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凌念胜

　　凌叔华和亲人

　　文 凌念胜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是20世纪20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步入文坛不久，芳龄二十几岁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冰心、韩湘眉同获北平文教界“四大美人”之誉。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在武汉大学被誉“珞珈三杰”、“珞珈三剑客”之美称。鲁迅评论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阮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阮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著名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断言“不过在创造才能上，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更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殊斐尔。

父辈的改革与奋斗

凌叔华父亲凌福彭，原名凌福添，取字仲恒，起号润台。1859年生于广东番禺。1851年时值大旱，凌叔华祖父凌朝庚捐米数万石，故得“义士”之名。鸦片战争后，凌朝庚深感中国战败与科技落后有很大关系，于是进入广州海山仙馆翻译和研读西方有关武器制造的书籍，曾制有汽船、水雷等，并向官员上陈水雷破敌舰之策，又制造风船驰白鹅潭，可惜天不假年，溘然早逝。

　　名将之后 科举夺魁

　　凌福彭的宗祖是南宋抗元名将、经略安抚使凌震，与文天祥、陆秀夫同代。宋元之交，凌震组织民兵抗元，并一度收复广州，后兵败被俘，英勇就义。1885年凌福彭26岁时，金榜题名获“生员”。1893年9月，34岁的凌福彭通过广州乡试与同乡康有为获举人头衔。1895年4月进北京参加殿试。由300名考生中选出十位最优秀试卷，排在前五名中就有凌福彭名，获一品顶戴翰林，康有为排27名。凌福彭的大名和籍贯至今刻在北京孔庙石碑上。1922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印有其简历：“凌福彭字润台年六十三岁广东番禺人光绪已末科进士户部七品小京官军机章京天津府知府保定府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府尹直隶布政使政治讨论会副会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凌福彭和李若兰，北京，约摄于1900年

　　忠于职守 改革创新

　　1902年凌福彭在保定创建警察学院和军事学院。1904年在天津任知府，采用现代监控和军事技术改革当地司法体制。1903年和1905年两次到日本考察东京、大阪等五城市监狱设施、管理规章、培训手段及资金筹措，回国后建立新式监狱，改造罪犯的习艺所。为清除街头乞丐、小偷、流浪者，还建立游民习艺所，培养编织、印染、蔑竹工、衣鞋帽等方面的“学徒”。后任直隶布政使，俨然是代表皇帝对京城各区犯人进行最后判决。文人官员的凌福彭手握生杀大权，从不持权生威，更不虐待犯人，枉法行事，对犯人同样施以人格上的尊重。凌福彭任内“引进外资”，建设天津海河上三座大钢桥——解放桥、金刚桥、金汤桥，并建成天津最初的电灯、电车。

　　伯乐识马 造福社会

　　凌福彭与光绪宠臣张萌桓过从甚密。康有为得以结识张荫桓，缘于光绪二十年凌福彭安排的一次聚餐，酒足饭饱之后，张荫桓静听康有为论佛谈禅，颇为心折，十分欣赏这位才气逼人的南海老乡。经过张荫桓在光绪帝面前大力推荐，康有为终于得到皇帝赏识，上演了戊戌变法这出大戏，凌福彭可为伯乐也。收回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管理权后，凌福彭派出训练有素的巡警进驻，遍布天津市内各区域密集巡查，高效处理治安案件。“宵子为之敛迹百姓称颂，有夜不闭户之风。”并率先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天津城市人口中国人452550人，外国人3725人。城郊村庄人口384263人，合计836813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天津在中国，第一次初步具备了“数目字管理能力”，并试办地方自治。

　　两朝元老 儒雅有加

　　凌福彭官跨两朝，政治见解杂糅并包，成败兼有，亦旧亦新，立场思想复杂。一品函相才，地方志文史档案、同代人记述、后世学者研究数不胜数。那时代为宦者多饱读经书诗文，深谙经史，凌福彭则格外儒雅有加，纯粹一个正宗头戴翎帽的士林学子。除官场往来还广为结交俊彦鸿儒。康有为、齐白石、辜鸿铭、胡适都是家中常客。胡适借凌府藏书，写一篇《宋元学案抄本补遗》的“跋”，深得凌福彭赞赏。参加“新月社”聚餐会，饶有兴趣地探视这群新式才子的雅集与流行的别家俱乐部有什么不同。写了一副挽联纪念邓世昌：“参军务以一擢功名，威名千古，战儒奴而殉大节壮节一人。”凌福彭又是书法家、画家，谈书艺体会：“书法是最高造诣，没有极境，越写就觉得至趣味无穷。人有天赋，方可为之，沉醉其中，才能悟得其境界。”其手书对联：“苔色冷含丹嶂影，花光晴出绿天书。”至今保存在台湾收藏家、学者谢鸿轩手里。

