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新 伟

　　徐光宪：曾上书惊动总理的“稀土之父”

　　文 新 伟

　　

　　徐光宪，著名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稀土化学的开创者、串级萃取理论的建立者，有“稀土界的袁隆平”之誉。192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944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51年3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交通大学化学系助教、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和燕京大学化学系兼职副教授，北京大学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中国稀土学报》主编，《国际镧系和锕系研究》顾问编委等；现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稀土化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一个孩子仰着头遥望星空，好奇地向大人发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八十多年后的一个初春，一位泰斗级科学家站在中国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上，接受国家主席的颁奖。

　　当年仰望星空的孩童，今天已是银发满头的“中国稀土之父”。他就是著名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徐光宪院士。

　　在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矍铄有神的他语速不快，但思维敏捷清晰；他江浙口音较浓，但话语平实坦率；他听力不是太好，但是交流起来轻松而融洽——使人很难把他和耄耋老人联系到一起。

两次上书惊动总理

2009年1月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灯光璀璨，鲜花竞艳，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这是科技界每年一次的美丽约会，也是我国自主创新成就的最高检阅台。

　　当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亲手将被称为中国“诺贝尔奖”的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徐光宪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镁光灯下，看到大红色的羊皮证书上印着金色的国徽，看到内页有国家主席的亲笔签名，听到热烈的掌声，感受到热烈的气氛，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对胡锦涛主席说：“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尽管是奖给我个人的，但应该归属于整个科研团队。”

　　

　　1946年，徐光宪新婚后在上海兆丰花园

　　接受采访时，徐光宪回忆说：“那天在颁奖大会上，当胡锦涛主席把获奖证书放在我的手上时，还说了四五句话，可惜我听力不太好，没有全部听清。”

　　颁完奖，徐光宪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原来是温家宝总理。徐光宪便趋前问好，与总理握手。温家宝总理说：“祝贺您，徐院士！我记得曾给您批示过您的报告。”徐光宪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曾在两年多前给自己批示的事。

　　这些年来，徐光宪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和规划，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和创新思维的论文报告。他曾亲赴内蒙古白云鄂博和四川攀西冕宁矿区考察。2005年9月，徐光宪、师昌绪、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写了一份《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院士建议，上报国务院。很快，这份紧急呼吁便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笔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请国家发改委阅办。”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就如何落实总理批示再度报告温家宝，一周内便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再次批示：“请培炎同志阅转发改委研究，发改委可邀请徐光宪同志谈一次。”在那两份沉甸甸的批示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院士沉甸甸的心。

　　“白云鄂博矿是世界上十分难得的稀土、钍、铌、铁等多元素共生矿，但是一直都被当作一个铁矿在开采，稀土和钍、铌等资源的浪费非常严重。钍是一种重要的核能战略元素，中国的钍资源占世界第二位，极大部分在白云鄂博主东矿。自从包钢公司在1959年建厂以来，已经开采了40%，但稀土的回收率不到10%，钍的回收利用率几乎为零，其放射性污染还直接影响包头市和黄河。”谈及白云鄂博的资源浪费和污染，徐光宪痛心疾首。为了他所钟爱的稀土事业，为了包头、黄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携同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奔走呼告。他向国务院提出的书面建议，为我国稀土和钍资源的优化利用、环境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原则性指导意见。

　　两次上书总理，得到总理的两次批示，而且总理还一直记在心里，能不激动吗？徐光宪立刻对温家宝总理说：“我给您写过两个报告，您不到10天时间就批复了，真是太感谢了。”

　　随后，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史。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温总理的这句话让徐光宪体会深刻，引起共鸣，“总理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

被点将领衔分离“孪生兄弟”

1955年1月，中央决定要研制原子弹，由于回国科学家中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只有钱三强等少数专家，于是国家提出“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要求北大、清华等许多高校建立原子能系，动员邻近领域的学者转行搞原子能。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到北大来查阅档案，建议徐光宪担任北大原子能系副主任，于是徐光宪根据国家需要，从事原子核物理的教学和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并成立了核燃料化学教研室。接受采访时，老人坦陈：“钱三强建议北大党委把我抽调到技术物理系，也就是原子能系。我呢，不太想去，因为我原来没有学过放射化学，但那时候，20世纪50年代啊，你知道大家都还是服从分配的。”

　　

