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志菲

　　韩德培：用世纪生命丈量中国法制进程

　　文 吴志菲

　　

　　韩德培，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1911 年2月出生于江苏如皋，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历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主任，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等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当选过湖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位列“中国当代法学10人”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作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的韩德培名列其中。

　　几乎与20世纪同行的韩德培，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珞珈山任教的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进展。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人说，韩德培是我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常青树”，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在“反右”及“文革”中两度被错误划为“右派”，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下“右派”帽子的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最多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最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被公认为是新中国国际私法的一代宗师。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上世纪80年代，韩德培主持编写的《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并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1993年，韩德培在“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重构”一文中，提出了重构我国国际私法的基本思路，在他1999年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创立了现代国际私法学新体系。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取得了突出成绩。鲜为人知的是，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然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必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根本不是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除了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生前说起自己当初涉足环境法学研究的缘起，老人回忆道：“改革开放后，我出访许多欧美国家。所到之处环境优美、绿草如茵，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座右铭就是‘请在草上走’。”出国考察之后，韩德培了解到，这些国家环境之所以如此优美，他们的经验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环境。给他印象深刻的是出席国际会议时，碰到许多外国的环境法专家，甚至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小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环境法专家。

　　可是，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法研究所。而且，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迄今为止的唯一的全国高等院校环境法通用教材，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199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他还多次出席环境法方面的国际会议，提交多篇学术论文，向国外介绍了我国近年对环境保护采取的重要政策和各种措施，帮助与会各国代表进一步了解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晚年，老人还担任着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顾问，为我国环境法建设尽心竭力。谈到环境法面临的最大问题，韩德培曾认为是执法不力，“地方部门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保，对环保部门执法视而不见，导致环境法在许多地方无法执行。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环保法的执法力度，无论任何项目的立项，必须通过上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测评报告，否则，不能开工。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力推广环境法”。老人强调，目前我国的一些政府机关、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而对于环境法律工作者来说除了进行研究外，在推广方面应还大有可为。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韩德培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先后赴美国、日本等国讲学或参加会议，为中国国际法和环境法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韩德培被武汉大学评定为“终身教授”和首批“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到了耄耋高龄，韩德培仍然工作在第一线，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法研究所名誉所长、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还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职。对于自己身上众多的社会兼职，韩德培从来没有去统计过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头衔，他生前笑言，“多数是挂名，只顾不问”。

太平天国军人之后留洋到哈佛

为中国法制事业劳思奋笔一生的韩德培，血管里流的是太平天国军人的滚烫血液，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在苏州，以织绸缎这种手艺积攒了一些钱，后定居如皋。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谁料第二年的2月6日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出生了。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当时在苏北有“金如皋，银泰兴”的说法，如皋人贪图安逸的乡土观念很重，很少有人愿意远走他乡。与一般如皋人思安求逸的思想不同，聪慧过人的韩德培从小便有好学之心，但他的求学之路却比较坎坷。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

　　15岁小学毕业后，因家里经济拮据，韩德培得知祖父要送他去商店当学徒，但是求学心切的他坚决不同意。恰好如皋有一师范学校招考初中生，不收学费和食宿费，韩德培兴冲冲地去报名参加考试。报考的人一共有488人，只录取40名，结果他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鉴于这些情况，祖父也就不好再阻拦，转而同意他去读师范。

