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 伟

　　霍英东、霍震霆：霍氏父子的体育情怀

　　文｜新 伟

　　

　　上图：霍英东、霍震霆父子

“父子兵”亲历奥运“回归”之旅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感受到浓浓的喜庆狂欢的热度，似乎在品尝一席精美的文化盛宴。作为霍氏家族的传人霍震霆自然十分激动，毕竟这一夜的到来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梦想。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可以说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日起，就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1894年国际奥委会在筹备第一届奥运会之际，就向当时的清王朝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得到答复。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上，中国首次派3名运动员参加了表演赛。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个人。1952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参加期间的几届奥运会。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帮助下，他让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霍英东生前曾回忆道：“结果是28票对7票，刚刚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参加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接着，霍震霆和魏纪中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何振梁先生曾说过：“在恢复中国在亚洲和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斗争中，霍英东父子利用自己的地位、财力、物力来拓开道路并亲临第一线，建立了殊勋。”的确，从帮助中国自行车项目重进国际赛场，一直到中国奥委会恢复国际奥委会会员身份、再到中国申奥成功，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奔波了数十年。

为“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主火炬塔赫然升腾起耀眼火焰的瞬间，面对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景，霍震霆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和魅力有着更深刻的领悟。刹时，他的脑际里浮现出父亲当年凭借其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多次往返于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斡旋的身影。

　　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之一。“那段时间，他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鼓励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事实上，他还参与了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

　　霍英东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曾经在香港私邸宴请过萨马兰奇。“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父亲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特卡洛，霍震霆和父亲同行前往，为北京申奥作最后的努力。出发前，霍英东说，如果真的拿到举办权，自己就捐建一个举办开幕式用的体育场。

　　“那次父亲志在必得。他在摩纳哥宣布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一天，大宴中国记者。一向话语不多的他，站在船头踌躇满志，他大声说：‘我这次有预感，中国一定会赢。’后来我们失败了，很多人还担心他会自杀。那天晚上，我们父子取消了原定的庆功宴，跑到一个小酒馆里悄悄吃了一顿饭，我们两个一句话也没说——我能体会老人家心里的难过。当时，我们连夜所换的酒店偏偏又遇见澳大利亚代表团集体前来庆祝。一边是狂欢的人群，一边是失意的我们，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霍英东（右）与何振梁（中）、萨马兰奇（左）的交谈合影

　　更为尴尬的是，霍英东当年还提前在香港报纸上预留了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版面，后来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及撤换，第二天还是出现在报纸上了。日后回忆到这事，霍震霆还是一脸的无奈：“是的，就像老天开的一个玩笑。父亲为此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一直期盼北京能举办奥运会。”

　　1998年9月6日，相关部门组成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第二次申办大幕正式拉开。1999年4月7日，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萨马兰奇主席在国际奥委会代表该组织正式接受北京的申请。中国申奥的每一步都得到了霍震霆父子的关注与支持。

　　2001年7月8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率领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北京申奥的最后冲刺。霍震霆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同往。

　　7月13日15时，当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站在主席台前宣布“Next is Beijing”的时候，“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霍震霆发现，伴着哭声是不可抑制地欢呼与呐喊：我们赢了，北京赢了，中国赢了！

　　中国北京在莫斯科城实现了百年梦想！霍震霆立即抓起电话向远在香港的父亲报喜：“爸爸，我们赢了！我们拿到了！”霍英东听到儿子报来的喜讯，回应道：“很好！我知道了！”回到香港后，霍震霆听说父亲因为申奥成功太高兴，凌晨接完自己的电话后就跳到游泳池里游泳去了。

　　霍震霆说,在父亲看来，北京申奥成功并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世界对中国进步的认可。2004年1月24日，一笔高达2亿元港币的捐资，带着霍英东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望，通过霍震霆交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

　　然而，历史总是给人留下遗憾，霍英东没能等到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其实，在香港回归之后，霍英东的身体大不如前，已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与此同时他也从商界和政界的事务中隐退。当年驰骋于政商两界的霍英东，遗产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商业王国、体育事业及南沙项目。其中，商业王国由次子霍震寰接管，三子霍震宇则继承高科技产业和晚年投入巨大心血的南沙项目，而长子霍震霆继承了父亲的体育事业。

