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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给戏曲舞台的辉煌——沈西蒙的创作与战斗生活

时间:2023/11/9 作者: 传记文学 热度: 12411
文|杨尧深他留给戏曲舞台的辉煌
——沈西蒙的创作与战斗生活

  文|杨尧深

  

  2006年4月28日下午,我去医院看望沈西蒙,他已经驾鹤西去了。刹时间,我手里拎的西瓜和眼泪几乎同时落下。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

  沈西蒙,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一生从事文艺工作。“文革”后,他被调到总政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又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由他执笔参与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电影《南征北战》。部队的同志们热爱他,不论熟悉他的,还是不熟悉他的,都亲切地称呼他“西蒙部长”。

  我和沈西蒙初识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我被调到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担任组长,曾和他所在政治部宣传部的同一个学习小组,一起谈形势、谈学习、讨论问题。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刚刚从部队农场回到军区机关。

走进周总理家里做客陪在毛主席身旁看戏

我第一次正式采访沈西蒙是以上海滩杂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他见到我,依然是老样子,老远就喊:“哎哟,我们的老同学来了!”其实,他这时的地位和职务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后来还兼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员,正军级待遇。

  我们坐下来交谈,还是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谈起。

  1962年年初,由沈西蒙执笔并参与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霓》),首先在上海演出。这是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后,还没有人敢于创作这样的文艺作品。演出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甚至有人说《霓》剧中的战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输血,鼓吹的是“阶级调和”。

  文艺作品怎样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周恩来总理得知沈西蒙创作了剧本,立刻派秘书去了解。不久,华东话剧汇演在上海举行。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观摩了这次话剧汇演,还召开了剧作家座谈会,特别邀请沈西蒙参加。由此,周总理和沈西蒙相识,并了解了沈西蒙创作《霓》剧的经过。那时,毛主席要求部队机关干部下连队当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点了沈西蒙的名,要沈西蒙和他一起去舟山部队。两个月的军营生活结束,路过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在远东饭店宴请许世友司令员。王必成中将是一名战将,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兵害怕他,称他是“王老虎”。他是个从来不套近乎的将军,竟然端起酒杯,走到沈西蒙面前,向沈西蒙敬酒,说:“沈西蒙同志,你路过上海,要留下马路钱,为我们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写一个戏。”这时,一桌子人的眼睛都看着沈西蒙,经过许司令员同意,沈西蒙就又到好八连当了两个月的兵。他虽然出生在上海,可是要写出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的纪律精神,是十分不容易的。

  当天晚上,周总理约沈西蒙陪他去苏州,一起坐上专列。火车在铁轨上“咯噔咯噔”有节奏地行进着,车厢里春意融融,大家谈笑风生,俨然一派研究戏剧的热闹情景。他们不仅谈剧本的内容,还谈到苏州是个搞创作的好环境。周总理的关怀给了沈西蒙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北京发出通知,要沈西蒙和前线话剧团一起去北京排演。周总理不仅和陈毅同志一同观看排演,期间还对编剧、导演和演员们逐一指导。

  一天,周总理邀请毛主席来观看话剧《霓》,这是对沈西蒙的极大鼓励,他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旁。演出一开始,毛主席就进入了戏境,看得特别认真、特别专心致志。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新战士思想问题没解决,要离开连队,毛主席立刻就喊出来:“不能够就这样让他走了。”沈西蒙马上对主席解释:“不会,后来新战士思想问题解决了,就主动回来了。”毛主席说:“好。”观看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对沈西蒙说:“这个戏很好,演得也很好。话剧是有生命力的。”他当场就给《霓》剧以肯定,还走上舞台与沈西蒙和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这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位领导也在关心着沈西蒙和话剧《霓》的上演。这位领导没有休息,直到戏演出完毕,还坐在食堂里等沈西蒙回来。他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罗瑞卿一直关心着《南京路上好八连》和话剧《霓》。在这之前,他冒着酷暑赶到上海,看望好八连干部战士,指导连队政治思想建设,要求连队继续高举艰苦奋斗的旗帜。当听到一个战士名子叫“沈金贵”时,他说:“这个名字好,我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要贵于金子,比金子还要贵。我们连队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拒腐蚀,永不沾。”当他听到毛主席对《霓》剧给予肯定,又高兴地对沈西蒙说:“这个戏最成功之处,是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它分寸掌握得好,不偏不倚地正确掌握了敌我矛盾与人民矛盾的界限,我听到毛主席这样的评价,非常高兴。”

