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郝庆军

　　鲁迅在1933 第七章：左翼立场与批评富家女婿

　　文 郝庆军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至少存在三股文学势力。

　　一股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力量，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数众多，影响力大，是文坛的主流和中坚；一股是标榜“民族主义文学”的右翼文学势力，由国民党政府培植，领导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分管宣传部门的潘公展，虽然口号和声势一时较大，但旋生旋灭，飘忽不定，文学成绩和影响比较弱小，最终走向没落。这两股文学力量曾针锋相对，在上海文学场域中势不两立，斗争得很厉害，但后来因后者的难以为继和中途衰落，反而使得左翼文学更加旺盛。

　　除此之外，上海还有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无党无派，文学史上称作“自由主义文学”派，有的教科书称之为“民主主义文学”。其实这股文学势力比较庞杂，根本无法分类。有的标榜自己走中间道路，不左不右，甚至自称“第三种人”，如苏汶、胡秋原等人；还有的扎扎实实搞创作，一心一意营造“希腊小庙”，如沈从文等人；另外，像巴金、老舍等人思想和创作倾向于民主思想，思想上接近左翼文学，但与左翼作家完全不是一类人。因此，这部分作家比较复杂，成分较为多样，有的与左翼人士亲近，有的则与国民党文人有交情，情况不一。

　　1933年的鲁迅就处在这三股文学势力错综交织、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的氛围之中。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情报中心，租界纵横，商铺林立，大商人云集，外国人很多，工商政学各界互相渗透，国共双方缠斗不已，美苏势力也在此攻防较量。上海犹如一个大舞台，各方人士，形形色色，台前幕后，川流不息，串演各类大戏，因此，鲁迅周围人事关系之微妙，人心之复杂，形势之严峻确实是前所未有。

　　尽管如此，以鲁迅的眼光和修养，他并没有因为上海情势的复杂——按他的说法是“如隔帷幔，幽明莫辨”——而丧失判断力，而是更加坚定自己的左翼立场和文学观念：对一切压迫者和压抑机制用各种灵活的方式，尤其是用他的如椽巨笔进行揭露和抨击。

　　所谓“左翼立场”，就是始终站在被压迫和被奴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努力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异，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最终发现其间的隐秘机制，换言之，就是站在受到奴役和压迫者的立场上想问题，写文章，做事情，以揭示社会矛盾，唤醒广大民众，企图改变社会结构，建立新的秩序。

　　这里需要分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鲁迅所持“左翼立场”并对压迫者和压抑机制的揭露与抨击，往往不是主动出击，横刀乱砍，多数情况下是被动性的，应变性的，甚至是反抗性和回击性的。也就是说，鲁迅的那些犀利杂文所批评的人和事，不是有计划而为，而是无准备应战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应战是仓促的、急就的、无力的，相反，鲁迅的批评文章一旦写就，那就是非常有力的回击，往往切中要害，一击制敌。

　　在本文我们重点分析一桩公案，通过展示鲁迅批评富家女婿邵洵美的前因后果，来观察鲁迅的文学立场和他的论战策略，分析上海30年代复杂的人际圈子构成，客观评价这场只在1933年一个多月间发生的论战为何却影响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何这场论争至今还回响不已，涟漪不断，其间牵连了多少文学与商业、文化与政治、命运与人情之间的复杂纠葛。

　　一

　　邵洵美是一位文学公子哥，鲁迅是一位严肃的文学老人，他们原本没有什么交集。从年龄上看，1933年邵洵美仅仅27岁，鲁迅52岁，差着整整一代人，怎么也不会产生对话关系。从文学趣味来看，邵洵美无疑是喜欢时髦的现代派，崇尚英美文学，鲁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开路人，正对苏俄文学理论感兴趣。从圈子来看，邵洵美与徐志摩、胡适等绅士名流交好，关系过从甚密，鲁迅与一帮苦哈哈的穷作家和贫困文人如柔石、冯雪峰玩在一起，完全是两个生活圈子，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和邵洵美之间都不应该起冲突。

　　但是，那是30年代的上海，人称“是非之地”、“东方魔都”，摔个跟头都比别的地方疼好几倍。邵洵美喜欢到处招摇，是个爱出风头的顽主，鲁迅最看不惯有钱人盛气凌人、气贯长虹的样子，看见富家子弟弄文章就生气。一旦遇到什么小摩擦，立刻会擦出火花，怒火“蹭”地一下就着了。

