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良:回首繁华如梦渺
文 慕 薰
孙国良在《丧巴丘》中剧照
京剧艺术一向有南北两派之分。北派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派,以规范严格、艺术严谨著称,讲究韵味和气度。广为人知的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等都是京派的代表人物;南派亦称海派,也曾经一度被贬称为外江派,流行于上海、江南、东北等广大地区,以注重商业价值、追求演出效果火爆为特点。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南派北派的区别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艺术追求的差异。京派自诞生之日起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大力弘扬。然而近数十年来,一向以善于适应观众需求、舞台演出花样繁多而著称的海派京剧则逐渐势微。似乎一提起南派京剧,就只有周信芳(麒麟童)一个流派在苦撑危局。幸而在古城苏州,却还有一位博闻强识、阅历惊人的南派京剧艺术家,他就是孙国良先生。
第一次见到孙国良先生是在南京市京剧团录制传统海派风格的京剧《狸猫换太子》的现场,当时团长张建强先生饰演的包拯正在表演,我见他手里的牙笏长有二尺余,色泽深凝,古雅不凡,便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这个牙笏可不简单,想个办法给他换个假的吧,这个咱们存了。”旁边一位老者突然说:“你还真识货,这可是我们家传的东西,有一百多年了。”这位老者便是孙国良先生。
初逢孙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身世,后来我与建强先生商量能否挖掘一些海派京剧的冷僻选段。建强先生极力向我推荐孙国良先生,说:“海派京剧非他莫属!”遇高贤不能交臂失之,之后的攀谈和接触使我和孙先生很快熟识了。
孙先生出身梨园世家,祖籍苏北。父亲是久负盛名的海派名家孙柏龄,老孙先生是七金子(张德俊,盖叫天之兄)的高徒,自幼贫寒,一度乞讨为生。多年以后成名了还保存着一双幼年颠沛流离时穿过的草鞋,一方面是为了不忘当年凄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初登舞台时创业艰难的佐证——演唱小花脸剧目《拾黄金》用的道具。由于天赋佳喉,又得到刘松樵、李春来、何月山、露兰春等名家的指教,很快在上海成名。与张翼鹏、张二鹏等江南名家过从甚密,纵横梨园数十余年。在江南,尤其是杭嘉湖一带提起“孙家班”,可以说是大大的有名。直到八十多岁高龄时仍然能高歌正宫调大唱《跑城》。孙先生的大姐凤宝桐也是江南名角,武生、小生、花旦、老生无一不精,曾经在《杨门女将》中饰演杨七娘,以武生用的大枪开打,令人叹为观止。晚年在江苏省戏剧学校任教,培养了很多后进人才。二姐月明珠工青衣、花旦,曾经在上海戏剧学校坐科。前几年还以八十高龄在上海天蟾舞台“千岁专场”演出中粉墨登场,与夫君那正鑫合演《清风亭》,堪称宝刀不老。
当年上海滩名角如林,竞争激烈。老孙先生虽然师出名门,技艺惊人,也是难以应付各种旧戏班的内耗,因此老孙先生便常年率领自己的班社在苏州、无锡和杭嘉湖一带演出,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水陆班演出经验,带给孙家的也是滚滚财源。在当时的水陆班中提起龙凤大舞台,知名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国家级剧院。时至今日,很多当初与孙家有旧的老前辈提起孙家,都会不无嫉妒地说:“他们家是财东啊……”孙国良先生也曾回忆:有一次在某地演出,在旅店里,女眷们的首饰和一百多块大洋全部失窃,班中管事的要报官,店主苦苦哀求,说如果别的客人知道店中失窃了这么多财物,一定会觉得这里是家黑店,从而影响旅店的生意。此事惊动了老孙先生,问明情况以后,老孙先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别报官了,丢的不多,唱两场戏就挣回来了。”可见老先生的自信与实力。
自信与实力来源于从严要求的艺术水平。孙家班之所以广受欢迎与老孙先生的艺术水准和对演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一位在当时很红的青年武生演员搭孙家班演出,在台上消极应付。老孙先生在后台看到以后,走到台上,对台下的观众道歉,说自己班社的演员演戏不卖力气,对不起各位观众,并命令此演员重新再唱一回。此举受到观众的一致赞赏。老孙先生以他的艺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了观众的尊敬和追捧,当年在杭州挂头牌演出,红得天崩地裂,到最后剧院老板把“孙柏龄”三个字用水泥铸在剧院的大门之上。在长沙演出,连续四个月爆满,等老孙先生演出期满回家的时候,因看不到老孙先生的演出而心生愤怒的群众居然砸了那个剧院。