　　在师范读书的3年半时间，韩德培不但认真地学习各门功课，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广泛涉猎课外的东西。此外，他还养成了每天必读报纸的习惯，关心国家大事。这段时期的学习，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小小的如皋县之外，还有一个广大复杂的中国和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也更加坚定了韩德培继续求学的决心。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由于是免费入学，按照规定韩德培在毕业后须在小学做几年教学工作，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小学教书，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于是，在京江小学和如皋师范的几位老师，特别是他的一个舅舅的大力鼓舞和支持下，韩德培决定报考南通中学。按照规定，韩德培只能报考高一学期的插班生，但为了节省时间，他越级报考高二下学期的插班生，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南通中学高中部分文科班与理科班，两班分开上课，韩德培在文科班读了一年半，好学的他还选读了由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老师讲授的法语。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试保送中大。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他在浙江大学只读了半年，但这半年却使他收获很大。因为浙大文理学院的学生不管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的，都一律应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这些课程使他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虎添翼。后来，韩德培在任武汉大学领导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常常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注意到“听谢教授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人们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年轻时的韩德培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谓好事多磨，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其时，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授非常赏识韩德培，提升他为“讲师”，兼教一些课程。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一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段学复、林家翘、李春芬、沈昭文、靳文翰等人在上海集中后，就同乘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客轮经日本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韩德培师从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等，从事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的学习与研究。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韩德培还常到该市奥斯古德大厦法学院拜访该院院长福尔肯布里奇教授，这位教授是国际上早已知名的国际私法学者，他十分欣赏这位好学而多才的中国青年，而韩德培也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教益。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用不着改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著名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如皋之子从哈佛“落户”珞珈山后曾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如皋的“皋”是“水边的高地”之意，武汉东湖边的珞珈山也是名副其实的水边的高地。韩德培从如皋的乡野走向哈佛的大堂，又从异国的土地踏上中国中南重地武汉，在美丽的珞珈山一待便是整个余生。

　　当被问及当初为何选择武汉大学，而没有“落户”于国内数一数二的北大、清华，或回中央大学任教，对此韩德培曾笑言那时国内想聘自己当教授的学校很多，“中大的罗家伦校长很赏识我，在我出国前还破格升了我‘讲师’；浙江大学也想聘请我去担任法学院院长兼任法律系主任。”但武汉大学却是捷足先登，1942年，与董必武一起参加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专程来到哈佛大学邀请韩德培到他即将任校长的武汉大学做教授。对于韩德培，周鲠生赏识已久，因为当年韩德培参加庚款留学考试的试卷就是他批阅的。

　　最终，出于对周鲠生校长才学和人品的景仰，也因与周校长有约在先，不能爽约，韩德培婉言谢绝了国内其他大学的邀请，也放弃了到美国商务部做官员的机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选择了武汉大学。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

　　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周鲠生校长办学十分有远见，他邀请了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留学国外的青年人到武大来任教，韩德培与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后来，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可1945年韩德培来到武汉大学时，被武汉大学学生誉为“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那时的他喜欢穿整洁的西装，走路的姿态很稳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和原来的一些穿长袍的老先生比较起来，学生们更偏爱韩德培那一种新派的风格。当时韩德培给学生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他的课讲得很好，不仅口齿特别清楚，而且注意教学内容的更新。第一堂课就是介绍参考书，西文参考书，满黑板地写上。

　　1946年韩德培出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次年出任武大教授会主席。1949年解放后，韩德培留在武汉大学继续担任法律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协助管理全校的日常工作。解放初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到武大参观访问的外宾特别多，都是由韩德培出面接待，并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情况。韩德培将外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受外宾们的好评，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51年实行校长制后，韩德培改任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主管学校教务工作。在继续负责法律系的工作和主讲“国际私法”课程的同时，韩德培紧张而有条理地主管了学校的教务工作。

　　翌年，我国进行高校院系调整，韩德培作为武大的代表，常常出席中南高教部召开的会议，参加制定中南区高校院系调整规划。该规划确定以后，还由他向武大全体教职员工报告传达，并布置如何具体着手进行调整。从开始实行高校统一招生以来，他就参加主持中南区6省（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后来去掉河南，改为5省）的高校招生工作。每年暑假不但不能休息，而且比平时更加忙碌和紧张。

　　做学问游刃有余，可在行政工作中还是碰到让他有些为难的事情。韩德培说起自己主管中南区招生时，“我当年的权力可大了。中南五六省的高考从出卷子，到改卷，到组织考试，到招生，都由我管。”招生既是美事，也是难事。“有一位将军托人说情，希望对他的亲属能通融照顾，结果我们开了个会，按原则办事没开‘绿灯’，此后，就再没人找我走‘后门’了。”不依规矩，不成方圆，韩德培说他的处事原则是：光明磊落，不以权谋私，不拉帮结派，也不为任何权势所动摇。

