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连环画家贺友直
文舒靓芫
他抿嘴时唇角向下，但一开口就牵动笑靥。照片里，他身着藏青色的呢大衣，戴着帽子和围巾，脸是古铜色的，透着红润。茶色镜片后面是一双有神的圆杏眼。那眼光，穿过上了年纪而微微松弛的眼皮，捕捉记录这个世界的信息。
这张贺友直老先生的近照，出现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3月17日上午发布的新闻中：“2016年3月16日晚20时30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4岁。”
说起“泰斗”一词，先生生前特地翻过《辞海》：“搿个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的，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他认为自己只是画家，而且不敢是“专家”，只是在连环画方面的“内行”。
先生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2014年，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从1949年起，他开始创作连环画，1952年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他走上连环画专业创作正轨至他九十高龄，共创作了近百部连环画作品。《火车上的战斗》，曾在1957年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一等奖；《山乡巨变》则被称为是“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获得了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的一等奖、1964年新中国连环画全国奖。他的画作被保存在几代人的记忆中：《白光》《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申江风情录》……
上海的盛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院校的，也有说“美专”、“鲁艺”的。他却回答说“小学毕业”。面对满堂的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1937年，先生从新碶小学毕业，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失业，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火车上的战斗》《十五贯》连环画封面
12年后，1949年9月，先生踏上十六铺码头。他四下寻觅，找到一家美术社。画了几张后，老板看了觉得“真有点意思”，就收留了他。此后，名为陈在新的画师收了先生为徒，成为他的启蒙老师。渐渐地，也有亲戚替他引见连环画的专业画家，他从此踏上了专业的连环画创作道路。
有人曾形容，写老上海没人写得过张爱玲，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先生说：“我不敢当。我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大家觉得，贺友直画老上海有味道。”
1938年先生初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各行各色人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工作乏味，他的乐趣是“一个月发一次零用钱，除去剃头洗澡，余下的钱逛一趟游乐场”。
霞飞路上有家外国人开的店铺，橱窗里经常陈设着油画作品。每次路过，先生都会隔着玻璃窗欣赏那些画作，被精致的画面和精湛的技巧吸引。而当时他不懂怎样画油画，就自己尝试着去做：“我用印刷油墨当颜料在马粪纸上涂抹，以为这样画出来的就是油画了。”
先生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的《福贵》。他自己编写脚本、无师自通地学构图，起早贪黑地完成了它。这部处女作问世后，也得到了画商的认可。1949年的《福贵》是先生艺术人生的起点。作为入行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该作品不仅帮他赢得不错的收入，也使得他崭露头角，正式走入了连环画创作的专业门槛。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
先生是宁波镇海（现为北仑）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立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最初在大碶王隘一本小学就读，后转至新碶小学。校舍设在寺庙内，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
也是那段日子，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已经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执着，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拿摩温（工头）、黄包车夫、扦脚工、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20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说过：“我来自民间，所以我懂得斗升小民关心啥。”
他与上海结缘已久。1938年来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对于“弄堂里的小工厂、旧式里弄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境况、三百六十行各行各色人等的种种行当最熟悉不过”，平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时代终究会过去，但他相信，于许多在上海生活过的人而言，老上海的情结总是难以释怀的。总结先生笔下的“三百六十行”，尽是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他独有的历史记忆，展示了20世纪上海各行业人物的典型形态和表情。华君武先生称先生“目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冯其庸先生则称先生的“画笔实亦史笔”。