  演出的第二天,周总理在家里请演员们吃便饭。主要演员和导演、编剧都到了,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周总理进进出出,一会儿和沈西蒙交谈,一会儿和导演交谈,一会儿和主要演员交谈,祝贺《霓》剧演出成功,忙个不停。吃饭时,邓颖超站起来说:“今天总理请客,请大家吃便饭,菜都是普通的菜,是我和总理种的,不收大家的钱。粮票是定量的,我和总理没有那么多的粮票,你们按规定都得交出来。”虽然只有几句话,可周总理和邓大姐这种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4月2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部分同志到家中做客,并与陈毅、张茜、萧华、夏衍等同志一起合影

陈老总帮他谋划电影剧本关键危险时刻挽住他向前

沈西蒙家的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副对联:“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陈毅的诗句,由上海一位名人写的,沈西蒙很珍惜它。表面上看,沈西蒙是一位平和、儒气的文化人,实际上他很坚强、刚正不阿,能够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经得起考验,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从来都不随便对人说。就是在谈创作时,也是谈别人怎么帮助他,以及如何为他提供创作素材。

  1950年冬,沈西蒙创作了四幕话剧《战线》,在南京最大的大华电影院排演。这是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素材和对生活的体会创作的四幕话剧,内容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战场上的英勇形象。几次排演之后,话剧团专门请陈毅来看彩排。他看得很认真,直到演出结束,才醒过神来。他对话剧给予称赞,还对沈西蒙说,这个戏好。当时,沈西蒙正担任华东军区解放军文艺剧院院长,他手下的一位创作人员顾宝璋要求把四幕话剧《战线》改编成电影。第一稿写出来后,送给陈毅过目,陈毅看过后马上通知沈西蒙和沈默君、顾宝璋到军区党委办公室。谈话没有从电影剧本说起,而是从我军历史说起,即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经历。陈毅说,剧本要站得高一点,要充分反映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正确。他作出指示后,春暖花开的季节,沈默君写成了第二稿。陈毅在玄武湖边,再次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对第二稿提出了意见:这个电影要写出毛主席打运动战的思想,不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又大踏步前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彻底消灭敌人的目的。

  陈毅把目光对准了沈西蒙,要他继续修改第三稿。因为四幕话剧《战线》是沈西蒙个人创作的,他应该有这个能力。沈西蒙被说得心里一亮。周总理说过,文艺创作就是多年积累,一点一点所得。沈西蒙根据陈毅的指导,抛开了前两稿,重新写了电影剧本《南征北战》作为第三稿。剧本刚刚脱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得知,马上就叫沈西蒙把剧本送去。陈沂审查过后给予肯定,决定将剧本交给《解放军文艺》杂志首先发表,并把电影剧本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映后,非常成功。这是沈西蒙走上电影舞台的第一步。

  

  毛泽东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全体演职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张泽易,左五为萧华,左八为沈西蒙

  “每到关键时刻,帮他走得稳稳的。因为有一双大手对他伸来,稳稳地挽着他。这个扶着挽着他的人,就是陈老总。”沈西蒙把陈毅排在领导的第一位,是有道理的。“文革”前夕,上面有文件规定,部队要抽一部分文艺骨干支援地方文艺战线。沈西蒙和夏征农、洪泽一起被上级派到了华东局机关。不久,他们几个就在上海市委机关成立了一个组,成员有夏征农、洪泽、张春桥、沈西蒙,由陈丕显同志直接领导。

  回忆这一段历史,沈西蒙至今仍觉惊心动魄。那时,山雨欲来,气候无常。北京正在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和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觉得还不够,要在上海再批判一部电影,并且指名要批判吴强创作的电影《红日》。陈丕显看过《红日》,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不愿意也不同意批判。可是江青要批,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拖着,等待机会。有一天,陈毅到上海来给干部作报告,陈丕显希望陈毅站出来制止批判电影《红日》。在这当中,沈西蒙遇到了尴尬一幕,也受到了深刻教育。对此,沈西蒙曾有如下记述:

  那天,上海友谊电影院后台休息室,坐着陈丕显、魏文伯等华东局、上海市一些领导人,和两个宣传部部长夏征农、洪泽、张春桥。陈老总步入休息室,一一握手,喝茶,闲谈。其间,阿丕同志对我示以眼色,而我却迟迟不敢向陈老总提出批《红日》的事。就在我犹豫时,阿丕同志急了,说:“陈老总,沈西蒙他有事要请示你。”老总问:“啥子事?”我只好接口:“要写篇文章,批《红日》。”我尚未说完,老总便发火了,一拍桌子对着我说:“你们吃饱了饭别做这种蠢事。哪一部文艺作品没有缺点的?有缺点就批,唯恐天下不乱吗?我奉劝你们,有本事干这种事,就去写点更好的嘛!我陈毅没时间管这些闲事,对不起,我要去作报告了。”说完拔腿往前台走去,弄得在场的人好尴尬……

  下午,我与吴强同去“法国俱乐部”。一进门,就看到老总一手捧着西瓜,一手摇着蒲扇,一见我俩,便大声说:“来得正好,吃瓜吃瓜。”我与吴强分头坐在他的左右吃瓜,他天南地北说了不少见闻,而文艺,他却只字不提。

  这一次,我与陈老总的见面,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他制止了“批判电影《红日》”的阴谋,他在暴风雨来到之际,伸出他热乎乎的手,将我与吴强挽住,去迎接即将来临的狂风恶浪。

离上海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战斗中看到了叶挺将军风范

1919年3月,沈西蒙出生在上海南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邮差,薪水很低,家境贫寒。沈西蒙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大哥叫沈孟先,是上海市邮政局的低级职员,被父母看成是不安分守己的人。而实际上,他思想先进,到处传播革命道理,对沈西蒙的影响颇大。1925年5月底的一个傍晚,沈孟先急匆匆地回到家,从包里拿出两件血衣,说是从南京路上捡来的。父亲看了吓得脸色苍白,母亲更是浑身发抖,赶紧把血衣藏了起来。当时,年仅7岁的沈西蒙听到大哥不停地骂着:“外国强盗太坏了,太凶残了,我们有多少工友被他们打伤,还有两位工友死了,牺牲了啊!这个仇恨,我们不能忘记!”后来才了解到,沈孟先原来是中共地下党成员,还是上海市邮政工会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次流血事件,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不久,沈孟先就不见了,两个包打听(便衣警察)闯到家里来捉拿他。正好,那天只有沈西蒙和他母亲在家,便衣警察追着他母亲要人,他母亲回答说:“不知道。”便衣警察恼羞成怒,打了他母亲一个耳光。接着,又问沈西蒙:“小东西,你的大哥去哪里了?”沈西蒙同母亲一样回答道:“不知道。”便衣警察狠狠地踢了年幼的沈西蒙一脚,他母亲赶紧跑过去保护他,也被踢倒在地。接着,便衣警察翻箱倒柜,仍一无所获,更加生气地说:“你们赶紧把沈孟先交出来,否则,没有好日子过。”他们说完就走了,母子俩趁晚上从南市逃到闸北的亲戚家。从这时起,年幼的沈西蒙逐渐懂得了一些事理,他知道大哥沈孟先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对大哥也更加尊敬和亲近了。之后,他在大哥的影响下阅读起进步、书籍,如鲁迅、茅盾、柔石等人的作品。一次,他还在大哥那里看到了巴黎出版的秘密报刊,知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根据地,那里有“朱毛”。由此,沈西蒙心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火焰点燃了。

  沈西蒙读初二时,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这时,上海公交公司招收练习生,报考的有1000多人,却只招收10人。沈西蒙放弃读书,辍学参加报考,结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公司里,沈西蒙接触了不少进步工人,开始参加上海工人发起的救亡运动。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工友去法租界贴抗日标语,被安南巡捕抓到法租界巡捕房。那天,是一个法国巡捕和一个中国翻译审讯刚满16岁的沈西蒙,翻译手里拿了一支很粗的钢笔,不时地敲着沈西蒙的头,问:“你是共产党吗?”满脸稚气的沈西蒙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不由惊奇,马上摇摇头回答道:“不是。”法国巡捕审讯了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看他只是个孩子,最后把他们放了。这次经历使沈西蒙懂得了不少道理,慢慢地成熟起来。不久,他开始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下层组织——扬帆社的活动。

  很快,沈西蒙有了新的想法,他提出离开上海,加入革命部队。这个工人家庭没有一个提出反对。就在1939年的一天,沈西蒙悄悄地奔赴皖南新四军总部。从此,他被留在了军部教导队。

