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 童 遥

　　上证震美国操心妻子亡贫民弃诉

　　点评人 童 遥

　　本月人物

　　欧内斯特：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财政部及白宫经济官员正密切关注中国股市

　　万 青：中山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身披彩虹旗上台与校长合影

　　蔡康永：知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谈及出柜经历痛哭落泪

　　小 文：湖北女童，遭遇性侵后被母亲视为耻辱，最终被母亲打骂虐待致死

　　杨大志：贵州毕节先进小学校长，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审被判处死刑

　　王海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负责人，该院以高规格待遇接诊了一批车祸受伤的韩国游客

　　蔺文辉：西安长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试图通过离婚“限号”减少冲动离婚

　　卓建荣：电影导演，其作品《汽车人总动员》被指抄袭美国电影《汽车总动员》

　　袁贵仁：教育部部长，表示职业院校原则上不再升格为本科

　　田仁信：因杀害强奸妻子者被判无期徒刑，后因家境贫困放弃上诉

　　

　　欧内斯特

　　K线图上的红与绿决定了舆论的喜或悲。我国的股市震荡不但让股民牵肠挂肚，远在大洋彼岸也还有人为我们揪心：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财政部及白宫经济官员正密切关注中国股市。看来真是世界大同，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起伏的余波已经延绵到他国。

　　这次股灾规模虽大，但稍凡有点年纪的人，对这一幕却都不会觉得陌生——上次发生大规模股灾的2007年，距今不过八年。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一切罪行，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风险。”利益面前，无怪乎股民们都患了健忘症。

　　我国股市的主要矛盾，正是日益增长的股市规模与股民有限的投资意识的矛盾。对于大部分股民，相比起投资，股票的性质更接近彩票，是投机的工具。

　　无数人渴望在涨停的高潮中捞上一把快钱，所以他们听风向，探秘辛，赌政策，却唯独不愿意翻开公司财报了解自己持有的是一家怎样的公司的股票。

　　在这种集体癫狂中，股票的价值早就偏离了其所属公司的发展轨迹，逆市场规律而行的结果自然是泡沫的诞生。投资依靠的是理性与规律，而投机则仰仗运气与漏洞，一字之差，实为天壤之别。

　　美国关心中国的股市起伏，中国也操心起美国的同性婚姻。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彩虹旗一路飘扬到了国内，一时间“love wins”的口号占据了各大社交平台，一时间各大电商换彩虹LOGO，明星为同性恋站台，仿佛中国真的不恐同了一样，就好像世界大同，为美国的民权运动心神激荡起来。

　　其实美国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不少欧洲国家都早早承认同性婚姻，冰岛女总理更是大大方方带着第一夫人出访他国。倒是一贯给人开放印象的美国国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然而此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一经宣布，便引起全球平权人士的疯狂庆祝，大有首开先河之势，着实体现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握的强大话语权。

　　虽然同性婚姻的平权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不乏走在时代前端的人，中山大学毕业生万青便是其中之一。在毕业典礼上，她身披象征同性群体的彩虹旗上台与校长合影，还成功请求到校长与她一起为性少数群体打气。万青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缩影，与之前的沉默不同，他们开始尝试为自己争取家人和社会的认同，也开始为同性婚姻等权利奔走呼告。

　　

　　万青

　　同性恋问题的敏感，一方面源于我国社会的一贯对于性的保守，另一方面，同性群体的平权将触及社会与制度的多个层面，其间必然涉及利益与冲突。

　　且不说配偶遗产的继承权等民事权利问题，时至今日，根据我国刑法，男性若遭受性侵害依然无法被认定为强奸罪，这在一定程度上令男性同性恋群体处于无保护的真空状态。此外，不少同性恋者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取向，选择了异性婚姻，却又无法适应，最终导致了“同妻”这一特殊的群体，这些都将成为社会的巨大隐患。

　　然而可笑的是，同性恋合法性这本身便应该是一个伪命题。

　　大自然中不同物种都一直存在着同性恋现象。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性取向的不同就应当如同样貌的不同一样，是随机变异的结果，而有资格检验它是否合理的，唯有自然法则，正所谓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既然严酷的自然选择都没有宣布同性基因的死刑，人类社会又有什么资格宣布这不合法呢？

　　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可取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同性婚姻不合法的根源：同性恋本身并不会降低个人在自然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但是同性恋群体无法产生后代，与人类早期繁殖壮大的目标相违背，因此，同性恋群体显得不合时宜。

　　但不合时宜不等于错误，更何况而在当下社会，人类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已经不需要大量的繁殖来维持种族的延续，同性恋也就不该再被视为“大逆不道”。眼下这一群体所受到的抵触，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文化传统中对于异性恋根深蒂固的认同。然而世界之大，“同”也一样精彩。