提起父亲的为人,孙国良先生感慨良多。老一代艺人虽然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为了生存互相之间竞争都很激烈,但是那一份同行之间的古道热肠和植根于传统伦理的道德规范,仍然是今天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的。老孙先生曾经和江南名家刘松樵学过红生戏。听说刘先生生活困难,老孙先生多方打听刘先生的住处。在一天演出之后,让孙国良提着一个皮包和他一起去看刘松樵先生。当时刘先生困居陋室,生活十分拮据。老孙先生把皮包交给他,说:“这是今天演出的全部收入,一共四百块大洋,送给您贴补家用,我只留了两毛钱车费。”刘先生由此得以解燃眉之急。京剧名家赵燕侠先生年轻时随父亲下江南,因演出效果不好困在上海无法回北京,是老孙先生慷慨解囊,资助川资路费,赵氏剧团才得以成行。“文革”后,赵燕侠已是名满大江南北的著名艺术家,到苏州演出时还专程步行到孙宅看望老孙先生。在杭嘉湖的班社中,孙家班是唯一一个一人搭班全家可以到戏班中打饭的,这是只因为老孙先生的一句:“都是跑江湖的,不能让家里人受了委屈。”至于平时受到老孙先生接济,到班给安家费、辞班送路费的同行更是不计其数。
在杭嘉湖唱戏,还有很多趣闻轶事。有一次夜间行船,遇到了水寇尾随。老孙先生察觉以后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拿出一条彩裤和一把筷子扔到了水里,对对面的船喊道:“金银满库(裤),快(筷)发!快发!”水寇看到孙先生的举动,知道都是跑江湖的,便不再尾随,四散而去。还有一次在乡下演出,老孙先生见到许多来看戏的船吃水很深,舱中似乎都载着重物,心里便暗暗留意。开戏以后,不断有人在台下喝倒彩滋事,不久就砖石横飞,无法再演出。管事的人好言相劝反而愈演愈烈。老孙先生一见事态无法收拾,招呼班里的武行兄弟们,抄起后台的藤牌——虽然是台上的道具,但都是当年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真家伙——跳下戏台上演了一场全武行的“大武戏”。一番对抗,把滋事的观众全都赶走了。事后才知道,原来附近两个村子久有仇恨,为了给这个村子捣乱,另一个村子的人故意来寻衅滋事,没想到却遇到了劲敌。此后,孙家班的名声在附近更加响亮:“不仅戏演得好,打架都是好手!”
孙国良先生虽然是家里的独子,他却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幼年就跻身梨园,刻苦练功。由于父亲在上海登台多年,许多师兄弟都在各个舞台搭班,幼年时期的孙国良在上海滩的各个舞台如走平地,只要当晚有戏,到后台的门口就直接往里走,根本无人拦阻。连“座钟”(即戏班的舞台监督)看到他,也只会点点头说:“少爷,你又来了?”便随他去后台玩耍,不再约束。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孙国良几乎看遍了上海滩所有名角的戏。无论是黄桂秋、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如泉、盖叫天、苗胜春、郑法祥、芙蓉草等海派名角,还是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等京派的大家,无一不是亲眼目睹。成年后正式登台,秉承家学,孙国良先生曾经与众多南北名家同台演出,还得到了义父孟鸿茂、李如春以及“猴王”郑法祥等海派耆宿的大力提携。提起自己学戏的经历,孙先生说:“京剧就是京剧,本质上没有南北之分。即便从表演上分成‘海派’和‘京派’,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同样都需要有四功五法作为基础。京剧的基本功没有南北之分,同样演员要是想丰富自己,也不能有南北之见,所有的演员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值得学习。”在孙先生自己的艺术道路上,既有南方名家小盖叫天(张剑鸣)的指引,也有北方名师张凤祥的心血,使孙先生自己在演唱和表演上既有南方的火爆,也有北方的讲究。很多目前濒临失传的京朝派剧目,孙先生也能朗朗上口,背诵如流。
提起当年事,孙先生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跟孙先生聊天,只要稍稍递个引子,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许多名人轶事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生龙活虎的年代。孙先生幼年时,在上海与义父孟鸿茂比邻而居,孟先生经常带他出去玩。名曰出去玩,其实是障眼法。到了灯红酒绿的所在,孟先生便把他安置在某个高档饭馆里,让他大快朵颐,自己则出去寻其所好,两人各得其所。孙先生笑谈:“我这辈子的西餐都是那个时候吃的。”
