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江宁

　　朱启钤：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文孙江宁

　　

　　朱启钤的传奇人生经历了从晚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四个时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历任晚清、北洋政府要员。辛亥革命之后，朱启钤在1912年7月至1916年4月的3年零9个月期间，共任职了北洋政府中5任交通总长、3 任内务总长和1任代国务总理。朱启钤既是官场要员，又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个地道的实干家。他酷爱民族文化，不吝家财抢救收藏文物，旨在保存、研究和交流，并有多部著作问世。他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事业，一生中做了许多实事。如修缮、改造社稷坛，为民众兴建公园，改造京城的交通情况，以利行人。这些利国利民的举措在当时都属首创。退出政坛后，开发北戴河，发起组织地方自治公益会，抵制洋人觊觎北戴河海滨的野心，维护了国家主权。国家沦陷期间，朱启钤拒绝参加汉奸组织“维持会”，保持了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程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在学术层面上，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汇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后来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研究中国建筑史学的大门。

宦海泛舟

朱启钤（1872-1964），谱名启伦，字桂辛，号蠖园，晚年别署蠖公，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县）。朱启钤的祖父朱士熙曾中举人，还当过湖南一个县的知县。父亲朱庆墉是秀才出身，曾经师从贵阳著名学者傅寿彤。傅寿彤身跨官学两界，对勤奋好学的朱庆墉很是欣赏，后来，傅把自己的长女傅梦琼嫁给了朱庆墉。

　　

　　1900年后，朱启钤进京任职，从此官运亨通，历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京师内城、外城巡警厅厅丞、东三省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等职。

　　

　　

　　

　　任内城巡警厅厅丞时的朱启钤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连续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从1912年7月起，朱启钤连任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次年7月代国务总理，8月任熊希龄内阁内务总长。他在北洋政府中共当过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曾任大典筹备处处长。1916年袁死后，朱启钤以帝制祸首被通缉，1918年获特赦。1918年8月，虽然朱启钤被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院长，但没有就任；1919年，朱启钤作为北方总代表参加南北议和；1930年，他还被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长，也未就任。因此，实际上1916年以后，朱启钤的宦途生涯就已经基本结束。从1891年到1916年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朱启钤从一个地方小吏，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变身为中央大员，达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巅峰。在任期间，他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实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数北京城的改造和北戴河的开发。

　　旧时候的北京城市交通极其不便，南北东西的通行都得绕行皇城，白白耗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苦不堪言。朱启钤在任内城、外城巡警厅厅丞的时候就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因此，他上任内务总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施他心里企划已久的北京城市改造计划。经过周密的计划，朱启钤开始了他对北京城的改造，这也是北京城迈入现代化城市之列的第一步。

　　1915年6月16日，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正阳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仍旧按照原计划冒雨举行。在雨中，朱启钤手持一把特制的银镐，刨掉了正阳门城楼瓮城上边的第一块城砖，并宣告修改正阳门工程正式开工。这标志着他对北京城的改造也正式开始，也因之成为改造北京城的第一人。这柄有纪念意义的银镐重30两，现存于首都博物馆，红木做的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永便交通”字样，是对这段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正阳门的改造是朱启钤的北京城市改造计划的重点和难点，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所处的时代，虽然清朝政府的统治已经结束，但北京皇城作为封建王权的象征，尤其是正阳门乃堂堂“国门”，仍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启钤深谙这一点，心里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对北京旧城的改造和保护具有独到的见解。

　　正阳门在北京内城的九门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位于北京内城中轴线上，规模宏大，取意“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又称为前门。前门原是一组城池建筑，由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等几部分组成。正门除了皇帝出巡、祭祀等活动，终年处于关闭状态，平时百姓、车马只能走瓮城两侧的“闸门”，并且有时间限制，太阳落山前就要关闭闸门。再加上正阳门外有京奉、京汉两条铁路线的终点，因而交通拥塞，成了北京城南北交通、内外交流的瓶颈。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1914年，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大意是：京师作为首善之区，是中外人士参观聚集的地方，而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个地方，由于建筑摩肩接踵，繁密非常，再加上正阳城外京奉、京汉两条铁路干线的终点车站汇聚于此，显得空间愈发狭窄，严重影响了市政交通，亟待改造。呈折中并附上详细的改造计划方案。他提出拆去瓮城，保留箭楼，在正阳门城墙两侧各开两个门洞，以月墙地址改筑马路，以便出入。由于资金筹划得当，因此该计划顺利获批。

　　朱启钤的整体改造计划除实施了修改正阳门的工程外，还拆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千步廊。该工程打开了皇城对北京城东西交通的禁锢，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解除了皇城对北京南北交通的禁锢。

