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玉和甘肃文化的不解之缘（上）
文常金生
重回文化厅
1991年年初，也许是甘肃省委觉得张炳玉完成了在省委领导机关的锻炼提高，决定派他回到文化厅主持工作。主持文化厅工作以后，张炳玉把主要精力放在艺术工作方面。他的思路是，先把从1949年后到自己上任前的情况做一个全面了解，对全省文化工作的现状做个调查研究，特别是对省直8个专业剧团进行剖析式调研，发现问题严重：一些剧团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有人把这些剧团归纳为“四无”剧团，即无演员、无编剧、无导演、无音乐。张炳玉进到一些剧团的大门，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本来应当是艺术之园，但他看到的却是荒芜之地。有的剧团甚至摆出一副“散伙”的架势。目睹剧场与剧团的现状，张炳玉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从长计议，统揽全局，找到问题的“抓手”。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谋划，张炳玉终于确定了主抓创作的基本思路。到了年底，他主持召开了全省艺术创作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以敦煌为源流，以丝绸之路为背景，以多民族为色彩”的总体思路，后来文化系统简称“敦煌·丝路·多民族”。这个思路既是对过去甘肃艺术创作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今后艺术创作的一个目标追求。从张炳玉上任文化厅厅长，主持文化厅工作的十年期间，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推出了一大批具有甘肃特色的艺术成果，同时也推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艺术俊才。比如《大梦敦煌》，就是“敦煌·丝路·多民族”的实践成果。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推出的八台大戏也是这个思路。在这十年里，有相当一批剧目先后获得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最高奖项，同样是沿着这个思路。
今天看来，张炳玉当时确立的艺术创作思路和方向是符合甘肃实际，也能够调动甘肃文艺工作者积极性的。
就在“敦煌·丝路·多民族”这个思路出台之际，文化部在北京酒仙桥饭店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在讲话中谈到了1992年春季在云南昆明举办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剧目入选情况：几乎全国各省、市（区）都有一台剧目被选定，唯独甘肃没有。张炳玉很吃惊，他到文化厅后，也没人告诉他有艺术节这个概念。当时的现实状况是，8个艺术院团中只有陇剧团在排练一台叫《天下第一鼓》的剧目。甘肃能否补报？张炳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贺敬之的秘书赵铁信。赵秘书要张炳玉写个书面的材料。
对文化人出身的领导和同事，张炳玉一向都有一种特殊的敬重。对诗人出身的贺敬之，张炳玉更是如此。他记得1990年秋季的一天，贺敬之在银川出席一个会议后，取道宁夏固原和甘肃庄浪，考察秦安大地湾史前遗址与天水麦积山石窟、伏羲庙。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炳玉与相关部门的人员在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迎候贺敬之一行，中午在庄浪午餐，平凉地委一位负责同志得知身边坐的是贺敬之时，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背诵起中学课本中那首耳熟能详的《回延安》来。这一举动，一扫宾主、上下级之间的生疏与隔膜，现场的气氛也在一瞬间融洽起来。说来也巧，结束考察时，张炳玉在天水火车站为贺敬之送行，年轻的车站站长疾步上前问候贺敬之，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你的诗歌成长起来的。”说话间，再次背诵起那首《回延安》。
贺敬之这次考察给张炳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止这些。他对大地湾古遗址、麦积山石窟的评价及提出的意见，在张炳玉看来，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时隔数月后的1991年元月，遵贺敬之嘱托，秘书赵铁信给张炳玉转来臧克家给贺敬之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青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臧克家的作品，编写了一本叫《臧克家研究资料》的丛书资料，但遭遇出版困难。臧克家希望此书能在甘肃出版，他请贺敬之在甘肃给这本书一个出版的机会。张炳玉收到信后，深感自己的责任和这本书的分量，当即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取得联系。出版社也很痛快，他们表示，一定要让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书稿出版发行。就这样，一本85万字的《臧克家研究资料》在甘肃出版问世……