　　其实，有钱并没错，继承祖业获得荣华富贵也不是恶德，何况邵洵美喜欢撒钱，把钱用在文学事业上，并非错事。关键是他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故，更不知道共产党和左翼思想是不容他那副“有钱就任性”的嘴脸。鲁迅不敲打他，也会有其他人敲打他。

　　邵洵美（1906-1068）是浙江余姚人，出身官宦世家，晚晴著名官僚和实业家盛宣怀是他的外祖父。早年留学英国读书，未完成学业回国后，娶了自己的表妹——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为妻，举行了轰动全上海的盛大婚礼，从盛氏家族中继承了一笔不菲的财产，因此被称为“富家女婿”。邵洵美喜欢写诗，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上海开了金屋书店，出版杂志《金屋月刊》《十日谈》等，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作品。

　　

　　邵洵美

　　邵洵美的诗歌成就当时并不为人瞩目（后来被海外学者李欧梵等人发掘出其文学价值，李著《上海摩登》辟专章介绍邵洵美），最为文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慷慨大方、他的摩登时尚和他乐于资助文学创作和文学同道。不用说，他周围肯定有一帮人围着。

　　据盛佩玉著《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一书中披露，与邵洵美交好的朋友有几十人，著名的有：徐志摩、张禹九、郁达夫、滕固、章克标、张若谷，还有画家刘海粟、闻一多（不知怎的，盛佩玉把诗人闻一多当成了画家）、张光宇三兄弟及汪亚尘、丁悚等。1929年，徐志摩主持的新月书店招股，邵洵美便入了股，加入了新月社，与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全增嘏、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余上沅、方令孺等人交往，因为在光华大学代课，也认识了徐迟、徐圩和赵家璧等人，因此，邵洵美的周围围绕着一帮上海名士和文人，于是他便有“文坛孟尝君”的美誉。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邵洵美也曾经救济和帮助过上海左翼文坛的穷作家。1927年，夏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比较穷困，当时手里有一部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北美印象记》的翻译稿，他托人介绍给邵洵美，邵洵美看到稿子后当即预付稿酬，夏衍生活有了着落。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曾关照过已经落难的邵洵美一家，恐怕也与此有关。

　　也有材料说，1931年2月，包括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在内的24位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决。胡也频的爱人丁玲带着婴儿回湖南避难，邵洵美通过沈从文赠送丁玲很多钱充当路费。

　　上述两则故事尽管基本都是当事人家属的会议，缺乏第三方有力材料的支持，但从邵洵美的慷慨个性和爱惜人才的秉性来看，可信度较高。但这并不说明邵洵美愿意帮助左翼人士，因为夏衍回国之初，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党，而邵洵美资助丁玲，完全是因为沈从文的缘故，沈从文与邵洵美都是徐志摩的朋友。

　　但无论如何，邵洵美是看不起左翼作家那帮穷文人的，这是他的出身与身份使然，也与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相一致。这也为他与鲁迅的交锋埋下了伏笔。

　　鲁迅与邵洵美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33年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的见面会上。

　　这一年的2月17日，鲁迅接到蔡元培派人送来的信，请他到宋庆龄的宅邸参加欢迎萧伯纳的招待会。当时，鲁迅已经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宋庆龄和蔡元培是同盟的领导人，鲁迅去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是理所应当的，何况，鲁迅比较欣赏萧伯纳的作品和为人，于是鲁迅便搭车赶往宋宅。下午，招待会转移到“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鲁迅一并被带去。这是国际笔会（Pen Club）中国分会组织的另一场欢迎活动，据说是邵洵美出资赞助的。鲁迅到场后，这里早就有人等着，鲁迅放眼一看，里面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五十余人。“伶界大王”是指梅兰芳。那次见面会上，梅兰芳与萧伯纳进行了交流。

　　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鲁迅详细介绍了邵洵美向萧伯纳献礼的场景：“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据张若谷君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则萧还问了几句话，张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萧不听见云。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听见。”

　　从这篇文章的笔调和语气上看，鲁迅对这次招待会是不满的。一个月后，他和瞿秋白一起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认为萧伯纳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各种人物的用心和目的。萧伯纳被利用、歪曲和污蔑，正是中国社会的鲜明写照。

　　在这次聚会中，鲁迅同邵洵美有没有打招呼或寒暄几句不得而知，鲁迅和邵洵美彼此在会上照了面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在会上，鲁和邵彼此之间没有留下什么恶感或不愉快，也是应该肯定的。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鲁迅与邵洵美交恶呢？

　　二

　　