　　朱启钤对北京城的改造还包括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的修缮与改建，他把社稷坛重新设计规划，改造兴建，为北京民众建设了第一座公园——中央（中山）公园，体现出朱启钤对中国古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战略眼光。

　　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到社稷坛时，发现这座园子遍地榛莽、荒秽不堪，甚至有人在这儿种植苜蓿，饲养猪羊，简直完全荒废了。由于朱启钤系列改造工程的实施，使“东西长街顿成通衢”，所以急需营建公园，作为都人士女游览休息之所。于是提议开辟社稷坛为公园。1914年，朱启钤等60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活动，用募捐得来的42000元善款开始了对社稷坛的修整工作。

　　社稷坛的功能是祭祀之用，只有一些常规的祭祀建筑。朱启钤重新规划布局，在园中增建了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塘花坞、水榭、碧纱舫、东西长廊等建筑，还把圆明园遗存的“兰亭八柱碑亭”以及“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等珍贵太湖石也移到公园内。这项工程使用了很多拆除千步廊时的旧料，减少了浪费。经过一番修整，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公园于1914年10月10日正式对民众开放，当时定名为“中央公园”。1928年9月，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拜殿改名为中山堂，中央公园也正式更名为中山公园。

　　

　　1915年6月16日，朱启钤冒雨主持了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正阳门1915年改建前全景

　　朱启钤的这些改造计划在既便利了社会生活和城市交通，又不破坏旧城总体格局和城市景观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具有开拓性和尝试性的探索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朱启钤先生以其卓越的才干，为北京的市政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北京旧城的改造和保护的独特见解，为中国的城市规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13年，朱启钤任代国务总理后任内务总长时

　　1893年，一个叫金达的英国工程师在勘测津榆铁路时，发现北戴河这里海水清澈、滩面平缓，而且冬暖夏凉，回去后便介绍给在京津的洋人巨商。于是，从金达发现后20年间，洋人们利用手中享有的特权，在北戴河任意侵吞土地，兴建别墅，并插手地方行政，使北戴河海滨成了一个洋人各自为政的“国中之国”。

　　1916年，朱启钤因公务来到北戴河，看到洋人“侵侵然喧宾夺主之势，”立刻明白了洋人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为了抵制洋人，捍卫国家主权，他联合了热心公益并且在海滨建有别墅的知名人士段芝贵、张叔诚、周学熙、梁士诒、许世英、雍剑秋、王祝三、吴鼎昌、施肇曾等，发起地方自治公益会，并被推选为会长。

　　朱启钤平时在家里不喜欢宴客，除了极少数的知己和寿宴以外，从来不宴请招待，即使是寿宴也极为反对。但他在北戴河就一反常态，每当有朋友自北京和天津来，他都热情招待。这些人里边多数是北洋时代的达官贵人和实业巨子，朱启钤这种做法，主要是想吸引他们对北戴河海滨产生兴趣，然后来此建房投资开发。朱启钤的良苦用心果然收效甚丰，这些朋友中的许多人都在北戴河投资捐助，对海滨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学良将军曾经多次到北戴河，也与朱启钤的用心策划有很大的关系。

　　在朱启钤的带领下，北戴河地方自治公益会为中国早期风景旅游胜地的营建探索出一个模式，即明确权益、集资筹款，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制定开发计划和管理措施。第一，筑路理桥，以利交通；第二，设立医院，兴办学校，提高当地人民的健康与文化水平；第三，重修古迹观音寺，增建了钟楼，举办庙会，繁荣文化生活。第四，美化道路、市街和公园。引进了优良树种德国槐，建十亩苗圃，培育白果树、合欢树、虎皮松、龙爪槐等名贵树木，先后植树10万余株。这里每兴建一项事业，朱启钤都带头捐款。在朱启钤多年的苦心经营下，北戴河成为我国北方的早期风景旅游胜地。

　　1916年，袁世凯倒台以后，朱启钤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还会以个人的名义参与一些时政。比如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但只是代表大总统徐世昌私人身份。南北和谈破裂后辞职，完全退出政界，后寓居津、沪等地，1921年游历欧美等国。此后，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用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建设上。“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他拒绝日伪政府江朝宗、王克敏等人的拉拢，托病拒绝参加汉奸组织“维持会”，始终不与汉奸同流合污，保持了民族气节，表现出高风亮节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避居天津时出任濒临倒闭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总经理，通过扩充资本、技术改造、加强管理、扩大生产等措施，使该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有9条轮船滞留于香港，经他号召而毅然起义，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钤先后担任中央文史资料馆馆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程提出建设性建议。周总理曾多次登门拜访他。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病逝于北京，终年92岁。其漫长的一生，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市政建设、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和古建保护等方面都成绩斐然，于社会、于学术都做了大量的实事，其厚德载物之举，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其创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及学科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从《营造法式》到中国营造学社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大批的西方和日本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热衷于对东方古国的艺术考古，探索东方文化艺术曾一度成为当时的时尚。当时西方学者如英国人斯伯恩、德国人勒考克、法国人伯希和以及格鲁塞等人，他们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以伊东忠太为首的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虽然晚于西方人，但成果显著。这些外国学者们较少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国古代文献方面的研究也不够细致和确凿，因此特别需要专门的参考资料。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所缺少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既没有专门的图籍，又极少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专门研究可资考证。中国的营造技艺，往往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然而，假如咨询这些匠师，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状况在朱启钤发现了《营造法式》进行刊行并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以后才逐步有了改观。