有了这层关系，张炳玉就大胆给贺敬之写了封信。信很快得到批复，同意甘肃补报《天下第一鼓》为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入围剧目。消息传到陇剧团，演员们也非常振奋。陇剧自《枫洛池》开创性搬上舞台后，30多年来，再没有在国家层面露过脸。终于有了机会，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努力，下决心把这个剧目以陇剧的全新的形象推向全国。
陇剧团在原有基础上，对《天下第一鼓》反复修改打磨多达半年。1992年春节后，他们把该剧带到春城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演出。
在昆明的日子里，张炳玉带上请柬、名片，一一拜见各大媒体记者、剧评家，倾听他们对陇剧的意见。关肃霜是京剧界的大师级人物，又是云南京剧团的团长，作为东道主，已经被许多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她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观看甘肃的陇剧，张炳玉内心没有太多把握。也许是被张炳玉的真诚约请所打动，首场演出，关肃霜就放下手头急办的事，赶来剧场观看。她说：“甘肃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这个陇剧我一定要看。”在看戏的过程中，关肃霜全身心投入，看得入神，看得着迷，也看得动情。当演出结束，大幕还未落下，她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直奔后台，对演员们说：“好戏，好戏！难得的好戏！”在次日的评戏座谈会上，关肃霜不吝溢美之词，对《天下第一鼓》大加赞扬。她说：“你们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真乃天下第一鼓！”说着，她突然起身离座，朝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关肃霜的“三鞠躬”传遍春城，成为艺术节期间海内外文艺界、新闻界热炒的“花边新闻”。
参加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留影
《天下第一鼓》在春城昆明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大获成功。甘肃特有的兰州太平鼓，堪称天下一绝。甘肃陇剧团本着传承、改革、创新的原则，把原本属于农民自娱自乐的地摊文化，大胆搬上戏剧舞台，让太平鼓的黄河奔流气概、雷霆大作之威风尽现舞台，强烈地震撼和感染了专家和观众。接下来，该剧又顺利获得文化部的文华奖。这是甘肃戏剧作品首次获得国家级最高奖项。张炳玉欣慰的是，他那关于“敦煌·丝路·多民族”的创作思路，终于结出了初步的硕果。
甘肃省艺术院团每一部作品的成功、每一位人才的推出，应该说都是张炳玉付出辛勤劳动的，也是他和他的同事、下属共同用心血浇灌的结果。后来，张炳玉曾经写过一篇《苦路与铺路》的文章对此进行过总结。
甘肃文化厅在张炳玉接任厅长之前，已经有过骄人的成就。那些年，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和干部经常在嘴边提到的是“文革”前的话剧《康布尔草原》、电影《红河激浪》和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剧《西安事变》、舞剧《丝路花雨》，应该说那些年甘肃的戏剧在全国还算小有名气，全国文艺界也常有“甘肃的戏剧、陕西的小说、青海的散文、新疆的诗歌”这样的说法。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以来，甘肃似乎再未出现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也没有推出好演员。尤其是1983年为戏剧演员专门设立的梅花奖以来，甘肃一直没有推出梅花奖演员。张炳玉到文化厅后，他才从媒体上获知甘肃连续8年都是空白。这时的张炳玉感觉到压力，但似乎短时间也无力改变现状。虽然当时的窦凤琴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全省青年演员大奖赛的优秀演员，从庆阳秦剧团调入省秦剧团。但由于没有好作品，也没办法往上推。
为了出作品，1992年，张炳玉极力争取拿到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主办权。他核心的动机就是想借助举办艺术节的东风，推出一批好作品和艺术人才。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目的的确达到了。从艺术节举办之后的1995年，也就是从第十二届梅花奖开始，直至2015年，甘肃不间断地推出梅花奖演员，总人数达13人，其中京剧演员陈霖苍、话剧演员朱衡获“二度梅”。
张炳玉与这些艺术人才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过一段段直接或间接的故事。
打造“明星”