　　有一年夏天，韩德培因劳累过度，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不得不住院治疗。但他仍然关心着高校招生及学校的工作，不时地询问并提出建议。由于他在教学和教育改革中认真负责地做了大量工作，因而被推选为武汉市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

　　解放后，中国法制建设开始步入正轨。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制定和批准的法律、法令达40多个。可是，随后进行的“反右”运动中止了新中国的法制进程，而且，当时提倡法制的人都随之倒霉了。忆起那个时代的荒唐事，韩德培不由心情沉重，“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你提倡法制，就是跟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他就加的一个罪名，你看冤枉不冤枉。这个是有口难辩”。

　　

　　1952年全家福

　　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韩德培也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被称为“山中宰相”，意思是他虽没有出面，实际上是武大“右派”分子的总后台。

　　武汉大学有个小操场，现在学校的大型文艺演出都会在这儿举行，当年韩德培也就是在这个小操场对全校师生做检查。在做检查时，韩德培就所有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惹得底下哄堂大笑，可这竟成为他最大的一个罪名，“态度极度恶劣”，促成他第一次被划“右派”。处理结果下达之前，夫人殷昭曾经试图让韩德培到学校找当时的负责人，做一个检讨，承认一下错误，希望能够有所挽回。可是“顽固的”韩德培没有那样做，还对夫人发脾气，说：“没什么了不起，头砍了碗大的疤，不在乎。”

　　在武大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韩德培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在沙洋农场，头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帽子的韩德培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强度也非常大，这是他人生当中最艰难、也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可面对逆境，韩德培并没有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见日。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还坚持在沙洋培训中学任教。

　　1960年，韩德培被摘去“右派”帽子，结束了劳动教养，于次年调回武汉大学工作。由于法律系已经停办，他被安排在外文系教英语，但只能领取相当于资料员的工资。开始教一年级，后来上面看效果还不错，就让他一直教到四年级。即便如此，他仍精心组织英语专业本科的“听说领先”的教改实验。

　　进入“文革”期间，1966年韩德培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再次被送往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韩德培的“右派”帽子才被摘去。83元的资料员工资，韩德培一拿就是20年，全家仅靠它过着拮据的生活。

　　1978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韩德培被调回武汉大学，结束了整整20年的不白之冤，也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岁月。那时，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韩德培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可是，打破容易，重建却是难事。为了重建法律系，韩德培通过各种途径将武汉大学法律系以前的教师调回任教，一年时间里，法律系就开始招收本科新生，还同时招收了国际法研究生，武大法律系从此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这两个所现在都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也算是为武汉大学争了光”，说到这，老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党龄只有20多年与党结缘却超过70年

对于年近百岁的韩德培来说，漫漫人生当中肯定有许许多多值得纪念的日子。1984年5月他加入共产党的那个日子，在日历表上自然更表征着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

　　如同求学路途坎坷多多一样，韩德培入党的历程也遭遇了不少阻难。1956年，他就曾向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没有音信。但韩德培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直至跨越了28个年头后的1984年，韩德培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并且多次被评为中共优秀党员。

　　相对于90多岁的年龄，20多年的党龄的确不长，但韩德培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却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20年代，韩德培在家乡上师范学校时就非常喜欢读一些开阔眼界的思想进步的课外课物，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以及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他对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胡适的《胡适文存》以及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也常常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从这些读物中，韩德培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民主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因此奠定了一生的信念和追求。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韩德培同宿舍有一位中文系的如皋籍同学窦昌熙，是“大革命”时代的中共党员。在窦昌熙的介绍下，韩德培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英文本）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英文本）等进步书籍。那时，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浓厚兴趣的韩德培，还曾把英文本全部抄录下来。许多年后，韩德培曾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记得英国有一位社会主义学者，名叫比尔，在他所著的《英国社会主义》一书中曾说：‘读了资本论，会使人精神为之一振。’我看过《资本论》第1卷和《共产党宣言》后，就有这种感觉。”阅读这些著作，使韩德培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是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认识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崇敬和爱戴，也使他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这个认识还使他理解到，要真正弄清楚法律的来龙去脉，不能只从法律本身去寻求，更不能从神的意志或人的主观愿望去寻求，而应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去寻求。