　　

　　左起：凌叔华、抱着孙子的凌福彭、艾米以及协和医院教师罗润·韦伯斯特和妻子（1934年，摄于北京）

　　治水赈灾 流芳百世

　　凌福彭广东治水赈灾善绩长久，为后人怀念。他领导官绅设立救济公所，分赈各处灾区，还修筑围以绝后患。遭灾最严重的肇庆，1922年特地建“三君祠”纪念抗洪救灾中立大功的凌福彭和邓瑶光、叶兰泉三人。1935年又将热心当地水利事业的余汉谋、梁祖浩二人列进祠内改名“五君祠”（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为当地胜迹，后人不断来瞻仰。

　　故乡“深井” 革命摇篮

　　深井村近千年历史，古村方圆千米，小桥、流水、池塘、石条铺地原味古村，三间祠堂高大宽敞，格局合理，保存完整，凌福彭墓在村后无名土丘上，墓碑文：“清授光禄大夫考润台，封一品夫人妣冯氏，立碑人：子启恂；孙念曾、念赐……”字迹清楚，彰显凌福彭与子孙清贫、受人尊敬，才能保存至今。

　　千年“深井村”原名“金鼎村”。更名源于村里一口井。相传需村民连接三根一丈二尺（约11米）长的牛绳才能打到水，久而久之“金鼎”遂成“深井”。一个古朴而别致的名字，一段悠长而深邃的历史。千年风霜留下的不只是青苔，千年风雨滋润的不只是禾田。丝路商船的号角从这里吹响，革命摇蓝的火种从这里点燃，仁人志士的呐喊从这里发起，历史文化的气息从这里传递。黄埔港、深井村，18世纪被称法国人岛，中国近代修造船业在此发端，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黄埔长洲遭围困，众人一筹莫展。孙中山指着海图上长洲西端与深井之间一条小河（海正岗河）说：“往这走。”该河水深仅6尺，军舰吃水深10尺以上，如何通过。孙中山不紧不慢地说：“海图标示是日常水位，而今时值初相逢，又是农历六月初七，若趁潮涨至顶，海正岗河深达15尺以上，各舰能通过。”遂于次日凌晨四时孙中山座驾永丰舰，率楚豫、同安、宝壁等舰悄悄通过海正岗河，直奔广州白鹅潭。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孙中山在长洲岛创办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成为近代中国革命摇篮。

　　儿女平等 一视同仁

　　凌福彭创办保定学堂（现保定一中）和广州一所学校，任首任校长，尊师重敬，教书育人，培养人才。

　　凌福彭既是慈父又是严父。延聘宫廷画师王竹林、缪素筠教儿女学画，对四个儿子、十二个女儿（堪比金陵十二钗）一视同仁，男女平等，待儿女温文尔雅，多次讲到凌叔华：“家里生了个画家女儿，虽然才学了一年，可画得跟大人一样好。”得意与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支持凌叔华和凌淑浩自由恋爱，免受林黛玉、祝英台之悲。无门第之见，下嫁穷儒寒生，说：“毕竟是年轻人结婚，我干嘛要干涉她们。婚礼不要花轿上上下下，吹吹打打，办得新式一点。”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凌福彭退居林下后，报国之志未消，只是被时代和年龄所囿，然而心中常有风雷滚动，于是把情志转入诗词创作。早年热衷书法，字法二王，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然而他的篆书却独显其妙，卓而不群。他的诗词创作，近法同光之制。远追宋人遗韵，弹压江山，平章秋月。他参加瞿鸿机、陈三位等人在上海成立的逸社，并受邀与梁鼎芬等人到上海豫园雅集，赋诗唱酬。梁启超在北京大宴宾客，他也被邀参加。他与梁鼎芬等人花十几年心血编成《番禺县续志》洋洋十几万字，供后世参阅。

叔华与淑浩

　　北平史家胡同凌氏故宅（1952年凌叔华绘）

　　凌叔华和凌淑浩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双娇，是我祖父凌福彭四子十二钗中出类拔萃的两精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父亲启恂排行第六，是长子，叔华、淑浩是我的十姑姐和十四姑姐（广东称比父亲小的妹妹）。