京剧《夏王悲歌》的作者康志勇，已经在此前创作过歌剧《阴山下》。他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写那气贯长虹的悲剧情节、表现情绪。好在时代又前行了几年，悲剧也不再那么敏感。康志勇原本在嘉峪关工作，由于写小说在全省有一定名气，被文化厅调入省歌剧团担任专业编剧。本子是他继《阴山下》后的又一力作，早在艺术节之前就写出来了，张炳玉看后，就琢磨这个剧本怎么用。中间九易其稿，直到1992年夏天，文化厅承办全国戏剧小品大赛。有一批专家来兰州担任评委。张炳玉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他安排让把本子分送给专家审看。多数人由于忙于评比大赛的参赛节目，无暇顾及这个本子。但其中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曲六乙回到北京后认真看了本子。他专门给张炳玉写信，表示支持《夏王悲歌》作为艺术节剧目投入排练。
甘肃省首届戏剧“梅花奖”大赛期间与武威歌舞剧团演职人员一起合影
经过认真讨论，文化厅正式确定排演《夏王悲歌》。首先是确定导演，鉴于甘肃导演极缺的现实，他们外请了导演过当时著名京剧《高高的炼塔》的吉林省京剧团著名导演艺术家李学忠担任导演。《高高的炼塔》张炳玉以前曾看过，印象很深。
李学忠也看好《夏王悲歌》的本子，爽快地答应了甘肃方面的邀请。但他来兰州进入排练过程后，跟京剧团负责人多次发生矛盾、摩擦，最后不辞而别。这个难题摆在了张炳玉的面前。情急之中，他想到正在话剧团排练话剧《极光》的中国铁路文工团资深导演、导过歌剧《张骞》的陈平。
1993年年初，张炳玉在北京参加文化部文华奖颁奖大会期间曾请来陈平担任话剧《极光》的导演。对她在颁奖大会上关于《张骞》的导演阐述的一段话表示非常佩服。
张炳玉在话剧团排练场找到陈平，问她能否救场，接手《夏王悲歌》的导演。陈平听了张炳玉的话后，好久没有吭声。张炳玉猜测，她是否在担心让她既导话剧，又导京剧，导砸了怎么办？于是，就试探着对她说：“艺术的感觉是相通的，以你这样艺术阅历丰富，艺术实践多多，对别的剧种尝试尝试有何不可呢！”他还对她说：“这两个剧团相距很近，便于你来回串场，交错排练，整体齐头并进，也算是一举两得的事。”
陈平也想了想，说：“也只能如此了！”这也是陈平的导演生涯中，第一次碰到同时导演两部不同剧种、而且两部作品都是参加重要节会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两台戏都取得了成功。
《夏王悲歌》成为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叫得最响、观众反映最强烈的一台戏。有人甚至认为，该剧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也不论从史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看，都具有史诗般的意义。时任主管领导，也是艺术节主要领导的省委副书记孙英，对该剧也有特殊的偏爱。这位历史专业的领导还专门安排相关人员为《夏王悲歌》撰写剧评文章，为该剧叫好。
考虑到李瑞环同志喜欢京剧，对京剧也有很深的研究，文化厅便通过组委会安排李瑞环提前观看《夏王悲歌》。艺术节开幕前一天，也就是8月17日，李瑞环抵达兰州。当天，他连宾馆都没进，在机场略作休息后，就直接到达黄河剧场。李瑞环看过后，对甘肃能够拿出这样一台高水平的京剧，也非常高兴。该剧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京剧味，又巧妙地吸纳了地域文化的元素，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后，人们把《夏王悲歌》视为西部京剧的经典之作。1995年，《夏王悲歌》获文化部文华奖。1996年，主演陈霖苍获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也是甘肃第一位获梅花奖的演员，为甘肃戏剧实现了梅花奖评奖零的突破。
陈霖苍后来讲，有三件事让自己对张炳玉印象深刻：
一是1989年京剧《原野》赴京演出前，张炳玉代表宣传部到车站送行时说：“你们这个团的走向和发展、生存和失败，在此一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些话有激励作用，加上剧目本身过硬，这次进京演出，获得了新剧目奖、优秀表演奖。
二是1994年12月，《夏王悲歌》赴北京参加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展演，在临行前，张炳玉讲：“这次我们也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你们去后，务必作到一举三得：拿下文华奖、梅花奖和展演的成功！”在北京期间，京剧团果然如张炳玉为他们送行时所说，取得了一举三得的效果。在北京展演时，反映强烈，谢幕时，有观众喊着导演和编剧的名字，强烈要求出来谢幕。在《夏王悲歌》赴京演出的同时，张炳玉立即安排有关处室申报陈霖苍参赛第十二届戏剧梅花奖。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12月底，离申报截止时间还有两天。申报梅花奖的演员有45岁的年龄界限，假如过了年底，陈霖苍就46岁，再也不能申报，将永远失去申报梅花奖的机会。
三是1996年，《夏王悲歌》与《原野》赴台湾演出前，张炳玉在送行时讲：“你们这次去，不仅是团里的荣誉，也是甘肃的骄傲。甘肃这样一个边远省份的京剧团，能够带上两台大戏，很了不起。希望你们到台湾后，把中国京剧发展的新成果展示给台湾同胞，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力。”该剧应邀到台湾演出期间，引起极大轰动，海峡两岸的学者还就《夏王悲歌》的演出，成功举办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
