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 梅

　　王昆：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 郭 梅

　　

　　1 王昆

　　

　　2 1945年，周巍峙与王昆在延安“鲁艺”

　　

　　3 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王昆饰演喜儿，张守维饰演杨白劳

　　

　　4《东方红》演出剧照

浩劫重生

1966年，“文革”袭来，“四人帮”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后，在其政治活动期间，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却对大批革命老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这一场十年浩劫，使各个领域都深受其害。

　　文艺界是江青直接插手的领地，受害尤深，人们称之为“重灾区”。身处“重灾区”的王昆自然难逃厄运，屡遭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在“文革”的“序幕”时期，当时正在山西当社教工作队文化工作队队长的王昆，身在山西，心却在北京。在北京，有她多病的母亲、离多聚少的丈夫、幼小的孩子、年迈的叔叔……让她时时牵挂的还有她为之奉献了许多心血的东方歌舞团的命运和中国的心脏北京。

　　1966年6月8日，王昆提着一只小皮箱从山西赶到了北京的家里。她刚进门，就看见周巍峙提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地走出了家门。这对本来就聚少离多的夫妻，一个回来了，一个却又走了。

　　周巍峙是“奉命”到“社会主义学院”集训去的，夫妻俩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第二天，刚赶回家的王昆也“奉命”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她也成了“集训”的对象。

　　王昆来到“学院”，看到“学院”大门口有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院子里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如临大敌，在里面被“集训”的却都是手无寸铁的国家干部和文化艺术家。

　　王昆看到此情此景，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她找到周巍峙的房间，劈头就问：“咱们这是被捕了吗？这不跟演戏时一样吗？昨天我还是工作队，今天就被另一批工作队管起来了！”

　　就这样，王昆与周巍峙，还有其他的一大批人开始了他们的灾难期，而且这个灾难足足持续了10年。

　　文化部所有的领导人突然统统被罢官，派来接管文化部工作的肖望东中将、派到东方歌舞团的军队干部张星也突然被打翻在地，被强迫戴上高帽子游街。

　　王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香港特务”、“东方歌舞团头号走资派”，并多次被捕，身陷囹圄，失去了一切自由。

　　1968年，周巍峙也被江青诬陷，以“为法国人审讯政治犯”的罪名关进了监狱，甚至连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也被罗织了罪名遭到逮捕。从此，一家人天各一方。

　　在“五七”干校，周巍峙被当作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放养鸭子300多只，比一般农户养的还要多。王昆更是在十年浩劫中吃尽了苦头。她12岁参加革命，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到晋察冀，是解放区颇受群众爱戴的歌唱艺术家，后来到延安进“鲁艺”学习。就因为她对江青的底细了若指掌，所以江青对她既恨又怕，几十年耿耿于怀，欲置王昆于死地而后快。十年浩劫，江青篡得党政大权，终于寻到了机会，于是便对王昆横加迫害。批斗、关监牢自不待说，还把王昆流放到张家口郊区的一个偏僻农村，并强迫参加最繁重的劳动。尽管那时的王昆全身浮肿，患有心脏病，但仍要从早到晚地推粪、拉车、挑水——塞外的春天寒气逼人，王昆挽起棉裤，在结着薄冰水没膝盖的稻田里干活，冻肌裂肤，冷彻骨髓。不过，即使是面对这样惨烈的境遇，王昆也绝不屈服，她仍要不断地抗争。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年月里，在不能开口唱歌的日子里，她只有在心中默唱《白毛女》中的“天亮了”来勉励自己坚持下去。

　　周总理毕生操劳，在“文革”中，他比任何人、任何时期都更加操劳。周总理了解国家的那些干部们，他千方百计保护遭了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周总理曾经多次为周巍峙、王昆讲话，为他们鸣不平，想把他们解放出来。

　　周总理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周巍峙有什么问题？他谱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影响很大嘛！朝鲜艺术团到我国来还在演唱嘛！王昆有多大问题？顶多人骄傲一点，群众关系差一点，本质是好的嘛！”直到1973年，周总理还在为他们说话：“为什么朝鲜还在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中国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她在延安时演出了《白毛女》，对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嘛！”

　　总理保护了不少人，只要有可能，他就尽全力去保护。可是，周总理毕竟也是血肉之躯，他也已年迈，他最终没能如愿把王昆夫妇解放出来。

　　1973年，周总理病势沉重，卧床不起，再也不能日理万机了。偌大的国家，事务纷繁，必须得有人来主持。1974年，毛主席同意把虎口余生的邓小平解放出来协助周总理支撑共和国将倾的大厦。

　　1974年，邓小平复出，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稍收敛了一些，王昆终于有机会递交了申讨江青一伙罪行的檄文——在这万言长书中，王昆状告江青一伙残酷迫害中国作家、艺术家，毁坏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并以自己惨遭荼毒的切身经历揭发了江青及其帮凶的罪恶行径。信中指名道姓，信尾署名王昆！

