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郝庆军

　　鲁迅在1933序章北平探母与五次演讲

　　文 郝庆军

　　

　　1932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因母病到北平探望，前后16天时间，鲁迅受到北平左翼文艺界的极大欢迎，会见了北平“左联”的同志，受邀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自然，也受到某些右翼学者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冷遇和抵制，同时，国民党当局的干探、特务也在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可以对他采取严厉措施。因此，鲁迅的此次北平之行，是既是一次文化传播之旅，又是一次思想碰撞之旅，还是一次深受威胁的危险之旅。经过此次探亲，鲁迅更加看清了形势：“五四”时代已经过去，昔日战友们在这个时候开始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颓唐，当然，也有的如鲁迅一样继续奋争。同时，鲁迅也进一步分清了谁敌谁友。而此间霄壤之别的遭遇——热情与冷漠，欢迎与盯梢，民众的热盼和敌人的仇视——也让鲁迅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文化使命。可以说，1932年末的北平之行，开启了鲁迅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一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

　　1932年11月9日晚，三弟周建人拿着一封电报匆匆来到鲁迅家，那是来自北平的电报：母病速归。母亲一向健朗，6日还收到母亲来信，并无提及有什么身体不适，而昨天（8日）鲁迅寄出一封回信给北平的母亲，怎么就一下子病了？

　　事出突然，情况紧急，鲁迅并未耽搁，第二天一早便去了上海北火车站问询车次情况，当即前往中国旅行社买了北上的火车票。下午，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夫人前来，听说鲁迅母亲有恙，要前往北平看望，便送来一床绒被，说是北方天冷，给老人家御寒之用。晚上，三弟建人和夫人王蕴茹来送行，帮助鲁迅收拾行李。

　　出门前，鲁迅专程前往内山书店向内山先生辞行，托付他照料家中一切。这段时间，3岁的海婴得了哮喘病，他和许广平曾几次去筱崎医院为海婴看病，虽已经好转，但仍未完全康复。海婴颇顽皮，甚可爱，鲁迅晚年得子，视若珍宝。自己孤身北上，家中剩下妇幼二人，鲁迅不得不托付给可靠忠实的内山先生照料。

　　11月11日早8点鲁迅赶到火车站，登上沪宁车，晚5点到达南京江边，随即弃车登船渡江，7点到达浦口，上了北宁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13日午后两点半到达北平前门车站，3点来到西三条的家中。从上海到北平，前后两天两夜，费时54个小时，途中劳顿之苦自不必说，但看到母亲病情稍微缓和，鲁迅才放下心来。然后，便是联系医院，找日本医生盐泽博士前来诊视治疗。

　　当天晚上，鲁迅马上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看母亲情形，并无妨碍，大约因为年老力衰，而饮食不慎，胃不消化，则突然精力不济，遂现晕眩状态。明日当延医再诊，并问养生之法，倘肯听从，必可痊愈也。”

　　说到自己的情形时，鲁迅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一路甚好，每日食两餐，睡整夜，亦无识我者，但车头至廊坊附近而坏，至误点两小时，故至前门站时，已午后二时半矣。”

　　在这里，鲁迅为什么专门提到“亦无人识我”呢？

　　鲁迅是著名作家，也是社会名人，他的形象早因他的《呐喊》《彷徨》被国人熟知，而在火车这样的公共空间中，被人认出，被热情的读者包围，也是经常发生的事。鲁迅为什么在信中专门提到“无人识我”，那是因为鲁迅此次来北平虽然谈不上秘密之行，但也为了减少麻烦，鲁迅尽量不让别人认出自己，说不定车里就有盯梢的暗探，这暗探自然是国民党当局派来的，说不定就是蓝衣社的特务。

　　一个政权要败亡，重要的征兆是失去民心，而民心的代表则是那些有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如果这个政权大肆迫害和追剿那些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失去大批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拥护，离政亡人息和江山丢失已经不远了。明朝末年围剿东林党，预示着朱明政权即将倒台；而清中叶以后大兴文字狱及清末大杀变法人士，也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同理，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当局利用复兴社、蓝衣社等特务组织暗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丧失人心，必然为其1949年败走台湾埋下了伏笔。