　　1919年，朱启钤一行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径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丁丙抄本（后称丁本）《营造法式》一书。宋《营造法式》是中国现存的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学著作，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绍圣四年（1097年），敕令当时任将作监丞的李诫重新编修《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总结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在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字记载了模数制。在当时最现实的意义是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的腐败和贪污现象。而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营造法式》揭示了北宋时期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在当今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启钤发现此书以后大喜过望，马上通过江苏省省长震严的关系将该书借出影印刊行。他深谙此书的重要性：李诫生活在北宋时期，往前有唐之遗风，他所记录的可以大致代表唐代之艺术，由此可以上溯秦汉，也可以下视近代。 因此，《营造法式》当之无愧是一把解读中国建筑史的钥匙，有了它就可以开启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之宝库。

　　《营造法式》尘封八百年，历经元、明、清几代，大小抄本版本不下十几个，其中著名的有明代流传的《永乐大典》本、范氏天一阁本、唐顺之《裨编》抄本、明末清初钱谦益降云楼抄本及陶宗仪《说郛》著录；清代流传的《营造法式》抄本有天一阁抄本（即明抄本）、述古堂抄本（即降云楼本）、丁丙八千卷抄本、陈氏带经堂抄本、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陆氏百宋楼抄本，蒋氏蜜韵楼抄本等，此外还有杨墨林刻本以及山西杨氏刻本。这众多的版本在朱启钤发现以前也只是落得个在藏书楼蒙尘的命运。

　　由丁本《营造法式》历经屡次传抄，错漏很多，为了使这样珍贵的古籍更为完美，朱启钤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及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吕铸元、章钰、陶珙、陶祖毅、阚铎等搜集各家传本译注并校对。1925年陶湘及众专家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各阁藏本及蒋氏密韵楼本校勘后，在书后加以附录，集录诸家记载及题跋，并按宋版残叶版式和大小刻板印行，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陶本的《营造法式》。这本“陶本”的《营造法式》，装祯考究，校勘精良，刊行之后立刻引起国内外建筑学术界的关注。

　　

　　陶本《营造法式》

　　朱启钤深受清末实学思想的影响。他青年时代正值戊戌变法之际，加之其夫人陈光玑及其岳父陈远济给他带来的新思想，因此非常注重实学。认为只有工程技术等实际的应用学科，才真正有裨实用，吟风弄月，“徒骛架空之论”， 无补于社会。他壮年历任巨宦，主管市政交通等工作，对于工程技术很有研究。这一点和北宋的很有修养并且注重中国建筑工艺技术实践的将作官李诫非常相像。当朱启钤印行《营造法式》一书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崔室颖曾为之序曰：“公（指朱启钤）驾嗜工艺也，肇始童龄，长游四遐，周历官政所至，尤与引绳正执之工，握算操筹之贾相周旋，验其鄙事之能，兼考饬材之要，非徒故书雅记，罗于心胸而已，较其身世，差与李君同符……”

　　朱启钤自从得到《营造法式》一书以后，对中国营造学的兴趣日益增大，了解也更多。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要想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须研究全部中国营造史，而研究中国营造史，则更须对中国全部文化史进行梳理。于是，通过这部《营造法式》，使朱启钤逐渐产生了要创办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机构的想法。

　　因此，他在退出政坛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实用之中国传统绝学——营造学研究之中。1925年，朱启钤成立了“营造学会”，组织了一批学者共同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营造学散佚的史书、古籍。1930 年2月，也就是民国19年，朱启钤“僦居北平，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之补助，纠集同志从事研究”。2月16日，以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为标志，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正式成立，为了区别由自己出资兴办的“营造学会”，他把这个机构命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研究。朱启钤1921年2月出使法国，代表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并游历英、意、比、德、美、日六国，通过游历，看到了当时中西方对建筑学研究的差距。国外技艺类书籍出版都有详细的图例，而新旧建筑也都有专门书籍介绍。然而中国当时的对自己的传统建筑文化的现状却是“国人趋尚西式，弃旧制若土苴”，中国营造“以数千年之专门绝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于是，愈发明白了对于中国营造学研究之重要性，自己身为中国人，理当负有弘扬中国古代营造学的责任。

