留下了，这一份永远无法补偿的情感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今天……

　　巨轮带我们这一期数百名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回国华侨青少年乘风破浪驶进夜色笼罩的大海，我们大部分人都买在底舱的经济铺位，睡通铺，条件差一些。家庭条件好些的可买二等或一等舱位。买船票时母亲一直坚持要父亲给我买一等舱位，一人一间房住得舒服点，父亲不赞成，说不能惯孩子，要让我习惯和大多数人在一起生活才行。

　　父亲问我能吃苦吗？我赶紧点头表示不怕苦，结果给我买了三等最底舱和大家一起睡通铺。

　　第二天拂晓，许多人都跑到甲板准备看日出。轮船靠近新加坡港口，听说要加满油，还要接上一批星马地区的学生一起回国。由于是短暂停泊，船公司规定所有客户不许上岸，有亲友的可临时在码头边上的接待区见面。这时我想起母亲曾嘱咐我到新加坡港口时要同外婆、几位舅舅和舅舅家的孩子们好好道个别。

逃脱新加坡亲人“爱的绑架”

船刚停泊在新加坡港口，我就听到船上的广播喇叭喊我的名字，说我的外婆和舅舅在港口接待区等见我。

　　我高兴得一下子跑到船下面舱门口，向守门船员说：“广播喊我呢，我外婆来了要见我。”

　　“快去快回啊，轮船还有半个钟头就开船了。”

　　我高兴地答应着，然后跳上踏板直奔接待区，看到从小最溺爱我的外婆和舅舅们，一下就投入了外婆的怀抱。

　　外婆紧紧把我抱住不放，不断唠叨着说：“你这孩子这么小 ，一人回‘唐山’。不行，马上跟外婆回家，就在新加坡上学。”

　　小时候最爱逗我的三舅揪着我的耳朵厉声吓我：“你这个不知死的小鬼头，谁也不认识，不过三天就把你饿死，你不怕啊？”

　　“不怕，我会去找共产党去找人民政府。”我大声反驳。

　　站在旁边一直默默抽烟斗的二舅走上前来，用烟斗敲着我的脑袋说：“不用多说了，没有时间了，你们先把他拉到外面去，我去跟船长打声招呼，回家再说。”

　　这下我急了，叫喊着：“谁敢抓我，我就跳海！”海港接待区一下轰动起来了，众多目光纷纷投射到我们这里。

　　三舅看情势有点不妙，赶紧“解围”。多少担心我狠劲一来还真敢跳海去，事儿就大了。

　　只见三舅的口气一下子缓下来说道：“不说了不说了，谁不让你回‘唐山’了？只是你现在年龄太小，你看看周围那些回‘唐山’的学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小的，你再读几年初中，十五六岁再回去也不晚嘛？”

　　外婆也急插话说：“对啊，再过几年，外婆也陪你回‘唐山’去，多好啊！”

　　这时准备起瞄的船笛已经拉响，催促上船的铃声也响了。

　　外婆把我抱得更紧，我一面挣扎脱身一面往船舱门跑，大声道：“外婆，舅舅，你们放心吧，国内还有许多爸爸的老朋友和叔叔阿姨会照顾我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走丢的。再见了！我以后长大会回来看你们的。”

　　等回到船上，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逃脱了一次新加坡亲人们“爱的绑架”。

深圳海关怀疑华侨少年持“假护照”

经过六夜七天的航行，数百名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青少年学生终于平安抵达香港。

　　不知谁喊了一声：“香港，香港到了，香港到了，快来看啊！”我们都从底舱跑到甲板上看听闻中的香港。

　　这时天刚蒙蒙亮，远远望去，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海面上穿流的大多是渔民捕鱼的小船和中小货船，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兴奋和好奇的关注点在于上岸后，转乘火车奔罗湖口岸再穿过著名的罗湖桥到深圳。