　　鲁迅在30年代的遭遇就是当时民心所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谁都知道，鲁迅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领和闯将，一篇《狂人日记》警醒了国人，一部《阿Q正传》活画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享有世界声誉。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匠，谁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和认同，谁将获得更多民心，谁在意识形态上将会获得胜利。

　　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多方争取，也没有示意友好（个别左翼倾向的国民党党员如蔡元培和宋庆龄等，对鲁迅非常友好，将他拉入中国自由同盟和中国民权同盟等组织，最终也归于失败，待后面章节专门叙述），而是采取了提防、监控、敌对和围剿的方式，使得鲁迅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面貌，越来越觉得这个政权的腐败与凶恶，更加坚定了鲁迅与之抗争的决心。

　　与之相反，共产党对鲁迅的态度和策略则值得深思。

　　1928年，几个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共产党员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李初梨等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认为鲁迅已经过时，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认为鲁迅代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革命文学的革命对象，甚至嘲笑鲁迅的牙齿、胡子，说他在酒楼上醉眼朦胧，是贪恋旧时代旧梦的有闲人，等等。总之，他们十几人一起上，对鲁迅进行轮番攻击。

　　鲁迅当然毫不客气，予以还击，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革命咖啡店》，以及后来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严词批评这些从国外归来，携“先进理论”，罔顾事实，胡乱批判的才子们。

　　在这场论战中，为了更有力地应对年轻评论家的攻击，鲁迅潜心学习和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以及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鲁迅的艺术修养和认识水平大大提高，远超那些只知道搬运时髦理论、目空一切的青年共产党人。

　　论战持续了一年多，也就是在1929年的秋天，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里，中共领导人李富春找到当时在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党支部书记阳翰笙，进行了一场谈话。他先是向阳翰笙详细地了解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进行论争的情况后，严厉地指出：你们与鲁迅的争论，党很注意，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对争取鲁迅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

　　第二，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争论，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争论，与鲁迅团结起来。

　　第三，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这次谈话之后，阳翰笙找到中共在上海的文化支部另一个负责人潘汉年，共同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开会，传达李富春的指示，开展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人认识到对鲁迅的地位和贡献估计不准确，自己作法不对头。敌人正在很残酷、很厉害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争论。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

　　在这次会上，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和冯乃超去找鲁迅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他们的不正确作法。冯乃超曾写文章批评过鲁迅，他代表创造社去见鲁迅。鲁迅见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歉意，自然很高兴，笑容满面，表示愿意谅解，愿意团结起来。

　　自此之后，中共党组织与鲁迅保持了畅通而经常的联系。

　　不久，也就是在1930年的3月2日，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推举鲁迅作为领导人，鲁迅在会上做了著名的《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一个老战士和思想家的眼光，告诫左翼作家在对旧势力斗争的坚持不断，要注重实力，战线要扩大，要造就大群新战士，要做韧性战斗，对年轻的头脑中满是罗曼蒂克思想的作家，要让他们与实际接触，做具体工作，避免对革命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等等。总之，自此之后，鲁迅与中共站在了一起。当然，后来，鲁迅对一些中共党员有意见，出现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四条汉子”的问题，这是后话了。

　　鲁迅虽然与中共进行了深度合作，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没有无条件接受一些党员的要求，甚至对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指示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和作家立场。

　　1930年夏天，当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曾专门找到鲁迅，要求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鲁迅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能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的战术。鲁迅回到景云里的家中，恰好冯雪峰来访，便对冯雪峰讲了李立三找他的事：“今天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

　　你看，这就是鲁迅！即便是党的领袖亲自找他，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也毫不犹豫地坚决抵制。没有什么能够强迫他低头，除非他自愿。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充分说明他的个性和爱憎。

　　鲁迅与中共合作，并且甘为驱使，主要原因还是思想一致，利益一致，他认为中共是中国的希望，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从一些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个党的强大与先进，唯有此，他才甘做人梯，甘做孺子牛，为左翼文学发展不惜牺牲，做出贡献。

　　1932年末，北平探母之余，他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作为“左联”的领导人，了解和指导北平“左联”的工作，而北平“左联”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他与北平“左联”的领导人联系和谈话，必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因此，在去往北平的车上，他尽量避免遇见熟人，更不愿意让侦探们获得他去北平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高兴地通报说一路上“无人识我”的原因。