　　1964年，徐光宪夫妇与4个女儿在一起

　　1964年，徐光宪参加了二机部绝密会议。在会上，徐光宪等提出，摈弃由苏联专家提供的沉淀法，以我国自行研究的、先进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钚。徐光宪等人的这一提议，在决策上起了作用，使我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用较低的成本快速改建了还没有完成的厂房，使我国的核工业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3次改变研究方向了。

　　稀土元素，简称稀土，又称稀土金属，在通讯信息、石油催化、彩色显示、储氢材料，以及超导材料等方面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并被美、日等国列为21世纪的“战略元素”。对徐光宪来说，“国家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理由，他转换研究方向无怨无悔。

　　为什么爱国者导弹能比较轻易地击落飞毛腿导弹？为什么F-22战斗机可以超音速巡航？为什么美制坦克与苏制坦克的主炮直射距离差距不大，但前者总是能打得更准？……徐光宪用几个“为什么”勾勒出当今军事科技的巨大进步，并针对每一个“为什么”，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指出“稀土”能够解释上述的所有“为什么”。

　　邓小平曾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原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但是生产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中，他们将这些技术作为高度机密。中国长期以来只能依赖于低价出口稀土矿物和混合物，同时还要高价进口深加工产品，使我国长期处于有资源无利益的窘境。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镨、钕都属于稀土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尤其是15种镧系元素，犹如15个孪生兄弟一样，化学性质几乎一致，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而镨钕的分离又是难中之难。

　　徐光宪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他建立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推导出100多个公式，并成功设计出了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

　　什么是“萃取”？这好比有100个运动员，身高、体重、相貌都差不多，穿着相同的运动服，怎么能分辨出哪些是打排球的、哪些是打篮球的呢？于是把他们带到两块场地边，一块是篮球场，一块是排球场，结果篮球运动员和排球运动员都跑到了各自的场地上，就把他们分开了。如果把稀土元素比做运动员，那么在现实中，“篮球场”和“排球场”变成了油和水，假如把A、B两个共生的元素放到油和水的混合物中，A爱往油里跑，B则爱在水里待着。经过一次分离后，油里有55%的A，而水里有45%的B。一次分离，就算“一级”。目前稀土的分离过程，大概需要400到500级。通过不断分离，并将每次的成果串联起来，最后元素纯度达到99%以上，就是串级萃取。

　　但是，串级萃取中有着太多的变量：油和水要放多少？油是花生油还是豆油？水是糖水还是盐水？每个元素分离的次数应当是多少……

　　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地球。虽然阿基米德最后也没能撬动地球，但徐光宪却找到了自己的“支点”。他发现，无论油和水的条件怎样变化，但在大多数的条件下，油和水中金属离子各自的总浓度比是一个常数。换句话说，就是A、B两种元素放入油和水中，油中A+B离子数和水中A+B的离子数相比，得到的始终是一个常数。这就是“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

　　“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的发现，使串级萃取理论最终建立。徐光宪和他的团队在此基础上提取了包含100多个公式的数学模型，并创建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一步放大”技术，使原本繁难的稀土生产工艺“傻瓜化”，可以免除费时费力的“摇漏斗”小试、中试等步骤，直接放大到实际生产……

　　在当时，一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徐光宪从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入手，使镨钕分离系数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达到了相当高的4。一排排看似貌不惊人的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你只需要在这边放入原料，在“流水线”的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原来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生产工艺被彻底抛弃了。

　　眼下，猛烈的金融风暴使全球许多企业步履维艰甚至轰然倒下。二十多年前，国外稀土行业的跨国企业，也曾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巨变，但不是金融风暴，他们称作“中国冲击”（China Impact）。正因为采用徐光宪的科研成果生产的单一高纯稀土大量出口，让那些曾经无视中国“稀土大国”地位的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占世界产量的80%以上，随着中国的高纯度稀土大量出口，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30%到40%，包括美国钼公司、日本的稀土分离企业、法国的罗地亚公司等一些长期霸占世界市场的稀土垄断企业，分别不得不减产、停产、破产，或寻求同中国进行分离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国终于实现了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稀土，世界将会怎样。我们每天看的电视，其鲜艳的红色就来自于稀土元素铕和钇；外出携带的照相机，镜头里就有稀土镧；我们天天使用的手机、计算机中也有稀土元素。有资料显示，当今世界每5项发明专利中便有1项和稀土有关。别看稀土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可它的分离利用却并不那么轻松，徐光宪为此奉献了整整一辈子的光阴。

