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玺璋

　　演员于是之

　　文|解玺璋

　　

　　我最后一次见到于是之，大概是1996年在首都剧场看《冰糖葫芦》演出。那天我流了眼泪，为于是之，也为中国话剧。

　　这种感觉在1992年看老《茶馆》告别演出时就有了。那时，于是之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偶有忘词，但演出结束后，观众依然报以长达十多分钟的掌声和欢呼声。那时便觉得，中国话剧的一个时代将要终结，而于是之，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1996年以后，他再也没有登台演出，黯然离开舞台，这势必成为这个时代行将结束的一种标志。

　　2013年1月20日，于是之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他曾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但就像1997年他出版的表演学著述的书名《演员于是之》一样，他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和惦念，就因为他是一个演员，一个天才般的演员，并非科班出身，却对表演有着那一代艺术家的执着之爱与研究热情。就像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无论如何，于是之这样的演员，不是什么时代都能有的。时代造就了他，他也造就了那个时代。

　　于是之演戏有一种天赋。头一回登台演《牛大王》是在1944年，一出法国戏，他演主角牛大王，那时他只有17岁。朋友邀他演戏，那时他正在北平的一个仓库做抄写员，一个十六七岁的人，每天跟着一群老头儿在衙门里上班，总是闷闷的，演戏使得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哪怕摸黑儿排戏，心里也觉得是亮的。

　　于是之与话剧的天缘，得益于另一个戏剧天才焦菊隐。

　　1945年秋，于是之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按照老于自己的记述，他没提到过曾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他学法文是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办的一所夜校），不久加入祖国剧团，参与了《蜕变》《以身作则》等剧的演出。1947年，他进入焦菊隐北平艺术馆（此事也不确实，老于自己的自传中未见提及），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的演出。1949年2月参加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

　　1951年，“老人艺”要排话剧《龙须沟》，邀请焦菊隐做导演，于是之在这个戏里饰演“程疯子”这个角色。这次经历对于是之来说至关重要，后来，他专门写了《我演程疯子》一文，总结他在排演《龙须沟》过程中从导演焦菊隐那里学到的宝贵经验：焦菊隐要求演员体验生活，同时，对剧本和角色进行分析，并将自己的想法、体会、心得、收获都写下来；他发给每个演员两个笔记本，定期交给他审阅。于是之像小学生一样非常认真地对待老师留的“作业”，他说，这“是一门新功课”，过去的经验不见得合适。

　　“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这是于是之较早的体会。1951年排《胜利列车》，他演一个木工，被安排到长辛店工厂体验生活，他希望工厂的朋友能按照剧本对角色的要求，给他介绍一位恰当的“对象”。工人朋友虽然很热心，但这样的“对象”其实很难找。为此他曾经苦恼过，焦菊隐告诉他：“演员体验生活时，应先普遍深入这一阶级阶层中去观察体验，不该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应先找类型，最后形成典型。”于是之用心体会焦菊隐的这番话，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而对于《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一角，于是之最初觉得他既然出身于没落旗人，为了了解旗人的生活，他便托人介绍了一位与角色比较接近的唱单弦儿的名角，时间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后来逐渐领悟到焦先生的道理，才改为泡茶馆，普遍地观察各色人等，从而得到更丰富的感受。在《我演程疯子》一文中他写道：“从焦先生教我领悟了这个道理，才算开始知道生活本身有多么丰沃。”他终于明白，先前他“是犯了‘奢望一下子找到典型’的毛病”，他说，“典型是存在的，但他不存在于生活中哪一个人的身上，只存在于作家的笔下和演员的创造里”。

　　“程疯子”是于是之脚下的第一块基石。那一年他24岁，程疯子的成功让他大大地风光了一把，有人因此说他少年成名，老人艺院长李伯钊马上指定让他在歌剧《长征》中饰演毛泽东。他说，那时少年气盛，竟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谁又能想到，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毛泽东形象，居然是于是之塑造的。接下来他陆续塑造了《雷雨》中的周萍、《日出》中的李石清、《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中的兹奉佐夫、《虎符》中的信陵君、《名优之死》中的左宝奎、《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以及《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

　　于是之的导师焦菊隐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心象说”，那是有感而发，主要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过度强调“从自我出发”，并坚信自己“生活于角色”之中，却很难走到创造形象的境界。焦菊隐说：“角色没有在你心中成形，你又如何去生活在它的当中呢？创造人物的初步过程，并不是一下子生活于角色，而应该是先要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你必须先把你心中的那个人物的‘心象’培植发展起来，从胚胎到成形，从朦胧恍惚到有血有肉，从内心到外形，然后你才能生活于它。”作为一种表演理论，它固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基本观点似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于是之在话剧《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于是之在《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如果说“心象说”的发明权属于焦菊隐的话，那么，“心象说”最自觉的实践者就是于是之。早在排练《龙须沟》的工作日志中，他就记录了“这周内‘心象’逐渐成胎”的兴奋。