  当上新四军战士的沈西蒙,很快就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这年冬天,他被调到新四军服务团戏剧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促使他认真地学习和对待一切。一天,叶挺军长突然下达命令:日军有数千人向皖南进犯,对我新四军大举进攻,要求服务团派人到前线参战。团长何士德立即召集沈西蒙等10人,组成了宣传队。部队紧急集合,宣传队马上打起背包,跟部队一起出发。这时,身材魁梧高大的叶挺,已经站在了一匹枣红马跟前。部队一动,叶挺骑马走在前头,沈西蒙他们跟在其后,经过一天崎岖山路的跋涉,当晚就住在泾县城里。叶挺的指挥部设在小城的一处房子里,宣传队被安排在旁边。住下后,叶挺亲自带着沈西蒙他们看地形,把小城跑了一遍,还亲自指点哪里可以贴标语,哪里可以集合部队唱歌,哪里可以搭台演戏。不久,数千日军扑到城外,战斗开始了。一连几天几夜,泾县周围到处是枪炮声,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捷报,叶挺还把部队缴获的日本鬼子的食品罐头送给宣传队。在友军配合下,新四军消灭了部分进犯的日军,其余的日军见势不妙,企图突围逃跑,突破口就选择在我军阵地一侧。当天中午,日军从南京调来了30多架飞机,轮番在我军阵地上空轰炸,然而直到傍晚,日军仍然被我军堵住,没能突破我军防线。在激烈战斗中,叶挺不忘关心宣传队,他命令宣传队避到城外去,以免遭到敌人飞机轰炸。宣传队一出城,这些第一次参加战斗的队员们看见炮火连天,一时不知所措。叶挺亲自指挥他们趴在战壕里,躲避敌人的炮弹。

  敌机轰炸得最为激烈的时刻,叶挺冒着生命危险,始终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军部保卫部长(当时称为除奸部长)一时看不见军长,急得在阵地上大喊:“叶军长!叶军长!”然而,由于炮火震天,硝烟弥漫,始终找不到军长。沈西蒙和其他宣传队队员见状不妙,一起投入寻找的行列。突然,在一阵硝烟散去之后,他们看见相踞不远的坟包边,巍然站立着一个高达魁梧的身影。沈西蒙立刻心头一热,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高级将领,处处身先士卒,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将军啊!当时叶挺正拿着照相机拍摄日军俯冲轰炸的镜头。忽然,一串炸弹扔下来,除奸部长飞快地奔上前,抱住叶挺就地一滚,并用身体压着他。谈到这里,沈西蒙用一种称赞的口气说:“这是我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叶挺军长。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一个人站在那里指挥战斗,还抽空拍摄日军飞机狂轰乱炸的照片,用这些照片来揭露敌人的穷凶极恶。直到今天,叶军长的英雄形象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敌人发现从我军阵地突围很难,就改变了方向,从国民党的83师阵地上撕开一个口子,仓皇逃去。

  战斗接近尾声,在稀稀落落的枪声中,叶挺带着宣传队往城里奔去。此刻,驻地群众向他报告:敌机在轰炸时,驻地教堂有一个外国人给日军飞机用旗子打暗号,指挥敌机轰炸我军阵地目标和我部队驻地。叶挺听了很生气,当他在人群中看到那个被捕的外国奸细时,断然下令:“把他毙了!”

  沈西蒙80多岁时,回忆起这些战斗岁月,仍然是记忆犹新。他对我说:“这一年的春天,皖南山区特别安静,景色也特别优美。那天一早,我听说从江南前线来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到皖南军部开会,早上还要来部队检阅讲话。我们全体人员都武装整齐,肃立以待。陈毅于1938年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和粟裕司令员一起,率领第一、二支队从皖南出发,开到了江南前线,消灭了大量日军,建立了茅山第一批革命根据地,为我新四军东进作战作了表率。这次陈老总从江南前线回皖南军部,是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起,说服项英率部到江南前线去与日军作战。”

  其实陈毅在沈西蒙这一批青年人的心中,是一位传奇人物。那天早上当他们亲眼见到陈毅时,竟然一个个都惊呆了,只见他披着一件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是那样潇洒,如一股雄风迎面而来。陈毅和陪同的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绕场与部队官兵握手,打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隆重的部队检阅仪式,就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部队顿时欢呼雀跃起来。陈毅踏上一个土坡,向大家热情洋溢地说,钻在皖南山沟里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只有到江南抗日前线去,到大江南北去战斗,新四军才有发展,才能壮大!沈西蒙他们深为陈毅的将军风范所折服。