　　霍英东有非常好的国际体坛人脉，这也是他重要的政治资本。1997年香港回归后，霍英东将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一职交予长子霍震霆，随后更支持他出任香港体育协会会长暨中国香港奥委会会长，可见他是苦心栽培霍震霆成为其体坛上的接班人。如今，霍震霆成功地在香港体育界闯出名堂，继续发挥霍家在体坛的影响力，被誉为香港的“体坛外交部长”。

　　“爸爸病重时最关心的是奥运会。他的病情很反复，恶化时叮嘱我一定要搞好马术赛；好转时就说他一定要熬到开幕那一天。”霍英东病重时，霍震霆每次见他都会装作很高兴地对他讲：“2008年我们一起看北京奥运会。”“但爸爸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年纪不小了，看不看都无所谓啦！’”

　　“从我们申办奥运开始，父亲和我就参与到每个环节的工作中去，我对这届奥运会真的是有很特殊的感受。每次代表国际奥委会给获奖的运动员颁奖，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奏响，我都难以抑制激动，作为中国人，我非常光荣！很遗憾，父亲没有看到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看到我们办得最好的奥运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员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一定会很开心的。老人家多年以来把自己和中国的体育事业拴在一起，他盼着我们国家举办奥运会，如今他的梦圆了。”对于毕生为中国体育事业奔波的父亲霍英东先生不能亲眼见证北京奥运会，霍震霆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

从亚运“英东游泳馆”到奥运“水立方”

霍英东是广东番禺人，在事业有成后，念念不忘故乡的父老和山山水水。20世纪70年代末，霍震霆便跟随父亲回到故乡。霍震霆没有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故乡竟如此贫穷落后。但是他没有轻视故乡人，他说：“家乡的同胞都是我情同手足的兄弟。海外华人能在逆境中经历千辛万苦取得成功，内地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多年来，霍震霆继承父亲做慈善的美德，曾先后捐资助建番禺洛溪大桥、三善大桥、番禺中学和英东体育场(馆)等。1994年10月，经番禺市政府提名，番禺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予霍震霆“番禺市荣誉市民”称号。2000年9月转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霍英东与祖国的交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他身处香港，不断在倾听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1964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霍英东以极大的热情全面关注祖国的发展，他的捐赠、投资、合作的项目遍及教育、文化、体育、医疗、旅游、工业、交通等领域，达100多个，北京为迎接1990年的亚运会兴建的“英东游泳馆”就是他捐资1亿港元修建的。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进行的。这个饭店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霍英东为了招待来中国的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官员筹建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在这个饭店开会的许多国际奥委会官员都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他们一见面都会说起‘henry’(霍英东先生的英文名)，回忆和他交往的一些往事。”霍震霆说，“萨马兰奇见到我总说，‘可惜你的爸爸不在了，我第一次来北京还是他带我来的呢！’”

　　

　　足球场上英姿飒爽的霍英东

　　霍英东支持体育运动，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从小以至青少年时代，蒙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深知“强身才能强国”的道理。曾迷恋过举重、网球、足球、游泳等许多体育项目，尤其是踢得一脚好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他的爱好。

　　事实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网球、踢足球的霍家三兄弟，现在还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霍震霆说：“我们兄弟三人从小都很喜欢体育，我自己可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尝试过。”有一次，一场足球比赛前，霍震霆换好了衣服准备和父亲同场竞技。没想到父亲说：“你的基本功不好，留下来颁奖吧。”霍震霆笑着回忆说：“最后，他是运动员，我反过来颁奖。”

　　霍英东幼年家贫，喜爱体育的他只能在路边踢球娱乐，后来为了事业，他放弃踢球许久。“爸爸再开始踢球时已三四十岁了，仍一天坚持踢两场，风雨无阻。有一次，我亲眼见到，刚刚踢球回来的他为了不耽误一场重要宴会，满头大汗地换衣服。”霍震霆温馨地回忆着那一刻。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霍英东前往观看。这次，中国运动员夺得16块金牌，名列第四，举国欢庆。运动员回国后，应邀组成访港团赴香港访问。这年国庆节夜，霍英东设家宴招待全体中国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块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自此，每届奥运会一结束，中国奥运金牌得主便会被邀集体访问香港，次次在香港掀起一股体育旋风，以纯金金牌奖励奥运冠军成为霍氏家族的惯例。为了支持祖国体育事业发展，霍氏家族可以说是一掷千金。