　　深圳，那里就是我们日盼月盼的“唐山”，就是我们天天在唱的“解放区的天啊”！

　　不久，船上的广播终于又响了，要求所有舱位的乘客整理好自己的行装到甲板上集合。只见船上学生们互相召唤、提醒、帮助拿行李，记得我当时因年小，行李搬不动，都是随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轮流帮我提的。

　　他们开玩笑说：“小鬼，你自己看好自己就行了，记住别走丢了，否则你就回不到‘唐山’了。”

　　我的“监护人”是新华学校的陈炳辉老师，他带着一弟一妹也一同回国读书。他拿一根长布条让我们几个孩子依次拉住，以防孩子们走散或挤丢了。

　　我们转乘摆渡船上岸，再到九龙火车站乘车，蒸汽火车慢腾腾驶向祖国的大门深圳。

　　我们兴奋的心情随之跳动。

　　当火车停在罗湖站时，同学们几乎是一涌齐跳下火车，队伍都没排好，就一个劲儿往罗湖桥头跑。一队持抢横排在罗湖桥头的港英军警把我们全都挡在挂有港英旗的这一头，要求排好队拿好自己的行李和证件，我只推着自己的一辆28型号的荷兰自行车，证件护照等由“监护人” 陈炳辉老师代管。

　　一过桥，队伍根本控制不住，人们拿着自己的行李向罗湖桥另一头解放军站岗的方向奔去。记得我因没拿什么行李，只推着一辆自行车，居然第一个跑到桥头，向解放军叔叔拼命招手又敬礼。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早早就站在桥头旁迎接我们，帮我们排好队准备过关检查和询问。

　　陈炳辉老师帮我填好表，交给我护照并一再叮嘱拿好，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小鬼，你把什么丢了都不要紧，就是这本护照不许丢了，知道吗？”

　　旁边的同学开玩笑说：“那他要是连自己也丢了怎么办？”全场顿时哈哈大笑。

　　海关检查时，因个子小，我抬手举上我的那本未成年中国护照。

　　海关人员拿着未成年护照来回翻着，突然站起来俯身看我前后左右，看到我正扶着一辆28型大人骑的自行车，顺口问道：“这辆大人自行车是你的吗？”

　　“是我的。”我答道。

　　“你这么小骑得上去吗？”海关叔叔显然不信这辆28型自行车是我的了。

　　我急了，赶紧又回答：“真的是爸爸买给我的，说我很快会长大。不信我现在骑给你看。”

　　一转身我就在现场一脚跨上了28自行车大梁。大家轰笑起来，又纷纷鼓掌。

　　海关叔叔可能也没想到，急忙跳出来一边把我拉下扶住，一边说：“行了，行了。相信是你的车”。

　　他随即又关切地问道：“小朋友，你的父母家人呢？”我知道海关叔叔开始正式问话了。

　　“我父母亲在印度尼西亚，我没有兄姐，家里我最大。我是一个人要回唐山读书的。”我急忙回答。

　　“什么？你一个12岁的华侨少年，一个人跑回国读书的？”海关叔叔显然又不信。

　　“你国内有什么直系亲友？” 海关叔叔又问。

　　“没有。公公奶奶叔叔姑姑都在金门，我没见过，金门还没有解放呢。”我如实回答。

　　“什么？亲友都在金门？还没有解放？呵呵，好啊，那你回国找谁呢？”

　　“我会去找我爸爸的老朋友，有福建的郭伯伯、北京的……”我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显然海关叔叔不太相信这个孩子说的话，也恐怕是第一次碰到这问题，心中更怀疑了。很快他叫来海关的几个人，在一起小声商议。

　　我心中开始打鼓，害怕他们把我扣下不让我过关。我回头找我的“监护人”陈炳辉老师，我们相距十几米，他不知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急着给他招手示意，他举着双手不断示意要向海关人员说明情况。

　　海关人员把他让进一间小房间，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我猜是陈炳辉老师把我的情况讲清楚了。