　　“我国虽然已实现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和应用大国的飞跃，但我们还要确保科技队伍后继有人，在其他科学领域还有许多课题要探索，我们要多学习、多研究。”徐光宪南方口音浓重，语气郑重，似乎鞭策着自己，也希冀着后人。

“傻”孩子成为交大的尖子生

“我的祖籍在浙江上虞，我是生在绍兴长在绍兴的。”1920年11月7日，徐光宪出生在浙江绍兴宣化坊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亲徐宜况曾是律师，精通《九章算术》，教他解“鸡兔同笼”和下围棋，启发了徐光宪对数理化的兴趣。母亲陈氏是传统的中国妇女，虽目不识丁，但教子甚严，自幼告诫孩子：“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这句话，徐光宪铭记至今。小时候的家庭的教育于徐光宪影响较大。

　　一个夏夜，繁星满天，小光宪好奇地遥望星空，问父亲徐宜况：“爸爸，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徐宜况笑了笑，说：“傻孩子，天上有无数颗星星，怎么算得过来？”小光宪还是不解地问：“再多也应该有个数呀？”徐宜况一拍头脑，高兴地说：“是的，乖孩子，再多也应该有个数，只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而已。”

　　听着听着，小光宪摸了摸头，又开始问父亲：“爸爸，人的头发也很多，你能告诉我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吗？”徐宜况又笑开了，说：“孩子，头发真的很多，可是我没有数过，可以说数也数不清。”

　　童年的徐光宪“好奇成癖，爱提问题”。有时候，大人们实在无法回答他的那些奇怪问题，就只能摸摸他的头，惊异地说：“这傻孩子，怎么问这些傻问题？” 然而，喜欢问问题的徐光宪，小学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乡里。

　　大多数人的童年都经历过这样的好奇，但在家长的一句“傻”的回应下很多孩子都会选择放弃，但徐光宪没有。他说：“我不死心，仍然记着这些问题，总希望有一天知道答案。这也让我从小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因为书上可以给我许多不知道的知识。”

　　在那个年代，小光宪的天文知识已经是很“渊博”了。他6岁时进入绍兴龙山小学，之后又转入绍兴县立第二小学。这些都是新式小学。在学校里徐光宪学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天文知识。

　　带着“探个究竟”的执拗，他十多岁时在哥哥的帮助下用纸筒和两块透镜制作了一架望远镜，放飞探索的目光，也放飞了科学的梦想。“晚上看天上的星星，对照王星拱先生写的科普书《星空的巡礼》上的星图，认识了北斗星、太白金星、牛郎、织女等许多星座，感到很好玩。”

　　当年那个仰望星空的孩子终于在几十年后找到了答案。接受采访时，徐光宪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笑着说：“我后来果然在一本书上看到，其实头发是数得清的，数目也并没有想象的多：黄种人通常约有12万根、白种人10万根、黑种人14万根——每天正常代谢100根左右，每三四年更新一次。天上有多少星星？银河系有1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整个可见宇宙，大约有1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

　　黑发变白头，老人含笑，娓娓而谈。徐光宪说，从事化学前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直至今日也颇为关注。回忆起中学时代对天文的热爱，老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我终于从现代天文书上得到了我童年时代问题的答案。直到现在我还是个业余天文爱好者”。

　　徐光宪的中学阶段是在绍兴市稽山中学（又名绍兴二中）度过的。多年来，无论徐光宪是在海外求学，还是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对稽山中学的发展一直关心有加，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老人至今还能哼唱早年的校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稽山风景清幽。卧薪尝胆，有志竟酬，光荣历史长留。莘莘学子，负笈来游，相期远绍旁搜。绍怀前烈，品学勤修，会看轶美驾欧。”岁月流逝，往事悠悠，徐光宪很高兴看到母校的迅猛发展，在教育上形成自己的特色。2002年稽山中学70周年校庆时，徐光宪还专门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现在稽山中学校内教学楼“鸿学楼”墙面题词为徐光宪亲笔所书，笔法圆润自如，成为稽中一景。在学校后部的幼翁园中，有“院士树”一棵，为徐光宪返乡时手植，今已亭亭如盖。