　　后来他在许多文章和谈话中都对“心象说”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总结。比如焦菊隐说：“准备角色的时候，可以用哥格兰的办法。”所谓哥格兰的办法，主要指19世纪法国演员哥格兰所著《演员的双重人格》中提及的“演员是第一自我，角色是第二自我”这个说法，于是之在《焦隐菊“心象说”辨析》中写道：“焦先生之所以在排戏前向我们推荐哥格兰的办法，就是要让我们把第二自我给想清楚了，不是一般的理论上的清楚，而是在你脑子里得有一个形象。”

　　于是之还指出“心象”是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在这里，“下生活”侧重于感性印象的捕捉与汇集，而演员为角色写“自传”，则成为调动演员主观理性认识的重要契机。老舍先生就很欣赏于是之写的《程疯子传》，并且，接受了他对程疯子出身“旗人子弟，唱单弦儿”的推断。于是之进而总结道：“心象形成的过程，既是你把角色思想弄清楚的过程，也是你获得了那角色自我感觉的过程。”

　　尽管对于“心象说”至今争议不断，从它的发明权到实践过程都遭到质疑，但它所取得的成果——于是之所创造的一系列舞台形象，似乎又没有人可以否定。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39岁的于是之被赶下舞台，以“彭真座上客”“黑干将”的名义，被关押在剧院史家胡同宿舍里，隔离审查，交待问题。那时他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或写“揭发交待”材料，或参加各种体力劳动。直到1971年，他才获准与英若诚等下到河北农村、铁矿深入生活，搜集材料，准备创作。他执笔创作的话剧《工农一家》，几经周折，历时5年，直到1976年初才勉强上演。

　　1981年，剧院成立文学创作组（又称剧本组），他被任命为组长。此前，他已在话剧《丹心谱》中塑造了老中医丁文中的形象，在《请君入瓮》（莎剧原名《一报还一报》）中塑造了文森修公爵的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于是之塑造的经典舞台形象数量不多，除了上面的两个，值得一提的还有《洋麻将》中的魏勒、《太平湖》中的老舍、《新居》中的澹台文新等，这些舞台形象都是可以载入当代话剧史册的。

　　1984年，57岁的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他的艺术生涯的后期，要分出相当多的精力去应付作为“第一副院长”必须承担的行政事务。于是之的职务之前何以冠名“第一”，据戏剧理论家田本相回忆，剧作家曹禺当院长时，因为身体不好，长期住院，曾说过“一切找于是之，我现在不大管事”的话，这样一来，于是之就成了“第一副院长”，除了主抓业务，还要协调剧院各种人事问题，包括开会、分房、评职称等琐事。

　　对于副院长这个职务，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剧作家李龙云在《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一文中写道：“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这是于是之最大的悲剧，让一个艺术家去做他不熟悉、不喜欢、不擅长的行政工作，无疑于逼他“自杀”。但是也要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利用他的权力和影响，扶植、帮助了许多新人和敢于创新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83年的“《小井胡同》风波”。这一年，北京人艺把剧作家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搬上了舞台，但只演了3场就被迫停演，有人给中央写信告黑状：“人艺要公演一部反党的戏！”当时，作为该剧作者的李龙云、导演刁光覃、剧本组组长于是之压力都很大，“弄不好咱们得扒一层皮”，于是之说。但他始终不放弃这部作品，一直鼓励、支持李龙云修改剧本。他在写给李龙云的信中说：“剧院处于三叉路口，可兴可衰，可正可歪。你我，我们这一代，确应担起这副担子，使剧院健康地发展，要保持稳定的领先地位，要争取更大的国际影响，使之成为一家足以代表国家的剧院，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是他们的坚持，使得这出戏终于在1985年1月停演一年半之后出现了转机，开始酝酿恢复演出，并于当年2月10日起正式公演。

　　剧作家何冀平也一直铭记于是之对她的扶植和勉励。1982年，她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人艺。不久萌发了要写一个烤鸭子的故事的想法，其实有点异想天开，说给于是之听，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于是之在《天下第一楼》首演之后发表的贺辞中讲到了自己当时的担忧：“两年多以前的一天，她向我提出要写关于烤鸭子的故事，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当时听了颇感意外，甚至有些踌躇不安，这么年轻的‘女孩儿家’，这个题材拿得下来吗，又能写出些什么新鲜的意思来呢？”

　　但就是这样几句来自长辈和领导的鼓励，已足够一个年轻人鼓起勇气，去拼搏和奋斗。看到她的成果，于是之由衷赞赏：她“所收集的材料，足够写出一部长篇来的，但她只写了一个四五万字的剧本。从‘经济效益’上说她是吃了亏的，但这种吃亏的精神令人钦佩，我想观众会报答她以应有的热情”。果然，《天下第一楼》一炮打响，一夜红遍京城，何冀平也因此剧成为万人瞩目的剧作家。

　　但对于是之来说，一位视表演为生命的演员，因为行政职务的重压内心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他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慨叹自己演员和院长的“双重身份”：“我作为一个演员还算内行，但是现在让我当领导，去抓院里面的行政等各方面的工作，我是个外行，我就得重新学，但是我也做不好。当我再回过头，有机会回到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的演技已经生疏了，我又变成外行了。所以，一个内行变成了两个外行。”

　　责任编辑/胡仰曦

　　

　　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王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