　　因为海关叔叔态度轻松多了，还和我说笑话，最后还赞扬我说：“行啊，小朋友，你真够勇敢的，一个人就敢闯回‘唐山’来读书啊！”并竖起大姆指夸我是“一名勇敢的华侨少年”！

归国侨生分配，要求上北京找汪伯伯

出了深圳关，遇到广东、福建等地侨委侨联的代表和许多当地的市民代表前来欢迎，华侨学生则不约而同地奔向一个在心目中颇为神圣的地方——有五星红旗飘扬和解放军战士站岗的罗湖桥头。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在回国船上刚学会的《解放区的天》，一边唱一边掏出小手绢，从大地上抓起一把祖国的泥土包好，准备寄给海外的父母和同学。

　　第二天，我们这一批回国的华侨学生在侨委工作人员带领下乘火车抵达广州接待站。

　　一些华侨同学的亲友早已在站台候着了，按照国内亲友的住地就地安排，如祖籍福建的大都先分到厦门集美侨校，广东的就先留在广州补校。

　　轮到我时，一看表我填的是金门，接待老师说金门去不了，你先去厦门吧。

　　我说：“不行，我要上北京。”态度十分坚定。

　　“北京？你找谁啊？” 接待老师抬头笑着问我。

　　此时我的“监护人”陈炳辉老师又出面了，把我上北京要找的父亲的友人一一报出，加上其他通行者都从旁帮我“说情”，很快我也被批准上北京了，我高兴得直跳。

　　这真是离我万里迢迢寻“唐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寻“唐山”到北京，原来“唐山”就是解放区的天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大家唱歌、讲故事、聊天……时间过得真快啊！三天三夜的旅途就要结束了。

　　“北京站到了！”随着广播中传来悦耳的声音，全车厢一下子欢腾起来，同学们互相欢呼、击掌、拥抱。

　　1952年的北京火车站坐落在北京前门内一座旧的钟楼大厦内。面积不大，也许担心拥挤，所有前来接客的人都不得入站台内，全部挤在站台外。

　　我们华侨同学百十人下了车，在站台上排成队，每人都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步出站台。

　　突然听到车站的广播喇叭响了：“旅客们请注意，现有一紧急寻人通知。从广州来到北京的许丕新小朋友，请你听到广播后站在站台原地不要动，有人会来接你的。千万不要乱动啊！”

　　我的“监护人”陈炳辉老师不放心，从深圳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都不曾知会任何人，只想到了京城基本安顿下来后，再通过侨委接待人帮助寻找当年在苏岛住过他家的几名抗日文化人，怎么还没联系到他们，就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了？

　　为慎重起见，陈炳辉老师下令全队先不要散，一齐留下来陪我见来接站的人。

　　国内的旅客慢慢走光了，剩下我们这些华侨学生。不久又听到站台门口有喊声，随之走进来十几个人，其中一人高举一块写有我大名的硬牛皮纸牌，边走边向我们队伍喊问：“有叫许丕新的小华侨吗？”

　　“有。我就是。”站在队伍前面的我大声应道。

　　突然，那十几个来人兴奋地涌上前来，一位三十多岁的阿姨，紧紧把我抱住。

　　她十分激动，两眼流着泪水急迫地说道：“找到了，找到了！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是中央侨委接待小组的人员，我叫吴伟南，是侨委的。从你们一进罗湖桥我们的接待组就一直跟随你们，这个小鬼的父亲许乃昌先生，是抗日时期在苏岛掩护胡愈之、汪金丁、郁达夫、张楚琨等一批抗日文化人的恩人和老朋友！我本人是汪金丁的夫人，今天特意来接你们和这个小鬼的。生怕接不到把小鬼搞丢了，没法向他的父母亲交待啊！”

　　“太好了！”人群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欢呼声、口哨声、歌声混成一片。

　　“小鬼，‘唐山’真的到了！我们万里归国，漂洋过海寻‘唐山’，我们寻到了！”我们的歌咏队长站出来大声问道：“同学们，告诉我们自己，‘唐山’是什么？”