　　天生双娇 同胞姐妹

　　1900年 3月 25日， 北京史家胡同甲五十四号，有九十九间房的凌府大宅院（堪比大观园）上空飘着一团绚丽的彩云，全家人立刻意识到这是地生瑞气、天绕祥云的吉兆。女仆张妈兴冲冲跑去向福彭老爷报喜。老爷没有因添生有些许激动，却叹口气说：“又是个女儿，既然你们都说瑞气临门，那就叫瑞唐吧。”叔华这个名字，因在同母姐妹中居三，于是沿用伯、仲、叔、季习惯排序而起。她走上文坛便以此行世。叔华天资聪明，从小喜欢在墙上涂鸦，6岁时用一根炭棒在雪白的墙上画满山水，树木、小鸟、白云……幻想和神笔马良一样，她的云朵、小鸟也会纵身飞去，在天地间遨游。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串音符，恰被山水画家王竹林伯乐识马，收为学生，教她绘画。后又请深得慈禧赏识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为师，又拜专攻山水的画家郝漱玉为师。我祖父还专建一间画室供她绘画。一次次汪洋恣肆的挥舞，一次次金蛇绕日的涂鸦透露了她生命深处的天赋之光。而王竹林慧眼识珠，点石成金，跨过时间的长河，镀亮了多梦叔华金色的童年。祖父让叔华与我父亲一起请名师家教，陪祖父接客招待。后又聘请好友、留学国外多年、会七国语言的怪杰、北大教授辜鸿铭教叔华英语。辜鸿铭晚年仍能把弥尔顿《失乐园》一千多句背诵得一字不漏，记忆力极强。叔华又去日本读了两年书，回天津后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四年级。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曾是她的同学。叔华13岁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后升入本科十年级。

　　1904年9月10日，叔华母亲李若兰在凌府大院又生下一个宝贝千金，取名淑浩。“淑”意思是心地善良，温柔贤慧。淑浩与姐姐叔华性格迥异。叔华好动感情，淑浩偏向理智。两人性格的反差犹如她们的相貌，淑浩个子高，大眼睛。叔华身材娇小，眼睛迷蒙。一个张扬，一个内向，但均充满活力。淑浩像火山爆发，叔华如地火运行。淑浩非常活泼，喜欢骑马，骑自行车，自诩家中孩子她第一聪明，深得祖父宠爱。自行车未练熟就上街，撞翻农民的鸡蛋，留下地址让家里赔。偷偷躲在父亲福彭上朝的马车里，进宫看威严的父亲向几岁的溥仪小皇帝磕头感到好笑。如此出格，从不挨打，连声骂也没有。叔华与淑浩双娇姐妹，金色童年，充满天真欢乐梦影。

　　

　　冬天的花园里。左二为凌叔华，右一为凌淑平、右二为凌淑浩（约1910年于北京）

　　“五四”精英 巾帼女杰

　　叔华、淑浩在天津师范同一班级，叔华喜欢文科，淑浩喜欢数理化，学习上彼此竞争。叔华学业规矩能写能画，作文很棒，学校壁报常贴叔华作文。比叔华大两岁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当时比叔华低一年级，她的作文也常贴在壁报，她是叔华老乡，祖籍福建，生在广东番禺。另有一批左翼风云人物：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与叔华关系很密切。郭隆真对小几岁的叔华如姐姐般和蔼亲切。郭隆真是学生中的思想先驱，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接触过底层捡煤渣的孩子，增添了叔华对民情的感性了解。与邓颖超之辈的交往更加深了她对国情的知性认识。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平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人们对巴黎和会抱有很高的期望，但1919年4月底，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失望，北平的学生团体开始组织抗议，学生领袖立即号召各个高校的学生集会游行。1919年5月4日，三3000多的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高喊口号：“外争主权！反抗列强！内惩国贼！”5月5日，天津学生也效仿北京学联，组织全市范围的学生联合会，与商人和其他社会团体联合起草请愿书，在街头发表演讲、组织罢工、抵制日货。叔华和淑浩的班级也加入了“五四”洪流。叔华被同学们选为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四个秘书之一。她回忆说：“当我们准备游行或到公众中讲演的时候，都是由我来写计划、标语的演讲词。”第一女子师范与当地其他五个女子学校联合，组成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号称600多人，最小的13岁，还出版了《醒世周刊》，许广平是该刊编辑之一。当时16岁的邓颖超是联合演讲队负责人。叔华和同学们正在罢课，听到一家日本工厂里两名罢工工人被杀害，她们就走出教室，在当地街头找了个角落进行演讲，告诉人们两名工人被害之事，反复劝说人们“使用国货！”还走进一家商店请求店主关门一天，以示抗议。回校后，语文老师布置她们写一篇有关当天示威的事，并从中选择一篇寄给了《天津日报》。第二天，当老师把这篇文章念给全班同学听时，叔华才知道自己的文章第一次被印成了铅字。她回忆说：“当我听出那是我的作文，脸红心跳。紧跟着眼泪也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那个时候淑浩也站在街心的一把椅子上，用扩音器呼喊抗议口号，显示了高超的口才。她说：“那些南开中学的男生不知道该怎么说，于是我们女生成了抗议活动的带头人。我们的办法很管用，我们去按门铃，告诉各家各户，别买日本人的东西。”五四运动中罢课、罢工、罢市迫使三个卖国贼下台，释放被捕的学生。1919年6月底，在法国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学生举行游行前几天来到中国，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家的孩子们吧！同样是十四五岁年纪，中国的孩子已经担负起政治改革的责任，他们让那些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从而也投身进来，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文坛初显 成绩贯然