　　二

　　到了北平，先为母亲诊病。他请来同仁医院的日本医生盐泽博士，诊断为慢性胃炎，服药调养，慢慢会好。但是老太太脾气比较急躁，使气地对鲁迅说：“如果医不好，那就死掉算了，医得好，马上会好起来。”

　　鲁迅是个孝子，他只能好言相劝，把海婴的照片送给老太太，老太太才高兴起来，要求鲁迅说：“待明年开春，带上许广平和海婴到北平来住一阵子，或者全家举家迁回北平也好。”鲁迅只好诺诺。

　　15日下午，鲁迅看母亲病情好转，心情也平和许多，便出门访友。

　　先去了北新书店，讨要一些版税，应付母亲治病的费用，但老板李小峰已经回上海，只好另想办法。鲁迅的许多作品是北新书店印的，北新书店也有鲁迅的一些股份，而书店老板李小峰仗着鲁迅的名望大印其书，给的版税却暗中克扣，甚至一拖再拖。鲁迅在上海时期是个自由撰稿人，无正式职业，全凭写稿维持两大家子的生计，他定期给北平母亲汇款，支付母亲和朱安的一切吃穿用度。而上海的家庭花销颇巨，且不说海婴尚小，需要雇佣帮助，他还经常接济上海青年作家，留饭、留宿中共的许多穷困潦倒的党员朋友，支出费用比较大，所以，鲁迅经常向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讨要版税，要一些旧债。此次他找李小峰，就是要些版税，给老母治病。

　　访李小峰未果，便去了老友齐寿山家，门房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齐先生去了兰州，或者是滦州，鲁迅当时没听清楚，总之，齐寿山不在家。齐寿山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时期的老同事，二人有十几年的交情，私谊甚厚。此次鲁迅来北平，第一个访问的老友便是齐寿山，可知齐寿山在鲁迅心中的位置。但现在是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原来的北京已经成为现在的北平，齐寿山也早从北洋政府教育部退职，为生存计，到驻守兰州的国军将领邓宝珊的军营中当了幕僚。

　　从齐寿山家出来，鲁迅便去了老友马幼渔家，仍不在家，便留下名片，回到西三条的家中。马幼渔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音韵学，与鲁迅同门。现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与鲁迅交往颇密。

　　另外，马幼渔先生有一位长得极好看的女儿马珏，鲁迅也非常欣赏，经常寄书、寄物给她，曾保持长期通讯长达7年之久，是鲁迅比较喜欢的女性之一（后面章节写到鲁迅婚恋的时候，我们再展开谈马珏其人）。

　　总之，鲁迅15日下午访友一无所获，便独自一人郁郁而归。

　　但是，有一件事令人高兴。

　　鲁迅发现，一直与母亲一同居住在北平的鲁迅名义上的夫人朱安女士，对鲁迅的到来颇为表示好感，表示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希望鲁迅带着许广平及海婴一起回北平住一段时间。

　　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鲁迅自然高兴。鲁迅还听说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曾来西三条鼓动朱安，劝她想开些，多花钱，被鲁迅母亲制止。有段时间，有谣传说许广平怀了第二胎，羽太信子又来朱安这里报告，等等妯娌挑拨离间之事。

　　这些琐事鲁迅都在信中当作笑谈告诉了许广平。从这些细节来看，鲁迅与北平家中的关系，尤其是与朱安的关系日趋改善，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所以，鲁迅后来多次提到，1933年开春，要回北平住段时间。谁承想，第二年一开始，日本人占领了山海关，进入长城一线，北平成了一座危城，鲁迅一家来北平城居住的事也只好作罢。

　　随后的几天，鲁迅家中便热闹起来，访客不断，邀请不断，因为北平各界都知道鲁迅来北平了，许多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也有人气急败坏，恶言相加。

　　马幼渔、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来了，请鲁迅去同和居吃饭；沈兼士、范文澜、宋子佩来了，老友相见甚欢，聊性十足，一起留下吃夜饭，继续畅叙。而来访最多，最频繁的是北平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其中不乏中国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者和青年领袖。

　　经好友和学生的邀请，鲁迅在北平期间，分别去了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北平五讲”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环节，当然需要细致梳理，但除了“五讲”之外，还有两次“密谈”，一般不为人所道。