　　被问及奖励奥运冠军纯金金牌的事时，霍震霆说：“从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不是多少的问题，我们知道运动员每天艰苦的训练，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也只能表达我们一点敬意和鼓励。”

　　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也是在当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霍震霆与父亲给北京奥组委捐赠2亿港元建设的。如今，这座根据细胞排列形式和肥皂泡天然结构设计而成的国家游泳中心已成为北京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外型创意奇特，馆内乳白色的建筑与碧蓝的水池相映成趣。

　　

　　霍英东向冬奥会冠军杨扬颁发纯金金牌

见证先父与邓公的深情厚谊

霍英东和所有同时代的香港人一样，经历过贫困而又简单的童年：阿妈每日给他两毛钱，一毛钱用来搭电车上学，一毛钱买油条白粥当早餐；和小朋友在中华游乐会门外捡“外国佬”打出来的网球当足球踢；做过轮船上的铲煤工，船坞上的打铁匠，以及启德机场的苦力；为了省钱，他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去上班……所有今日香港年长市民经历过的苦难和辛酸，霍英东大都经历过。

　　霍英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由苦力小工，晋身为百亿富豪，成为香港知名实业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并与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建立深厚的关系。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转入内地发展。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霍震霆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1984年春天到中山温泉宾馆来的。当时中山桥路都未通，邓小平是从广州坐船，在唐家湾上岸，再转乘汽车到中山的。

　　霍英东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霍震霆记得，邓小平登上白天鹅宾馆的28层“总统楼”，俯瞰广州，不禁拉着父亲的手说：“白天鹅好，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了！”

　　霍震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与父亲霍英东是邓小平这句话为数不多的“现场听众”。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父子每次都陪同。

　　霍震霆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回放：1984年1月28日早上8时30分，邓小平照常步出中山温泉宾馆，来到罗三妹山东南坡脚下的登峰桥头。望着蜿蜒而上的石阶，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上一挥，对随行的人员说：“登上去！”罗三妹山坐落在温泉宾馆背后，海拔221米，东南坡有653级石阶，西南坡有427级石阶，一上一下，总共1080级台阶。

　　霍震霆记得，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踏轻便皮鞋，不带拐杖，不用搀扶，与随行人员等并肩拾级而上，步伐十分稳健。9时15分，邓小平登上了罗三妹山的顶峰。要下山了，西南面坡陡路窄，不太好走，陪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可是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摆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接受采访时，霍震霆笑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之中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坚定，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全家准备告别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

　　于是，每年夏天霍英东一家都受邀和邓小平全家在北戴河消夏，为此霍震霆一次次亲眼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友谊。霍震霆回忆道：“最后一次我陪爸爸去是在1992年……邓公很健谈，坐下来就讲一套国际形势，香港怎么样——两人一讲就是45分钟。邓公最后说，我不知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香港回归——如果有机会，到了1997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香港看回归。很可惜，还有几个月，他老人家没有看到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爸爸曾说过，回归那一刻起，我是真真正正一个中国人了。”

　　

　　邓小平在北戴河海滨浴场与霍英东及其长子霍震霆合影

出道第一炮与仕途第一步

霍英东的行动也影响了儿子霍震霆。霍震霆12岁时被送往英国著名中学Millfiend School求学。学习期间，父亲常常提醒儿子说：“你与爸爸年幼时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一要好好学习，二要精通外语，三要懂国际贸易，四要读书做事都要为中国人争气，否则我不能用你。”

　　霍英东18岁起当苦力、小店员，后以一条拖船发迹，如今建立起了拥有上百亿港元的经济集团。他的经历告诉他，教育子女，必须培养他们的坚强毅力、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所以，当霍震霆22岁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返港后，霍英东便委其重任。这样做，一方面是想试一试儿子的能力如何，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儿子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

　　霍震霆从小负笈海外,对中国政经气候的冷暖不甚了解，但他从小就能感受到父亲那颗爱国家、爱乡梓的心的跃动。在中山温泉宾馆的选址上，父子俩曾有这样一场对话——

　　霍震霆问：“我们已经看过的那几处地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偏偏选中这块到处是石头的山丘地？”

　　