　　孩子们齐声高叫：“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

　　只见我们队长的双手向空中有力地一挥，那首我们唱了一路的、嘹亮的《解放区的天》，立即响遍火车站：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北京，北京，一个小华侨心目中的“解放区的天”

当我们随着侨委接待我们的吴伟南阿姨向车站外面走出时，欢迎的人群敲锣打鼓在外面热情欢迎我们。

　　场面热闹极了。

　　我个子小，推着那辆28型号的荷兰自行车走在最前面。

　　突然，欢迎人群中一位穿着连衣裙、背着一大背包、戴着草帽的大姐姐大声喊着：“阿亮，阿亮，是你吗？我是郭娟，你的娟姐啊！”

　　我一下子睁大双眼望着喊我小名的漂亮姐姐。啊，是她，是小时候在新加坡最疼爱我的郭瑞人伯伯的大女儿娟娟姐。早年她随全家一起回国定居福州，娟姐是在京读高中并准备考北京的大学的，她一定是从郭伯伯那里听说了我会回国的消息前来接我的。

　　娟姐走过来给我来了个“熊抱”，爱护地拍拍我那满是尘土的上衣说：“小鬼，怎么连个电报也不会发给娟姐，害得我们白跑了三次，这次才把你逮着了。”

　　然后又小声在我耳旁说：“娟姐给你包了一点这两天可能会用的零花钱，好好收着别乱花。”只见她把一小包塞到我的口袋里，接着又把她背上的大包取下说：“这是娟姐给你拿的棉被，刚拆洗过的，干净的。新的来不及做，你先用这个被子，北京夏天晚上还是凉凉的，记住把小肚子盖住。”

　　站在一旁的朋友们，还有吴伟南阿姨都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后来吴阿姨高兴地插了一句：“小鬼多福气啊，走了那么老远来到北京，就有个好姐姐这样贴心照顾你，我也放心了。”

　　到达北京的第一晚，我们这一队侨生被临时安排在北京侨联的一个大四合院的招待所，被招待吃了一生中第一顿北京饺子。一听到要吃饺子，我们许多人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几乎一生爱吃北方饺子和面食，我相信都是与这“第一次”的北京饺子的“诱瘾”有关。

　　在北京的第一晚我们哪里睡得着啊？

　　一路欢笑一路歌，一切是那样的令人激动和难忘。第二天一早，我们房间的几个人都醒了，有人提议一起到胡同口走走，一出院子门，就听到老北京胡同里磨剪子磨刀的叫卖声，胡同的小路十分清洁，街上除了几辆三轮车和平板车外看不到有汽车。

　　来到胡同口看见一个北京早点摊，馄饨、豆浆、油条、烧饼、豆腐脑……把我们吸引住了，一掏口袋，都没带钱或还没换钱呢，大爷看到我们的窘境，立刻说道：“小华侨是吧？忘了带钱了吧？先吃，今天这一餐算是大爷请客。”我们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急着说：“大爷，我们有钱忘了带，一会儿一定给您送钱来。”

　　北京人的豪爽和热情慷慨，第一天就让我们遇见了。

　　几天后，我们这些准备留在北京上学的侨生集体临时搬到东单汇文学校。北京侨联真的像我们的家，下车安排吃住、登记报名、准备入学试，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照顾得那么周到。吴阿姨和娟姐最紧张我的升学考试，天天嘱咐先别出去玩，把心静下来，把学过的功课特别是算术好好复习一下。我哪里听得进？每天总是设法偷偷推着我那辆28型的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沿着北京东城由南向北，从崇文门、东单、东四、赵登禹路、北新桥，直到东堂子胡同，来到中侨委的所在地。我会向院子里的国旗敬个礼，又沿线骑回去。回到宿舍，那些大哥大姐们会围上来听我讲北京街头巷尾见闻，特别是每天听到学到的许多带儿化音的北京土话，如：“今天”叫“今儿个”、“明天”叫“明儿个”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看着我成天不温习功课，还有几天就考试了，吴阿姨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记得还是娟姐的“吓唬”战术奏效：“你要考不上学，北京不让你住，你爸说只好把你再送别处去。”这下我就老实了一点，考试前两天不敢出门了。