抗战时期，先生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席“畸形的”盛宴：自抗战前，上海就是我国南方的经济中心，自然有许多外来百姓至此寻求发展的出路。当日本势力包围了上海四面，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的人都逃到英租界和法租界里。因此，当地本就高涨的消费热情，随着周边地区谋生者们的纷至沓来变得更为夸张。戏院、餐馆、舞厅、妓院，各种纸醉金迷的行当争先恐后地兴起，人们能享乐一天是一天。
先生说：“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不难想象那画面：面黄肌瘦与灯红酒绿并存，饥寒交迫与穷奢极欲并存。他说，这样的局面“造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
如今再没了那畸形的繁华，先生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做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一些不依托于真实规律和正史、胡编乱造的电视剧，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地驳斥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想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market，一个是money。‘把文化作为经济支柱。’这口号很可怕。”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去待人待己。
1976年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室，左起：贺友直、赵宏本、顾炳鑫、郑家声、刘旦宅
除了对画家、艺术家的操行的判断，先生对社会上种种卑劣恶俗的世情，也是毫不遮掩地横眉冷对。他画过一幅自画像，给自己画了个夸张的长耳朵，画了一对睿智、锐利的眼睛，双眼从镜片上方注视着纷繁复杂的人世万象，仿佛是在审视着：“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呢！”
上海的世间百态，加上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民俗过往，先生笔下已是沉甸甸的积淀与收获。但真正让先生的画脱颖而出、熠熠生辉的，是他对连环画的一腔赤诚。
巨变的山乡
“那个把中国连环画带到世界舞台、让我们的人物白描得以媲美世界伟大作品的人走了。但我们不悲观，因为他告诫自己的艺术追求、影响后辈的艺术理念以及留给现世的高蹈艺品，都是值得中国画界、艺术界回味并珍视的瑰宝。”——施大畏（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画家）如是说。在贺老先生的连环画事业上，乃至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是《山乡巨变》。
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派先生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他就就奔赴湖南“下生活”。
下生活时，有著名的“三同”一说。上厕所要学农民们蹲粪缸，睡觉时和他们一样躺在油腻的枕头上，下地劳动得亲力亲为地用手舀粪。
住在农民家，过着“内行”的日子，先生从早到晚都仔细观察农民的全部生活，把人物的每个动作、神态读在心中。他说，那时自己就执着地把他们的一举一动背进脑子，到“闭上眼就能产生出形象”的境界才罢休。他称这是一种“内在视觉”。多年后他总结创作的经验说：“画连环画最终要表现生活。生活从哪里来？从仔细观察中来。”
虽说先生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再则周立波的原著《山乡巨变》具有清新朴素的基调，描写了幽默风趣的人物，这些也较符合他的性格和兴趣，但《山乡巨变》前前后后画了三回。前两回，他始终感觉画出来的东西不像。“为啥不像？因为用的黑白明暗的洋办法，画出来黑糊糊的，跟在湖南资江边上看到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清秀明丽的感觉不相称。”
从1961年到1964年，先生苦画了3个年头。一次偶然翻看到的几本书籍，让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创作瓶颈的方向：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木刻版画的《中国古代文学插图》。通过这些经典作品在绘画技法方面的启发，先生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白描。
现在的我们能看到这本《山乡巨变》是32开玉扣纸线装的一本画：右面是竖排的仿宋印刷字，左面是框起来的一个个小世界——就是从先生鲜活的脑海记忆里还原出来的一帧帧：瓦屋、草木乃至箩筐、石板的笔触都是细腻到位的。人物一扭肩，你就明白她是在说话，而腋下、腰身处棉衣的褶皱，仿佛刚刚折出来一样。
《山乡巨变》连环画封面
融合了小写意与单线白描，既有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又有严格的西方绘画的透视关系，先生的作品让人感觉面目一新。而他为连环画开辟的“小动作、小道具、小情节”的“三小”创作理念，也替中国传统的插图画和白描画找到了一条独特出路。
《山乡巨变》之后，先生的《朝阳沟》《李双双》等作品也相继面世，其中一些代表作曾到英、法等国展览。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的连环画年画系特聘先生任该系的教授。1985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贺友直谈连环画创作》。此后，《贺友直短篇连环画选集》《贺友直画自己》《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等画集也纷纷出版。
