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姚上达人生小记（四）
文 蒋豫生
我在几年前撰写《塘栖旧事》一书时，为了解镇上几家旺族的情况，经何勤伟先生（因在兄妹中排行第七，大家都叫他“阿七”）的推荐介绍，认识了在杭城安享晚年的塘栖同乡姚上达老先生，几年来多有交往。有人说，整个20世纪是中国最为动荡、变化最大的百年。我以为这位老人丰富、曲折、漫长的一生，能对此有所印证，值得记述。
穿上军装又成忙人
这所雷达技校——对外的番号是421部队，距成都50余公里，原是国民党时期的一座机场。这里离大家熟知的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不远，铁成念书的小学曾组织学生步行前往参观。1962年，雷达技校迁往重庆市的息台子，地处大坪与石桥铺之间，那里是一片丘陵。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正从电子管时代转为半导体时代。这与雷达也很有关系，急需对有关官兵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上达去学校后，着重编写这方面的讲义、教材，给学员们上课，把半导体的性质、原理及应用讲清楚。以他的资格、职别与能力，俨然成为学校的首席教师。
1962年春，算上前次关押的时间，两年刑期已满，上级对他宣布结束监管。同在这一年，总政下达23号文件，说是军校教官都可以参军。故而上达也穿上了军装，正式成为一名军官，定正师级别。
那一年，重庆市要召开科技大会，向各单位征集科学论文，雷达技校也收到通知并告知教员。上达随手交了一篇自己写的现成论文《计算机逻辑设计》。学校送去市里一看，认为设计正确无误，是属于那个年代最先进的东西，遂被市科委定为大会宣读的论文。会上，由上达自己宣读，影响颇大。
这样，当地知道了雷达学校的“姚上达”这个名字，知道了他懂得机电方面的技术，于是，地方医院精密些的仪器出了毛病，来找姚老师，体委组织无线电方面的赛事活动，来找姚老师，就连电影放映机坏了，也来找姚老师……上达一时又成红人，有人夸他，朝他竖大拇指。“人怕出名猪怕壮”，妒忌的人自然也有，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大家往往表面上客客气气，可心里有数。
上达又成了忙人，妻子丽珍也闲不住，“戴阿姨”的知名度也很高。当年住在铁道学院时就很积极，“大跃进”年代中全民大炼钢铁，她就没有少出力，如今更是到处帮忙做好事，有人说她比雷锋还要好。当地派出所还让她担任治安代表，经常出去开会做事……
姚上达夫妇和子女在四川时的留影
两个女儿都长大了
上达的两个女儿长大了。大女儿同孙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在当地的一家机电厂当了铣床工。同孙的皮肤白，像父亲，比较漂亮，喜欢她、追求她的人不少。上达有个助手姓肖，清华毕业的优等生，当时是中尉。肖向上达表明了想与同孙“做朋友”的意愿。回家一说，想不到女儿听了，竟然嚎啕大哭！当父亲的傻了，不知女儿何以如此大放悲声？在上达眼里，肖才貌双全，尤其是他的才华，今后会有出息，因此，非常中意。女儿说当父亲的只晓得钞票——肖家是澳门大商人，资产阶级……也许女儿心里认为，父亲让她与肖家联姻，无疑是将自己推入火坑，上达只得作罢。有同事知道了肖提婚被拒，还以为是上达太傲，看不上人家。后来，同孙嫁给了同单位的一位青年，婚后丈夫里里外外照顾呵护有加，小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位肖姓青年后来果然事业有成，技校停办后调入中科院广州分院搞计算机研究，如今能将声音直接输入计算机，便是他发明的。姚老先生告诉我这事时，听得出对当年之事仍甚为惋惜。我忙说，缘分，这是缘分。
小女儿之葙志在远方，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也整出了很大动静。那年，她初中毕业，重庆没有支援新疆的名额，上海有。之葙是去上海小舅公家（幼时曾在他家住过）报了临时户口，才办成的。家里自然不同意，大漠荒野，茫茫戈壁，可不是闹着玩的！女儿使出杀手锏——绝食，这才让做父母的彻底没辙。
嘿，当年我也差点走她的这条路。许多年后，我有机会去了趟新疆石河子，虽然那里已经建设得很不错，可是周边那大片大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滩，当年若真的去了，那样艰苦的现实环境，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说不定会后悔莫及，后来也会不顾一切地返回江南。姚之葙倒是信守当初誓言，一辈子扎根边疆，很令我敬佩！如今她仍在新疆的阿克苏，女儿一家也在那边。前年她曾来杭州伺候父亲数月，我见过几次，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当年的赴疆壮举。
“文革”初始