获第十四届梅花奖的秦剧演员窦凤琴在上推初期，文化厅准备上报她主演的剧目《白花曲》。按规定，要把戏带到北京，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演出，由专家评审。张炳玉当时考虑，怎么找个让剧团上北京的机会呢？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情况：文化部要在西安举办全国的梆子戏调演。甘肃文化厅当初报的是兰州市的一台戏。但这台戏没有通过文化部的审查。张炳玉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是为了不缺席梆子戏调演，就给文化部艺术局的姚欣副局长打电话，请求能否补报省秦剧团的《白花曲》参加西安的梆子戏调演。张炳玉当时考虑的是：梆子戏调演虽然是文化部主办，但评委中多数都同是梅花奖的评委，如果他们能够在西安提前看到窦凤琴的演出，更有利于为剧目上北京演出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姚局长表态他个人同意，但需要第二天由文化部艺术局正式答复。
第二天上班后，文化部艺术局正式给甘肃省文化厅答复，同意《白花曲》参加在西安举办的梆子戏调演。为了在西安演出成功并协调与有关方面的关系，张炳玉亲自带领秦剧团赴西安参加调演。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秦剧团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出省，而且是在秦腔的老家参加全国性调演。省秦剧团全团上下自然是精神振奋，兴高采烈。
艺术节前与文化部部长助理高运甲（左二），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曲润海（左一）、副司长姚欣（右一）合影
实际上，张炳玉去西安的主要目的，除鼓励演员外，主要还是想拜访各位评委，请他们关注甘肃省参加调演的剧目。当时，虽然是来到了秦腔的老窝子，但张炳玉自己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参加调演的演员中，恰好也有窦凤琴的强势挑战者、陕西戏剧研究院秦剧团的李梅。李梅当时参加的剧目是陕西省自己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蔡伦》，李梅扮演蔡伦夫人。张炳玉特别关注窦凤琴和李梅的对比，他分析认为：单就表演看，窦凤琴绝不亚于李梅。从搜集到的反映看，陕西的戏迷们都为窦凤琴叫好，说：想不到，甘肃还出了这样的好演员。戏剧专家也对窦凤琴的演出给了较高的评价。
最后评奖时，《白花曲》囊括了表演、剧本创作、作曲、舞美设计等方面的奖项，也给陕西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调演期间，为了便于直接赴北京参加梅花奖评审演出，张炳玉要求把《白花曲》的演出安排在了后期。调演结束后，借着演出成功和高涨士气，直接把剧团带到了北京。因为有西安的成功演出，北京的演出也就顺风顺水。最终，窦凤琴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另一位梅花奖得主雷通霞，原是定西地区秦剧团演员。张炳玉在定西下乡时，看过她的折子戏《打神告庙》，觉得这个演员条件好，有潜力，也有一定实力。这个时候，省陇剧团也看中了她。这样，文化厅就决定把她调到省陇剧团，给她一个更大的平台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文化厅对这个演员的培养目标也是梅花奖的获得者。她在地区一直演的是传统剧目。要获奖，必须为她打造一部新的剧目。这个时候，正好又有了一个机会。文化部在天津举办首届中国京剧节。在参加京剧节期间，山东京剧团演出了京剧《石龙湾》，张炳玉和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在看戏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戏能否移植过来让甘肃省陇剧团演。文化部当时也在提倡移植剧目。张炳玉让艺术处处长找到山东京剧团，先把剧本拿到了手。
从天津返回兰州后，文化厅就与陇剧团商议，最后决定移植京剧《石龙湾》。排练后，大家反映雷通霞把剧中人演得光彩照人，她的唱功震撼了观众，不少戏迷认为雷通霞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这时候，中国现代戏研究会要开年会，陇剧团是现代戏研究会的团体会员，按规定，研究会的年会由团体会员轮流坐庄承办。研究会提出这届年会由甘肃主办。陇剧团团长为此事来找张炳玉，希望文化厅支持他们承办年会。
现代戏研究会的年会在兰州举办得很成功，省陇剧团的演出，尤其是雷通霞的演出，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当时，张炳玉还在年会期间，在《甘肃日报》上刊发他自己撰写的文章《一个明星的发现与培养》。张炳玉把当天的报纸送到与会专家学者手中，他们跟张炳玉开玩笑：“厅长亲自出马推人才了！”这件事，在客观上也的确为雷通霞获奖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1997年，雷通霞终于通过移植的陇剧《石龙湾》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敦煌古乐》的诞生