　　徐光宪还在读初中时，父亲去世。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家人希望他去读中专，这样毕业后就可以马上就业，挣钱养家。1936年，徐光宪初中毕业后，为了早日工作养家的徐光宪考入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在浙江大学附属高工二年级学习。1937年12月浙大西迁，附中被迫解散，我只好回到我在绍兴上虞乡下的老家休学。在家休学的半年多时间，除了帮家中做一些事以外，我主要是自学，做完Hall and Knight的高中代数和Smith and Gale的解析几何的全部习题。”往事历历在目，徐光宪如数家珍。

　　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安排杭州高工学生转学至宁波高工，在宁波乡下一个叫做诚应寺的寺庙里，徐光宪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到1938年9月，才到宁波乡下的宁波高工复学。经过考核，我插入三年级，看来我没有因休学吃亏。”在徐光宪眼里，自学是非常重要的，自学能力是成才的一个重要条件。

　　1939年，徐光宪自宁波高工毕业，正好赶上当时的国民政府想要从四川宜宾修一条铁路到昆明，来学校招人。他和另外7个同学被录取，领班把他们带到上海，准备从那里坐船先到越南的海防，然后转道昆明。那人说去买船票，让徐光宪他们留在小旅馆等他，结果再也没有回来。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8个人的旅费。徐光宪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好在他在上海有个做中学教员的哥哥，但哥哥也拿不出这相当于大半年工资的旅费，只好先给他介绍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维持生计。

　　“祸兮，福之所倚。”这话放到当时的徐光宪身上，非常靠谱。虽然没了旅费、丢了工作，还滞留上海，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由于做家教都是在晚上，白天徐光宪就经常去附近大学“蹭课”，并重新燃起了上大学的渴望。最终，他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进入化学系学习。其实，上海交大虽然是国内名校，但徐光宪当初选择它，却另有原因。“学费便宜，因为它是国立大学，一年只要10块钱学费，还给我奖学金，而其他大学都要60到100块。”至于专业，徐光宪选择化学系也是出于很实际的考虑，“虽然更喜欢物理、数学，但考虑到毕业后，学化学还可以进化工厂，工作机会更多些。”

　　据徐光宪回忆：“进上海交大时，是5比1录取，能考进交大的都是江浙一带名牌高中的优秀生，他们的基础都非常好。我是靠自学进来的，所以一点都不敢懈怠。那时，在上数理化等基础课时，都是几个专业的学生同坐在一个教室，‘数学胡’、‘物理裘’、‘化学张’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上课全用英文，每学期要大考一次、中考二次，每次中考又分为开卷考和闭卷考。在前两年中，每次大考总会有10%至20%的人留级，能够在交大顺利毕业实属不易。在那个年代，交大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江泽民、钱学森、吴文俊等差不多都在那个年代经过交大严格的学风熏陶。”

　　抗战时期的上海，血气氤氲中只有外国租界是相对安宁的“孤岛”。交通大学借用位于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今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室上课。学生们没有宿舍，就住各自家里。化学系的实验室是一间很小的已关闭的工厂。“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大家都格外努力，老师也都很好，要求很严格。”回忆起特殊年代的大学生活，徐光宪说：“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整整4年，他始终是班级第一名。在这里，他还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大学时期班级中唯一坚持到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女孩——高小霞。“那时上大课时，几个班级的同学都在同一个教室，女同学坐在第一排，男同学按进校时的成绩高低，分坐二、三、四排。我坐在第二排，正好在高小霞的后面——几年下来，相互之间有了比较多的交流和了解。交大毕业后又同时在上海宝华化工厂工作。不久，工厂倒闭，我在交大老师的推荐下，回母校当助教，高小霞在母校老师的介绍下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

　　1944年7月，徐光宪从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46年1月起被交通大学化学系聘为助教。同年4月18日，徐光宪与大自己1岁的高小霞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有一张照片将这神圣的一刻永久地记录了下来：高小霞戴着珍珠耳坠，穿着洁白的婚纱，风华少年徐光宪挽着身边这位花样女子——他们彼此牵手，庄严和愉快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

以“回国探亲”为借口毅然回国

1948年初，徐光宪和高小霞都获得“公派自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徐光宪从亲戚家借来的10两黄金（当时相当于350美元），仅够支付一个人的留学费用和一张三等舱船票，最终成行的只有徐光宪一人。