　　1976年，哀乐划破了中国的天空，在整个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的盘旋哀鸣。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毛主席去世了，空前的唐山大地震，天灾加上人祸，中国的天空快要塌了！然而“四人帮”的毒焰却还在继续燃烧，江青的权力欲也越来越膨胀，她日日夜夜在做着她的“红都女皇”梦。

　　王昆的讨罪檄文被江青看到了，于是，在周总理去世后不久，王昆再次被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如十月里的一声春雷，江青一伙被隔离了起来，成了瓮中之鳖。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横行十年的大浩劫，终于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被“第二次解放”的首都文艺工作者在抹干了喜悦的泪水后，于1976年12月22日举行了“诗歌朗诵音乐会”，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

　　“女声独唱，演唱者——王昆。”当报幕员用真切而响亮的声音报出王昆的名字时，台下立刻沸腾了起来。

　　王昆仍然是王昆。她满含激情地走向舞台，她又开口演唱了！虽然嗓音还有几分生涩，几分沙哑，几分十年沧桑留下的痕迹，但当大家熟悉而又生疏了十年的《夫妻识字》《南泥湾》和《白毛女》等歌曲响起时，观众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唱到《扎红头绳》中的“大鬼小鬼进不来”时，场下爆出一串如雷般的掌声，观众们纵情地出了一口郁积多年的恶气。

　　这是一场令人激动万分的“诗歌朗诵音乐会”，自始至终，台上台下都沉浸在欢乐与激奋的浪潮之中，那是对昨日的怀念，也是对今日的讴歌，更是对明日的向往。

重建东方歌舞团

1977年9月26日，东方歌舞团光荣再生，恢复了原建制。新生的东方歌舞团在恢复建制的初期，不仅保留了创建时以亚非拉歌舞节目为主的特色，而且走向了国内外大舞台。王昆被重新委任为歌舞团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艺术指导，与田雨等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负责全团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王昆仍要担任独唱。从1977到1982年，东方歌舞团全国巡演，从新疆到黑龙江，再到西南边陲，为当地人民群众传递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让他们领略欣赏到精彩的中外歌舞。

　　1982年，王昆被任命为团长兼党委书记，肩上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当王昆接过这副重担时，她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重建的东方歌舞团不能只是恢复昔日的荣光，还应该迈出新步伐，更上一层楼。

　　可是，毋庸讳言，东方歌舞团经过“文革”的荼毒，百废待兴，他们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和挑战。对此，王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文革”前十七年，台上与台下——晚会演出者与观众的关系，用一句市场经济的话说，是‘卖方市场’。你演什么，他看什么，观众没有选择节目的可能。不论你演得成色如何，为了礼貌，为了答谢演员的辛苦，总会得到一些掌声，哪怕那掌声稀落得可以数出来。

　　如今呢？我以为大体上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了。从前进剧场看演出基本上不花钱，是由组织上发票；如今不行了，要自己掏腰包购票入场。观众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强了主人翁感。他们有鼓掌或不鼓掌的自主权。如果你演的节目他们不满意，观众会冷落你，甚至会公然发出嘘声，还会有人呼喊：“下去！下去！”

　　我们是搞舞台艺术的，如果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连这样的变化也感觉不到，那就太麻木不仁了。

　　怪观众？不仅是荒唐的，也是谬误的，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我们的这一套是否与广大观众的时代要求、艺术审美意识相适应？当然，适应是为了征服，为了提高，而不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这是个难题，但任何艺术团体都会尖锐地碰到它。躲开是不行的，如果不是躺倒、不是徒唤“奈何”，那就得正视它、花大力气去解决它。

　　王昆说到做到，在她的带领和实干下，重获新生的东方歌舞团恢复了许多“文革”前本团的精彩节目，并排演了许多新节目和吸收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演员。为扩大“东方”的影响和锻炼青年演员，“东方”人决定走出北京，他们在大庆油田、在天山脚下、在前沿阵地、在劳军医院、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在港澳地区，在泰国、新加坡等地举行各种各样的巡回演出、慰问演出和访问演出。在这期间，“东方”人以崭新的风貌、过硬的作风、丰富的节目和精彩的演出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得到了文化部的多次表扬。

　　王昆的创新和发展是有名的。是她在担任东方歌舞团团长时，第一次将报幕员改成了主持人；是她第一个接受了崔健的《一无所有》；是她较早开创了电声乐队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音乐新风，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元素……她一直坚定地认为，民歌的发展和创新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时代赋予了民歌发展以新的使命，这也是保护民族音乐的一个方式。