　　叔华和淑浩两位“五四”巾帼1921年秋进入新建的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学习。叔华师从新文学运动的牛耳周作人。她还请诺贝尔奖金得主、亚洲第一位文学泰斗、印度诗翁泰戈尔和胡适、陈西滢、丁西林、徐志摩、林徽因、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等文学和书画名家到家中做客，品杏仁茶、藤罗饼、玫瑰花饼、萝卜丝饼，吟诗绘画，结成深厚友谊，也促成她名留中国现代文学、书法、绘画史册。1924年底，创刊才一个月的《现代评论》刊登叔华小说《酒后》，之后第9天，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刊文赞扬：“在《现代评论》读一篇叔华先生的小说，觉得非常地好。”鲁迅说：“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信讲：“《现代评论》中《酒后》及冯文炳的某篇，弟颇爱之。”左翼批评家钱杏邨赞扬：“我对于作者的勇敢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同时也觉着她的文字是很清丽的。”丁西林就不止赞扬了：“我读了那篇小说，觉得它的意思新颖，情节很配作独幕剧，当时同读的两位朋友，亦表示赞同，并极力怂恿我写一篇短剧。”《酒后》又译成日文，在文坛极负盛名的杂志《改造》上发表。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叔华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部小说集《小哥儿俩》。鲁迅编《中国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入叔华《绣枕》，并写导言。

　　叔华编写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并组织演出。23岁写《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童话：《红红的冬青》。游记：《登富士山》《衡阳四月游记》《泰山曲阜记游》。散文：《朝雾中的哈得门大街》《悼花狗》《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仙居》《爱山庐梦影》《敦煌礼赞》。通讯：《慰劳汉阳伤兵》。翻译英国女作家曼殊菲尔德小说《小姑娘》。独幕剧：《下一代》。旧体诗：《春日偶成》。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酒后》《吃茶》《绣枕》《再见》《茶会以后》等。泰戈尔访华，写了《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1986年写最后一部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文集《爱庐山梦影》《凌叔华选集》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出版。《凌叔华短篇小说集》由马来西亚青年书店1960年出版。1956年英语自传体小说《古韵》由霍加斯书局出版并译成法、德、俄、瑞典多国文字，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声誉世界文坛。1936年绘画作品参加全国美术展览。1954年在哈伦美术院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在巴黎举办个人绘画及收藏的艺术品展览，引起轰动。196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教。1968年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举办专题讲座。1975年回国观光，写长篇报道《我的回国杂写》。

　　

　　凌淑浩（艾米）护照上的照片。1925年摄于北京

　　远涉重洋 学医救国

　　淑浩对前途安排则很务实，想学医，这是一个值得爱国者建功立业的领域。她更想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完成学业后开一家妇科诊所。为考医学院，淑浩专心攻读英语。她舍友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两人亲密无间。淑浩和同班同学冰心一起为外国慈善家举办过一场展示“中国文化”的表演，冰心饰新娘，淑浩饰新郎，反串京剧中角色，把传统婚礼演得惟妙惟肖，引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淑浩的英文老师替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艾米”，以后一直沿用。艾米高分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全班21个学生只有3个女生。学校年鉴上有她的照片。1925年，清华学校举行一次全国选拔考试，有5位女生有机会获奖学金赴美留学。考试要求最低年龄为21岁，艾米虚报两岁，填写为22岁，以方便过关申请，除叔华外未告诉家中任何人。考试分五个上午进行，数学、化学、物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艾米奋笔疾书，累得筋疲力尽。7月，叔华在一把扇子上画了著名的杭州西湖送给胡适，并写了一封推荐信：“淑浩妹已考清华，听说请三位评判员最后选定。赴考各生皆已找人介绍个人品德学业于评判员，以便届时参考。评判员里有范源廉，记得您与他相识，不知您可否为淑浩写封介绍书与范……”胡适问艾米为何谎报年龄？她解释自己的情况，胡适笑着说：“不会因为年龄小就把你刷下来的。”一周后，一封电报送到凌家，通知凌淑浩已被选为获奖学金的5位女生之一。艾米将要就读的是克莱夫兰西储大学医学院，她兴高采烈地作出国安排。1925年8月，叔华送艾米与近70名清华留学生登上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深造。1928年6月，艾米西储大学毕业又赴匹兹堡北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实习，接生了许多婴儿，其中不少是难产婴儿，为了避免损伤孩子，艾米不用产钳，而是用一双灵巧的小手接生。艾米的医德、医术胜过白人男大夫，受到病人、著名金融家安德鲁·梅隆的赞赏，还给了她理财方面的建议，告诉她一些投资股票的秘决。1929年7月15日艾米接受了药理学老师陈克恢的求婚，在巴尔的摩一个小教堂结婚。