转眼到了1966年初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几乎触及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此前早有预兆，批判“三家村”黑店，下发《“五一六”通知》……6月1日，毛主席批转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随之点燃了全国的运动烈火。各大院校均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铺天盖地，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在杭州念了两年大学，同届学生已编了组，6月6日将赴海盐县农村搞为期一年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一来不用去了，大家都成了“红卫兵”，开始时只是用红纸写上“红卫兵”三字，充作袖章别在臂上，后来改用印上字的红布甚至红绸。大家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唱着《造反有理》歌，上街“破四旧，立四新”，赴北京接受红司令的检阅，迅即发展成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文攻武卫……斗争狂潮几欲席卷一切，谁也休想逃避！我于1966年的8月31日和10月18日前后两次在北京亲眼见到了来检阅的红司令。8月31日那天下午五点多，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乘坐的敞篷车队从广场中间驶过，距我仅五米远。虽然看得很清楚，但因是傍晚，天色渐暗，恍若梦游。10月18日那天午后，阳光灿烂，我们在三环路两旁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车队到时，天没亮就从驻地出发的我们还在马路中央未分开，情境就比较混乱，主席乘坐的车在这里被堵两分钟，我甚至碰到了他坐的车子。开道的摩托车队奋力朝两边疏散人群，与主席同车的保卫人员都下来推车，林彪乘坐的第二辆车很快跟过去了，后面总理、江青、康生、陈伯达一起乘坐的车在我们这里被堵了整整十分钟。大家一个劲地一遍遍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把喉咙都喊哑了，那真叫激动、亢奋、狂热和荣幸，感觉是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
部队一开始不参加“文革”，后来有了“解放军支左”，组织了军宣队。上达所在的部队雷达技校，学员们都不来了，大家除了学习毛选，没事干了。正巧，上达患了帕金森症，就如有的同事那样，趁这个机会去各地部队疗养院看病、疗养。看病不花钱，路费能报销，有人看护照料，伙食费每月只需交12元5角，饭后有水果，上达这样的师级军官还享受单间……上达去过西安的七军大医院，去过上海的二军大医院，还去过成都的空军疗养院，附近的灌口陆军疗养院，更是前后住过四五回。
我笑他，整个一个消遥派嘛，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哎！姚老先生听了，苦笑一下。我知道，这看似人在享受，可心里空虚焦虑，那是在耗日子，耗他本可用以多搞些创造发明的最可宝贵的生命啊！
上达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着要做点啥。那一日在疗养院，看到1965年第6期《红旗》杂志上有关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文章，来了兴趣，找来资料开始研究，钻进去日想夜想，脑子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当时，上达待的部队疗养院住了不少人，有的确实有病，有的也是小病大养。很快，“文革”的风暴刮了进来，当权的院长被揪斗，戴高帽子，罪名是他平日喜欢种花，在院内种了许多玫瑰，这分明是资产阶级做派，花被砍光，战争年代当过炊事员的他被罚去烧饭。医生中也有被批斗的。这一天，有人跑来对上达这批疗养员们叫喊：“同志们身体这么好，在这儿闲没事儿做，赶快回去闹革命吧！”
这样，上达带着他的那些演算资料，返回单位。进了校门，上达遇见一张陌生面孔，因为不认识，没有和他打招呼就走过去了。此人是上达在外疗养期间，通信兵部派来担任学校临时领导的。后来同事介绍了，上达才知道，也没觉得什么。但是，这位新领导却认为姚上达这个人资格老，级别比他高，见了他没有主动招呼——那是看不起他。
随即，散落在外面的同事都被叫了回来，开会学习。会上传达了一个精神，说是毛主席问有关领导：“全国有多少所部队院校？”答：“总共111所。”主席接着说：“111，必定有妖！”
被打成“军统特务”