　　由于演出场次多，观众踊跃，东方歌舞团在经济上日子好过了很多，有时甚至自给有余。正当许多艺术表演团体的境遇每况愈下，慨叹“多演出多赔钱，少演出少赔钱，不演出不赔钱”的时候，“东方”的实践却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而这些，显然都得益于团长王昆的“经济头脑”。王昆认为，艺术不是一般的商品，艺术本身是无价的。但是，一旦演出以售票——有价证券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它也就有了商品的属性。因此，我们必须用三副头脑，即政治头脑、艺术头脑和经济头脑去思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既不能颠倒，也缺一不可。

　　保持并发扬老东方歌舞团的过硬作风，让台上、台下建立起新的关系，成批地培养新人，这是王昆的办团方针。因为，她深知，“东方”的生命并不于往昔的荣光，而在忠于东方艺术、在舞台上熠熠发光的青年一代人身上——这，就是王昆重振“东方”雄风的三个支柱。

　　东方歌舞团有了效益，有了多余的资金，王昆就开始将她的宏伟目标付诸行动，那就是兴建自己的“家园”。

　　“文革”前，“东方”与兄弟单位挤在一起，没来得及兴建自己的家园。“文革”后，王昆怀着一颗雄心要实现从无到有。这当然很难，简直不亚于天方夜谭，但是，经过王昆数年的努力，她成功了，“东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很气派的排练厅、会议室、演员宿舍……成了许多外国文化艺术界来宾的参观访问之地。

　　作为东方歌舞团的团长，王昆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家人都可能一连好几天看不到她的身影，她也有她自己的苦恼。在一封写给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兼战友的信中，王昆这样说：

　　自从我干了东方歌舞团这个职务后，我自己也感到苦恼。我成天忙呀、忙呀，连正常人应当享受的生活乐趣我都没能享受。我不能顾家，也无暇访友。和朋友玩玩、谈谈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即使坐下来一会儿，可脑子里又总是想着团里乱七八糟的事。我自己都觉得变呆了，变冷酷无情了！七月、八月也觉得我缺少母亲的味道。想到这些，很想哭，可这些状况又一时改变不了。我不想当官，我有的是很有价值的事要干……

　　显然，作为团长的王昆把时间都用来带领东方歌舞团东征西战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甚至不得不“忘记”了自己除了是团长，还是妻子和母亲。东方家园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王昆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伟目标。

　　1987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克拉姆·扎基代表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授予王昆巴基斯坦“卓越名星”勋章，以表彰她在文化领域中对巴基斯坦所做的贡献。

　　巴基斯坦大使在颂辞中这样说道：

　　王昆女士曾于1981年和1982年两次率东方歌舞团访问巴基斯坦。由于王昆女士的不懈努力，巴基斯坦的音乐、歌舞不断展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使之声誉与日俱增。在1981、1982年录制用巴文和中文演唱的巴基斯坦歌曲的磁带工作中，她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王昆欣然领奖。她不仅把“卓越名星”勋章看成是自己的荣誉，更把它看成是东方歌舞团和全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荣誉。

　　通过对湖北省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企业的梳理，推演出湖北省是以武汉健民、马应龙、远大药业、人福科技、广济药业、潜江制药、八峰药化等公司为重点发展单位，分析预测出2015-2016年湖北省生物医药的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与其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对比论证，结果显示：从查询事实型数据库推演得到的生物医药产业预测，与实际发展情况基本吻合。

歌坛贤伯乐

1988年，为了“让新一代年轻的演员去闯闯”，63岁的王昆退居“二线”，改任东方歌舞团的艺术顾问。

　　王昆认为：“该开道时开道，该让路时让路。‘东方’在‘文革’前的老成员有功，但却大多40岁以上了。不及时地、大胆地、破格地去发现、去寻觅、去培养一批十几、二十几的年轻人来接班、来补充这个团的新鲜血液，领导人的眼光就显得太短浅了，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跟时代脱节。”

　　早在王昆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的时候，她就一直坚持走“百花齐放”的道路。她勇于面对和接纳新的事物，她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民族声乐的基本思路是“绝不是把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对立起来，而是努力寻找一种可能性，使之能够借鉴对方的优长，发展、充实、提高自己”，这是其好友乔羽对她的评价。因此，王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外来”新事物，先后发掘和培养出了远征、郑绪岚、朱明瑛、陈俊华、郭蓉、程琳、李玲玉、俞淑琴、吴小芸、牟玄甫、索宝莉、成方圆等多名深受观众喜爱，演唱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时代审美特色的歌手。在他们身上凝结着王昆的心血，他们长期活跃在“东方”的舞台上。

　　也正因为如此，王昆被称为歌坛的伯乐。

　　前文说过，成批地培养新人，使忠于东方艺术的年轻一代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是王昆重振东方雄风的第三个思路。