　　日本侵略 异国奋斗

　　艾米夫妇1936年回北平看母亲，叔华也带女儿到北平相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艾米把四个兄弟姐妹在日本神户布引瀑布夭折和母亲李若兰因日本侵华战争去世联系在一起，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日本人，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地说：“我们回不了家了，日本人在中国发动了战争。”由于日本侵略破灭了艾米回国开妇科诊所、报效祖国的理想，她只能与丈夫一起在美国拼博，两位博士夫妇作出了35项药理学方面的辉煌成果，陈克恢被选为国际药理学联合会名誉主席。1994年9月10日，淑浩在旧金山庆贺90大寿；2005年9月10日，在旧金山庆贺101岁诞辰。104岁驾鹤仙逝，和陈克恢共同静卧在圣路易斯公墓。淑浩的理想则由其舍友李德全实现了，1949年李德全担任了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长，制定了公费医疗制度成效性政策，推动了妇女健康事业的开展；在她领导下建立了托儿所制度，为上班母亲照看孩子服务；建立了培养接生员的合作医疗体制。这正是艾米当初希望为之奋斗的梦想。

叔华、陈源与小滢

恋爱自由 无关门第

　　1924年在迎接泰戈尔的活动期间和家庭“画会”中，凌叔华认识了陈西滢（陈源），1926年结婚，其中之缘与文学有关。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她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西滢的字）已经向你说了吧？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桩心事，现在已经结论，当然算得最值得告诉朋友的事。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那天舍表兄来说（不止一次），我在隔房听了，在他话里有许多老人爱听的话，一半儿当然是表兄尽心，那一半儿的话，我认出来是你同志摩给他的好印象。末了，老父允说商量，这事就有边儿了。这原只是在生活上著了另一样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自然这只是就我个人说的话呀。”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对陈西滢的信赖和满意之情。以凌叔华的见识与品位，以及对待事情不张扬、审慎处之的特点，她所选择的如意郎君自然要与自己多有投契。两年的交往使她对陈西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志趣相投 郎才女貌

　　陈西滢生于1896年，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初到北大任教，生活十分清苦，因为学校常常会发不出薪水，此时有人介绍他到上海的大学执教，可以大大改善待遇，可他不为所动，他更看重的是古都北平的文化氛围与人才之资。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凌叔华的好友苏雪林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领导新文化和语体文运动的胡适之在那里，古史辩领导人顾颉刚在那里，老一辈的辜鸿铭、王国维、梁启超在那里，写《阿Q正传》的鲁迅和办趣味广博《语丝》杂志的周作人也在那里，还有温和春阳，才华盖代，他多年留英好友徐志摩也到北平不久，这位诗人以寓于吸引力出名，单是他一个也可以将陈通伯吸引去。”

　　陈西滢在生活维艰的情境下留在了北平，并于1924年年底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自己任主编。《现代评论》问世后，吸引了大批卓有建树的人才，王世杰、丁西林、袁昌英、杨振声、沈从文等，都在此发表作品，一时间成为北平的重要文学阵地之一。凌叔华成名之作《花之寺》《酒后》即于1925年发表于此。

　　凌叔华从陈西滢身上发现了许多与自己相投契的东西，包括兴趣、学养以至性格等。她认为：“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正确，是许多人不及的。”这话也是写给胡适之信中讲的。一向颇为严谨的凌叔华对于自己的意中人，有这样一种认识与评价，显然除去对陈的欣赏之外，同时也表露出对于自己选择的充分自信。凌叔华与陈西滢的相爱与结合之缘，实属“郎才女貌”之契，更有性格志趣的相投。