　　同年1月至6月，徐光宪就读于美国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化工系。1948年夏，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暑期试读班中成绩名列榜首，被该校录取为研究生并被聘为助教，不仅免交学费，还被正式列入教员名录。当时能得到这一待遇的留学生是极少的。他攻读量子化学，一年后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为了让妻子也能够来美留学，徐光宪向当时在哥大的唐敖庆等学长借了1800美金，以高小霞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以证明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才使得高小霞来到纽约。等到高小霞进入纽约大学之后，小两口便立即把这笔钱取了出来，归还给学长。两人不得不再一次半工半读。高小霞晚上去听课，白天去康纳尔医学中心当分析员，徐光宪则做助教。

　　生活是苦涩的，也是甜蜜的，苦涩之后的生活只会更显甜蜜异常。两人终于能够在异乡的土地上携手前行。在偶尔的闲暇时间里，两人就会一起去河边大道散步，抑或坐在河边大教堂前如茵的草地上遥望欣赏北曼哈顿的风光。

　　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光宪不但热衷于攀登科学高峰，刻苦攻读，潜心研究，也时刻不忘祖国。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成为该会纽约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参加了唐敖庆等人发起的“新文化学会”和以唐敖庆为会长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

　　1949年，徐光宪欣喜地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徐光宪和朋友们决定一起到中央公园野餐庆祝。一群好友围坐一圈，或吃或笑。有人还特意做了一块大大的“胜利酒家”的牌子放在中间。这帮好友中间，有何兹全、杨绯、汪明禹、刘静和、萧嘉魁这些知名学者。一群目睹了中华民族深重灾难，历经千辛万苦留学国外，试图“以科学救中国”的学子们如今终于盼来了共和国的诞生。纽约晴朗的天空也不比大家愉快的心情，心底阴霾一驱而散。

　　1950年6月，就在徐光宪夫妇俩还在攻读各自的博士学位时，朝鲜战争爆发，继而中国在10月开始“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开始后，麦克阿瑟因为战事失利下了台。我们坐地铁时，外国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他们都很瞧不起中国人，但现在他们既有点恨你，又感觉你很厉害。能明显感到，在朝鲜战场上败下来以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变了。”徐光宪回忆说，不久后，钱学森回国受到阻挠，美国总统已提出法案，让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加入美国国籍，不准回到新中国，等待参众两院通过后即付实施。这使徐光宪感到：“再不回去，也许就要一直住在别人的国家里了。”

　　当时，徐光宪已经在1951年3月通过论文《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当选为美国Phi Lam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接连荣获两枚象征“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前途一片光明。“我那时在量子化学方面有些想法，导师说这些想法很好，毕业时他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理论化学大师密立根教授那里做博士后。”摆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通往科技高峰的坦途。同时，高小霞还有一年便可获得博士学位。

　　新中国一面开始热火朝天的建设，一面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而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通过“总统法案”，来阻止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的开始，让徐光宪觉得，身为中国人应当回国效力。但有关法案很快将通过议会表决，正式实施，届时回国将变得很困难。4月时，心急如焚的徐光宪与夫人商量：“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真正的伴侣，心灵是相通的。高小霞铿锵回应：“留学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吗？！”于是，高小霞断然决定放弃学位，跟丈夫归国。

　　“那时候着急啊，不能回去了怎么行啊！当时对新中国寄予着很大的希望，都希望回去做些事情报效祖国。”但这时归国已经相当困难，两人只好托人在国内写信到美国，信中写道：“徐母身体有恙，须归国探望。”于是，两人谢绝导师的挽留，以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冲破重重阻力，于4月15日毅然背上了行囊，乘“戈登将军号”邮轮离开美国。这是后来“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

　　“那时候很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在5月5号到了广州！轮船抵达广州的时候，有小船插着五星红旗来接我们。看到五星红旗，我非常激动，我觉得中国人确实是站起来了，就想要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奉献给祖国。”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语气平和的徐光宪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提高了声调。“之后7月又有一艘船已经开到了檀香山，结果因为法案通过了，强行把学生们弄下船送回了美国。”

化学界泰斗地位的奠定和学生的“小跑”

1951年的初秋，老北大沙滩红楼前的老槐树依然郁郁葱葱。清晨的阳光穿过浓密的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美丽的景色，仿佛梦境一般。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静静地坐在教室中准备上“物理化学”课，他们期待的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给大家讲授这门课。这个人就是徐光宪。