　　盛宣怀

　　恐怕还得从盛宣怀财产的发还谈起。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文，命令将1928年和1929年间全部查封的盛宣怀在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和常熟的产业全部发还给盛氏家族。这一决定引起社会的议论，其中《申报》上登载了一篇署名丁萌的文章《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提及盛氏家产两次被没收、又两次被重新发还的事情。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是晚晴著名的官僚实业家，亦官亦商，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他先后协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垄断和寻租，巧取豪夺，集聚了富可敌国的资产，其产业遍布江南江北和重要的口岸码头。据史学家统计，盛宣怀聚敛的财产达白银2000万两，成为全国首富。1911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大臣，因倡议“铁路国有”，造成民间抗议的“保路运动”，被清朝革职。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资产被民国新政府没收，后来又被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归还。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盛氏家产第二次被国民党查封没收，不知何故，1933年再次清理发还。

　　不言而喻，上述署名丁萌的文章即鲁迅化名写就，发表在1933年5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

　　鲁迅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盛氏家产发还之事，也对没收—发还—再没收—再发还的做法感到不解，但他的重点并非谈盛家的事，而是谈政府对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可笑说辞予以嘲讽。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工会于1933年五一节发表《告全市工友书》称，“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认为这种说辞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无理的压迫可以反抗，那么有理的压迫就不能反抗了么？工会这样说，掩盖不了他们替资本家着想的意图，他们无非是要工人“克苦耐劳，加紧生产”。

　　

　　宋庆龄、鲁迅、萧伯纳等在上海

　　无论是有理的压迫，还是无理的压迫，横竖都是压迫，都应该反抗。只反对无理的压迫，不反对有理的压迫，到头来，所有的压迫都会变成有理的压迫，政府其实就是要求工人都不要反对。鲁迅此文的命意在这里，举盛宣怀的例子，一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新闻，二是让人对警惕压迫者的反复无常。

　　没想到，这篇文章触到了邵洵美的敏感神经。

　　1933年8月，恰逢邵洵美经营的书店出资出版的《十日谈》开张，在第二期上，邵洵美发表《文人无行》一文，讽刺起那些没有饭吃的穷文人来了。

　　他先划分了五种文人，然后说：“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邵紧接着又说：“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看来邵洵美越说越痛快，最后甚至开始骂人：“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绅士风度的邵洵美竟然用“这般东西”来概括这群穷文人，确实很过分。要知道，文坛不是你家开的，有钱人能上文坛，穷人也可以在文坛里讨生活。

　　鲁迅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立刻写了《各种捐班》，以“洛文”为笔名，发表在8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从清朝做官可以用钱买即“捐班”开始说起，话题终于落到了捐“文学家”上——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文章始终没有提邵洵美半个字，但当时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说的“捐班”，一定指的就是邵洵美。“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更是明白无误地影射邵洵美开办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小报则是《十日谈》之类。鲁迅暗示说，邵洵美实际没有多少文学才能，只不过仗着自己有钱，花钱买一个“文学家”的名头，类似清朝的“捐班”。

　　写一篇还不过瘾，没过几天，鲁迅又写了一篇叫做《登龙术拾遗》的文章，登载在9月1日的《申报·自由谈》上，署名“苇索”。文章以邵洵美的好友、《十日谈》的主编章克标写的《文坛登龙术》为由头引入，接过章克标文坛不招女婿的话头，说虽然文坛不至于要招女婿，但女婿是要上文坛的，然后大做文章——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如果说前一篇文章还比较含蓄，用“捐班”来比照邵洵美用钱给自己封文学家的头衔，并没有把事情说破，那么，这篇文章则说得更直接，更入木三分，令人难堪：原来你用来“捐班”的钱还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仗着自己老婆的遗产陪嫁，作为文学资本，不管别人笑骂，厚着脸皮登上文坛的。

　　客观来说，邵洵美用谁的钱并不关谁的事，他花自己老婆的钱开书店，出刊物，发展文学事业，也并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没有前面邵洵美批评和挖苦左翼穷文人为“这般东西”搅扰文坛在先，鲁迅这样说人家，确实有失厚道。但事情就是这样，邵洵美的《文人无行》惹恼了鲁迅，他不得不出来教训这个无知无畏的文坛公子哥。

　　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你一枪我一剑地斗一斗，骂一骂，为文坛增点热闹也就罢了，没想到，邵洵美也不是好惹的，他有一帮哥们，鲁迅的老对头新月派人物也在背后为邵洵美撑腰，竟然闹到了首都南京。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于9月4日和6日，接连登出两篇文章《女婿问题》和《“女婿”的蔓延》，替邵洵美辩护，指责鲁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娶不到富妻子，羡慕嫉妒恨，影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靠报馆亲戚上位等等。