　　吴阿姨帮我报了北京有名的八中，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考好。考试那天吴阿姨亲自送我们几个上八中考场。记得那天很热，在考场内一边答题一边流汗，监考的女老师走来，轻轻给我擦汗，然后站在我后面给我扇扇子。为了能考上八中，我第一次这样耐心答题，直到考场钟声响起，年轻的监考老师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老师亲切地收上我的考卷，微笑着再次替我抹汗。

　　“来，坐这边来，老师还有一个短短的不计分数的口试，问你几个问题好吗？不用紧张，有什么就说什么。”

　　我点点头。

　　“告诉老师，你这么小就敢一个人回国读书，是为什么？”

　　“当然是为新中国。”

　　“你真是一个勇敢的中国少年。老师刚才看你答不上新中国的‘五爱’是什么内容，是吗？”

　　“是的，没学过也没听过。我答成‘爱爸爸、爱妈妈、爱老师……’答错了。”

　　只见年轻的监考老师会心地笑了，问我：“现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

　　我再次摇头。

　　老师温馨地用一只手指着窗外围墙上的一行大字：“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

　　我“啊”了一声跳起来说道：“老师，我会了。”

　　发榜的那天上午，我又骑上我的自行车到前门一带玩。前门箭楼的城墙上贴满了一排排报纸发榜的名单，我高兴地把自行车停放在远处锁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挤到看榜人群前面，努力踮高脚在北京八中的榜前查看中榜的名单，由于个子小，仰着头看得挺费劲，但还是坚持着从头顺到尾，连查三遍都没有查出自己的名字。当时心想，完了完了，落榜了，没考上。心有不服，赖着不走，想歇口气，认真再查一遍。

　　说实话，心中早已烦燥至极，越叫自己冷静还真冷静不下来，加上人头涌动，后面的人直叫：“前面的人看完快出来吧。让我们后面的也上去看看。各位好人，榜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让后面的人也看一看吧，多谢了您哪。”心一横不看了，爱有没有。回家！

　　沮丧和烦燥地回到汇文学校的宿舍。一进门，只见屋内非常热闹，当有人看到我进屋后，纷纷涌来向我祝贺，我以为他们知道了我不幸落榜而有意拿我寻开心。我笑不出来。

　　一位大哥哥拿着当天发榜的报纸对我说：“怎么了，小鬼，考上八中好学校了还不高兴？”

　　我内心十分委屈，不由就哭出来了：“你们骗我，明明没考上你们还骗我考上了，你们故意嘲笑我，我不理你们了，你们手上拿的报纸我都查三遍了。”拿报的大哥哥又重看一遍后把那张发榜的报纸塞到我手里：“好，你自己再看看北京八中的榜单，看看究竟有没有你？”几个人围上来和我一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查看，查到最后一行还有十来个名字时，我懒得再看下去，准备走开，刚才拿报的大哥哥忽然大声喝住我说：“小鬼别走，你必须要念下去直到念完为止。”大家也起哄说小鬼一定要看完榜上姓名才行，我只好又回过头来扫了一遍榜单上最后的十来个名字，突然眼睛一亮扫见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榜单上，在倒数第二名的位置。

　　“考上了，我考上北京八中了！”我高兴地喊个不停，我真的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大悲到大喜的感情跳跃，真是刻骨铭心的经历。