　　这就是他同北平党的地下组织的两次秘密谈话，需要较为详细地写几笔。

　　这两次谈话在鲁迅的日记都记录得十分模糊，书信中甚至绝口不提。不是鲁迅粗心，而是因为这种牵扯到政治组织的事，鲁迅一向小心，不留痕迹。至少不能从字面上让人侦知其中的情形，这是鲁迅作为一个“老战士”应有的觉悟和老练。

　　第一次是24日晚，在范仲云家，设了晚宴，边吃边聊。第二次是26日晚，在台静农家，比较正式，是一次欢迎会，鲁迅听取了汇报，并讲了意见。

　　24日的鲁迅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范仲云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演讲约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

　　虽然日记中很简略，但是通过后来许多人回忆和叙述，我们大致了解这次密谈的内容和相关情况。

　　范仲云是谁？

　　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朱正先生考证，范文澜虽然1926年入党，但是大革命中脱离组织，1932年的时候，范文澜已经不是党员，1939年又重新入党。范即便这会儿不是党员，但他却绝不是反动派，仍然是左翼知识分子。鲁迅与范文澜的关系较为密切，首先因为范的左翼倾向与鲁迅对路子，还一个原因，就是范文澜也是绍兴人，是鲁迅最重要的友人之一的许寿裳兄长的内侄。有了这层关系，鲁迅在范文澜家会见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大可放心。

　　那天特意为鲁迅准备了绍兴黄酒和海鲜酒席，鲁迅小酌几杯，大家边吃边谈。参加人员除了鲁迅和范文澜之外，都是左翼社团的代表，有北平“左联”的陆万美，“社联”的张磐石，“文总”的老周和“教联”的刘惠之等。席间，鲁迅谈了上海文坛的情况，讲了上海的压迫要比北平厉害，斗争更加激烈，而听了北平文艺运动的情况之后，认为北平的京派文人堕落是不足为训的，北平文艺运动要更加活跃，要办刊物，要有声势，有注重实绩。鲁迅讲了上海文坛的一些笑话，反动文人压制革命文学运动不得要领，常常出丑露乖的情形，惹得大家呵呵大笑，气氛非常热烈，也异常轻松。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鲁迅思想感情中热烈活跃的另一面，感知到这位文学大家和左翼文化领袖对待工作和生活的幽默与达观。

　　26日晚在台静农家的会面比较正式，是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布置的一次左翼社团对鲁迅来北平的欢迎会，参加的人数有20几个人。

　　台静农不是中共党员，他是鲁迅先生的好友，在他家开会，不会太引人注意。即便如此，组织上也做了严密的安排，所有前来集会的人，都反复斟酌路线，清理尾随人员，做到万无一失后，方可进入台静农先生家。这方面，于伶回忆文章《初见鲁迅先生时》和王志之的纪念专著《鲁迅印象记》，都有详细生动的叙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北平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到来也是非常紧张，生怕由此引起乱子，形成风潮，不好向南京交代。

　　会面开始，台静农做了简短的开场白，说明此次会面的背景和相关情况，然后是北平左翼文化团体分别向鲁迅做了简短的工作汇报。

　　鲁迅一边听汇报，一边发表意见，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关于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形式问题。鲁迅主张要更多的用手中的笔作为战斗武器，而不是过多参加一般形式的撒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注重实战。二是“左联”要克服“关门主义”，对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要团结，要争取，要创造机会让他们进入左翼作家的队伍。三是要办一个刊物，一个刊物不仅团结一批人，也能把左翼作家的实力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形势，参与进来。

　　这些话都是很重的话，有批评，也有建议，更多的是给共产党提意见，甚至是直接的批评意见，但是，那时候的党组织完全接受了鲁迅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文学杂志》办起来，文艺队伍扩大了，各种文艺运动轰轰烈烈地得以开展。