1954年,老孙先生率领有言慧珠、傅德威等名家参与的剧团来北京慰问解放军,孙国良也在其中,年方十九岁就为言慧珠配演了《宇宙锋》中的赵高。言慧珠对孙国良的表现十分满意,还邀请他经常为自己配戏。当时官方还有意将剧团留在北京发展,只是老孙先生考虑剧团的家眷都在南方,生活不便,才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回去不久,这个临时组织的剧团也就解散了。我曾经开玩笑地问孙先生:“言慧珠真的像大伙说的那么漂亮么?”孙先生默然良久,喃喃自语道:“太漂亮了……”我笑着对同行的朋友说:“你看,这就是佐证。”
马连良剧团到无锡演出的时候,老孙先生的剧团作为班底与之合作。马连良先生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时特意与老孙先生商议,因为孙先生的大姐和二姐面貌相像,特烦二位饰演蔡中、蔡和,并且请孙国良演甘宁、马崇仁演黄盖,二位公子陪二位父亲同台献艺,成了一时佳话。孙国良还特地为马连良先生花三天时间重新漆刷《苏武牧羊》的节旄。马连良先生看到漆饰一新的节旄,连连夸奖:“少爷,你真是心灵手巧,辛苦你了。”
《棒打万年春》中孙国良饰悟空
定居苏州以后,孙先生就开始大展身手了,尤其以《薛刚闹花灯》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连唱45天满堂,剧场门前的狮子滚绣球彩灯长明不息。在全国还没有大兴现代戏的时候,孙先生就自导自演了现代戏《夺要塞》,吸收了南派京剧的机关布景特点,首创了大炮上台的舞台布置。更自编自导自演了《西游记》剧目《猪八戒招亲》。在剧中他将京剧舞台上传统的以黑色调为主的猪八戒脸谱和硬脸子改成了白色调为主,使猪八戒的形象变得憨蠢中又有些可爱。当时也确是风靡一时。
然而,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动乱中,孙先生也是历尽艰辛,一家人饱尝了世态炎凉,最后家中窘迫到所有幸存的行头都被孙夫人拆改成了床单被褥。孙先生的艺术道路也就此中断了,直到云开日出以后,才重新登上舞台继续焕发艺术青春。不仅继续演出他享名已久的“三头”戏(“猴头”孙悟空,“黑头”包公、“红头”关羽),还整理演出了《谢虎镖伤黄天霸》等南派剧目。1987年老孙先生以85岁高龄仙逝。彼时孙先生正在常州演出,噩耗传来,令孙先生左右为难,一方面家中需要他回去主事,另一方面剧团的合同还没有结束,全团人都得依靠他才能演出。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可事到此处却必须要周全。无奈之下,孙先生每天演出完毕便坐夜里的火车回苏州奔丧,到第二天下午匆匆离家继续赶火车到常州演出。如此往复一周,直到把父亲的丧事处理完,孙先生才结束了每天的奔波,只消耗得形销骨立。每当提起此事,孙先生总是不无感慨:“唱戏的,才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多一半都是人家的。”
只可惜,彼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是京剧的黄金年代了,剧团日益陷入窘境,最终落得个解散的下场,孙先生被分配到文物商店。经理安排他去看仓库,理由居然是“你是唱戏出身,身上有功夫,遇到坏人可以和他搏斗”,令他哭笑不得。这些年中唯一与京剧有关的事,是在1997年为了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粉墨登场演了一出《古城会》。
本以为自此与梨园无份,归园终老。不想孙先生在退休以后又受聘到南京市京剧团担任艺术指导,起因是南京京剧团在江南的村庄演出时有观众提出要看当年的南派剧目。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京剧演员们都没有接触过水陆班的演出风格和剧目,导致剧团的业务受到了影响。张建强先生也费了不少心思,恰巧彼时孙先生正在南京,他的哲嗣海蛟兄与建强先生是旧相识。经过几番敦请,孙先生终于又回到了老本行,开始为南京京剧团辅导南派剧目。孙先生刚到南京团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轻视。为团里排《七擒孟获》,到“祭泸江”一场,孙先生说要有唱,但是又不能唱多了,得恰到好处。当时的演员不知道孙先生的底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还说要大唱特唱,如果唱段少了就不会演了。孙先生一赌气,第二天把老本的词抄给了他,一共二百七十四句,并告诉他这一大段的流水要连唱带念,还掺杂有数板,让他一个字不少唱出来,顿时技惊四座,折服了所有人。