　　一天，陈西滢在东吉祥胡同宿营舍看稿子，突然接到凌叔华的电话，说要把案几上那盆菊花给他送去。凌叔华的家离东吉祥胡同不远，只隔着东四南大街，不一会儿便到了。叔华站在门口，并没有带什么花来，陈西滢奇怪地睁大眼睛。凌叔华说：“怎么，陈大教授，老远给你把花送来了，怎么不接一下呢？”陈西滢一头雾水，更加疑惑起来。凌叔华眯着美丽的眼睛，宛然一笑，递给他一把纸扇，补充说：“花在这儿呢！”陈西滢如梦方醒，迅即把纸扇打开，只见扇面画着一盆金灿灿的菊花，旁边写了一行小字：“送我案上最爱的一盆花给你。叔华。”看过叔华的纸扇，西滢的心像潮水一样澎湃着，他想跑上去拥抱她，亲吻她，然而，理智还是让他冷静下来。他走到书柜前，取出一尊无锡有名的观世音泥菩萨，送到凌叔华面前，嗫嚅着说：“是母亲让我转送你的，不知喜欢不喜欢？”凌叔华看着那精美的彩塑，爱不释手地说：“谢谢母亲和你从那么远为我带来。”一对有情人沉浸在心灵交会的甜蜜中。

　　那些日子，陈西滢被凌叔华的菊花和题字折磨得辗转难眠，他在心中千遍万遍勾勒着那张熟悉的面庞，但总勾勒不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他这时才真切地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神奇，如此不可理喻，他的心是那么热烈地燃烧着，思维成了散乱的碎片。那天夜里，陈西滢到廉南湖先生府上拜访。廉南湖见到凌叔华画在纸扇上的菊花，连称这菊花画得好，他叫人拿来笔墨，即刻在空白处题了一首诗：

　　一语缠绵岂暗投，

　　银河迢递隔牵牛；

　　卷帘人瘦西风起，

　　如此韶华未是秋。

　　陈西滢读着廉南湖先生的诗，又一次感受到了这把扇子的重量。

　　1926年7月14日，凌叔华与陈西滢这对备受瞩目的才女与才子在位于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小礼堂举行了婚礼。协和医院始建成于1921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投资耗时4年建成，建筑风格为中国传统宫殿式，一色碧深琉璃孔大屋顶，其中协和小礼堂是最漂亮最有名的，尤其是文化界一些高级会议、演说等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大红漆柱，雕景画栋，内墙俱有精美雕饰。凌叔华穿着新式的西洋婚纱，洁白的头纱像软帽一样戴在头上，前边垂下一排薄纱皱褶的花边和两边白纱一起笼罩脸庞，手里棒着大把长串的鲜花。新郎都还穿着中式的长袍和褂子。这种中西合璧又别有时代韵味的新婚造型是当时通行的。喜宴则设在位于南河沿街口的“欧美同学会”，一年前刚刚扩修装整过，是一座十分精致的四合院式建筑，院内种植着树木花草，宽敞的宴会厅可容纳一二百人，也是留学生们举办喜宴的首选之地。证婚人是他们的好友，“著名证婚人”胡适。据当时北平《星期画报》记：“胡博士演说，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和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显是寄望并相信他们能够成为新婚姻的模范代表，而后“席未终，而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颇有默契，也符合二人性格。

　　

　　陈西滢与凌叔华摄于新婚后

　　西滢闲话 晶莹剔透

　　1927年10月，陈西滢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委派，作为海外撰述员旅居日本研修，凌叔华随同前往。陈西滢在日本翻译了法国莫洛怀的作品《少年歌德之创造》，编辑整理了自己从1925年至1926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短论，定名为《西滢闲话》，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1928年9月，凌叔华、陈西滢夫妇回国，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为人表率，不聘夫人凌叔华任职。

　　《西滢闲话》文字晶莹透剔，清可见底，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趣味。叔华说：“我大前年见到了适之，我同他说想找一本《西滢闲话》以便重印，他很赞成且允代我。”西滢文笔娇健，但惜墨如金。这本“闲话”，内容太丰富了，里面有文学、思想、艺术、人才，可以说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个缩影。

　　陈西滢有一尊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头像，伏尔泰是他最尊敬的世界伟人之一。他一句名言：“我虽然和你的意见不同，但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的发言权利”，成为陈西滢一生做人的标准。写“闲话”时20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改革中国封建社会，30岁左右就不再写愤世嫉俗的尖锐文章，可能是叔华劝他不要锋芒太露。西滢还要赡养父母兄弟姐妹，家累很重。西滢和女儿小滢也说过他常常得罪人，而自己还不知道，讲自己遇事优柔寡断，希望女儿不要像他一样。西滢从来没批评过人，如果听到有人批评某人，他总是面红耳赤地替别人辩护。西滢不太爱说话，确有些口吃，可是在瑞士一次国际笔会上，作为当届笔会主席，必须要发言，他居然作了一个很有趣而非常优美的英文报告，一点口吃也没有。他的英文比中文，尤其是比无锡音中文要好得多。