　　在此思路指导下的“东方”的青年演员、演奏员们在短短的几年间成批地涌现在观众面前，而且姹紫嫣红，各具特色。

　　王昆之所以这样做，是和她自己的成长过程不无关系的——王昆之所以成为了著名歌唱家，不仅仅是因为她本人声音条件好、乐感好、工作认真、学习努力。因为，如果不是当初遇上了“西战团”，周巍峙拍板收了这位当年只有14岁的唐县小姑娘；如果不是在延安遇上正在排演的歌剧《白毛女》，她一生的道路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王昆深谙此中玄机，她曾“戏言”道：“一块瓷砖，放在卫生间里还是嵌在大门脸上，其光彩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遇上了像韩美林那样的艺术家，在同是那块瓷砖上画上个松鼠或猴子什么的，就会成为无可论价的艺术品了。”她还说：“一颗卫星如果没有火箭做载体，它上不了天；如果火箭发射的是一颗土豆，它到哪儿也还是土豆……”

　　从被发掘吸收进入“西战团”的那个转折点开始，王昆慢慢地成长和成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她得到了很多老艺术家们的关心和帮助。所以，王昆自己成名后，没有忘记随时随地发掘和培养新人，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神圣使命。

“牛棚”里的师生情

那是一段乌云翻滚、黑白颠倒、斯文扫地的日子，殴打、侮辱、抄家、监禁成了惯用的迫害手段，一大批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文艺界元老，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田汉、吴晗、老舍……都遭到了非人的迫害，死得凄惨，而被监禁殴打和受到凌辱的更是数不胜数。

　　王昆自然也在劫难逃，她几经磨难，被强迫劳改。1967年冬，王昆被关押在东方歌舞团宿舍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清晨6点起床去打扫院子，实际上是去扫大街。

　　在王昆被囚禁的最初日子里，“造反派”曾经派了一名男看守监视她，不仅白天要监视，夜间还要在囚室里过夜。王昆为此勃然大怒，坚决抗议，斥责他们说：“在任何时代，任何监狱都找不到这种无理之极的做法！”于是，“造反派”不得不把那位男看守给打发走了，换来了一个女看守，她就是朱明瑛。

　　朱明瑛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由于家庭出身是“黑五类”，不得已而参加了“造反派”。但在“造反派”中她是没有重要位置的，所以才派去看守王昆。朱明瑛也知道自己只不过是“造反派”中的二等公差，何况王昆是团里的“头号走资派”，部里重点批斗的“现行反革命”，自己能担此“重任”，也算不错了。

　　整日整夜地在一起，“看守”和“囚徒”之间难免会说几句话。“政治”当然是不能谈的，那么就只能在饮食、冷暖诸如此类的话题上说上几句了。

　　“看守”的日子久了，朱明瑛和王昆的关系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生疏了。每当夜漫长、人寂静的时候，朱明瑛为了打发无聊，有时也会独自哼哼小曲，她哼的不是“语录歌”，而是一些民歌的片段，或干脆是她自编的即兴曲。

　　王昆听到朱明瑛哼的小曲，说：“朱明瑛，你将来可以唱歌。”

　　朱明瑛睁大了眼睛，很是惊讶：“我能搞音乐，就我这嗓门？”

　　王昆回答：“嗓子固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衡量能否从事歌唱艺术的条件。你的音准好，音感也好，就是说唱得有韵味。这很重要。有些戏曲演员、曲艺演员的嗓子条件并不佳，但却成为大名家；有些人嗓子好，可一辈子也没唱出个什么名堂来。因为没有味……你有你自己的条件——你会跳舞。有的人能唱不能跳，有的人能跳不能唱。你既能跳，也能唱。应当走自己的路——能歌善舞的演员。”

　　从此，朱明瑛开了窍。打倒“四人帮”后，东方歌舞团获得新生。在王昆的指导下，朱明瑛开始名扬海内外。她专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歌舞艺术，兼学中国古典舞、芭蕾舞、民间舞和钢琴。她能歌善舞、豪迈奔放、声情并茂的表演艺术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赞赏。更让人惊讶的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她一人连唱了三首歌曲：《大海啊故乡》《回娘家》和歌曲串烧《莫愁啊莫愁》，每首歌都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这对于现在上春节晚会的明星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986年，她被中国文化部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当然，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朱明瑛让观众们最难忘的就是那首经久不衰的《回娘家》了。

我是中国人

远征来自天津，她生性活泼，爱唱歌，曾是“文革”后期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1977年，她从天津音乐学院附中考入东方歌舞团。她的嗓音清脆明亮，气息通畅，音质纯净，音色甜美，同时又十分质朴，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善唱民歌。曾经有人说她的嗓子很漂亮，嘹亮而清彻，很像王昆。但是那时的远征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王昆——这也难怪，在“文革”期间，王昆这个人连同她的歌声都被禁锢了，新一代的青少年根本无从知道。