　　知名主持人蔡康永日前在节目中谈及“出柜”往事，哭诉“我们不是妖怪，我们可以很好地活在世界上”。我们对于性少数群体恐惧乃至厌恶大多来自陌生和不了解。同为有血有肉的人类，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同样对待。

　　

　　蔡康永

　　同性恋者虽处于社会的边缘，但至少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发声，湖北女童小文却根本不曾获得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其父母发现她可能遭受性侵后，不但不带她就医，任由伤口恶化造成大小便失禁，还不断对她施虐最终导致其死亡。

　　

　　小 文

　　小文的悲剧说明，在这个国度，性犯罪的受害者依然比施暴者承受着更多屈辱——虽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但同时还会认为受害者“不检点”。时至今日，在国内最主流的问答网站上还会为女性是否应该为穿着暴露而对性侵负责激烈辩论，可见这样一目了然的流氓逻辑依然拥有多么巨大的市场。

　　把性侵害归咎于受害者的穿着暴露，按这个逻辑，是否也可以把失窃归咎于富有，把人的一切美好归咎为原罪？如此不堪一击的观点却能成为辩题，本身就是一种可悲。当年印度公车强奸案时，国内群情激奋，现在看来，恐怕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嫌疑。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但此前提出的取消嫖宿幼女罪以强奸论处的建议，仍未被二审稿采纳，原因是“各方面意见还不一致”。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嫖宿幼女罪这一多余甚至可以说是不合理的存在，然而《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又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支付了嫖资。

　　强奸罪的基础量刑为三到十年，而嫖宿幼女罪则是五年以上，这样看来似乎嫖宿幼女罪的量刑比强奸罪更重，但实际上强奸罪视情节严重，最高可判死刑，而奸淫幼女本就被明文规定要从重处罚。由此可见，嫖宿幼女罪的存在似乎为不少人提供了一条从轻发落的捷径。

　　且不说是否会有人伪造证据，将强奸罪转化为嫖宿幼女罪而逃避应有的惩罚，这两个罪名的设置本身就给人以这样的暗示：成为性工作者的幼女与其他幼女不同，说得再直白点，她们的权利不需要被完善地保护。再进一步说，这是否暗示着对于强迫幼女卖淫行为的默许呢?

　　法律讲的是平等，是公正，是正义，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带有严重歧视色彩的法条，竟然在《刑法》这样的大法中存在了18年，至今无法动摇，实在是令人心寒。每一位幼女，乃至每一位女性，都需要法律同样公平的、敬重的对待。

　　虽然嫖宿幼女罪的取消仍需要漫长的奔波求告，但并不是毫无成果，日前，贵州毕节先进小学校长杨大志，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且不讨论量刑是否合适，这样的审判结果体现了司法对幼童性侵事件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正是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若要国强，至少得给每位少年同样的保护。

　　

　　杨大志事件

　　想要被一视同仁的，还有心有不甘的国人：7月1日一辆载有26名韩国游客的大巴在吉林坠桥，伤者被送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抢救，医院负责人王海峰表示医院为韩国游客车辆坠桥事故中每个伤患配备了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24小时陪护，并为每位韩国病人配备韩语翻译，提供免费三餐。如此优厚的待遇，引起了不少国内民众的不平。难道就因为伤者是韩国人，所以待遇就非比寻常吗？

　　

　　王海峰

　　虽说国人一贯讲究待客之道，游客自远方来，自然不能怠慢，但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将如此多资源投入，在赢得所谓国际颜面的同时，是否也寒了自己人的心呢？对比此前，一对未购买保险的中国夫妇在美国出车祸，院方处于人道主义原则完成了抢救，但后续费用则需要伤者自己支付。

　　并不是说美国医院的做法便是绝对正确，但至少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民众大都认为这合情合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有人道主义义务为伤者提供全力救援，但翻译等费用实属非必需，就算为了了解病情必须使用翻译，每人配备一位是否太过？用纳税人的钱行慷概，这样的慷概到底让国人意难平。

　　更不要说，这样挥霍的前提还是内外待遇的巨大差异，试问若受伤的是国人，医院是否还会如此尽心尽力，毫不吝惜？所谓的国威，不是要金钱堆砌成就的，对每一位普通民众的态度才是最好看的门面，要体现我大国风范，先从里外一视同仁开始。

　　外交要一视同仁，“内政”也要一碗水端平才行，更不要说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日前，西安长安区民政局推出离婚“摇号”政策，根据婚姻登记处主任蔺文辉的说法，此举旨在减少冲动离婚。