经历了创作《山乡巨变》的成熟过程后，先生总结出了一生受用的名言：“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三条创作规律中，先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白自己、发现自己。“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对自己有个分析和研究，明白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哪些方面感兴趣，或者是偏好，将生活与艺术的偏好相结合，也许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
先生的创作道路是自己摸索的，他也明白于他人而言，自己的成就只是留得欣赏，唯有在作品中与自己的深刻体会有所互动的那些人，才能够拿些东西去借鉴一二。
因此他说：“想象力是不能教的，通过实践，经常思考问题，总结经验，想象力是可以丰富和提高的。”
2000年，79岁的先生受邀去法国昂古莱姆高等图像学院讲课。上课之前，院长特意提醒他：“不要讲理论，讲理论他们不爱听。”于是，先生直接上手，唰唰几笔画了个自画像。底下一群“自由散漫”的法国小青年瞬间就被“镇住了”。后来，先生的形象和笔下人物被制成了地砖，铺在法国昂古莱姆市法国国家连环画和图像中心的广场上，他也是目前唯一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画家。
作戏与真实
曾有个学生，约先生在《新民晚报》上画一幅《乘风凉画》。结果“啥人晓得么多少日脚，伊就搿画送过来了”。这封完成得十分迅速的画卷上，充满先生的“活蹦乱跳”的白描线条，让人一看便能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没有空调的年代，上海老百姓们在最热的天里生活。弄堂里摆起了小摊，东家的阿姨搬出木桶、脚盆，去水井里 “吭哧吭哧”地汲水。阿姨给一家人家洗衣裳，不仅衣服洗得清清爽爽，还把用下来的最后一桶水顺便冲了 “弹硌路”。西家的老爷们摆开一溜儿小方桌矮板凳，端出自家主妇烧的萝卜干毛豆子和扁尖冬瓜咸肉汤，再倒上一杯“特加饭”（老酒），慢慢地呷着，那表情仿佛在告诉人们“快活赛过神仙”。若此时有卖盐水猪头肉的小贩路过，大家必然要买上一些的……还有人意外地发现，图画角落里一个睁着困倦的双眼，躺在竹榻上看书的老头，怎么看都像作者贺友直本人。原来这画之所以作得迅速，是因为，先生将自己关于漫漫夏日的回忆还原成了一场戏。先生曾说，作画要“画到跟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对得拢，他才能看懂。不要挖空心思，俏媚眼做给瞎子看”。如果说画里的作戏，是老先生独立于大众而创造，那么画外，在实现了“山乡”与自己探索道路的双重巨变后，先生则过着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从不作戏给任何人看。
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先生原来住于一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他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他比喻说“把人放进冰箱格子”一样，还为此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1955年，先生一家搬进巨鹿路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这里原是“过街楼”（上海新式里弄搭在弄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8年“大跃进”时，楼下的弄堂被加砌了两堵墙，几户人家从此公用厨房。先生说，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
先生钟情于画，就算在有些人眼里连环画是“小画”；钟情于家，无论别人认为陋室如何狭小。“我觉得住这种地方人情味浓！”先生在画画的时候，楼下的婆婆妈妈在灶披间（厨房）里烧着小菜，哗哗的声音会传上来：“今朝上当，这点虾么哪能（怎样）……”隔壁邻舍之间都“熟透”，走在马路上都会打打招呼：“最近好，人蛮神气嘛。”他眼中，住在二十几层的高层建筑上就跟“蹲提篮桥（上海一监狱所在地）”没啥两样。
30平方米的一居室，屋子不大，打扫起来也不麻烦，家里不用保姆，先生吃的是老伴为他烧的饭，两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总也花不完。先生拍拍胸口，笑称虽然“买不起房”，但生活上“不差钱”，“天地之大，全在心中”。
后来，“一室四厅”旁建了一个五六平米的工作室，搬进了一张写字台、一顶书橱和一堆堆画册之后，若来客多于两位，就须到隔壁暂候了。
客人进了工作室，一眼就能看到典型的贺氏风格的连环画《小街世相》。画中窄窄长长的临街店铺，正是上海人熟稔的弄堂。先生的陈列架上，种种精巧物什被昏黄的灯光照射得柔和温暖。这是属于这个艺术家的雅致。
先生说过：“画家一生要解决两个问题：画什么？怎么画？”知道答案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对人的遭遇态度漠然，抑或对生活漠不关心。
先生的生活中，自有一件顽皮可爱的事——爱喝老酒。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段，他定会“咪几口老酒”。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老酒，是先生艺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每每有熟络的学生去巨鹿路的先生家中做客，总能看到这个老人惬意地抿酒，就像《乘风凉画》里的那位老爷们儿一样，“快活赛过神仙”。
人世间到处都是歌哭与悲欢的交替。在先生真性情的生活中，除了乐得自在，也有另一面。
2012年3月，90岁的贺友直在他位于上海巨鹿路的蜗居一角（许海峰/摄）