　　“文革”后，王昆复出，中国人民用掌声和泪水欢迎她的重返歌坛。这个时候，远征才第一次在报刊和电视上看到了王昆。复出后的王昆率领东方歌舞团到天津演出，他们演出了20多场，远征每场必到——她对东方歌舞团着了迷。

　　后来，王昆主持东方歌舞团的业务建设工作，她向文化部要了一些名额，打算招收一批新生力量。远征听到东方歌舞团招生的消息，风风火火地从天津赶到北京报考。

　　一向泼辣直爽的远征这次却像怀里揣了个小兔子一样紧张了起来。应试那天，她起了个大早，但说来也奇怪，虽然她一早就出门了，但却还是迟到了。当远征抹着脑门上的汗水走进考场的时候，离考试结束只有十分钟了，工作人员都开始收拾考场，准备“下班”了。王昆念及她是从天津远道赶来的，来一次不容易，就答应让她应试。可是，紧张的远征却连一支完整的歌曲都没有唱下来。她绝望了，她想，这次她肯定完蛋了，东方歌舞团是一定不会录取她的。

　　然而，她却听到了意外的答案。王昆微笑地告诉她：“远征，你被录取了。”

　　不仅远征吃惊，旁人也觉得奇怪。事后，有人问王昆：“远征连一支完整的歌都没有唱下来，为什么却当场决定录取了她呢？”

　　王昆回答道：“我要录取的是学员，选取的是可造之材。她声音素质好，很少有，是块好材料。有的人，歌倒是唱完整了，一个音也没有错，看来似乎是‘无可挑剔’，但却平庸寡淡，我们要他作甚？”

　　就这样，远征意外而幸运的被王昆看中，1977年12月，她成了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正式成员，这时的远征，年仅17岁。

　　此后，王昆精心培育远征，从基本功到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从表演的一招一式到化妆、发式和演出的风度，王昆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棵小苗，常常给远征“开小灶”。

　　远征是个聪明、有进取心的姑娘。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就登上了东方歌舞团歌舞演出的舞台，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独唱演员；在王昆教远征的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远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来在节目单上写着“表演者王昆”的位置上，换成了远征的名字。

　　学生是老师的延续，希望在你们身上。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王昆就培育出了远征这朵歌坛新花。

　　作家陈祖芬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王昆与远征，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描述：

　　“远征，最后总还得谢幕呢！你为什么把妆卸了？你这嘴唇在灯光下煞白的，这样对观众多不尊重？”

　　远征撒娇地用手指在王昆嘴唇上刮下一点口红往自己嘴唇上抹了抹。

　　“远征，谁让你戴耳环演出的？这么俗套！你还有点小姑娘的样儿吗？”

　　“王昆老师，人家都这么演出。”

　　“你是唱民歌的，你就不能戴！我是单把你往丑里打扮了？一个人年轻、纯朴，这就是美！”

　　“王昆老师，他们记者不让我唱《小放牛》，说太土了。他们让我用气声唱流行歌曲。”

　　“你真把我气死了！总理常说要保持民族特色，走自己的路！你的嗓子唱流行歌曲绰绰有余。只有民歌才能发挥你的嗓音。远征啊，你非要把金子当铜钱花？”王昆转身对几位记者说：“为什么不让唱《小放牛》？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是啊，王昆永远坚信，中国人应该唱中国的民歌！她也是这样教她的学生的。“我是中国人！”远征在港澳演出时就这样骄傲地说。王昆传授给她的陕北民歌《赶牲灵》风靡港澳。从1979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她演出了20天，各派报纸天天都大作宣传：《远征与赶牲灵》《王昆与远征》：“王昆的高足远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唱做俱佳，确是一绝！”“远征姓远，并非艺名”、“远征的歌声征服全场，引起思乡情、爱国心……”可谓好评如潮。当然，这都是王昆心血的结晶，是王昆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20世纪80年代里，远征多次随团到国外演出。1986年，她在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赛中荣获“孔雀杯”金奖，在文化部举办的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大赛中荣获第一名。远征终于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一举成名，被人们称为“小王昆”。现在的远征远在美国，已经淡出舞台多年，但她的歌声，人们不会忘记。

　　郑绪岚是王昆的另外一位得意门生。

　　王昆曾这样评价郑绪岚的歌声：

　　如果说远征的歌唱色彩是中国年画中的“大红大紫”的，郑绪岚则是中国水墨画中那种淡远恬静的，远征是豪放的，郑绪岚是婉约的……

　　郑绪岚原是天津的一位工人，被王昆吸收进东方歌舞团后不久便以一曲《太阳岛上》唱红了全中国，把哈尔滨的太阳岛也唱成闻名的游览胜地了。

　　1977年，王昆在天津的阀门厂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女徒工——说是“发现”了她，还不如说王昆像掏松鼠似地去“山”里的一个“树洞”里把郑绪岚给“掏”了出来。