敦煌遗书是世界公认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瑰宝，遗书中有一部分珍贵的古代乐谱。但长期以来，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用今天的记谱方式还原它的真实面目。曾经的著名音乐人，如今的网络脱口秀红人高晓松谈论过一个话题，叫“汉人无音乐都怪老祖宗”。所以怪老祖宗，并指“汉人无音乐”，恐怕既有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的问题，甚至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问题，但恐怕更有记谱方式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音乐形式，人们在今天所能看到的也只有那些曲牌和后人根据自己理解谱写的曲谱了。尽管已经有不少人试图还原古人常用的记谱方式，但对敦煌遗书中的古乐谱的还原并取得成效，原甘肃省歌舞团的演奏员席臻贯，是第一人。《丝路话雨》问世后，几乎演遍世界。有一次在法国演出时，作为演奏员的席臻贯利用演出间隙，曾到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被掠夺到法国的敦煌古乐谱，后来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收集流失在各地的敦煌古乐谱。张炳玉在拜访席臻贯时听了他的介绍后，为他的这种努力很受感动。在与席臻贯的交谈中，张炳玉听了他对破译敦煌古乐谱意义的看法以及他个人在破译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经费上已经寸步难行，甚至连一页稿纸都没有，经常要把香烟盒用作稿纸开展研究破译工作。张炳玉心里不是滋味，感觉对席臻贯认识得太晚。他当即表示，文化厅会竭尽全力帮助他把这件事做好。
回到机关后，张炳玉做了安排，让歌舞团关心支持席臻贯的工作，并拨出经费用于古乐器的制作。席臻贯的古乐器设计，主要是根据古乐谱相关图画，并参照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古乐器图谱设计而成。为了进一步促成敦煌古乐的研究复原工程，席臻贯提出歌舞团要重新组建领导班子。他也给省委主管副书记孙英做了汇报。后来，组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就给他创造了敦煌古乐研究的充分条件。敦煌古乐的研究从此得以顺利进行。
1992年10月，敦煌文艺出版社与甘肃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席臻贯的《敦煌古乐》。敦煌古乐终于重现人间。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来甘肃视察时，欣赏了席臻贯破译的25首敦煌古乐，在接见席臻贯的时候指出“可以考虑将其搬上舞台”。1993年11月，已经更名为敦煌艺术剧院的原甘肃省歌舞团带着《敦煌古乐》的舞台艺术赴香港参加香港艺术节，给香港带去了惊喜与兴奋。
1994年，正当《敦煌古乐》进一步完善，进入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排演的紧张过程中，席臻贯患膀胱癌住进了医院。在病重期间，他忍着剧烈的疼痛，还是念念不忘《敦煌古乐》的排练，用各种方式指导排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敦煌古乐》能够亮相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离艺术节的开幕越来越近，席臻贯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好不容易，终于等来了《敦煌古乐》作为甘肃入围节目在黄河剧场上演，席臻贯强烈要求到剧场观看，他要亲眼见证自己凝聚心血和生命的成果。经请示省委领导和医院的特别许可，席臻贯坐着轮椅进入剧场。那天晚上，李瑞环观看《敦煌古乐》，演出结束后，席臻贯在轮椅上与所有演职人员一起受到了李瑞环同志的接见。李瑞环高度评价了演出，也充分肯定了席臻贯的这种工作精神。
1994年10月6日，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结束的半个月后，席臻贯带着对敦煌古乐的眷恋与世长辞。
张炳玉对席臻贯的看重和惋惜，还写成题为《走进“天门”揭破“天机”——记敦煌乐谱破译者席臻贯》的纪念文章，1995年1月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其中的三个小标题就足以说明他对席臻贯一生努力的敬重：“耗十年心血破译千古之谜”、“奔走江南终使唐代乐器复生”、“他在轮椅上含泪听着敦煌古乐”。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现场
文化之基层
张炳玉到文化厅工作后，对民间文艺和群众文化也同样重视，他作为体制内主抓所谓高雅艺术的官员，对那些通俗和流行的文化现象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并主张雅俗共赏。当时，在文化和文艺的理论界，曾一度掀起一场关于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之辩的争论。有人对流行文化现象对正统文艺形式的冲击忧心忡忡，有人甚至上纲上线。但张炳玉认为，包括通俗歌曲在内的通俗文艺形式，既然能够在中国普遍流行，就有它能够流行的道理，一些人的少见多怪会逐渐变为见怪不怪，甚至多见不怪。即使是被体制推崇的戏剧，也有个从民间走向庙堂、从通俗走向高雅的过程。