此后数年,孙先生跟随南京京剧团一起摸爬滚打,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下杭嘉湖的时候,只不过现在不用再坐船到处飘泊了。孙先生当年的阅历为京剧团帮了很大忙。有一次在乡下演出,资方提出要看《古城会》。由于是临时加演,团里没有带青龙刀,道具师犯了愁。孙先生找了一把大刀,把刀头用红绸子一裹,说:“就拿这个唱吧。”演出结束后,资方有人提出,为什么关公的刀总是用红布蒙着不露出来呢?孙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到您这来演出是喜事,青龙刀如果露出来有血光之灾,不吉利,所以裹了起来。”一句话资方高高兴兴地走了,剧团的人则都忍俊不禁。
为了能给南派京剧留下一些资料,孙先生不仅为南京京剧团排演了久负盛名的四本《狸猫换太子》,后来被扬子江音像出版发行,还不辞辛苦挖掘整理,先后录制了二十余段南派风格鲜明的唱段,都是孙先生依靠记忆力一点一点恢复的。《诸葛亮招亲》曾经是孙家班经常上演的剧目,主角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桂英,还有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等。虽然人物都是《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但是这个故事并不见于《三国演义》。说的是黄桂英的父亲黄承彦曾是当朝首相,受十常侍的迫害全家失散,黄桂英和丫鬟落荒而走,前有高山涧河阻挡,无法渡过。正遇到隐士崔州平要去探望好友撑船路过,黄桂英求崔州平相助。崔州平问明情况以后,慨然应允帮助黄桂英寻找家人,并成就了诸葛亮与黄桂英的一段姻缘佳话。当年是孙先生的二姐月明珠演黄桂英,老孙先生演崔州平的。老孙先生觉得在二人河边相见的时候,崔州平暗上过于平常,便在上场时加了一段流水:“听得对岸有人言,峡谷声声震耳边。手搭凉棚四下看,对岸站定女婵娟。我看她满脸是汗手拿剑,神色慌张在交谈。放下桨,停住船,走上岸,把话言。走上前来把礼见,莫不是渡涧河你们要上我的船。”虽然唱段不长,却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所见所感和主要动作一点不落地唱了出来,而且琅琅上口,既俏皮又动听,实在是难得。在三人同舟共渡的时候,用的是最具有海派特色的“联弹”,三人对口唱,既紧凑又火爆。不光这一出新鲜戏,还有《甘露寺》中乔玄在“跑宫”一折中的高拨子,以及“相亲”一场的二黄联弹;《别皇宫》里吴国太、孙权、乔玄、孙尚香、刘备五个人的西皮联弹;《张松献地图》中别具一格的汪派嘎调;《九锡宫》里程咬金洋洋洒洒五十六句的超长流水;《杨六郎告御状》里在西皮导板之后接唱数十个字的西皮回龙;《孙悟空棒打万年春》里连唱带打的猴等等,这些还只不过是孙先生当年在台上经常演出的一小部分。
说起南派京剧,孙先生总是滔滔不绝,各种只能见诸资料甚至闻所未闻的剧目经常被他信手拈来,仿佛就是昨天刚刚演完一样。长期以来,一提起南派京剧,尤其是水陆班,很多人都是抱着不怎么欣赏的态度去看的。一方面是因为确实南派京剧有部分粗制滥造、水平低下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已经走出人们视野很久了。现在的戏曲爱好者对南派京剧并不是十分了解,仅仅是通过之前文字的片面记载有了些印象。孙先生认为,南派京剧虽然因为历史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商业化、娱乐化的趋势,但并没有因为这些表象降低了其中的艺术含金量。相反,仅仅掌握了京派的表演规范和艺术理念是不能胜任南派京剧演出的。作为南派京剧演员,不仅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还要有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超常的创造力,才能使观众得到艺术上的满足。京派的规范和严谨是不变的法则,但是演出是要以观众的欣赏需求为努力方向,才能在面对不同的观众群时都能稳操胜券。例如前辈名家赵如泉在南派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中曾饰演八贤王赵德芳。由于当时连台本戏在上海很时兴,其他班社也都是身怀绝技的名家,在机关布景上下了很大功夫。赵先生深知观众对自己的艺术期待和他们求新求异的审美需求,于是在自己的道具凹面金锏上做文章。把本来木头实心的锏掏空,装上当时还比较少见的电池,表面嵌上许多小彩灯。在剧情最高潮,即八贤王要锏打昏君的时候,在表演中把电源开关一开,顿时霞光万道,满台生辉,大出观众意料。再加上赵先生的精湛表演,演出效果十分火爆。《狸猫换太子》也因为类似种种出人意料的设计而常演不衰。诚然,这不过是在表演之外的毫末之笔,但是它为演员的出色表现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南派京剧的别致风味。
孙国良与京剧名家赵云鹤(右)