　　离开学报到还有十来天，我们这支临时组合的华侨学生队伍就要各奔东西了。大家自然恋恋不舍。籍此机会，吴阿姨分别带我一家家去拜访当年曾到过印尼苏岛巴牙光务镇的父亲的“老朋友”——一批南下抗日文化人。其中，有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伯伯，有中国妇女界的沈慈九阿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汪金丁伯伯，有陈嘉庚先生的原秘书张楚琨先生等，受到伯伯阿姨们无微不至的疼爱和鼓励。每当大哥大姐们追问我在伯伯阿姨家里又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就会说得口沫横飞，再问伯伯阿姨们说的那些大道理听懂了吗？我就会一句话不说地用力点点头，意思是我都记在心里了。

　　我像一棵幼苗沐浴在北京晴朗的天空下，幸福快乐地成长。

　　或许在京的一段时间太兴奋，过度疲劳，一天晚上吃完饭忽觉恶心，呕吐不止，浑身发热。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几个大哥轮流抱着我向校外跑去，门口传达室的大爷说赶紧送医院，最近的就是北京医院。大爷忙着从胡同巷里截住一辆平板车，一听说是个孩子病了，赶车的二话没说，车上铺了一薄垫子把我安置好，嘱咐跟车的大哥大姐扶好孩子，很快就到了医院。一听说是个小华侨，医院的医生把我换上医院的病床车直接就推到急诊室。经诊断是伤寒病。我住了三天医院，吃药打针后，终于康复出院了。吴阿姨代表侨委侨联特地来向医院的医生护士致谢，我的侨友大哥大姐们更是凑了一笔钱，要来付款并致谢，结果医院领导宣布，因是一位刚回国的小华侨得了急病，这次医疗费全免了。

　　几十年后，每当有人问起我对北京的印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那是一位小华侨心目中的解放区的天啊。平等公义、热情豪爽、助人为乐、友善诚实……凡是我学到的好话，我都愿意献给北京！

入学报到，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

(注：1953年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

　　1952年8月底的一天，我们入校报到，好参加9月1日北京各中小学开学典礼。考上八中的华侨学生20多人早早集合在汇文学校的大门旁，初中部就我一人。侨联的吴阿姨、我的娟姐，还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侨友和北京人都早早来送我们上学去。娟姐又偷偷要塞我一小包钱，我坚决不要，告诉娟姐，我已写信给父亲，他很快会寄钱来。

　　座落在北京西单按院胡同的北京八中，是一所男校，环境十分幽静、美丽。一听说有二三十个海外回国读书的华侨学生考上八中，今天提前一天到校报到，不光老师们，许多住在附近的同学和同学家长都来了。胡同两旁的四合院大门这一天都打开了，许多爷爷奶奶大姑大姨大妈都依靠在各家的大门口向我们招手欢迎。中学校长带领着一队老师和学生代表在学校大门口欢迎我们，最好玩的是老校长看到站在队列的我，一兴奋就把我抱进校内。忽然看到不远处的欢迎人群中有人在向我招手，定神一看原来是那天八中考场上美丽的监考老师，我高兴地冲过去扑进了老师的怀抱。

　　“啊哈，小华侨，我们有缘又见面了。我姓何，是你们初一班的数学老师，以后叫我何老师，好吗？”何老师亲切地在我耳边小声地说，我使劲点了点头。

　　报到时我见到和蔼可亲的班主任周老师。

　　周老师看样子三四十岁，她先向我作自我介绍：“我姓周，是你们初一班四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课老师。以后可以直接叫我周老师，听明白了吗？”

　　“知道。”我大声回答。

　　“可直接回答‘明白’比较准确。”周老师说。我一下像是被震了一下，心想这是多么严格细心的语文老师啊。

　　“请告诉老师，你的姓名、籍贯、从什么地方来？”周老师语速放慢问我。

　　“我叫许丕新，福建金门人，从印尼雅加达回国读书。”我小心回答。

　　“你被分配在初一四班，班上有四十五个同学。其中有十二个同学是从郊区和外地考入本校的，和你一样，北京城里没有家，要申请在校住宿。你要和他们住在一屋没有问题吧？”周老师又问。