　　当时，王昆在天津的一位同行朋友告诉她说：“这里有位爱唱歌的女工，有时参加职工业余文艺演出。音量不大，但很甜美，唱得很从容，而且非常有味……”

　　王昆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姓郑，名字……记不清了。”

　　王昆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她是哪个厂的？”

　　“……记不清了。问问群众艺术馆吧。”

　　王昆几经周折，终于查清了这位女工的姓名、单位——她，就是天津阀门厂的郑绪岚。

　　接到通知的郑绪岚到王昆的住处——天津市委招待所来应试，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唱的时候音量就更小了，与王昆一同来津的“东方”人事干部以为王昆肯定不会收她的，但王昆却马上把她给收了下来。

　　于是，爱唱歌的徒工郑绪岚一下子成了国家重点歌舞团——大名鼎鼎的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正式成员，她在阀门厂里一下子变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郑绪岚这条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鲤鱼”一下子跳过了龙门。

　　进入东方歌舞团的郑绪岚很快便崭露出她非凡的音乐才华。1980年，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入选首次举办的由全国听众参与评选的“十五首优秀广播歌曲”；之后，她又为电影《少林寺》录制了插曲《牧羊曲》，为电影《小街》录制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还推出了《大海啊故乡》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1982年的新歌评选音乐会上，又有她的《鼓浪屿之波》《大海和太阳》两首歌获奖；1987年，她被评为全国十名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之一，并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大奖……郑绪岚的音色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质朴动人，多年的舞台实践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演唱风格，富有抒情气质。

　　成名带给郑绪岚的除了鲜花、掌声，也有莫名的烦恼。1987年春，她与美国人彼得结了婚，并从东方歌舞团辞职，成了团里第一个“吃”辞职“螃蟹”的演员。两年后又“闪离”。独自回国后的郑绪岚一边做一些招商引资的工作，一边演唱一些自己曾经唱过的老歌，但她却始终没有找到昔日那种辉煌的舞台感觉。由此，她的内心充满了荒凉。

　　1998年，东方歌舞团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把原来所有的演员都找了回来，郑绪岚也在被邀之列。当时的团领导田文斌在听了她的演唱之后，激动地对她说：“还是唱得那么好。你还是应该回来唱，不然太可惜了。”郑绪岚听了非常感动，她明白自己内心的心结是什么，她也知道自己确实是放不下东方歌舞团，于是欣然回到了东方歌舞团的怀抱，并总是主动请缨参加全国的巡回义演。

　　郑绪岚的经典之作除了《太阳岛上》《牧羊曲》，还有一套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红楼梦》的插曲，那是为了纪念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而唱的，是她的一个心愿，她一直坚持着唱满了100场。

　　多年后，当“红楼梦中人”选秀热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为了满足众多听众重温天籁的心愿，2007年2月20日的晚上，北京中山音乐堂特地为郑绪岚举办了“枉凝眉——情系红楼新春专场音乐会”，这场全部使用交响乐器伴奏的音乐会是国内唯一的一场《红楼梦》主题演唱会。

　　演唱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无尽的追思和深情的怀念中，郑绪岚将这组脍炙人口的红楼歌曲演绎得千回百转，哀婉动人。

　　2007年10月11日，郑绪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经过这些年的磨砺和沉淀，我感谢还有那么多歌迷对我念念不忘且执著地支持我，因而只要我活着，还能演唱，我就会一直唱下去，将我对生命的体验与对爱情的感悟融进音乐中，不辜负一直热爱我的观众，不辜负在天国看着我的、我深爱的人，将《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唱满100场，唱到1000场，一直唱到生命的尽头。”

长江后浪推前浪

众所周知，活跃在“东方歌坛”上的王昆的学生除了朱明瑛、远征、郑绪岚，还有成方圆、牟玄甫、陈丽卿、索宝莉、俞淑琴、彭康亮等等。这批新人在声乐上的茁壮成长，凝聚着王昆和声乐家曹静波、赵瑞玉夫妇的一腔心血。

　　成方圆，生于1960年，著名演唱家和国家一级演员，17岁考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民族乐器二胡，1981年被调入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她先后录制了10张个人专辑，其中的《游子吟》《童年》《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等歌曲风靡全国。

　　牟玄甫，1978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校，同年进入东方歌舞团。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有较强的抒情性。他在1986年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赛中荣获“孔雀杯”大奖。20多年来曾先后随团赴亚、非、拉美、欧等20余个国家、地区访问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好评。

　　陈丽卿于1978年调到东方歌舞团，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身份出访欧、亚、非等国家和地区，被称为“青春美少女”的掌舵人。