　　几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学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这样回忆这位新老师：高高瘦瘦，脸上收拾得很干净，一身西装革履，外面套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但是很干净的黄色风衣，一口绍兴味的普通话。

　　

　　1980年6月，徐光宪（前排右二）率中国科学院稀土代表团出访

　　徐光宪夫妇是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唐敖庆（后任吉林大学校长，有“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之称）介绍，双双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执教的，一教就是一辈子。回国之后，尽管国内的科研条件当时无法同国外相比，但无法冷却徐光宪工作的热情。他为学生们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培养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徐光宪行事不张扬，但其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周围的人。作为一名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徐光宪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工作。1959年，他根据自己在北京大学几年中使用的物质结构讲义，加以修改补充，精心编写成《物质结构》一书，成为该领域几代人的经典教材。该书曾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已经修订再版印刷了20余万册，至今仍是化学领域唯一获此殊荣的教科书，也奠定了他在化学界的泰斗地位。很多人都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徐光宪的。听过徐光宪课的人都说，读这本书很能感受徐先生授课的风格：系统而易懂，严谨而不拘泥。

　　“当时没教材，教育部指定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还有我，4个人编写教材。那时，同行们都管他们3个叫‘糖葫芦’（谐音），所以我也常常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串‘糖葫芦’。”4个人利用暑假夜以继日地工作，每人每天写1万余字。结果总字数超过了100万字，才写完原计划的一半！“教育部说，你们人多智慧多，教材装不下，这本只能作为参考书了。那时我讲‘物质结构’已经5年了，有讲义，所以后来就把我的讲义整理修订，作为教材出版了。”说起尘封已久的往事，徐光宪的笑容如孩童般灿烂。

　　徐光宪授课细致认真。为了方便学生理解和记忆，他总结了很多公式和公理，每一课都要拿出一份清楚的讲义。当时，有不少学生在中学阶段学的都是俄语，英语功底薄弱。徐光宪便督促学生加强英语文献的阅读，从最简单的单词和语法开始，他都亲自指导。有时候，他还要亲自修改学生论文的英语摘要。

　　徐光宪生性豁达。“文革”期间，他被当作“特务”关过好几个月，隔离审查，每天“交待问题”至凌晨3点，清晨6点又继续。徐光宪从未生出过自杀之类的念头，每天“改造”完，有时连棉衣都顾不得脱，倒头就能睡着。他说，记得好像有一段语录：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会犯错误，但党的伟大在于最终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改正错误。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搞清楚，错误会得到改正。

　　1969年，徐光宪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在这里，他放过牛、种过田、烧过锅炉。当年，妻子高小霞被下放到江西德安化肥厂。徐光宪和妻子是彼此隔离，音讯全无，心中万般牵挂。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徐光宪夫妇终于回到了此时已是凄凉冷清的校园。当时两个大女儿都下乡了，家里只有两个小女儿和姥姥。高小霞一进家门，看见四壁空空，最小的女儿横躺在椅上啼哭不已，不禁鼻子一酸，一把拉起小女儿：“爸爸妈妈都回来了，不哭了。”姥姥从厨房中迎了出来，高兴得流泪，一家终于得到团圆。

　　一切过去后，徐光宪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从不对人讲自己的遭遇。当时，他提出每天要工作16小时来弥补损失，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写东西，让人想起一句古话“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在徐光宪60多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已发表期刊论文560余篇。对于化学学科的发展状态，徐光宪说，目前，化学这一学科发展速度非常快，科学家们通过各种试验合成了许多新的分子和新的材料。每个新的分子都有一个登记号码，目前这种登记号码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每天大概会新增加两万个新的分子。“这充分说明化学学科发展速度之快。”徐光宪说，化学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基础。比如对生命科学而言，生物体内的很多作用都是化学反应，化学可以为研究生物体的生命现象、作用提供基础；对材料科学而言，化学可以在提供新的材料上发挥重要作用。像纳米、高分子材料都是依靠化学合成的。

　　几十年来，徐光宪不仅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还为我国稀土产业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现在在北大稀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的他的学生中，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有人曾问他，一生中最感到满意的事是什么？徐光宪立即答道：“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谈起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老人无比骄傲。