　　“没问题。我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我高兴地回答。

　　“听监考何老师介绍，你是一个人从海外回国读书的。入学考试中你的算术成绩最好，语文差一些。你的语文除了课堂上的听讲外，老师每周课余要给你补课两小时，主要是认字和阅读。你同意吗？”周老师微笑着一句一句说给我听。

　　我一下子跳起来说：“同意，同意，一百个同意！”看到我天真调皮的样子，周老师也会心地笑了。

　　她站起来把我按下坐着，接着说：“我们学校是公立学校，学费全免。但伙食费和住宿费要自付，有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学校伙食费每月八元，住宿费每人每月两元。你父母亲付得起吧？”

　　“付得起，付得起。只是我爸汇钱还没到。”我着急地回答。

　　“不要紧，你可以先住宿，先吃饭。周老师先帮你垫上了。”周老师解释说。

　　“谢谢老师，谢谢周老师！”我很激动地站起来致谢。

　　记得第一天上饭厅是班主任周老师和准备担任我们班数学老师的何老师带我去的，要了一菜一汤和一个窝窝头。第一次吃窝窝头很新鲜，就是咽不下去，要咬一口再含一口汤一起才咽得下去，结果一碗菜汤喝完，窝窝头还有大半个，把两个老师急坏了。善良的何老师看到我每咽一口窝头的难受劲，着急地跟着难受，眼泪都流出来了。

　　

　　1953年，13岁的徐丕新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

　　开学后第一天初一四班的教室里，我因个子小被安排在头排坐。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课。班主任周老师上课点名时，按顺序让每个孩子自报姓名和年龄籍贯，等于互相自我介绍。前面几个北京的孩子普通话特好，我华侨口音自认比不上，但也不能就认输啊。

　　轮到我时，腾一下站直，大声说到：“我叫许丕新，许多的许，丕就是丕，新是新旧的新。”全班哄堂大笑。

　　周老师马上叫大家安静下来，说道：“这个字比较少见，念Pi音，一个不要的不字下面加一横，是大的意思。好，接着说。”

　　

　　1953年，在北京遇上有生以来第一场雪/1954年，北京八中初二四班部分同学农村郊游，前排左一为许丕新

　　“我是印尼华侨，福建金门人。”我刚接着说到这，教室又乱哄哄了。

　　“印尼华侨？金门？是哪国和哪地儿啊？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几个北京孩子又叫起来了。

　　我立刻回应：“印尼华侨不是哪个国，印尼是外国，华侨是中国。金门是我中国故乡，我们金门人管故乡叫‘唐山’。”全班又一阵哄笑。经周老师指正讲清，全班同学还给我热烈鼓掌。

　　我突然叫道：“周老师，能告诉我，班上同学戴的红领巾要上哪儿买吗？我也想买一条。”谁知话音未落，全班同学再次轰堂大笑。

　　当天一下课，全班的少先队员恨不得全体排队带着我来到八中的少先队大队部，帮我申领填报加入少先队的申请表。当年北京八中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正在大队部办公室，他是一名年轻的男老师。

　　接过我填报的申请表，总辅导员亲切地问我：“你知道加入少先队员的条件吗？”

　　“知道。要做一个新中国的好少年。要做到五爱。”我自信地答道。

　　“对了，还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到毛主席说的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知道吗？”总辅导员耐心解说。

　　“知道了。”陪我前来的初一四班的少先队员几乎是异口同声。

　　秋天，多美的北京秋色。

　　初一的下学期，我以全优（五分制）的成绩和积极活泼团结友爱的品格，获得全班中队少先队员们全体通过，加入少先队，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少先队员。在一次全校大队的队日活动中举行了新队员的入队宣誓。

　　总辅导员给我戴上了鲜红的红领巾。

　　记得那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自豪的情感，耳畔回响着那首嘹亮的中国少年儿童队的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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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