　　索宝莉一举走红的歌曲是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和牟炫甫合唱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唱，一曲红遍天下，“从此走在大街上不太安宁了”，也奠定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王昆说过，索宝莉和牟炫甫所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借鉴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添加了许多新的伴奏手法，可以说是把戏剧音乐改成民歌的始祖。此后，索宝莉经常在国内外演出，深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

　　俞淑琴是女高音歌唱家，生于1962年，她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酷爱音乐，会唱许多民歌和京剧、晋剧、昆曲等戏曲。20岁时考入东方歌舞团，专攻中国民歌和东南亚国家民歌。

　　彭康亮是男低音歌唱家，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同年加入东方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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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创作了《龙的传人》《酒干倘卖否》的侯德健，在褒贬声中沉浮的程琳，他们也都曾是“东方人”。

　　如今，只要人们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让世界充满爱》，也许就会想起东方歌舞团——它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里程碑，开创了流行音乐登上大雅之堂的宏篇巨作，今天听来依然是那样亲切、和谐，娓娓动听，丝毫没有岁月划过的痕迹……

　　也许，还有人对东方歌舞团，对王昆本人，或是对这些歌手还有什么不同的评价，但是他们无疑都是成功的，毋庸置疑地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1983年，经过充分的准备，东方歌舞团把这支队伍拉到上海“放排炮”，上演了一场名为“东方之声”的声乐演唱会。

　　1962年，王昆曾在上海演出《白毛女》，大获成功，往事如在眼前。

　　“20年前上海人‘吃’《白毛女》，20年后上海人‘吃’‘东方之声’吗？”王昆具有她自己的高瞻远瞩，“上海人最不保守，对一切新事物能给予最热情的欢迎。从30年代起，上海就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是相当高的。”

　　果然，上海观众对“东方之声”演唱会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能容纳6000人的文化广场座无虚席，连满40场。售票处排起长龙，买票的人什么年龄段的都有，有上海人，也有外地人。最后两场，为了满足购不着票伫立广场外观望的观众的愿望，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多放进了1500多人——文化广场一下子容纳了7500人！

　　对那场“东方之声”演唱会的盛况，王昆曾回忆道：“文学作品中常常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形容接受者强烈的反映。文化广场是大型演出场所。7500多人热烈的掌声、欢呼声，的确像是暴风雨般的震撼人！”

从艺60周年纪念

1998年，王昆从艺60周年了。文化部办公厅、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厅、中国文联办公厅为她主办了王昆同志从艺60周年的纪念活动。

　　重头戏放在金秋送爽的9 月3日、4日——王昆师生演唱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那两天，夕阳西下后，首都的中国剧院门前灯火辉煌，一派热闹的景象。应邀参加演唱会的人们先后进入剧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孙孚凌、陈锦华和原副主席马文瑞，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中宣部副部长刘鹏，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潘震宇和原副部长仲秋元，文化、文艺界知名人士欧阳山尊、陈强、凌子风、邹佩珠、乔羽和前民等观看了演出。

　　当时钟指向19点15时，演唱会主持人、著名表演艺术家王铁成宣布演唱会开始，请著名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声乐教育家王昆同志出场。王昆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到会者鞠躬致谢。

　　王铁成向观众这样介绍王昆：从小就爱唱民歌、地方戏河北梆子——其实不用介绍，下面的观众都了然于心。

　　王昆今晚的第一曲就是她儿时爱唱的《大同歌》。尽管王昆已是74岁高龄，可是启动歌喉，依然是嘹亮清脆，真是不服老的王昆，歌声不减当年。

　　继而，王铁成宣布第二首歌是《母亲的光辉》。王昆在演唱前，特地介绍她是在慈祥貌美的母亲段明珠的关爱和抚养之下，从儿童年代就爱好歌唱的。刹那间，舞台上出现了两排小朋友为她伴唱，她引吭高歌，又赢得了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她一边鞠躬答谢，一边低下头去亲切地吻了吻向她献花的小女孩。

　　王昆唱完《母亲的光辉》后，主持人王铁成接着向观众们介绍王昆的学生们，这些后起之秀一一登台亮相，各自演唱了自己的成名曲。

　　这些各具风采的年轻艺术家作为王昆的学生，在师生演唱会上的表演综合展示了王昆培养接班人的丰硕成果，他们是王昆音乐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歌坛著名的伯乐，作为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王昆培养新一代歌唱演员的教学思想，总结起来，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因人施教，量体裁衣，不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不像西洋唱法的教学那样，只用一样的套数：呼吸、打开喉头、共鸣、声区、吐字……有些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好像是用一个模子造出来似的。目前西洋的美声唱法其实是意大利唱法，由卡鲁索·吉利等歌唱家传播，盛行世界。这种西洋唱法的教学方法已经定型，而我国的民族唱法则大不相同，它的风格差异很多时候是由演唱者的个性和个人天赋所决定的，唱法也千差万别。他们固然各有长短，有的发音不够完善，但却生机勃勃，个性十足，而且富有创造性。王昆就是抓住了这条规律，不强求唱法上的共性，特别不强求使用一套固定的发音模式，而是强调歌手们各自的天赋和特性，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因此，她的学生们十个有十个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比如，朱明瑛、远征、郑绪岚就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这条经验是王昆歌唱教学的一大特色，是她在实践中所创造的。