　　

　　1930年时的朱启钤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朱启钤处心积虑，从酝酿、准备、筹措中国营造学会，到最后创学科的成绩，无不体现了朱启钤过人的智慧——战略家的超前意识和社会活动家的超凡的组织能力。

　　1925年，朱启钤成立了“营造学会”，因为缺乏费用，学会的地址就安在自己家中，聘请了阚铎、瞿兑之等学者进行搜集、整理、校译中国古代营造散佚史书、图籍等工作。同时，朱启钤还组织同仁们制作了一些古建筑模型，开始辑录《哲匠录》《漆书》等论著。“营造学会”的建立，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打下了基础。

　　1928年，朱启钤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展览会，展出了历年来所收集、制作的书籍、图纸、古建筑模型等。主要是为了扩大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关注，以达到筹集运营资金的目的。自“营造学会”时起，朱启钤每年都筹措大量经费用于学会的研究工作，为此而不惜变卖珍藏的文物和家当。为了学术研究的开展，朱启钤还出售了他多年来收藏的历史文物及一批珍贵的丝绣，集资达14万元，而自己竟负债累累。

　　这次展出引起了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重视。当时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之一周诒春对朱启钤非常支持。周诒春曾经是朱启钤以前政界的旧友，并且后来还成为营造学社的社员，他看到朱启钤苦心经营营造学会以弘扬中国营造学的举动后，非常感动，遂建议朱去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对中国营造学会的资助。当时周诒春为了朱启钤申请庚款项目能顺利通过，还曾建议朱启钤聘任一些年青的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专门人才（指梁思成）到营造学社来工作。1929年6月3日，朱启钤撰写了《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函》去申请资金。同年11月19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给朱启钤复函批准，从此以后，“营造学会”就由中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每年拨款15000元进行补助。

　　1932年，社址迁到中央公园内的东朝房。初期营造学社的工作，大体上是研究李明仲《营造法式》的读法、用法，然后再进一步加以解释，再就是征集古建筑的有关资料，图样，拍摄古建筑实例。因此，朱启钤首先设立了文献部，文献部的职责是负责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由阚铎任主任，瞿兑之、刘南策辅助之；然后设立了法式部，负责编撰、绘图等工作，由朱启钤兼任主任。这种部门机构的设置与朱启钤积极倡导新学的思想息息相关。从1919年《营造法式》的发现，到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的十余年中，朱启钤在艰难的探索中逐渐明白，“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创建一个以新方法、新技术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保护的专门机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31年后，梁思成和刘敦帧海外学成归来，先后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为了充分发挥梁思成和刘敦桢学贯中西的学识与才能，决定由梁思成和刘敦帧分别来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两个主要业务组织——法式部与文献部。法式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结构，文献部搜集中国古建的资料。此外，学社还有很多得力的研究人材，如文献部的谢国桢、梁启雄、单士元等，法式部的邵力工、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学社的整体研究力量非常强。到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进入了鼎盛时期，职员和社员的人数总量达到了86人之多。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家中看望朱启钤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的领导下，走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道路，使中国营造学社逐渐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机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真正达到了朱启钤所希望的“学术大昌”的期待。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出版了《园冶》《梓人遗制》《工段营造录》《明代营造史料》《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中国建筑设计资料参考图集》等许多重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典籍，还做了编纂“营造词汇”、重校《营造法式》、编辑《哲匠录》和收集整理营造算例等大量工作；同时，还组织了调查与测绘华北及西南地区古建筑的活动，并编辑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15年，但是所做的各项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真正达到了朱启钤所希望的“学术大昌”。朱启钤一手缔造的中国营造学社，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专门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机构，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填补了当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空白，反映出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学大师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思想历程。朱启钤的建筑思想寓见于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成就及学术研究活动中，实际上是对长久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全面的总结概括和创新。在朱启钤领导下，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通过文献与考证相结合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对后来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朱启钤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962年11月的一天，适逢朱启钤九十大寿，许多朱老的学生包括梁思成都来给他拜寿，刘敦桢因病不能前来，他在给朱老的贺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桂师尊鉴，……座右回忆民国初季，先生发现营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与清做法，进而组织营造学社以完成中国建筑史，勉励后进，培养人材。今日建筑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然当年，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固亦垂诸不朽。敦桢亲聆教益三十余年，于兹受惠之深，楮墨难罄……”这段肺腑之言表达了刘敦桢对朱启钤多年教诲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把其对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作了客观的总结。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