他后来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关于雅俗背向的历史偏见实在是走向了一种误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构成了长期和深远的畸形影响，也误导了中国人的审美倾向。群众文化，也即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它所关注和管理的是社会上或者说民间的非文化系统直属的各类群众性文化和文艺活动与现象。张炳玉基于对中外语言文学和艺术现象的深刻理解，也是从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经验和感受出发，觉得体制内文化工作固然重要，固然担负着主导文化发展方向，引领主旋律的作用，但社会上和民间的文化现象和文艺创作、某种文艺形式的流行，也更加发挥着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真实作用。他在主持文化厅工作的10年中，甘肃的群众文化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特别是农村文化工作，需要从基层选调干部充实厅机关的群众文化处。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过去在基层下乡督察群众文化工作时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庆阳地区文化处群文科的干部李文华，一个是陇南群众艺术馆的干部曹锐。
张炳玉在庆阳下乡时见过李文华两次，印象是熟悉基层文化工作，文字功底不错，很适合做机关工作。李文华调上来后，又发现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很有潜力。有一天，李文华给他送来一大摞文稿，战战兢兢地对他说：“厅长，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也不知道水平到底咋样？您能否帮我看看？”张炳玉让她留下了书稿。她走后，张炳玉就想：我们的干部本职工作虽然不是搞文学创作，但她能够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这样的东西，我作为她的领导，应当支持。
随后，他大概看了这部叫《重婚》的长篇小说底稿后，就给当时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王家达打电话，介绍了情况，希望让王家达先给把把脉，审读一下，看能否达到出版要求。王家达接到书稿后，认真地看了一遍后，对张炳玉说：“稿子不错，完全可以出版。”有了这个权威的说法，张炳玉就与出版社联系，大概书名在那个时代就有冲击力，加上书稿的创作又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出版社也看上了这部长篇小说，并决定出版。书出版后，果然在当时出版发行冷清的环境下引发了不小震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甚至还出现了盗版情况。李文华本人也因此成为当时甘肃中唯一靠版税致富的作家。当然，当时文艺界的一些人士，并不认同这部作品，主要是对它的内容不屑一顾。但著名评论家陈荒煤对这部作品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重婚》在市场上的畅销。时隔20年之后，敦煌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再版长篇小说的计划目录，其中就有这部叫《重婚》的作品。
张炳玉对曹锐的认识要更早一些。1990年，他当时还在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当时的省文化厅厅长因病去世，新的厅长还未配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全省农村文化工作，省委宣传部决定与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一次农村文艺调演。这次调演活动在庆阳开幕、在平凉闭幕。在庆阳调演期间，张炳玉看了陇南的《莺莺拷红》，觉得这部传统题材的小戏带有荒诞的情节，很有新意，让人眼前一亮。当时他就想见见编剧。这是张炳玉第一次见到在陇南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曹锐。
张炳玉到文化厅后，对曹锐有了更多了解，所以就想到了把曹锐调来文化厅工作。曹锐调来以后，表现出了很好的专业水平。在做好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也时常被一些单位、企业请去编排辅导文艺节目，逐渐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作为东道主，除了上推入围的8台专业剧团演出的大戏外，还要上一台群众文艺节目的组台演出。曹锐作为主力之一参与了工作。这台群众性演出节目在艺术节演出中，同样受到观众的赞赏。