　　据叔华回忆说：“抗战时，陈西滢在重庆为《中央日报》猛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报很受人注意。我当时在北平替母亲办丧事，三番二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问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给陈先生写信，叫他来北平……反正添了不少麻烦。”

　　血书从军 抗日救国

　　1944年12月1日，叔华和西滢的独生女儿、才14岁的陈小滢，与最要好的两个女同学郭玉瑛和杨衍枝，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决意参军，并给远在英国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敌人已攻至六寨，昨日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儿抵抗力量。国家的危急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已至今，只要是人，有血有肉的，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植我，到了今日，是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贡献在它的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后方这些官吏们淫靡的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这封信陈西滢1945年1月才收到，读毕，很惊讶也很激动。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朋友看，这位朋友是负责在英出版《中国周刊》的编辑，他当即决定把这封信全文发表，并加按语云：“编辑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学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陈小滢终因年纪小未能入伍，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却多了一幅碳笔素描画像，一位戴军帽的中国少女——那是他的一位朋友画好送给他的。面对日寇侵略、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为女儿骄傲和自豪。

　　抗战胜利 面见恩来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中国人民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站起来了。陈小滢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

　　最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思钊家大口上，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去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的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跳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街边，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的军民，遂很严肃的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女小滢上，卅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又：现在深夜三时，我独自排徊在满是乱坟的山上，我大哭了，彷徨看到无数的同胞在空中向我呼怨，向我求救。爹爹，我哭了，当时我又立誓“一定报仇！”今夜我不睡了，我要等到黎明，看那九年来第一次光明的日出。

　　三结义的郭玉瑛、杨衍枝、陈小滢抗战胜利后天各一方，郭玉瑛1947年就读长沙湘雅医学院，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军，现居武汉。杨衍技继承父亲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陈小滢和母亲去英国和父亲团聚。之前1946年1月6日小滢日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阴晴，星期日，中午和姆奶黄方刚太太，岷江从家里出来到二叔叔处时看到李姨（李德全）跟着一群人在石阶中段。忽然，李姨招呼姆妈，过去一看，竟有邓颖超在旁边，穿着男子外衣及深蓝色中山装，剪短的头发，神气勃勃地，脸呈健康红色。他与姆妈握手后，我注意到一张熟悉的面影过来了，“周恩来。”哦，在欢迎马歇尔的影片中不是看到他了吗？一个样子。穿了一件长的亮皮大衣，一件长袍，和蔼而又有气魄的微笑着，十足的学者态度。我惶惑了。邓姨却伸出手来和我相握“真大了！”周恩来笑着转身问，“这是你的姑娘吗？”亦伸手和我紧握。我一时想说许多话，但却都说不出来。旁边的七八个人员——大约是中共的人员吧——亦都微笑点头。我微笑着遐想，是的，中共领袖的丰（风）度，他们的气魄尚然叫人景仰、钦佩，没有官僚架子，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于人民总表示关怀与爱护。

　　独生女儿 教育有方

　　1946年9月2日，叔华和小滢告别了许广平、萧乾、沈从文、赵清阁、陆小曼、方令儒、沉樱、罗洪等文坛友人，登上“麦琪”号邮轮，转去英国伦敦，与冯云祥、李德全、冯友兰、华罗庚、叶浅予等人同船。他们给小滢题词：冯玉祥题：“小莹（滢）女史，君子有三要，要科学，要民主，要和平。”李德全题：“为正义不怕一切往前去努力，只有如此才有中华民族的光荣！小莹（滢）小朋友，我最爱的永远忘不了的！德全姨。”冯友兰题：“同舟共济小滢（嘱）书，冯友兰。”船到美国，叔华与艾米一家欢聚后去伦敦。

　　陈小滢20世纪30年代初期生于武汉，先后在武汉、乐山、北京读小学，后又回到抗战时期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46年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和马德里大学学中、英、西班牙、法、俄等联合国通用的五国语言文字后，转入香港美联社和香港BBC工作，以后又考入伦敦BBC国际部工作13年，先后担任记者、播音员等，获得永久职位。1980年到1983年期间在北京大学教授英语。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主任。1970年与萧乾的学生秦乃瑞结婚。秦乃瑞名字是萧乾所取。他1924年出生在沃特瑟姆斯多，随后在赫特福德群的骑哈德姆度过整个童年。秦父是名牧师，供职于伦敦郡议会，后升至市政会审计员。秦乃瑞中学毕业后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习中文，1943年加入英国陆军情报局，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阿萨姆邦工作，1945年回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教中文，1948年正式成为东方研究院教师。1954年应中国政府邀请，他带文化访问团来中国，受周恩来的接见。曾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后为名誉主席。他们为儿子取名思源，一为纪念已故爷爷陈源（西滢），二寓饮水思源，常念祖国之意。把思源送回祖国学中文，参加武术训练，是李连杰师弟，演过电影《少林小子》，现与妻子梁伟都是画家。邓颖超20世纪80年代接见小滢的儿子陈思源并合了影。王震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小滢全家并合影，王震题词：“思源小朋友留念为中英两国人民而工作。中国的一个老人，王震，1978.11.13日。”楚图南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思源小朋友留念，楚图南，1978.11.19日。”