　　在中大毕业并留校工作期间，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进攻下，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韩德培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和中大毕业的几位同学蒋孟引、邓启东、郑安寰、李昌董等组织了“现实社”，并且自己出资办起了刊物——《现实》，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和评论时事及其他问题。这一举动得到了地下党员狄超白同志的积极支持。同时，韩德培还与南京各界人士密切联系，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常和孙晓村、王昆化、曹孟君、陈勇进等同志秘密开会，交流各方面情况，并积极推动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以扩大抗日救亡的力量和声势。另一方面，他还常和进步学生薛宝鼎、后文瀚等联络，以加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组织。他曾和南京各界的民主人士一起，在清凉山接待从上海来的著名民主人士史良、沙千里、陈传纲等，并和他们一道拜访冯玉祥将军和他的夫人李德全，受到冯玉祥将军的热情接待。

　　后来，日军大举轰炸南京，韩德培随中大迁往重庆。在重庆除继续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外，韩德培仍和中大的进步学生保持联系，进行秘密的民主活动。即使后来远渡重洋留学异国，韩德培仍热衷于宣传红色思想。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相当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在浦氏三兄弟（即浦寿海、浦寿昌、浦山）和丁忱的倡议下，韩德培与他们一起成立了“明志社”，常常座谈一些有关中国和国际的重大问题。他们还曾就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英译本）进行座谈，交流体会。

　　从哈佛回国任教武汉大学法学系，看到国民党对内采取的高压手段愈来愈凶，而对美帝国主义却愈来愈卑躬屈膝，甚至不惜丧权辱国，卖国求荣。韩德培义愤填膺，写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评现行的出版法》及《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财产》等文章，在《观察》杂志上发表，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出卖民族利益，掠夺国家财产的反动实质。

　　1947年，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地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韩德培撰写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知名教授同意联合签名后，印制200多份，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张贴。不久，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进行营救，并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最终反动当局被迫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

　　同年，武大“六一惨案”发生，武汉警备司令部于6月1日清晨派遣军警数千人开到武大，包围学校，枪杀学生3名，逮捕师生多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武大教授会开会决定罢教，推举韩德培与曾炳钧教授起草《武大教授会罢教宣言》，对国民党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韩德培还和武大多位教授一起，到“武汉行辕”进行交涉，要求严惩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武汉解放前夕，他还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暗中进行护校保产活动，以迎接武汉解放。

　　解放后，韩德培曾有20年宝贵时光笼罩在“右派”阴影之下，但他坦言幸亏自己心胸开朗，不灰心，精神没有垮，所以撑下来了。曾有一些在美国的朋友得悉韩德培经历过的“右派”生涯后说，如果当年他要是留在联合国工作，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事实确实如此，在那时许多人无法面对人生逆境，精神崩溃，甚至还有许多人上吊自杀，但韩德培说自己那时抱定一个信念，“绝不上吊，绝不自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坚强地支撑了20年艰辛的岁月。并且，他还不断地利用劳动间隙阅读革命导师著作的英文本。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愈发加深了韩德培对党的理解、爱戴和赤诚之心，他曾说：“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当年有位朋友说，你韩德培没有希望了。我说，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是非曲直，一定会有个公正的说法。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我们党又走上了光明大道！” 始终坚持真理，始终不弃信仰，“信仰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在韩德培身上得到了证明。

读书、带学生是他的晚年生活两部曲

韩德培爱书在武汉大学是有名的。在中大读书期间，韩德培除对当时的“党义”不感兴趣，有时不去上外，其他课程都很认真地去上。但他感到光凭上课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因此总是尽量利用课外时间自己看书。当时中大的“孟芳图书馆”，藏书很丰富，他成了这里的常客，并且常常一坐几个小时，几乎废寝忘食。韩德培的读书兴趣相当广泛，他除大量阅读法学著作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尤爱读传记文学。

　　在广泛涉猎各种书籍的同时，学生时代的韩德培还努力提高外语水平，大学时已能阅读英法两种外文原著，课余时间他还旁听了德文和日文。从哈佛回国之前，韩德培在纽约小住，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跟一位俄语教师学习了俄语。