　　这当然不算事，关键是邵洵美或者是他的朋友后来竟然使出了杀招：他们翻译了鲁迅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刊登的谈论中国监狱的文章，登载在邵洵美等人控制的刊物《人言》上，以期引起当局注意，暗示当局对鲁迅提起“军事裁判”。

　　事情越闹越大，有点失控的危险了。

　　三

　　30年代的上海是富人的天下，文学界里有一批“玩文学”的人，多出身官宦和士绅之家，他们的文学观也倾向于保守或唯美，邵洵美和梁实秋等人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文学是高雅的事业，只配有钱人或上等人来操作和享用，穷人是不能登上文坛的。换言之，他们是瞧不起穷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邵洵美在其《文人无行》中说得很清楚：那些没有职业的人才来做文人，他们“但求闻达，不顾羞耻”，是永远在文坛里胡闹的“这般东西”。

　　这种侮辱和谩骂式的话出于绅士邵洵美之口，也是令人诧异的，遭到鲁迅的痛诋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引述了邵洵美的这番话后，讽刺道：“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压迫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

　　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刻薄，但却道出了实情。搞文学实在与有钱无钱没多大关系，有了钱也未必写好文章，就是出钱雇人吹捧，不行究竟还是不行。

　　紧接着，鲁迅说出了一番更加刻薄有力的话，后来几乎成了世代传颂的名言：“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以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客观地说，鲁迅的批评是有力的，也是切中要害的，甚至有些剔肤见骨、入木三分了。什么“富家儿”、“裙带文人”的话头，确实有些尖酸刻薄，从小在蜜罐里长大，前呼后拥被别人恭维惯了的邵公子，怎能受到这般羞辱。鲁迅的两篇文章《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写尽了邵洵美依仗财力进入文坛，骄傲地辱骂穷文人的“傲娇”神气，邵公子和他府上的门客（他不是“文坛孟尝君”么，自然养了一群门客）坐不住了，决定要报复了。

　　上文《中央日报》中的两篇文章不算厉害，反而让鲁迅奚落得够呛。于是，邵洵美和他的同道好友便使出了阴招：告密。

　　事情是这样的。

　　1934年2月，鲁迅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写了三篇文章，谈论中国的监狱、日本的王道和满洲的火。其中谈监狱的一篇主要谈到国民政府当局在模范监狱中对犯人施以酷刑问题，算是触犯政府的言论。没想到，与邵洵美交好的章克标让人（或者就是他本人）从日文中翻译了这篇《谈监狱》，假托“井上”之名，刊登在章克标和邵洵美等人共同编辑刊物《人言》上，并写了“编者注”，以便引起读者注意。

　　“编者注”极尽挑唆和诬陷之能事，刻意挑明这是鲁迅的文章，政府正查禁他的文章，他却把文章发表在日本杂志上，为的是躲避军事裁判：“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治下之呼声一般。”

　　很明显，《人言》上登载鲁迅的这篇文章，目的是提醒作者，更是提醒政府，鲁迅在“文化统制”的背景中，竟敢发表攻击政府的文章，应该进行“军事裁判”。正如鲁迅所说，这“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

　　如果不是鲁迅把证据完全放在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人们很难相信风度翩翩的邵诗人真的会做出这般事情。但文章和事实俱在，想抵赖和躲藏已来不及，邵洵美只好对此事默不作声，鲁迅与邵洵美的争论也就停止。

　　“鲁邵之争”在现代文学史上不算是一件特别瞩目的事情，但却深刻体现了30年代中国文学版图分割、价值碰撞、文化思潮此起彼落的重要面相。作为当事人，无论鲁迅还是邵洵美，都不会想到他们的笔墨官司已经被后来的研究者当做了重要的案例，几经淘洗，几经反复，聚讼不已，产生长久的争论。有的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批评邵洵美；有的为邵洵美辩护，指责鲁迅。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都是扬鲁抑邵，认为鲁迅是正确的，应该对邵洵美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进行批判。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中国流行，甚至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邵洵美的唯美主义诗歌成就，特别是他对文学出版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追认。俯仰之间，可见时代变化和价值颠倒，多少被鲁迅批评的人被重新评价，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都不好说。但鲁迅的文章尚在，即便再怎么时移世易，因时递变，是非与黑白早有定论，不会因为价值的颠覆和几个人的鼓噪而磨灭了事实。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