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演员的自我感觉》手稿谈起
文｜慕津锋
《演员的自我感觉》手稿
能够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作家的珍贵手稿，这种机会相当难得。每次翻阅这些手稿，我都感觉自己是在与这些大师们进行一场无声的交流。
《演员的自我感觉》这部手稿，是我偶然间发现的，当时我正在整理档案库房里的文物，无意间发现了这部尘封已久的手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大信封，手稿是用蓝色墨水书写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用稿纸上的，从右往左竖排书写，第一页有作者书写的标题《演员的自我感觉》，但后被修改者用蓝黑墨水涂盖，取而代之的是《演员的自我感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课程”选译》。手稿的纸张已经破损发黄，每一页都有折痕、污迹，还有大量的修改笔迹，我粗略数了一下，大大小小的修改之处多达569个。修改笔迹也不尽相同，先后使用了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四种书写工具，出现了蓝色墨水、蓝黑色墨水、墨汁、红色墨水、铅笔五种颜色，可见这部手稿应该是在作者创作完成后，经过了几次编辑修改。手稿一共20页，这20页本身是连贯的，因为每一页的右上角都有数字编号，很容易辨识，但全文除了第一页右下角有“尼·米·戈尔卡柯夫”的人名标识外，20页手稿都没有出现译者的名字。
根据手稿的标题《演员的自我感觉》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用稿纸这两个信息，我开始查找这篇文章的译者。网络搜索出现了如下信息：《戏剧报》（1954年03期月刊），《演员的自我感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课程”选译》（尼·米·戈尔卡柯夫－孙维世）；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1949年4月16日在北京正式建立，首任院长廖承志。我国老一辈著名戏剧艺术家金山、孙维世、张正宇、李之华等曾在剧院工作。
这两条信息直接指向了同一个名字——孙维世。孙维世是谁呢？她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说她传奇，首先是表现在她卓越的戏剧成就上，同时还因为她当时被称为 “红色公主”，再有就是“文革”之初她那令人沉思的悲惨的人生谢幕。
孙维世
“戏剧大师”孙维世的艺术成就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孙维世亲自导演了由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十分精辟、新颖，她给这出小戏增加了序幕和尾声，使整剧故事丰富、饱满。《一场虚惊》的演出深得军队指战员满意，更得到了群众的认同与夸奖，甚至多年后，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还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她在执导《保尔·柯察金》时在新中国戏剧舞台上第一次规范地、规模地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话剧。这部话剧上演后，轰动北京。当时甚至有人带着铺盖连夜排队买票观看。在公演落幕时，观众们意犹未尽，大声地呼喊：“保——尔——！”
1952年，孙维世导演了《钦差大臣》，该剧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上演的外国古典剧目。
1954年，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孙维世将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契诃夫的名著《万尼亚舅舅》改编成同名话剧上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向国人介绍契诃夫。《万尼亚舅舅》同样大获成功，周恩来总理曾三次前往观看。作家刘心武在几十年后依旧记得小时候母亲带他去看此剧时的情景：
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母亲）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名剧《万尼亚舅舅》——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19世纪俄罗斯外省庄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荫下的长餐桌上银光闪闪的大茶杯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母亲）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
同年，孙维世开始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班主任，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
后来，孙维世将自己担任编剧、改编自苏联作家谢·米哈尔柯夫的小说《神气活现的小白兔》的舞台剧搬上中国的大银幕。《小白兔》话剧和电影的出现，使得孙维世成为新中国儿童剧的奠基人。
1956年，孙维世与欧阳予倩创建中央实验话剧院，她任副院长兼总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第一部戏《一仆二主》（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名著），作为该院向中共“八大”献礼的话剧，不仅由孙维世亲自翻译，而且由她亲自主持排演。这是我国第一次排演哥尔多尼的戏剧，孙维世也成为首位以舞台表演形式向中国人介绍哥尔多尼的中国导演。《一仆二主》话剧的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该剧的成功让当时的演员们自豪地声称：“我们的《一仆二主》，比苏联的要好。”几十年后，作为参演者之一的游本昌深情回忆道：“孙维世作为导演鼓励大家自报角色，还鼓励大家推荐演员，谁适合演什么才演什么角色，而不是任人唯亲，极大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这对我们青年演员是一个成长，当时的艺术氛围是很纯净的氛围。”
1952年，孙维世导演电影《小白兔》时的工作照
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孙维世导演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北京公演，这是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话剧，也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专家与群众合作的艺术创造——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以贴近生活的场景表现中国工人的生活。孙维世用这种表现方式打动了观众的心。该剧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达25万人次。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剧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江青当时也曾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孙维世将这部成功的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
孙维世导演的其他作品如《西望长安》《大雷雨》《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汾水长流》《文成公主》《马兰花》等，无一不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的佳作。
孙维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导演，她在当时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罗瑞卿大将曾称赞她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在导演之余，孙维世还翻译了大量西方戏剧理论教材，包括苏联作家玛尔采夫·文克斯捷林的《第二次爱情》（1954），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1956）、《女店主》（1957），还有她的恩师、苏联著名导演尼·戈尔恰科夫所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课》。可以说，孙维世是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最优秀的戏剧艺术家之一。
在这些瞩目的艺术成就之外，孙维世还是新中国的“红色公主”，她又有着怎样的“红色人生”呢？
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在西柏坡
“红色公主”孙维世的“红色光环”