　　王昆还十分重视艺术实践，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她非常清楚一个尚无名气的歌手要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歌星，其间的路有多长。她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在舞台上锤炼出来的。她们以东方歌舞团为基地，按老师的要求，强调治团要有四种意识——观众意识、精品意识、市场意识和主角意识。可以说，她推出的著名歌星都是经过观众批准、被观众的掌声所肯定的。他们的“包装”不是靠广告费，而是货真价实的艺术，显然和被唱片公司和流行榜包装吹捧出来的歌星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唱片公司也捧出了一些站得住的歌星，但虚假的现象颇不少，因为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只靠有名无实的人际关系、拉拢收买是靠不住的。

　　在演唱会的最后，主持人把王昆和她的七位高徒一起请上了舞台。刚登过台的七新秀——远征、郑绪岚、朱明瑛、牟玄甫、索宝莉、陈俊华、郭蓉，如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他们的恩师从后台走向前台中央，师生同声高歌乔羽作词、卞留念作曲的《我们的歌》，她们尽情而深情地唱着，唱着。

　　这时，著名词作家乔羽也出现在了舞台上，他深情地说道：“王昆同志从事革命文艺60年，她作出了重大成就，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她以民族声乐完成了继承历史的使命，历史造就了王昆这位东方民族的歌手，在新时期到来的今天，她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发现、培养新歌手的历史任务，做好后继有人的工作。这就是革命传统和现实的结合，既继承又发展的双重任务集于一身，她完成得都很出色。”

　　诚然，由乔羽来如此总结王昆的艺术人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早在解放之前就相识了，他很了解王昆。说起乔羽和王昆的的相识，还颇有点戏剧性呢。乔羽曾在《我对王昆的印象》一文中写道：

　　……晚会上有一个节目：交换礼品。我的礼品不知被谁得到了，我得到的礼品是一块中秋月饼，纸包上的签名是“王昆”两个字，还有一句祝愿的话语，现在早已忘却了。从此我便认识了王昆。

　　那时，她已经由于演出《白毛女》而成为名人。在此之前，我们北大艺术学院也曾演出过《白毛女》，但王昆的演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我们看后都感到大开眼界，十分佩服。我是看了台上艺术，手执礼品见到台下本人的。当时的印象：台上、台下是一致的，虽然台下的本人多了一层干部风度，但仍保持着华北农村妇女的本色。

　　在此前后，我在舞台上见过不少喜儿，其中有些同志在声乐、表演艺术方面也有其独特的成就，但论气质、论真实感，却难见王昆那种纯朴、那种天然、那种浓郁的生活美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昆和乔羽成了好朋友，成了可以在一起探讨艺术、议论人生的朋友。正因为多年的相知，所以乔羽在“王昆从艺七十周年师生演唱会”上的讲话不仅富有哲理，而且对王昆做出了完全贴切的评价——这，就是王昆，表面是怎么样的，内心也是怎么样的。

　　有记者曾经问起王昆多姿多彩的一生，她无限深情地回顾与总结道：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得太丰富了，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祖国贫弱得不像样子，从少年时投身抗战，接着又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放声高歌、不知疲倦地工作。谁能料到运动连连，‘大跃进’之后又来了个‘文革’？‘文革’把我们‘革’老了，也锻炼得成熟些了……太丰富了。这丰富也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有遗憾吗？”

　　“当然有。比如：我很喜欢的几位学生，观众也喜欢她们。可惜，前前后后远走他国去‘寻求自我的价值’去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工资太低，体制改革跟不上，外界的诱惑力大，于是，她们‘飞’了。”

　　“这不是‘东方’一家的事。有人说‘水浅养不住大鱼’。你们瞧，不仅是‘大鱼’，连‘鱼苗’也争着要出海哩！‘东方’解决不了这问题，国家要重视人才外流问题。文艺团体体制改革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力争繁荣的系统工程。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绝不能说说而已，也绝不是任其‘自生自灭’——那算什么文艺政策呢？”

　　“你不断发现、培养歌坛人才，她们又不断流失，为什么还在这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越是这样，越要一批批培养，否则，岂不又会出现人才断层？！”

　　最后，王昆引用了晚清龚自珍《已亥杂诗》里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好像在低声歌唱。这，就是歌坛伯乐的胸怀，一位老艺术家的拳拳之心。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