这样，部队各院校迅即开展了运动：清理阶级队伍。雷达技校也动了起来，并且还进驻了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是来领导“斗批改”的。先是揪斗“当权派”——政委，被打成叛徒。“造反派”又在他家抄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他穿着日本军装，手持指挥刀，表情滑稽。那是当年他所在的部队抓了日本俘虏，大家高兴了，换上装拍着玩的，现在成了无法抵赖的罪证。
一位副校长也出了事，是现行的。那一天，他的妻子在家打扫卫生，柜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上落了灰，便用抹布去擦，不慎将像的鼻子弄塌一块。丈夫一看吓煞，不知如何处置，最后干脆将整座石膏像敲碎，倒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了。夫妻俩负罪似的配合默契，以为这下总算消灭了物证。可是他们家的保姆看见了，出去报告。那还了得，副校长当即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挂牌、游斗、抄家……
社会上和单位里的这些严肃的疯狂的政治闹剧，上达看在眼里，没有兴趣，心里却是虚的，那是个人人自惶自危的年代。许多人今天还在“革命阵营”中摇旗呐喊，积极卖力，说不准哪里出点事，明天就成了批斗对象，众矢之的，成了敌人、反革命，何况上达是这种家庭和本人都有些历史的人。那些时日，他只能忐忑地尽量集中精力，躲在房间里闷头搞他的“质量子”研究。上达从事的是当时世界上正在试图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基本粒子质量谱（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的研究。并且发现和找到了其中的重要规律，提出了三点构思。
自己觉得研究颇有进展后，上达将此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请单位送给中科院，看看是否有用。革命警惕性颇高的工宣队长看了那一沓天书般的东西，觉得这个人不好好地做他的消遥派，还在搞个什么报告来糊弄，必定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心中有鬼！有人提出，只要斗他一斗，即可知道。后来学校解散时，单位很乱，文件资料散了一地，上达偶尔拣到一张纸，仔细一看，上面写着“……大家都在搞革命，姚上达偏偏在搞什么科学研究，心中必定有鬼……”
工宣队长对那位新领导提起上达的事，说：“姚上达年纪最大，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必有问题，不过，万一斗错，怎么办？”看过上达个人档案的新领导说：“没有问题的，反正他历史上犯过泄密罪。”
如此一来，工宣队和造反的积极分子们来劲了，大字报大标语都准备了。
其实，上达心里早就有数，不是说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吗？那另外的百分之五不抓够是不会罢休收兵的。这个单位里走资派有了，叛徒有了，反革命有了……还缺个特务，接下来怕是要轮着自己了。
这一日，造反的找到上达，命令他去会场。他跟着去了，许多人已在那里，与此前参加过的每次斗争大会的架势阵势差不多。
此前，上达帮过一位姓郭的同事。那一日，铁成与伙伴们玩耍时，听到一个消息：明天要开斗争会，斗郭叔，还欲将他遣送回原籍。回家告诉父亲，上达当即悄悄告诉了平日关系不错的郭，让他快逃，越远越好，只要躲过这一劫，日后再说。郭让上达也走，上达说：“我没有地方可逃，反正以前上级已当众向我宣布过，我的政历没有问题。”
上达走进会场，台上的造反头头马上大声宣布：“姚上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揪出来！”随即，他被拉上台站着，两边的人扯下他军装上的红领章和帽徽。造反头头接着又宣布：“姚上达泄漏国家核心机密！”也许他觉得这是枚重磅炸弹，定能击中要害，将姚打蒙。
上达一听，心想你们弄点旁的什么新鲜问题，说不定我倒还想好好听听，又是那档子早有定论的事，脸上不觉苦笑一下。“啊，还敢笑！打倒特务分子姚上达！”“姚上达对抗群众运动绝无好下场！……”台上台下哄然，口号四起，闹成一团，上达随即被按下“坐飞机”……
又是那可怖的“139”号
随后，上达被关进一个空房间，与其他已被揪被斗的人一样，隔离审查，交代问题。进门时，上达瞧见关他的这间屋子门上赫然写着“139”号。上次在北京拘留所关押了十个月的那个房间，也是139号啊！冥冥之中，竟有那样的巧合，再联想起当年进铁道学院时，分到的宿舍楼也是13号。父亲少鲁刚来时看见这个数字，曾悄悄告诉儿子：“格个数目字勿大吉利！”上达并不迷信，可这个不祥的数字像幽灵般缠上自己，专门在他人生低谷的时段中出现，也不由让他不寒而栗。关进139号后，校园内随即贴出许多有关姚上达的大字报大标语，名字用红笔打上××，并抄了上达的家。其他的并没抄出什么，有一只丽珍当年在上海时用过的小皮包，样子颇特别，大家没有见过，稀奇煞，叫它“玻璃皮包”。还有一件丽珍结婚时用大娘舅送的织绵缎做的旗袍，就只穿过那么一回，也成了稀罕物。随即贴出的大字报上，公布了抄家战果：有花花绿绿的衣裳，有稀奇古怪的皮包，有……
