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言能耸众,碑学集大成
文|王 谦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圣人”。他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世代书香门第。“家庙碑”记载,从祖上第19世到第21世这三代,经文、武两途为官者达31人,“从戎仕宦,朱紫盈门”,——朱紫盈门,古人的文字也能如此有画面感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如此优越的家教氛围生养出聪明、乐学之子,再自然不过了。他7岁能属文,便有“神童”之誉。受家风影响,少年时期不苟言笑,只知圣贤之学,开口闭口不离“子曰”“诗云”,以至于乡间百姓开玩笑喊他“圣人为”。
从18岁起,康有为随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从学六年,又经过四年独居的读书生活,再花五六年时间遍游全国,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结交各地人才,得以眼界大开,学问大进。1891年,他回到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教授弟子。他此时学问,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经同学陈千秋引荐拜访康有为。此前,梁启超已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33岁的康有为却场屋不顺,仍是监生身份。按科场规矩,梁启超算康有为的“前辈”。不料,这一番“康梁会”一聊几个时辰,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事后回忆文字),不啻当头棒喝,梁启超一下悟到自己先前所学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于治学竟毫无价值。两人关系也发生逆转,梁启超认真拜康有为为师。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割地加赔款,国耻之甚可谓前所未有,《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令朝野震动。翌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广东、湖南两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清政府拒签对日和约。随后,康有为又联合各省入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清政府采取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战略,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梁二人因此进入中国近代史册。
对公车上书之后的康有为,后世历史学家褒贬不一。一方面,他以社会改良家身份承受赞誉,当时有诗赞曰:“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一方面,他又因保皇党身份屡遭诟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是其中影响最大者。
吴昌硕应康有为之请,为其刻过一方十分著名的闲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其一生经历之宕荡,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屈指可数。
康有为一生中数次被清廷通缉,流亡异域,比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不知远了多少倍。他在这一通颠沛流离生涯中,得以将中学、西学在胸中交融,既改变着自己的政治观念,又丰富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但也激荡起诸多现实人生的矛盾,其外在表现便是往往言行不一。兹举二例:其一,他谎称手中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吸引海外华侨捐款,公开口径是用于国事,实则以考察为名环游世界,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其二,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62岁时还看中一个19岁的船家女,强纳为六姨太。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如其在《大同书》中所写:“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现实生活则是他与六位太太都没到“两憎则相离”地步,堪称“喜新不厌旧”的活典范。“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概在康圣人的三观中,不如此便不足为名士。徐悲鸿画过一幅《康有为妻妾成群图》,不知是表达赞许还是厌弃。
康有为书法作品
康有为将刘海粟收入门下一事,表现出其人极善造势、用人的能力。1921年夏天,康有为在画展上见到刘海粟作品《雷峰夕照》,极为赞赏,盛邀刘去他的“游存庐”做客。次日,刘海粟应约前往,康有为请他欣赏自己珍藏的欧洲名画,一番猛侃。康有为列举得意门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译过雨果诗篇为一时之盛……说到最后,竟是一腔遗憾之情:自己竟还没有一位通绘画的学生!他盛赞刘海粟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作阔大雄奇,前程远大,进而提出收刘做学生。于是,刘海粟成为康门弟子。
康有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自信、坚毅,认准方向,便百折不挠。梁启超曾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他更进一步称康有为是“最富于自信力之人”的“自信家”。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自我营造出来的“圣人气象”。比如,古代对孔子尊称“素王”,意为未践帝位之王。康有为乃自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是也。并且,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字或号:
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是超车之义,轶赐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也;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孔伋即子思,是孔子之孙、孟子之祖师爷,越伋即超越子思;韩文举号乘参,用唐德刚开玩笑的话说,是“把曾参当马骑也”。——以上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绝非捕风捉影,而且章太炎之语可为佐证,《章太炎年谱长编》有引章氏文字:“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
康有为晚年热衷于修建住宅和别墅,略举几件就让当今土豪瞠乎其后,比如在上海有愚园游存庐和另外三处别墅,在杭州西湖有存一天园,在青岛有天游园。这些别墅、园林在当年花费也是巨资,而他的经济来源也够多元的:一是海外宪政党供给,二是家产增息,三是买卖古董,四是卖字。前三项来源,不完全由自己控制,而卖字,还不是自己高兴了想写多少幅就写多少幅,想写多大平尺就写多大平尺?康南海一是本身在社会上的名气大,在书法方面,既有《广艺舟双楫》代表晚清时期书法理论的高度,又有他实际达到的书法高度,字自然卖得不错。但在同辈遗老当中,他却显得比较孤独,甚至颇遭厌恶。许多种谈对联的书中都收了嘲弄康有为的一副嵌名联,其由来是这样的:
一天,陈曾寿邀请陈三立等人饮酒作诗,康有为不约而至,进屋便自说自话滔滔不绝,话题不离新弄的宅院。大家听得不耐烦,陈三立于是径直告诉康圣人大家正在作诗呢,康有为打住话头,识趣地起身告辞。他刚出门,座中有人便做了一副对联:“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康有为书法作品
此联也有传说出自章太炎手笔。上下两联均是截取古代名句,一是“国家将忘必有妖孽”,一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截去了“妖孽”“贼”三字,而以“有、为”二字作结,诚为一副精妙的嵌名联。
往昔已成历史,康有为留给中国文化的贡献,书法艺术方面不容忽视。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撰成的《广艺舟双楫》一书,是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理论著作,主要观点是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书法研究领域,学者多将康有为作为清末继承阮元主张而张扬碑学的一面大旗,其书中行文不啻如排山倒海之势,十分雄辩:“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康有为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尚碑”的同时,主张“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给人矫枉过正之感。
其实在康氏论书文字中,也有关于碑帖兼融的明确主张。他说过:“自从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即张裕钊)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即邓石如)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即包世臣)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从其书法的代表面目看,碑与帖的成分兼而有之,大的方面如气格张扬气象,自然是由碑派而来,而小的方面如笔画连带、顾盼有情,又是非涵泳于帖派所难为。
在书法创作上,康有为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加上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参以泰山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写字体势开张,中上部收紧,下部笔画敞开,结体略呈左高右斜之势,一派雄阔恣肆,苍古生涩。尤其是大字作品,数丈开外看去,满纸大气磅礴,有不可一世之概。此正如李一先生所说,康氏书法“极白虹贯日、苍虬横海之观,虽贻枵虚隘陋之讥,要不失宗匠气度,以较余子,脱然驾而上之矣”!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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