　　你看，鲁迅即便成了中共领导的“左联”领导人，对“左联”的问题看在眼里，绝不回避，绝不尸位素餐，绝不做“和事佬”，而是毫不保留地提出问题，立刻就形成意见，向组织内部表达他的忧虑和担心。他严肃地指出中共党组织对文艺领导方面的偏颇，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中共也能马上接受，立刻改正，使得左翼文艺的队伍日益扩大，日益强大，这就是为什么在30年代中共能够在国统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惜，这个文艺传统在解放后没有完全继承下来，在今天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党内有些管文艺的领导干部不太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问题，不懂文艺领导和政权领导的不平衡，乃至错位关系，错误地认为，只要取得政权，手握印把子，就一定有了文化领导权，其实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很荒谬，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也手握政权，掌握国家机器，但国统区的文化领导权却牢牢地掌握共产党手里，原因何在？我们只需看一下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的地位和他发挥的作用，便可一点点知悉其中奥秘。

　　三

　　再回头观察一下鲁迅“北平五讲”的内容及其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当局对鲁迅在北平的活动如此紧张，如此抵制，如此如临大敌的原因了。

　　首先，“五四”时代共同打“文化江山”的《新青年》同伴们对鲁迅回北平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抵制活动。

　　前面提到的王志之在《鲁迅印象记》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颇堪玩味——

　　师范大学的学生们知道鲁迅要来北平的消息后个个非常兴奋，希望邀请鲁迅来学校演讲一次。王志之拉着一位同学跑去找国文系主任钱玄同打探消息，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请鲁……”

　　没想到钱玄同立刻翻脸，打断他们的话道：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

　　学生不知所措，只好退出。他们决定自己去到鲁迅居住的西三条家中去请。在路上，有一个同学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钱先生已经公开宣布：

　　“要是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当了！”

　　学生们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但绝不顾及钱主任的说法，毅然去请鲁迅。结果还是把鲁迅请到了师大，做了著名的《再论“第三种人”》。

　　先要追问的是，钱玄同与鲁迅都是“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同仁，为什么到了30年代却渐行渐远，甚至势同水火？这方面的原因虽然“说来话长”，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道不同，则不相与为谋”——原来与黑暗战斗的人，为了稳稳地把住饭碗，与黑暗同流合污，甚至变成黑暗的一部分；而有些人为了高升，则成为政府的帮闲或帮凶，“五四”时期好好的一场恶战，变成了“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闹剧。

　　除了钱玄同之外，还有刘半农、胡适等人，对鲁迅到北平来，非常反感。

　　就在鲁迅刚到北平之后不久，一日偶遇胡适，胡适不无讽刺地对鲁迅说：“你又卷土重来了！”几天之后，鲁迅在北大等地演讲中，多此提到“京派文人”怕他到北平来抢他们的饭碗，多方抵制他，便说：“有人怕我卷土重来，我便卷土重去！”

　　这很有意思。

　　鲁迅是左翼文化的旗手，胡适是右翼文化的盟主，两个人碰到一起，必然是一番刀光剑影，斗上几个回合。胡适多次说鲁迅被共产党抬了去做狮子，不足为训；而鲁迅在北平的另一些老战友纷纷回避鲁迅，则是因为鲁迅变成赤色分子，怕受到连累，惹上事端。事实上，鲁迅在北平的五次演讲，很大部分针对的就是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紧密，但有似乎标榜独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集团，揭露他们的本质，号召青年学生认清他们的面目，与之划清界限。

　　22日，鲁迅在北大的演讲题目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演讲的内容非常隐晦，他并没有批评当前的某某人，或某某派，而是讲了一种古代常有的现象：大户人家里常常养着一种人，这种人的职责是陪同吃饱喝足了主人打发剩余的时间，读读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便是帮闲，这样的文学，便是帮闲文学。鲁迅说，大凡快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帮闲文学便盛行，而开国的时候，文人就帮助皇帝做宣传、做敕令，做实事，便是帮忙。帮忙文学也是一种帮闲文学，无非是为主子服务的方式不同。所以，鲁迅说，中国的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就为国家所用，开始帮忙加帮闲的工作。

　　谈到这里，鲁迅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你一反抗，他便说你对不起艺术，像“现代评论派”一样，他们反对骂人，但是你要是骂他们，他们也是骂你。在这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标榜无门无派和超然物外的人，恰恰既帮忙又帮闲，与吃饭问题相关，揭示了胡适等人虽然自我标榜独立、自由、超脱，但其实正是在帮助蒋介石政府，尽了他们帮闲与帮忙的责任。