　　“作为徐先生的学生，我们很有压力，怕赶不上先生。所以，我们一直处于‘小跑’状态。有时候，我们做试验做得很晚，但回去后还必须整理数据，并提出下一步怎么做。如果自己不考虑这些问题，那么第二天就没办法面对徐先生。因为第二天，他会提出一大堆想法，一整套方案。”黄春辉院士道出了她对先生最深刻的印象。

　　学生们忘不了的是，徐光宪带他们到家里，利用晚上答疑解惑，每次写下的稿纸就有几十页之多；徐光宪让出出国访问的名额，让出担任实验室主任的机会，把锻炼与发展的舞台送给他们；徐光宪在“文革”中“自身难保”，却在学生上台挨批时挺身而出，向造反派担保“他们绝不是特务”……现居美国的黎健夫妇永远记得，在因孩子脑瘫而陷入痛苦的日子里，是敬爱的徐先生按月用稿费接济他们，还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亲手烹了烧鸡、八宝饭摸黑送来。提起此事，徐光宪一再念叨的却是：“帮不了他太多，我这做老师的心里不安啊。”

“霞光”满天映后生

　　徐光宪和高小霞在未名湖边散步

　　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时，徐光宪想到了感情笃深的夫人高小霞，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夫人放弃了在美继续深造攻博的机会，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和自己一起回国效力的往事，徐光宪有些不能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共同辛勤耕耘在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是一对有口皆碑的模范院士夫妻。

　　同窗共读，同年回国，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曾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徐光宪和夫人高小霞“十同”的故事在高教界、科技界传为美谈。1994年，徐光宪与高小霞这对院士伉俪荣获首届“中华蓝宝石婚佳侣奖”。在“蓝宝石婚佳侣奖”颁奖现场，徐光宪说：“我想我们现在还希望过一个金刚石婚。”他们都有信心完成这个爱情神话，但是天不饶人，这句话成了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愿望。

　　令人痛惜的是，高小霞于1998年因腮腺癌住院治疗。当时，已78岁高龄的徐光宪隔日就搭乘公交，花1个小时前往中日友好医院，照顾爱妻。这年教师节的前一天，高小霞因医治无效离世。谈及妻子的故去，老人的声调陡然低沉，眼圈发红：“那时她的腮腺有问题，但友谊医院认为是腮腺炎，耽误了两个月，后来查出是癌症，已经转移到肝……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先我而去。哎，我对不起她……”

　　那年追悼会上，徐光宪最后一次深情拥住高小霞，泣不成声。送走老伴，徐光宪独坐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抚摸着老伴生前曾经用过的遗物，一张一张翻阅和老伴在一起的照片，怎能不睹物思人？

　　52年的岁月，他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如同他们的手一样。徐光宪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时说：“两位老人家感情真的很好。后来即使是几十年的夫妻，无论到哪，也是手牵手。”可是如今手却分开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徐光宪陷入深深的自责。但为了妻子的遗愿，为了钟爱的科学事业，他逐步恢复了与学生的学术讨论，并努力调节好自己的状态。当年为爱妻选墓时，他特意预先在墓碑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将爱妻名字铭刻在左边（按照所谓的尊卑排位，应是男左女右），并向旁人解释：“我尊敬她。”

　　在高小霞离开后，徐光宪身心交瘁，每逢清明节和夫人的忌日，步履蹒跚的他都要柱着拐杖在亲人或学生的搀扶下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送上花篮，寄托思念，诉说衷肠。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高小霞的巨幅院士标准照挂在客厅十分瞩目的位置，高小霞看过的书籍、遗著至今仍井井有条地摆放在书架上。

　　徐光宪与妻子高小霞感情很深。平常，高小霞亲昵地称呼徐光宪“光子”。2005年，徐光宪继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后再度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毫不犹豫地将100万元的奖金全部托付北大化学学院分配，其中的60万元专门设立“霞光奖学金”，每年资助8个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的学生。“霞光”这一名称取自这对院士伉俪名字中的各一字，徐光宪特别强调这一奖学金的设立完成了夫人生前未尽的一个夙愿。

　　作为父亲，徐光宪很少直接在女儿们面前耳提面命灌输做人的大道理，而重身教。如今，4个女儿中的3个都在国外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令他欣慰。然而，大女儿徐红因过去下放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曾受刺激，性格孤僻，更在几年前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作为父亲，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她，没有及时做好她的思想工作。”说到这里，脸上总挂着温和笑容的老人不禁黯然神伤，眼角闪动着泪光。