孙维世出生于1921年，她的父亲是我党著名党员、朱德的挚友孙炳文。1922年，孙炳文与朱德到德国留学，同年11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到黄埔军校任教官之职，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分裂前，于4月16日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捕，坚贞不屈，20日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父亲牺牲时，孙维世年仅6岁。孙炳文的妻子任锐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丈夫牺牲后，她强忍悲痛，不仅要抚养她与孙炳文的五个孩子（孙宁世、孙维世、孙济世、孙名世、孙新世），还要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为了减轻任锐的压力，周恩来夫妇将孙维世收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将孙维世送往延安，孙维世先后在延安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因为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经常到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与江青很熟，江青当时很喜欢她。1938年，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江青和孙维世在延安参加了话剧《血祭上海》（沙可夫、任白戈、左明、朱光、徐一新、李伯钊等集体创作，沙可夫执笔，左明导演）的演出，该剧在延安城里的中央大礼堂连续公演20场，引起极大轰动，此次演出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便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称孙维世为“大小姐”。因为戏剧上的共同爱好，江青与孙维世的关系在“文革”前一直不错。据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切地问过孙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戏谑地称呼孙维世是“草包”，还亲口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当时，江青还给孙维世写过很多信。1939年，周恩来夫妇经毛泽东批准带上孙维世赴苏联治病。治病期间，只要一有时间，周恩来就让苏联朋友带孙维世去看歌剧。当时许多烈士的子女都在莫斯科学习，有的学军事，有的学工业，却很少有人学艺术。周恩来夫妇见孙维世喜欢歌剧，就鼓励她认真地学习这门艺术。孙维世随后报考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开始系统地学习苏联戏剧理论。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孙维世认识了抗日名将林彪。当时，林彪正由妻子张梅陪伴，在莫斯科养伤。1938年春，平型关一战成名的林彪带领部队在山西再次与日军交战，同样取得胜利。当时林彪非常高兴，他穿上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大衣，骑着东洋大马兴奋地在刚刚平息战火的战场上驰骋。此时参战的各方部队正在清理战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远远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骑一匹日本战马飞奔而来，举枪便射。林彪不幸重伤，回延安治疗，效果不甚理想。1938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林彪携妻子张梅去苏联治伤。这一去，林彪在苏联待了三年。
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好静，平时除了研究军事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而妻子张梅则性格活泼、好动，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在莫斯科期间，林彪不准张梅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天性要强的张梅，林彪越是不让她外出，她就越要出去，甚至在星期天也不和林彪在一起。两人越闹越僵，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夫妻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这群年轻人经常在周末、节假日举办各种讨论会和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就常邀林彪作报告，让林彪讲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捷……林彪当时正在和张梅闹矛盾，心情十分沉闷。
在作报告期间，林彪注意到了孙维世。孙维世长得端庄、秀丽，天性活泼，这深深感染了林彪，他自此走进了林彪的生活。在交往中，两个人很快熟悉起来。林彪向孙维世谈了很多国内抗战的情况，孙维世很感兴趣。两人的相识让身处苦闷之中的林彪得到了一丝慰藉。只要孙维世在，中国留学生请他去参加活动，林彪都会爽快地答应。感情一旦萌生，就很难抑制。林彪终于忍不住向孙维世发动了感情攻势。面对这种“突然袭击”，涉世不深的孙维世有些不知所措。她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她心中敬重林彪，但林彪并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一个男人身上。而且林彪与张梅在名义上还是夫妻，于是孙维世婉拒了林彪的求婚，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还是克制了自己，仍然关心着孙维世。1942年1月，林彪与张梅正式分手，因为国内抗战的军事需要，中共中央电令林彪迅速回国。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做最后的努力，但孙维世依旧回绝了他。孙维世的婉拒，在林彪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痛，这也为孙维世日后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46年，孙维世学成回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孙维世被任命为毛泽东访苏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主席访苏期间的一切机要工作。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与著名演员金山在北京青年宫结婚。邓颖超作为家长出席结婚典礼，江青也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到场祝贺，还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那时的孙维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海红墙内众多中共领导子女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其艺术天赋无人能出其右，加之她出众的容貌，当时被人称为中南海的“红色公主”。
人生的谢幕
“文革”开始后，孙维世这位戏剧大师、“红色公主”遭遇了接踵而至的不幸。先是她的兄长孙泱和丈夫金山被捕。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对朱德十分了解，曾参与《朱德传》的撰写。“文革”开始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借此书大做文章，张春桥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并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迫于政治压力，有的作者开始“检讨”，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里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泱被捕后，朱德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的案子，朱德也曾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