　　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谈的是中国人要“认真”，“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这两种感想。原因是“一·二八事变”中，日本人捉去杀掉了一些无辜青年，原因是这些青年很粗心，把学生军的操衣放在家里，被日本军搜到，以为他们是真的抗战者，就给杀了。而第二条感想，则是源于有些上海人因为月食而放鞭炮，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差点闹出事件，因为日本人绝不会想到中国全在救上海，万不可能放了上海这么紧急的事情不管，专心去救月亮。在这次演讲中，鲁迅提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的观点。

　　24日，鲁迅上午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稿遗失。晚上即赴范文澜寓中，与北平左翼组织代表宴饮，情形上文已经述及，此处不赘。

　　前面的三次演讲，是应朋友马幼渔、沈兼士和范文澜之约前往三人所在的大学各演说一次，时间不长，听众规模不算太大。而后两次演说则是在北平文艺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安排之下，应学生社团组织的热情邀请匆匆而就，听众人数非常多，场面也有些混乱，但是效果却很好。这是因为，第一，学生组织精心准备，提前预告，无数学生从外校赶来，亲睹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先生丰采。第二，北平政府当局也非常紧张，怕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增加了戒备，出动便衣特务和军警前往现场，如临大敌，随时处置，因此，学生和文艺界团体，为保障鲁迅安全，自觉组成纠察队，保护鲁迅不受干扰和侵犯。第三，因上述两者情况同时发生，使得鲁迅在27日、28日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演讲成为一个沸点，搅动了有些寂寥的文化之城北平，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鲁迅热”。

　　一个亲聆鲁迅青年剧作家于伶是这样记述当时他的心情和感受的——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前，我接到临时通知到慈慧寺等待一位同志。他将令我去会见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从上海到北平了！这是非常震动我们的新的大喜讯。去北京大学二院和辅仁大学做了演讲。这事在革命组织和进步社团以及广大的青年中间热烈地传说着，大家热情地奔走相告与相互探询着。昨天在女子文理学院做了第三次演讲。而我今晚就要见到鲁迅先生了！这个幸福的通知，激动得我忘记了吃晚饭，立即赶往慈慧寺去了。

　　要见到鲁迅先生了。感到莫大的兴奋，同时也很紧张。无心进哪一间屋子去串门，只在院子中的大槐树下直打转转。想象着今晚鲁迅先生会怎么样接见我们，他的音容笑貌。回味着读到过的他的作品，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

　　关于鲁迅在师范大学演讲的情形，于伶的记录也很写实。他说：“这是鲁迅先生在北平的第四回讲演。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师范大学的大门口贴有鲁迅先生演讲的大通告。所有过道的转弯抹角处，都贴有画着走向大操场的手指或箭头。大操场挤满了站着听讲的人群。到迟了的只能站得远远的，仰望着鲁迅先生了。”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演讲时的情景

　　因为提前发了预告，来听演讲的人特别多。原定在第五教室演讲，显然不能容纳这么多人，于是组织者临时动议，改在大操场（风雨操场）上。鲁迅一看来人实在太多，教室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只好答应改在操场上露天演讲。于伶事后回忆说：

　　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战斗的姿态。

　　这第四讲，是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主办的，真正的公开演讲。听众除了师大学生和部分教师外，更多的是北平各个革命文艺组织的成员，“文总”领导下的当时八个联盟的盟员从中起着组织和维持秩序的作用。热烈的盛况是空前的，秩序好也是空前的。

　　这是一次北平文艺队伍的大检阅。鲁迅以他极大的热忱，以威严凛然而又温文亲切、从容安详的战斗雄姿，检阅了这支奋战在北国的文艺队伍。每个战士以自己受到鲁迅的检阅为光荣，得到力量，怀着更坚定的战斗决心回去。把既是严师又是长者，同时也是革命文艺青年的亲密战友的鲁迅形象，铭刻在自己心之深处。

　　第二天的北平各种报纸上都刊登了鲁迅先生这次露天大讲演的新闻和照片。多少同志特地买了报纸，珍贵地保存起来。（文物出版社1976年精印的《鲁迅1881-1936》照片集里的74、75、76三幅，当年曾在报纸上刊出过的）