南方戏班的组织形式与北方京派有很大区别。由于北方的演员大多数都是科班出身,在同一体系和统一风格的规律下,除了新编剧目,对于表演套路和程式都是成竹在胸的,所以才会有很多“不排戏,台上见”的趣闻轶事。而且,北方的戏班大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除了挑班主演以外,其他演员可以同时在几个戏班兼职。只要演出时间能排开,对于演员来说并没有艺术上的障碍。而南方戏班则不然,由于竞争的激烈和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每个戏班的演出都是不同风格,甚至于同一个剧名的剧目,在不同的班社演出来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狸猫换太子》就有“包公案”、“呼家将”、“七侠五义”三个故事套路,分别以花脸、老生、武生为主。即便是同样的剧目,每个戏班也是在挖空心思寻求别致的舞台呈现。《红鬃烈马》是每个戏班都会演出的剧目,当年老孙先生为了技压群雄,把自己关在阁楼上三个月,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薛平贵“别窑”表演。所以南方戏班的演员多数都是固定的,甚至很多都是家族班,全家老小在一个戏班里演出,不仅演出时配合默契,而且自家戏班的绝活也不会为别的戏班所剽窃。而且,南方的演出形式也与北方不同。挂头牌的主演不能只抱着自己应工的行当,既然挂头牌,所有剧目的主演都得拿得起来。这在北方的戏班中是不可想象的。仅以孙国良先生个人论,六十余年的舞台生活把孙先生磨练成了多面手,在舞台上除了旦角没有演过以外,其他行当都可以说不在话下,老生、小生、武生、铜锤花脸、架子花脸、彩旦、婆子、文丑、武丑,无一不出色当行。他经常感概:“过去我们唱了那么多戏,现在的环境又好起来了。年轻演员的条件也都很好,为什么总是那几出戏翻来复去地唱呢?”
孙国良所绘脸谱
针对很多对南派戏“表演过于肤浅”的评论,孙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万法归宗,南派北派是一家,许多北派的经典剧目南派也经常演出。而且很多南派早期演员南下较早,所以在演出中更多地保留了早期京剧的一些演法。由于时过境迁,已经远离了当时观众的欣赏品味,故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更显得古拙有趣。同时由于南方文风蔚盛,许多观众都是很有欣赏水平的,许多观众与演员过从甚密,经常对词句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改正的意见,也提高了演员的水平。例如《珠帘寨》,这是前辈大师谭鑫培从花脸剧目《沙陀国》改编而来的经典剧目,佳句甚多,表演繁重,尤其以“昔日有个三大贤”最为脍炙人口,目前的版本多是以余叔岩先生的唱片为蓝本。孙先生介绍,他父亲孙柏龄先生演出此剧时,比目前的版本还多出四句,在“张翼德在城楼怒发冲冠”之后还有“你今降了奸曹操,想必是负义反桃园”两句,在“二来弟兄的团圆”之后还有“并非不发人和马,唐王与我结仇冤”两句。这是最原始的版本,从词句上讲确实比现行版本通顺完整。有一次演出时,台下有一位观众是前清的举人,给他提了一个意见,说“忆昔当年五凤楼”一句不妥。“五凤楼”一词是紫禁城正门的别称,而紫禁城是明朝以后才有的,唐朝的时候不会用五凤楼称呼皇宫的正门的。老孙先生便询问:“那应该改成什么呢?”老先生说:“可以改为‘雅观楼’。”老孙先生虚心接受了意见,将唱词修改了过来。
南派京剧的讲究与细致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孙先生善画脸谱,画了一幅有九十九个脸谱的中堂,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仔细一问,全是有名有姓的。孙先生指着其中的一个脸谱说:“这个就是《博浪椎》的秦始皇,囟门勾油黄,尖眼窝,眉心、鼻尖、颊上和腮上勾六个蝙蝠。油黄表示残暴,蝙蝠表示短寿,六个代表吞并六国。”有关脸谱的勾画,孙先生也分得很细致,例如《天水关》的姜维,太极图是把白色勾在上面,而《铁笼山》的姜维则要把黑色勾在上面。孙先生解释说:“因为《铁笼山》是姜维倒霉的时候,所以黑色要在上面。”
南派京剧艺术是京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演员表演还是演出形式上,有很多闪光点是值得如今的戏曲从业者们好好继承和发扬的。孙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在苏州颐养天年,深居简出。平淡而简单的生活令他很满足。也有很多后进演员不时登门求教,孙先生却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倾囊而授。他说:“学生选老师,老师也得选学生。我很想把我会的南派戏传下去,但是我得看看学生是不是这块料。如果他不适合学南派戏,我教给他,不仅起不到传承的作用,还会把他带上歧途。我不能耽误了人家。”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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