　　在中大担任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期间，韩德培充分利用中大图书馆，无论在工作中或工作之余，只要稍有空闲，他就抓紧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量书籍。几年之内，他做的笔记积了高高的一大堆。在他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出国之前，还撰写和翻译了一些论文，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可惜这些文章现在已很难看到。

　　在哈佛这段时期可以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哈佛大学的书在全世界所有的法学里边是最好、最丰富的，什么书都有，你想到你找，都有，不管什么文字”。哈佛3年，韩德培读了非常多的书，不但读国际私法方面的书，还有国际公法、法律学，他的眼界和学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大量阅读书籍之外，韩德培还选修了当时几位著名法学家的课，大师的风范和学识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韩德培。正是在那时，他想到中国人也应该在法学界、在世界有所贡献才好，立志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

　　其实，在哈佛时，韩德培曾写过一部40多万字的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书稿，令人痛心的是在几次抄家时，被烧了。在晚年，想起自己那本书稿，韩德培还是非常心疼：“我那个写的书，引证非常多，英文、德文、法文，还甚至于日文、俄文都有，那个时候还相当好，结果不见了，没有办法了。”

　　韩德培爱看书，也爱藏书。从哈佛回国前，由于担心国内法学图书缺乏，韩德培花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认真挑选购买了几箱图书运回国内。“我爱书如命，可书跟着我，却遭过好几遭劫难。”早年间，韩德培积攒了好几箱的书，视如珍宝。没想到日寇大举侵华，韩德培逃避战祸之际，面对浩浩书册犯了难：扔给日寇，不舍得；带着走，这颠沛流离中多有不便。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费多大劲也得保住这些心肝宝贝。把它们打包装箱，运回家乡如皋。谁知道，书刚刚到家，家乡也马上沦陷。韩德培便嘱人把书埋到土里。等光复之日，扒土寻书——哪里还有什么书，南方地下湿气太重，黄土之中，书页早已零落成泥。

　　第二次遭劫是在“文革”中，而且不仅是藏书，就连韩德培哈佛的笔记和几十万字的手稿都不见了踪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买书读书仍是韩德培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自己研究领域的经典书册不必说了，就连书店里的时新书籍，也爬上了韩德培的书架。岁数大了不方便，女儿定期过来帮父亲整理书架，但整理的速度赶不上父亲购买和翻看的速度。韩德培的书房分两间，里面一间因为“太乱，还有一大堆书没整理”，而被暂时谢绝参观。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德培与夫人殷昭在武大校园

　　有书为伴，韩德培的晚年没有寂寞，读书闲暇他还写诗。“岁逢庚辰年，九秩入高龄；虽云桑榆晚，犹存赤子心。满园百花放，盛世万象新；鞠躬尽余热，接力有来人。”这首诗既是老人的述怀之作，又何尝不是对后来之人的殷殷期盼呢？

　　进入晚年以后，韩德培还经常跟家人谈道：“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年华，我在法学领域的建树还远远未能达到我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期望。”所以，老人希望中国法学教育能培养出像奥本海、狭骥和庞德这样的大法学家，期望他们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法学发展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作为学生，必须要有认真老实的学习态度，韩德培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年轻时代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韩德培对一些留学生仅为取得学位而不认真读书的做法就提出过批评，他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在有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写一篇不痛不痒并无真正价值的学位论文更有意义”，并以此致函过中英庚款董事会。

　　2005年1月19日，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95华诞暨法学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武大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赠韩德培“飞龙在天”四字，寓意韩德培的学术成就和人品如飞龙般令学术后辈仰望。现在，除了北大和人大外，开设国际私法学科的高校中几乎都有韩德培的学生任教。

　　然而，2008年底在体检中，老人被诊断出患有间质性肺炎。2009年住院后，即使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只要神志清醒时，他便跟人念叨：法学院今后建设应该怎么办，5名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准备得怎么样了。弥留之际，这位法学泰斗关心的不是该为子女留下多少财产，而是仍心系祖国和武大的法学教育事业。

　　韩德培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老人含笑走了，当年接受采访时他那孩童般的笑容依旧留在记者记忆深处。大师走了，中国法律界的讲坛上再也听不到他的爽朗笑声。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