　　“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困难和不开心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从快乐的方面去看。”很快，老人的言语和神情又恢复了阳光，还说起夫人辞世后，曾有一年多时间沉浸在悲痛中，但他渐渐想通了：“幸福和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感受。如果为失去一件事物而懊悔苦恼，那么，失去的就不仅是那件事物，还有心情、时间和健康。”

　　徐光宪一生简朴，衣柜里没有几件好衣服，袖口、领口常有磨损。到人民大会堂领国家最高科技奖时，一生简朴的徐光宪特意穿上了新衣服，这让他的小女儿徐放大感意外。徐放说，就在几天前，父亲还曾为这几件新衣与她怄气。原来，此次她自美国回来，特意为父亲添置了几件新衣，“不过几百元”。可徐光宪心疼得紧，与她拌嘴，“别买了，这么贵”！前往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老人所在的寓所采访那天，他特地穿上新皮鞋，打上黑红相间的领带，以此表达对晚他好几辈的记者的尊重。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本人可以支配一笔高达500万元的巨额奖金，其中50万元归个人所得，另外450万元可由获奖者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对于奖金，徐光宪没有什么个人打算：“金钱，在很少时还是很重要，因为要吃饭。但到某一个程度，它就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了。我现在拿院士工资，一个月有1万多块，生活很好，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不如用来帮别人。得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50万元在内，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土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实，他一直把名利看得很淡。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徐光宪把编写《物质结构》一书得到的5000多元在当时堪称“巨款”的稿费全部捐给工会，用于补助困难教职工，还一再请求工会“不要声张”。正因为他看透了许多，所以他拥有了更多。

　　1988年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晚上，徐光宪写致辞写到很晚。因为怕打扰黄金陵休息，他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借助微弱的灯光俯首疾书。半夜醒来看到此景，初次谋面的黄金陵感动不已……

　　这就是徐光宪，一位总为他人着想的科学大家，一位魅力无穷的化学泰斗！

“抽屉情结” 和“举重若重”

小时候，徐光宪体弱多病，常去看中医。不曾想，这却让他收获了健康之外的东西。“童年时我经常要去抓中药，看到药铺的柜子上全是小抽屉，上面贴着药名，一清二楚，非常方便。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

　　采访中得知，徐光宪除了正在修订再版的《量子化学》，还在编写一本《知识的系统自然分类和新编码法》。“我是受了中药铺抽屉的启发，觉得我们的知识也应该做科学的系统分类，现在通用的几种图书分类法，都有不足之处。”他解释道：“我把知识体系分为三类，一类是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医学、农学等；第二类是文学、语言、音乐、艺术等；第三类是哲学、宗教学。它们分别探索3个不同的世界——科学技术探索、研究、认识、改造和保护物质世界，文学艺术表达情感世界，哲学从整体上研究精神和物质世界，宗教是一部分人的信仰世界。”

　　“抽屉情结”让徐光宪养成了收集资料，并分类做卡片的习惯。他家那些整齐排列的铁柜子上面都贴着标签，打开一看，里面从内到外整整齐齐地排放着资料，学科、标题一目了然。“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门学科：语言、图腾、技艺；2000年，已经增加到5000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应该有20000门学科，其中15000门是等待新创的。中国人至少要创造1/5。”

　　虽身为一名化学家，徐光宪却对文理各学科均有涉猎，谈起哲学、经济学等学科来亦头头是道。他深有体会地说：“知识体系还要学会像中药铺的抽屉一样归类整理，分类比较。还有，要注意文理融通的原则，在文理交汇处一定有创新之处。比如牛顿第三定律，讲的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用手敲打椅子，椅子也会敲打你的手，使你感到疼。这与人际交往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光宪的学生、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严纯华这样评价：“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光宪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用而操劳。他心系稀土事业，指导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学科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还经常鼓励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去开拓新的领域，去碰硬的东西。

　　徐光宪笑着说：“我现在有做不完的工作，这说明社会还需要我，使我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生很大的安慰。”在这样的笑容里，在一派朴素平和里，跳动着的是他对生活的激情。

　　跟智慧长者对谈，往往有时光止步之感，心静神怡，如坐春风。最后，徐光宪还寄语年轻人：“人是社会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存。年轻人要有时代幸福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未来需要年轻人负担起来——那时，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