　　然而所谓限号真的能减少冲动离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限号并非有筛选的，而是无差别地对所有需要离婚的夫妻加以限制，结果可能的确令部分冲动离婚者冷静几天，但也令更多真正想要离婚的人承受不必要的煎熬。虽然冲动离婚日益增加，但绝大部分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依然是审慎的，尤其是中国注重家庭的文化背景下，婚姻关系的维系与结束关系着两个家庭，大部分人是无法率性而为地离婚的。

　　

　　蔺文辉提出离婚“限号”政策

　　再者，即便真有冲动离婚者，冲动过后复婚也就是多一道手续，对于民政局来说，多办理几道复婚手续的社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要比限号低得多了。更何况，从法律角度来说，限号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这样的决策，出发点虽好，但终究是一拍脑袋出台的懒政。

　　要夫妻同心，可不是限几天号就能做到的。

　　都说对待外来文化要求同存异，至少在求同这一点上，导演卓建荣肯定是时代的佼佼者，其导演的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因全盘复制美国电影《汽车总动员》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作品抄袭的质疑，这位导演似乎颇为不满，放言质疑者“又是新时代的汉奸”，“没买票看没资格评论”。

　　首先，所谓“新时代的汉奸”的说法，实在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电影是文化产品，既然是产品，就要符合市场规律，任何一个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都会首先看重品质，而不是出产国。在自身品质不过硬的情况下，企图大打爱国牌来吸引消费者，即便这次成功，上过当的消费者也不会再买单，更何况当下国内的观众已经不会为了所谓的支持国产而花钱欣赏一部山寨之作。

　　反而，用低劣的手段抄袭国外优秀作品，还妄图用爱国的名义绑架观众，这样于国家形象，于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于观众利益都毫无益处的行为才是卖国之举。

　　再者，所谓“没买票看没资格评论”的论点也脆弱不堪，连电影海报都抄袭到几乎百分百同步的地步，内容又会有多精彩呢？即便精彩，那也是抄来的精彩。一道菜腐烂了，看外观、闻味道就可以判定，难道还真的需要冒着腹泻的风险去尝上一尝吗？

　　更何况，电影是需要即时付费的文化商品，有那么多同类产品可以选择，观众为什么要花钱去观看一部有抄袭可能的电影呢？再退一步，如果说没有观看正片就扣上抄袭的帽子有失公允的话，目前对于影片抄袭的讨论都停留在海报层面，这完全不需要靠买票来获得评论的资格。倘若这样的作品都能获得成功，这才是对脚踏实地的创作者们的不公。

　　

　　卓建荣

　　所谓求同存异，求的是同样的精彩，存的是不同的故事。

　　导演卓建荣想用一字之差鱼目混珠被市场无情看穿，本月跟他同样郁闷的，估计还有各大职业院校的领导们，日前教育部长袁贵仁正式发话，职业院校原则上不再升格为本科，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终于要落下帷幕。

　　

　　袁贵仁

　　事实上，这些年泛滥的远不止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各种类型的学院升大学、专科院校升综合性院校屡见不鲜。高校们有追求，那自然是好的，但真的需要所有高校都如此有追求吗?

　　正如个体的智力、兴趣、精力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一般，大学也需要存在差异才能培养出更多样化的人才。读书育人若是也盲目追求天下大同，便真正只能培养出毫无差异的螺丝钉。综合性大学胜在兼容并包，专业性院校自有术业专攻，并无优劣之分。年复一年的大学生就业难也正是举国重本科、轻职业教育的恶果，唯有不同类型的院校才能输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教育要存异，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却需要求同。田仁信一案不但激起了法学界对于自我防卫尺度的讨论，也让我国法律援助令人堪忧的现状置于公众目光之下。一审被判无期后，他最终因家境贫困放弃上诉。公民因贫困放弃上诉，这并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存在的现象。

　　

　　田仁信

　　喜欢看刑侦剧的人们想必都听说过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被作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可以为你代请一名。”然而在国产剧中，最后一句往往是缺席的。

　　虽然国内目前也存在法律援助机构，但法律援助的律师资质参差不齐，能否真的倾尽全力为被告辩护也另当别论。然而身为被告，站在公诉力量的对面，本就是弱者。如果没有有力的辩护，冤案发生的几率，自然会随之上升。

　　相比社会法律援助，韩国式的国家公辩律师制度似乎更适合中国国情，由国家出资设立律师职位，筛选法律人才专门为贫穷者提供法律服务，既避免了律师资质不够的问题，又能依靠稳定的职位和收入保障律师的积极性。

　　曾经举世瞩目的辛普森杀妻案中，如果说辛普森的无罪释放可能是正义的缺席的话，这也是司法的胜利，一个尽最大努力不错杀一人的体制的胜利。直至被司法最终确定有罪之前，被告都只是嫌疑人，没有任何个人有资格宣告他人的罪行。既然不是有罪之身，那便值得被一视同仁。

　　正值日光最盛的时节，愿正义如阳光般不再缺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