　　助友回国 功劳盖世

　　凌叔华五次回新中国探亲访问，赞颂毛主席领导好，表示“一定要死在中国”。

　　1949年北平加紧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批召回羁旅海外的各类人才。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名单里有李四光，他当时在欧洲参加一个科学讨论会。李四光是我国地质学界先驱和泰斗，地质领域贡献杰出。早在“五四”时期同丁西林、裴文中、丁文江一样是文化阵线活跃人物。当时34岁的李四光担任北大地质学教授，系主任兼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凌叔华、陈西滢和女儿小滢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和政治风险，竭尽全力支持、玉成李四光的政治选择。当时台湾“驻英大使”郑天锡得到“津费”和“密令”，设法要正在英国的李四光在伦敦发表公开声明反对大陆政权，拒绝北京给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任命，如果李四光不从，则千方万计扣留送往台湾，万不得已时可用无声手抢处决。

　　陈西滢凭驻欧外交官身份得到这个消息，迅即发电报给凌叔华，嘱咐她赶紧告诉李四光，他眼下处境凶险。李四光果断让妻子许淑彬与大使馆周旋，自己只身由英国偏僻的普列茅斯货港秘密潜往巴黎。约定与妻子分头往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会合，两人成功回到北京。当李四光出现在怀仁堂，震动全球，但外界何曾知道，一个国民党官员排除政见，不惧危险，促成李四光此壮举。

　　李四光在北京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多个高级要职。8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中央委员。他为新中国找到一个又一个油田，劳苦功高，而陈西滢1966年辞职，1970年在伦敦去世。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凌叔华，凌叔华顶住压力把陈西滢骨灰留在伦敦。1990年凌叔华去世，陈小滢把两人骨灰合葬在无锡胡棣姚湾陈氏墓园。2006年当地文化界呼吁政府将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墓列入文化保护名录。

　　

　　1949年李四光（右一）和夫人许淑彬（左二）与凌叔华（左一）、小滢（右二）母女合影，摄于英国

　　

　　1966年的凌叔华

　　全家爱国 叶落归根

　　1978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前给昔日在天津女师的同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写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情形：“邓大姐看到凌叔华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清秀，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解放前她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了。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6月19日，凌叔华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20世纪60年代后期，陈西滢、凌叔华摄于英国南部一动物园

　　1981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凌叔华对邓颖超说出了自己在异国他乡，想念祖国亲人，渴望叶落归根，回国定居的心愿——她提到凌家在干面胡同的宅子（史家胡同甲五十四号），“文革”时被一个工厂占用了，她上次回来时到那里去看过，也曾几次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

　　叔华说：“无论西方多么现代，多么发达，资本主义总是在走下坡路。”1977年在致巴金的信中她说：“……现在‘四人帮’已被打倒，国内笼罩一派光明新鲜的朝气。”后又致信巴金说：“我很着急回祖国，看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大好形势，祖国新貌。我也明知‘寄人篱下’，只好‘逆来顺受’了，我每次回国得经过香港，（欧洲直达上海的飞机也有，但费用太高）都得受香港移民局的气。我将来如能在国内找到事做，有生活意义，就不打算回西方了。”表达了一直萦绕在心、诚挚而深切的归国情怀。1984年又对萧乾夫人文洁若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三十几年，我的心却还留在中国。”第二年，又专门致信萧乾，告知自己决定回北京定居，选定北京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二居室套房。1989年12月回到北京，1990年3月25日在石景山医院过90华诞。5月16日因乳腺癌转移复发，昏迷中醒来，由石景山医院十位医生护士陪同，坐救护车游览北海公园和故居史家胡同（后门干面胡同），5月22日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像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头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追悼会6月6日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邓颖超送了亲手种的红玫瑰花篮，并传话：“我人虽未到，但心到了。”巴金、冰心、萧乾等人外交部、对外友协、中国驻英使馆、英国驻华使馆香港总督、作家协会等机构均送了花圈，深表哀悼。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