先生的画传《贺友直自说自画》，就说到过一些关于特殊期间的事情。两年都待在牛棚中，先生始终惦记着家人和孩子们。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一罐辣酱，怕别人看出里面放了肉，就把肉丁切成了肉末。先生看着这些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想着自己无法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们，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从牛棚出来以后，先生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中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就围在桌边看他吮酒。画到这幅画面，先生忍不住泪如雨下。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有如此的温情，只怕每一个尝过人情冷暖，看过事态炎凉的人都会情难自禁。
画不完的平淡
饶是到了作戏之外的地方，至于世故已淡的时刻，先生依然有牵挂的事情——连环画。他是谦和的，会非常认真地说自己“我思维枯竭了，最近画不出了”。在说这话时，他已经得了“终身成就奖”，但他依然走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更为精进”的道路上。其实在2012年，他就讲过自己“创作不出东西了”，却给了众人一个惊喜，画出了一套弄堂里嬉戏的作品《孩时玩耍》，被评论为“永远凝固住了一代人的儿时记忆”，堪称他晚年的精品。整整54幅作品，先生不翻资料，不找顾问，全凭自己年轻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及记忆，勾勒出上海弄堂的万象。有一张画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几个男孩子在雪地里撒尿，淘气的他们边尿边在雪上画出图案，一个女孩害羞地躲到一边去了。
这些老弄堂的事情，先生说起来都会双眼发亮。儿时来沪后，先生曾居住在兴业路淡水路的南永吉里，画中的游戏和玩耍，是他最熟悉的场景。如何“白相”，部分是他亲身的体验，部分则是他是看人游戏的深刻印象。所以他能牢记那些道具、服装、经历。“我不算老上海或者老克勒，我来自上海底层，画老克勒我要出洋相的。我是从弄堂里出来的，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忘记，我是要去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
老先生曾说“上海有着画不完的故事”。故事再多，他都始终站在底层人民的视线上，去体会世界面貌：三六九（警察）或巡捕房里的人上车向售票员点个头，就算买票了；洋行职员在看外文报纸，有人拿反了……这是他初到上海的时候。后来，上4年夜校学英文，就为了“吃外国人饭”，到头来“单词蛮多，就是组装不起来”。每日去夜校，他都步行一个多小时从广元路走到雁荡路。坐不起从徐家汇到十六铺的有轨电车，他就张望头等车厢里的风景。
在姐夫的小五金厂做工时，因为是亲戚所以活多帮，工资反而少。有一阵子，先生就睡在姐夫厂里的水门汀地上，没有垫被，容易着凉。有一床盖的被子，但也不柔和，油腻得一塌糊涂。不过当时年纪尚轻，钻进去被窝后，顶着一天的倦意，马上就能睡着。先生说：“那种苦……人真苦时，就想有个避风的地方。”
《孩时玩耍》系列之“跳橡皮筋”
《孩时玩耍》系列之“雪地写字”
归结到最初的记忆，上海并不是先生第一个吃苦的地方。前文中有介绍过先生的童年。也许众人皆有所了解那破旧的校舍“凉亭”，但并非人人都清楚：在镇海县城的时候，先生年幼丧母，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当时周边的一片人家都过得十分艰苦：“假使这家人今天买了5斗米，米店有人送上门来，真是令人侧目啊。”由于父亲失业，家里买1升米，爷两个要撑两天，有时候连1升米也买不起。小时候的先生不晓得什么“棉毛衫”、“绒线衫”，也没穿过新棉花做的棉袄。最冷的天，他就穿一条夹裤熬过来。最后，在度过了衣食住行都无比困难的日子后，父亲临终一句话是：“我没有让你读书。”倘若父亲能看到儿子一生的成就，也定能像先生一样豁然开朗。苦难从未有机会磨灭过先生的艺术激情，心酸也从未湮没那些平淡而珍贵的美好。
时过境迁，2002年，80岁的先生创作出白描巨制《申江风情录》，还原了喧闹的小街、繁华的小商品经济。2003年，他又根据儿时记忆，为家乡创作了《新碶老街风情录》组画，将原作捐赠给北仑博物馆。全凭童年、青年时记忆创作的组画，让人们对先生清晰的记忆画面惊叹不已，也感受到了先生的一腔炽热而浓郁的乡情。
先生常说，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童年生活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上海闯荡了60多年后，老人在家乡的原祖基旁新置了一处住房，经常从上海回家乡看看，与父老乡亲见面叙旧。
在《我与老顾》中，先生说到自己在宁波北仑的老家，一面靠山，一面靠海，山里出茶叶，海里出鱼鲜。每次回乡，自己总要采办点土特产——清明时节托人弄点野山茶，冷天时必要行贩提供优质的咸鲞鱼。此时，先生对家乡的印象，哪还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冰冷和残酷呢？
从艰辛的童年成长，感受过上海的盛宴，体验了山乡的巨变、自己艺术创作的成熟，不难见：先生这一生最大的执着，就是连环画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
在一次研讨会上，讲到自己钟爱一辈子、并为此拼搏一生的连环画今天的情状，先生忍不住落泪。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热度。随着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画面以尺定价”的，不少连环画家纷纷转向那些领域。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傲气不那么锋芒毕露了，但风骨犹存。
他说过，希望“老得慢一点，走得快一点”。一生为人正直，率真而达观，冷眼给了是是非非，豁达给了坎坎坷坷，固执给了画画描描。对大众他从来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画匠”——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顶峰。
傲气，在一双看穿人情世故的眼中，他笔下是上海的老百姓，是民俗过往，也是自己对连环画的一腔诚挚。
谦和，在一杯绍兴加饭酒里，生活中的他朴素而可爱，得到了家乡的滋养，经历了“文革”的磨练，他住着小小的家，就像守着一座城。
自己的成就，由得他人欣赏。
自身的体会，留给后人借鉴。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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