　　霍英东、霍震霆在工棚里与设计施工人员研究工作

　　霍英东正色道：“已看过的那几处都是耕地。你知道耕地的宝贵吗？七山两水一分田，中国山多田少，用一分就少一分了。我们千万不要做为了眼前发展，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事……”

　　父亲的言传身教，给了年轻的霍震霆一笔宝贵的财富。自此，霍震霆也养成了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习惯，“在商言商”不是唯一的准则了。霍氏家族在所有参与中国内地发展的投资项目中，都以不占或尽量少占耕地为原则。

　　1986年，霍震霆领父命，带400多人的施工队伍开赴文莱，在该国首都斯里巴加湾港兴建大型货柜码头，把这个港口改造成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关系到文莱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工程。文莱政府对此项工程十分重视，在全世界为这项工程招标，结果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击败20多家竞争对手，夺得了兴建项目。

　　如此重要的工程，又在海外施工，初出茅庐的霍震霆能否胜任呢？这令许多圈内人士大打问号。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朋友们的疑问，而是大谈教子游泳的事：“儿女小的时候，我曾经专门聘请游泳名将教他们学游泳。两年光阴过去了，孩子们还是‘浮’不起来。于是我把教练‘炒’了，自己当教练。我把那些不肯下水的小子统统打下水，逼着他们自己找到浮起来的本领，结果孩子们都‘浮’起来了。”霍英东以教游泳比喻培养子女的办事能力，他说：“道理是同出一辙的，一定要大胆放手，不能瞻前顾后，否则会淹死的。”

　　文莱位于赤道附近，气候湿热多雨，当时的经济十分落后，有荣公司的职工在这个伊斯兰国家施工，不仅工作困难多，而且在生活上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霍震霆鼓励职工，一定要克服困难，把工程搞好。

　　霍震霆及其率领的员工勤奋工作，受到了文莱官方的好评。霍震霆出道后的第一炮就为父亲和中国人争了光。

　　1996年12月2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深圳选举产生了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在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中，既有工商界人士，也有不少来自劳工、基层的代表。当时，霍震霆是临时立法会的一员，从此他正式踏入政坛。

　　如今，霍震霆是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别的委员。“过去我们是殖民地，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家，又有向政府反映的渠道，家里的事你肯定有积极性去参与。”

　　霍震霆坦陈：“以前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赚钱，现在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报纸，了解当天新闻。从霍氏集团内部讲，我们兄弟几个各有分工，我主要从事体育事业，也是曝光率最高的一个，其他人比较低调。但这不意味着我就只负责体育，平时很多霍氏集团的决策，我们会全部坐在一起，讨论执行。”现在香港和内地关系日益密切，让霍震霆十分高兴：“刚回归时，每个周末都有30多万人从内地来到香港，现在还在不断增加。”

香港体育“总舵主”“抢”来奥马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震霆和父亲一起为中国体育重返国际赛场四处奔走。霍英东因为力排内外阻力，全力推助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中的合法地位，最终取得了完满结果，他由此获得“中国民间体育大使”称号。霍英东去世后，霍震霆全面继承了父亲热心的体育公共事务。他不仅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还是亚奥理事会（东亚区）副主席、东亚运动会总会主席和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香港体育协会会长，并成为获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香港第一人。

　　回归20年来，香港体育的崛起是让霍震霆感到自豪的事。2008年协办奥运马术，2009年主办东亚运动会；还有一系列体坛精英夺得的奥运、亚运、锦标赛历史佳绩……这份向父亲交出的成绩单，在霍震霆心中分量很重。“当年爸爸和我对体育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真的喜欢，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体育一度在国际上很没地位，所以我们才会不懈争取。现在中国体育已非常强大，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8年奥运马术比赛在香港完美落幕，但它给香港带来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有人士指出，奥马比赛将令香港更加开放、更加文明，更加具有“文化胸襟”；同时，奥马比赛也将进一步推动香港体育运动发展，并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爱国情怀。

　　香港举办奥马赛的机会，是从其他马术强国手中“抢”来的，这一点或许不为很多人知晓。因为种种原因，国际奥组委曾认为，北京不适合举办奥运马术赛，听到这个消息，欧洲几个马术强国争相抢夺举办奥运马术赛的机会。霍震霆的思绪回到了几年前：“北京拿到奥运会举办权后，我一开始真的没想过香港会有机会分办比赛。后来，国际奥委会的章程做了修改，规定如果一个地方经过调整还是不能举办某项奥运比赛，就可以到别的地方举办，这给了香港一个机会。但我在整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担心，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中，因为动物入境检疫问题，马术比赛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成为奥运会史上唯一分在两个洲举办的奥运会。这个先例，让我战战兢兢。”