  晚上,云岭陈家大祠堂灯火通明,大家正在欢迎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身穿佩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革命军将官服装,当时他正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一职。新四军服务团演出了陈白尘的四幕话剧《魔窟》,叶挺、项英、陈毅等陪同观看。沈西蒙参加了演出。其中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教授邵维、作家吴强和一些青年文艺工作者,以及从上海、重庆赶来的诗人和作家在其中客串。演出受到周恩来和在场群众的热烈赞扬,掌声、笑声不断,还夹杂着口号声。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每个演员握手,陈毅对大家说:“欢迎你们到江南去唱歌演戏,我陈毅为你们打前站,给你们搭台,打扫场地!那里不仅需要军事政治工作干部,还需要大批的文化人、文艺家!同志们,打起背包跟着我走吧!”果然,不久后,新四军服务团的全体人员在团长朱克清同志的率领下,向江南进发,奔向了大江南北。

  

毛主席要求文艺反映工农兵沈西蒙的作品都从战斗中来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沈西蒙熟悉、接近的部队将领很多。他说,他的创作得到了这些领导的帮助。其中就有一位后来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陶勇是一位战将,有智有谋,英勇无比,是我军少有的优秀指挥员。他留下了不少传奇的故事,沈西蒙创作的报道剧《盐城之战》《花子街战斗》《红小鬼》等,就是依据真实战斗故事而创作的。陶勇和日军作战多次,屡次打败日军。日军的一位名将一直不服。有一次,陶勇与这位日军将领互递战书,约好在某月某日于花子街较量,战斗打得很激烈,结果是日军王牌军丢盔卸甲,一败涂地。陶勇部队取得大胜,还缴获了日军的一门平射炮,苏中敌后从此有了一支炮兵部队。沈西蒙据此创作了《花子街战斗》,演出后,颇受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沈西蒙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他既是一名战斗员,也是宣传员,战士们在前线作战,他就在碉堡里搞创作。1948年,部队第一次解放开封的围城战斗时,沈西蒙正在陶勇主力师部队体验生活。他不顾头顶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歌舞剧《买卖公平》,然后由别人配曲,他们抓紧排练,开封城一解放,该剧就在广场上演出了。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小姑娘到城市里卖菜,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买菜,她有些害怕。这名战士向她宣传了我军买卖公平的政策,她就把菜卖给了他。这使老百姓了解到,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人民子弟兵,一个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军队。

  

  晚年沈西蒙

  沈西蒙还在战斗中熟悉和了解了粟裕将军。粟裕是一位著名战将。抗战后期,他在苏北战场上与日军作战,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举拿下日军驻军方圆百公里内的五个城镇,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说:“粟裕能指挥四五十万部队作战。”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在苏北战场上,正确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与国民党部队连续七次作战,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沈西蒙深深不忘这些高级军事指挥员的事迹,不忘这些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军事指挥天才,他要一个一个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从《花子街战斗》到《南征北战》,再到《霓》,这都是他深入部队体验战斗生活的结果。

  沈西蒙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了8年。后来,部队领导组织他与一些老同志下南方考察,在深圳、广州等地考察了解新生活。考察结束后,沈西蒙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创作了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外青山天外天》,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写作手法很独特,反映了60年代末,香港某富豪的阔少牛仔受大陆红卫兵造反的蛊惑而潜逃到大陆参加“文革”,其间目睹经历了人间的种种奇事。在小说中,香港、“文革”中的大陆、改革中的沙湾等光怪陆离的世界次第出现,各种事件、各色人等走马灯般交替旋转,笔触直接透入人的灵魂深处,极其深刻地展示了那个年代里疯狂青年的扭曲心灵。小说手法荒诞,情节离奇,被认为是沈西蒙的又一部力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沈西蒙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不服老,说自己还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荣誉团员”。1988年,沈西蒙开始创作话剧《寻人启示——硝烟下的丽人》,该剧深受各界期待。他对我说:“这是我一生最后的剧作了,我要把它搞得更好一些。”可惜,直到最后,他还是没能完成这部作品。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憾了。

  沈西蒙一生创作的剧作很多。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西蒙剧作选》,这些作品是他精选的,包括1948年于解放开封时创作的广场小歌舞剧《买卖公平》;1943年于淮南龙岗战斗中创作的新闻剧《重庆交响曲》;1950年于南京旧检察院创作的四幕话剧《战线》;1951年于南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南征北战》;1953年于南京教练场创作的五幕话剧《杨根思》;1961年于苏州裕社参与创作的多幕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沈西蒙一生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可以说,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深入战斗生活创作出来的。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反映生活,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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