　　这些叙述，虽然充满了战斗色彩和政治激情，但如果滤去一些夸张和感性色彩，我们仍然感到鲁迅在师大的演讲确实令人神往，不只是他个人魅力，单纯是他演讲的题目《再论“第三种人”》，足以振聋发聩，因为对于北平文艺界来说，“第三种人”的说法还比较新鲜。他们只知道革命文艺与反革命文艺之别，知道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艺和国民党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之别，但并不知道，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文艺，叫作“第三种人”。虽然演讲稿遗失，从目前看，不太能找到真实记录的原稿，但从鲁迅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论“第三种人”》来推断，这次演讲内容可能更具有战斗力和冲击力。他在现场指出：“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什么方法也阻拦不住的。目前的时代，已不是‘皮鞋脚’的时代而是‘泥脚’‘黑手’的时代。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裳沾土，不怕皮鞋沾土。”

　　这样的演讲对于青年文艺者，尤其对那些来自底层和广大乡村而来的青年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精神冲击力，他们受到感染、感动自不必说，鲁迅思想魅力正是因为说出民众的心声，颇为“接地气”而备受欢迎。难怪鲁迅讲完后，又被群众拥入学生自治会休息，大家纷纷提出各种问题，鲁迅一一回答。学生挽留鲁迅留在北平教书，鲁迅笑着说：“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大家请鲁迅再讲一次，鲁迅幽默地说：“我多写文章，请大家看我的文章，看文章还不挨挤。”

　　28日，鲁迅在中国大学讲了《文艺与武力》，只有短短的20分钟时间，因为会场确实有些乱。一是因为鲁迅到北平的消息轰动全城，来听讲的人实在太多；二是当局加派了警力和特务人员，在会场周围管控；三是鲁迅当日下午要赶往东车站回上海，没有像往常一样，讲完后与群众交流，而是由事先安排好的担当保卫纠察的青年和学生，护送鲁迅，匆匆回家。下午由台静农送鲁迅至车站，下午5点17分开车，30日的下午6点到达上海。

　　鲁迅走后，北平曾经一度兴起鲁迅在济南火车站被抓的谣言，也有的说鲁迅已经在车上遇害，北平文艺团体非常着急，曾有人提议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说明真相。但后来，他们派人去了西三条鲁迅母亲处，打听消息。当他们得知鲁迅平安返沪，大家才安心下来。

　　四

　　鲁迅在北平共计16天的短暂探亲旅行，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与北平左翼组织的两次热烈密谈，在大学里的五次精彩演讲，使鲁迅的文艺思想和独特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激励和促进了北平“左联”及其他进步团体进一步开展各种文艺运动。同时，鲁迅也觉察到北平学界一些学者对自己的抵触和反对。

　　北平之行虽然有些危险，遇到一些麻烦和惊扰，但总体上说，在鲁迅看来，北平的环境和气氛与上海相比，还是比较好的。于是，他动了回北平长住一段时间的念头。在回沪之后不久，他写信给苏联的曹靖华说：“那边的压迫还没有这里厉害，但常有关于日本出兵的谣言，所以，住民也不安静。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明年也许到那边去住一两年，因为我想编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边较便于得到参考书籍。”

　　早在1929年，鲁迅在上海与创造社、与新月社鏖战的时候，他曾动了回北平写作的念头。他写信给李霁野说：“我本也想明年回平，躲起来用功，做点东西。但这回回家后，知道颇有几个人暗中抵制，他们大致以为我来做教员。……我看北平学界，似乎已经和现代评论派联合一气了。”

　　1931年，鲁迅有对李小峰说：“我就想做文学史，然第一项须生活安静，才可以研究，而目下情形，殊不可能，故一时无从措手。”

　　这次北平之行，鲁迅觉得条件似乎成熟：北平文艺界对自己的欢迎与尊重，足以抵消个别学者的抵制行为；北平虽然也属于国统区，但是由于行政长官是张学良，比较上海的黑暗与压迫的厉害，还算可以忍受。

　　另外，北平的故旧朋友多，老母在堂，需要照顾；而夫人朱安对鲁迅娶许广平并生孩子之事，态度有所转变，所以鲁迅想着明年开春去北平用功，了却多年写作文学史的心愿。鲁迅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提到：“近来很想写东西”，“说不定明年还要漂流。”这说明，鲁迅经过北平的此次省亲，进一步坚定了他回北平住一段时间的决心。

　　但是，鲁迅的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33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上海文坛面临重大变故，鲁迅思想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他的事业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