就在揪斗上达的同一天，在随后召开的全校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上级决定：“421部队即日停办。”会场顿时大乱，停办了，我们怎么办？那关系着全校每个教职工，以及每个教职工家庭的前途和命运啊！后来有个斗过上达的造反派同事对他说：“我们上当了，单位都解散了，何必还要将你……”
“珍珠粉是一碗一碗吃的！”
单位派出两人去塘栖宣布，姚上达是军统特务，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是特务的理由很简单，他老婆是国民党要员周学湘的干女儿，周是军统大特务，姚上达是大特务的干女婿，肯定也是特务！那两人表示，姚还有问题没有交待清楚，要求大家揭发。住在杭州的上达父母先是被当地街道揪出来。居委会来家通知他俩去开会，明知没有啥好事情，可在广州工作的二女儿放在家中让父母带的外孙没处寄放，只得带着同去。刚进会场，台上宣布：“将反革命分子姚少鲁押上来。”随即少鲁被人押着，低着头从后面走到前面上了台。时年三岁被抱在外婆手里的外孙眼睁睁看见这一幕，大叫：“外公！他是我们外公哎——”
随后他们俩又被塘栖镇上的造反派战斗队勒令弄回塘栖，少鲁与妻子文英被带到后见着的阵势是：厅堂上，两位带领章帽徽的军人端坐中间，神情严肃，不怒自威，本地的“造反派”分站两边，多少有点像是旧时公堂的味道。
“跪下！”有人断喝。两位老人不由分说被按下，问及儿子的事情，做父母的回说：“勿晓得。”“还不老实，打！”于是动手。有个造反派还指着文英喊：“大家看，格只老太婆到今朝皮肤还嘎白，说明在旧社会里，伊拉屋里格珍珠粉是一碗一碗吃咯！怪勿得……”
单位派来的两人，还去杭州找到范珍珍，责问并说珍珍是姚的姘头，弄得珍珍气煞。他们还根据上达档案中的材料，大概提及认识旧政府的郭海梁，去上海找到郭的妻子王若麟，要她写与姚的关系材料，并交出相关证据。没有什么证据，王只找出几张旧时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丈夫生前与杭县国民政府县长苏融和等六人在一起的照片，内里并无姚上达，也拿去充作旁证。
塘栖自然也有人揭发，不过都是些诸如“好像听讲——”“好像看见——”之类，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质性的属于特务“罪行”的事例。两人在华东跑了一圈，没有弄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能回单位让上达继续老实彻底交代。
男厕密递
独自被关在139号里，有人看守，饭有人送，回不得家。上达心里气愤烦恼、纠结寒心。这对于他已不是头一回了，唉，人生无常，命运多舛，不过这次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庭遭受厄运，绝非个人一己之事，纵观天下大乱，黑白颠倒，那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梦魇、厄运和灾难啊！学校被宣布停办了，学校的人都没有心思搞“革命”了，对这批揪出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妖”们，已没了兴趣。原先造反积极的有的调走了，有的还在为自己的事活动。可是，进驻的工宣队还不肯歇手罢休，他们要将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斗批改”是他们的神圣使命与任务。有个头恶狠狠地训斥上达：“老实点交代！你不过是还没有宣布开除军籍罢了，否则，你这样的态度，骨头也要打碎你！”说得咬牙切齿，寒气瘆人。
在单位囚禁一段时日后，上达等被揪斗的这十多个人，工宣队组织集中学习交待问题。开始颇严肃，日子一长，组织的看守的以及这些“牛鬼蛇神”们也就疲塌了，松垮了。大家围着桌子，每人一杯茶——不让回家，茶饭总还是要给吃的。这么围坐着，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你是走资派，你是叛徒，你是特务，你是反革命，你是……学习成了说笑话，聊空天。工宣队的训斥几次，也拿此没有办法，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轻轻松松地在开神仙会。
关在139号内，上达写了材料，不过不是交代材料，是申诉材料。他可不情愿接受头上这顶“特务分子——军统特务分子”的帽子。每抄写好一份申诉材料，装进信封，写上地址，逮着机会悄悄告诉儿子：下午四点整，我将材料放在男厕最里面那个小间地上，你赶紧去取了寄出！
单位内的公厕本来去的人就不多，那些日子，更是少有人光顾。到了约定时间，上达从那里出来，稍隔那么一两分钟，铁成便进去如厕。男厕的大便处是一长排用装了弹簧的矮门一间间隔开的，铁成跑到最里端的那个小间，取了父亲放着的信件，塞进衣服，随即带到街上邮局挂号寄出，如是有过四五回。说到此时，姚老先生感叹，自己这个被打成“特务分子”的人，现在父子俩演绎的这出男厕密递，倒真有些像是特务行径啊！