孙维世得知兄长遇难的消息，甚感意外，万分悲痛。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才刚刚开始。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家里突然冲进一群“公安人员”，说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经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早在大革命时期，金山就已在上海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演员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交往，了解内部情报，并通过地下党组织将这些情报转送出去。抗战爆发后，金山到了重庆，与许多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排演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戏剧，并在经费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时与江青就有些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事情。他的第二任妻子王莹1935年在由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自由神》中饰演一位女学生，当时江青（蓝苹）是剧中第7号人物——一名女兵。1936年，王莹又与江青竞争《赛金花》的女一号，论名气与人缘，王莹都占优势，最后王莹胜出。江青由此恨透了王莹和她的丈夫金山。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她与金山的婚姻一开始就成了她命运中的“定时炸弹”。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在家中被逮捕，幕后指使者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孙维世被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又被改名为“孙伪士”，被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孙维世将被折磨至死的悲惨结局。
叶群和江青为什么如此痛恨孙维世，一定要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一是她拒绝林彪，得罪了叶群。孙维世在苏联时拒绝了林彪的求婚，这为她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1942年林彪回国后，在延安与叶群结婚。叶群后来渐渐知道了林彪在苏联追求孙维世的事情，认为林彪是在孙维世拒绝求婚之后才找了自己，她感到这是自己的耻辱，心中对孙维世的不满由此产生。1946年，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她取道东北，而当时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正是林彪。孙维世的归来在林彪的内心引起了波动，这让叶群大为不快，也深感担心，她害怕孙维世的出现会让林彪与她之间出现问题。后来得知孙维世和好友林利即将到东北解放区开展工作时，叶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日后的命运又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二是孙维世数次拒绝江青的拉拢，使得江青渐生恨意。1949年秋，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江青当时要求同往，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陪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毛泽东访苏期间的一切机要工作。毛泽东出访归来，江青数次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孙维世多次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孙维世与金山在北京结婚时，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三辆小车突然出现。江青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依旧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要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孙维世对此大惑不解。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到孙维世，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维世听后并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而且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孙维世就这样回绝了江青的“邀请”。江青很生气地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一转头就走了。
孙维世和丈夫金山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恩来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孙维世又拒绝了江青的拉拢。
1966年，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大获成功。不久，江青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随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我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我们两个人很好的合作。”孙维世听后没有马上答应。江青让她再考虑考虑，自己过几天再来找她。孙维世这时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孙维世的一次次拒绝，无疑在江青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是要通过孙维世打击周恩来。林彪、叶群、江青在“文革”中最想打倒的就是一直被视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和同志的周恩来。这一点周恩来非常清楚，但为了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不让中国滑向更动荡、更混乱的局面，他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孙维世在兄长和丈夫被抓后，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了信。随后，江青派人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了孙维世大量的信件、照片，也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的信。江青拿着信去找周恩来，愤怒地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他非常清楚，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与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在送来的逮捕孙维世的同意书上，周恩来只能强忍愤怒，无奈地签上了名字。
孙维世被捕后遭到连夜审讯。审讯的人一开始问孙维世是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这时，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被捕之前，孙维世也曾对自己的未来有预感，她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正在向她袭来，而阴谋的真正攻击对象就是她敬爱的“周恩来爸爸”。她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后来，“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孙维世像她当年的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孙维世被捕后，周恩来曾派人四处调查，多方查探，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在监狱里去世。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他不忍告诉邓颖超。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务院总理终于愤怒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可江青、叶群等人却公然违背总理的指示，强行将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一代戏剧大师就这样陨落了，连她的骨灰都无处可寻。她的艺术之路本来可以走得更高、更远，她本来可以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更多永恒的艺术经典。她的离去，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我们不应忘记这位光芒四射，引导中国戏剧不断前行的艺术大师。
没想到一部没有署名的手稿，竟然让我对孙维世这位艺术大师有了深入对话的机会。这部珍贵的手稿，我们必将永久珍藏，传之后世。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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