　　作为一种贵族化的运动，当年国际马联的负责人并不赞成奥马赛在香港举行，他们认为：“若奥运马术比赛远离北京，运动员就很难体验到北京火热的奥运气氛，观众也不易前往香港观赛。这样就可能使比较‘冷门’的马术比赛更加边缘化，甚至被‘踢出’奥运项目。”

　　为此，霍震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积极奔走，他承诺说：“马术赛在香港不仅不会被冷落，而且会让它被更多的人喜爱。”

　　马术在香港有着悠久的历史。1884年香港赛马会成立，从那时候起，速度赛马和马术同时发展。后来，速度赛马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加上与博彩业相结合，让速度赛马变成了香港的一个特色活动，香港速度赛马因此享誉世界。在霍震霆看来，马术是一种非常好看的比赛，既优雅又紧张。

　　“那时，时任国际马联主席、西班牙公主比拉尔带头反对。于是，我请比拉尔多次来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看我们优良的马术传统：香港有100多年赛马历史，还有世界一流的马场建设、马匹检疫和药检设施。后来，比拉尔终于被香港的诚意打动了。”霍震霆深为香港能在奥运史上书写浓厚一笔而感到自豪。他说：“奥运会的意义和影响实已远远超出体育范畴。香港能够参与举办这一国际盛事，势必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

　　对于马术赛事最终花落香港，霍震霆认为除了香港本身具备的很多独特优势外，更多还是要归功于中国奥委会的大力支持，“让香港成为奥运城市，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体现，其实北京也有条件可以办很好的马术比赛，但最终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香港”。他说：“香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级别的国际大赛。回归以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政策的贯彻下，很好地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香港能承办北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更是香港优势体现的明证。同时，这也给香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一步实现自身的价值。”

　　从2005年7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香港将协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及残疾人奥运会的马术比赛，香港赛马会受邀为2008年奥运会马术项目提供场地和设施算起，整个筹备时间只有3年。香港奥马赛，可能是历史上准备时间最紧张的奥运项目。

　　对于“抢”来的奥马赛，香港更加不能懈怠筹备工作。在谈到申办过程时，霍震霆说：“这个过程确实非常复杂，毕竟这不是由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说了算的事情。香港承办马术比赛，至少要涉及北京奥组委、中国香港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三方，同时还要考虑国际马术联合会的意见。所以说，其中的艰难是一言难尽的。”

　　“国际马联还曾认为，香港8月的天气炎热潮湿，可能会给马匹带来危害，对参加越野项目的赛马来说尤其不利。”为此，香港建成了世界一流的马术比赛场地、马厩以及防疫系统。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与香港赛马会签署合作伙伴关系文件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霍震霆开玩笑说：“我去香港的时候，你们不用为我订酒店房间，给我一个马厩住就行了。”

　　经历了两次北京申奥和艰难的北京奥运马术承办之争，霍震霆感叹：“我们和奥运生而有缘。”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北京奥运会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奥运会绝对不只是一场高水平的体育盛会，还是一次人文、文化和科学的盛会，是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最好窗口。”

　　霍震霆认为：“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走入了误区，认为拿金牌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现在香港兴建了很多体育设施，就是要让大家更多来参与体育运动。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介入比赛让体育比赛变了味，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商业元素的介入，但是不能被商业元素所牵制。”

　　霍震霆坦称，现在的年代与父亲的年代已经截然不同，对体育的参与精神和经营思路也应该有所改变。“对爸爸来说，体育是他一生感情投资最深、经济投资最多的事业，而且从来不讲求回报。他们那个年代，对体育的投入有点像‘输血’。但现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我觉得，如何启动香港体育‘造血’功能，学会经营香港体育，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他说，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香港政府很少用财政收入来举办体育赛事，这就意味着，香港的每一项体育赛事，都必须由香港热心体育和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和民间人士来完成。但他强调，如果经营得好，体育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增长点。“通过文化体育来振兴香港”，正是霍震霆不懈奋斗的一条长路。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