申诉信一封封寄去北京了，想到的该寄的地方都寄出了，却皆如石沉大海。上达不死心，又准备一封，让丽珍专门前往送达。丽珍到了京城，找到通信兵总部，这才知道，那里的运动也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司令员王琤已被斗致死，另一位政委也被斗死了，就连曾经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帅们一个个都那样了，堂堂的国家主席都那样了，谁还顾得上远在巴山蜀水哪个山旯旮里的一位普通科技人员的个人申诉呢？
囚禁在139号内，上达内心焦灼，寝食难安，他知道，在“文革”这样的非常岁月，绝非自己一人命运不济，亿万人都命运多舛。
去江西五七干校
1969年冬，雷达技校撤销，除安排个别人留守外，其余的人员和家属均转去江西上饶，那里是通信兵部下属的五七干校，番号431。如今再没了这样称谓的单位，而在“文革”中却是一“新生事物”。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鄂、辽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与家属达十余万人。
五七干校是以“左”倾错误方针指导办起来的，是夸大体力劳动的重要，轻视脑力劳动的集中表现，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宝贵时光，而且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许多单位把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手段，以作为变相的劳改，许多五七干校成为迫害干部的场所，大大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助长了“知识无用”的风气。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后，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上达的大女儿因在重庆工作成家留在那里，小女儿在新疆，他与丽珍、铁成三个随大家坐火车来到陌生的江西上饶。这里的五七干校离市区二三十公里，小地名叫：朱坑。原先是部队的一个单位，此时改了这个新名，大家住进旧营房，中间走廊，两边隔成小间，该是先前单位的集体宿舍。上达家分到三个小间，夫妻俩与儿子各住一间，另一间吃饭。干校有食堂，有时自己稍做一点。
干校有百余亩水田，种稻，另有部分旱地。当时，朱坑集中了421、412等单位撤销后的人员，在这里边劳动边等待安排安置。上达等过了50岁的老弱和女同志，多安排在旱地干锄草一类的农活。铁成已是十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毛头小伙子了，即便学习不错，此时也无书可读，属干校的青壮年劳力，成为干耕田、播种、拔秧插秧、施肥、挑担之类农活的主力。
我问，那时晚上都干些啥？铁成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政治学习，学毛选、读报纸、斗私批修什么的，偶尔才放次把露天电影。
这我有体会。那时我们从大学出来，正在长江口崇明岛上的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围垦海涂种水稻。“汗水洗私心，大田炼红心。”冬天海岛上肆虐的寒风大，许多同学就在破棉袄上系一麻绳或草绳，常有路人以为我们是一群劳改犯。星期天我们也不休息，改在连队的小生产地上忙活，每天晚上都是班排政治学习，斗私批修，大家似乎表现得都很认真。一年半后我被分配到地方工厂，政治学习相对少了一点，只是每星期一三五晚上，而且，多是念了篇把报纸文章后，开始聊天。
干校的同事们陆续得到安排，一个个告别了朱坑。上达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没有什么时间搞他的“质量子”研究，心里仍在焦急地等待，等待那些投出去的申诉材料的回音，说不定哪一天哪个部门哪位上级看到了，而且重视了呢！
终于，有关他的“回音”来了，不过情况与所期望的相反。1970年2月17日，还是农历正月间，通信兵党委以通字第45号下达了红头文件：“……决定姚上达的问题，作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免予处分，回乡生产。”
不是晴天霹雳，也是沉重一击。上达实在接受不了这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定论。
铁成记得，在朱坑，类似父亲这样的情况让复员的还有不少，不过就有下了文件命令不服从的，死活不走，后来也就留在了部队。父亲看似很能，对外却脸皮子薄，摒不牢，扛不住。
既然扛不住，那就只有先走吧。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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