曹锐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写一些散文和小戏曲，从中也看得出其文字功底。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之后的一天，曹锐给张炳玉送来了最新创作的作品，表现以白马人生活习俗为题材的舞剧脚本《白羽歌》。张炳玉当时吃不准，便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把这个本子带到北京，想请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资华筠把脉鉴定。资华筠当时正在住院，中午，张炳玉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望她，并把《白羽歌》的本子带给了她。张炳玉是资华筠为了编撰《中国舞蹈志》在兰州出差时认识的，后来，因为欣赏她的文采，多有往来，也算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资华筠听了张炳玉的介绍后，就在病床上看完了本子。看完后，她很激动，说：“这是个好题材，甘肃出了《丝路花雨》，如果再搞敦煌题材的舞剧，人们很自然地要和《丝路花雨》比照，这就要慎重。不妨另辟蹊径，比如白马人这个题材就很好。当然，这个本子还是初稿，显得粗糙一些，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回到兰州后，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曹锐，并开始琢磨如何改这个本子。
为了把剧本改好，就想再吸收省内的一些艺术家，参与本子的修改。文学方面，吸收了省话剧团团长、著名剧作家姚运焕；舞蹈方面吸收了舞蹈编剧牟瑜、晏建中、陈泓。为了不受干扰，张炳玉把他们集中到位于郊区的地质研究所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创作。一个星期之后，稿子改了出来，大家觉得比当初的稿子有了大的改进。稿子送相关范围征求意见后再作了修改。反复多次后，方方面面都觉得比较完善了。唯一没有确定的是舞剧的名字。大家都在想，该给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起什么名。
这个时候，张炳玉也在考虑省内导演拿下这个舞剧有一定困难，就想在外省找一个导演。几经周折，也走了不少弯路后，最后找到了大家都很满意的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编导、著名导演艺术家门文元。
排练过程中，张炳玉多次到排练现场看望演职人员。他对门文元既爱护演员又严格要求演员的扎实作风留下了深刻印象。排练过程中，他也想到了舞剧的名字：《悠悠雪羽河》。最后这个名字得到了门文元和其他编导的一致赞同。
舞剧排练成后，他们又请北京的舞蹈大家们来兰州指导，包括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贾作光，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总政歌舞团著名舞蹈家赵国政。专家们看后非常满意，贾作光还即兴赋诗一首。
历经数载和省内外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大型民族舞剧《悠悠雪羽河》终于正式立于舞台。1999年国庆50周年大庆之日，继20年前《丝路花雨》赴京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后，《悠悠雪羽河》再次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献礼演出。后来，这个舞剧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并荣获文华新剧目奖。
继《悠悠雪羽河》之后，曹锐又陆续创作推出了陇剧剧本《官鹅情歌》《苦乐村官》、秦腔剧本《百合花开》《麦积圣歌》《西峡颂》等剧作，而且多数剧目都获得国家大奖，曹锐也因此列入全国著名剧作家行列。
与《悠悠雪羽河》剧本创作过程相似，张炳玉对另一秦腔剧目《白花曲》也作了同样的支持与推动工作。
《白花曲》作者包红梅原来是陇南地区西和县秦剧团的一个演员，创作《白花曲》的时候在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剧本初稿完成后，几经修改，最后在《甘肃戏苑》杂志发表，剧本发表后先后获得全省剧本评奖二等奖，1991年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铜奖。这引起张炳玉的兴趣。1994，文化厅决定把这个剧本搬上舞台，并参加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这期间，剧作家包红梅本人在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学习，张炳玉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专程去看望了她并转达了文化厅的意图。
由于原剧本与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对入围剧目的要求还有距离，张炳玉就安排原省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剧协主席金行健和剧协副主席李迟共同参与加工修改。剧本修改后，张炳玉坚持修改者不署名，只作文学顾问。他的观点是：我们的著名剧作家帮助基层剧作家修改本子也是对基层艺术工作的辅导、扶持。他这样做，也许对金行健、李迟有不公的地方，但张炳玉惟有在内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自己那个时候的初衷。
在后来的工作中，包红梅还陆续创作了《魏孝文帝》《柳笛怨》《山妹子》等多部剧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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