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豫生

　　徐福林 其人其事（下）

　　蒋豫生

　　

　　站在浙江塘栖超山的半山腰看丁山河（湖）湿地。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摄影/余国隽）

三十四

在寻访过程中，有人告诉我，解放初，徐福林担任过浙江省剿匪司令，沙文汉省长去北京开会，还让徐代理过省长工作。在我的追问下，还一再说：“这是真的，真的哎！”

　　哇，大头天话！直觉告诉我，这绝不可能！他这个人还没有到达那样的层面，无论如何难以置信。

　　我马上去找依据，有个任命书什么的，或者在哪个文件哪篇文章中明确自然好，哪怕只是隐约的含糊的提到，有那么个意思也行，也算多少有点佐证。省市县的档案馆、图书馆都去查找了，应该说能让我去查的地方都去了，根本没有。如今查档都用电脑，我反复输入“徐夫麟”三个字，没有东西出来，再输入“徐福林”，同名同姓的倒是跳出来几个，却是“鱼福林”、“开店福林”。我又专门查阅了当年省市县的剿匪总结和县公安志，可从头查到尾，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这么个人。

　　那就只能询问健在的老人，那段时间见过他的都说，蛮普通嘎一个，好像呒没“省剿匪司令”、“代理省长”的气派。我也认为，那个时候的他，行为举止一定是识相的收敛的，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

　　

　　左：年轻时的胡正陶

　　

　　下：年过八旬的胡正陶先生解放初在浙江省杭县公安局工作，知道不少有关徐福林的事(供图/胡正陶)

　　我又去找法根大伯，姐夫这么大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法根说，“剿匪司令”是大家叫叫的，没有看到过任命。还说姐夫住在武林路44号的时候，王芳、谭震林、谭启龙、林峰（枫）等大领导还一起到姐夫家吃过饭，他也在场的。我们知晓，“二谭”是那时浙江省的前后任省委书记。看来，当时的徐福林是接触过高层的。

　　徐兴根老先生对我说，那辰光是有过这么个说法，不过只是和徐福林一起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公安同志赞扬他（抑或揶揄他）的话语。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比较靠谱。当年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胡正陶先生告诉我，杭县公安方面的人都知道，徐福林只是我们的一个眼线。这该是将人将事将话都说白了。

　　除了“省剿匪司令”和“曾代理过省长工作”之说外，还有人告诉我：“剿匪期间，徐福林还救过王芳的命。”因为不是当事人，自然只能说个大概，说是有一次，王芳在临安山区剿匪，不慎落入一股土匪手中，情况危急。徐福林得悉后，赶过去做工作，那里的人见了，都叫“徐司令”，王芳这才得以脱身。

三十五

这个说法又让我来了兴趣，当然只是为了查证核实有或者没有。虽则提醒自己此事不大可能，但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又像是有那么回事。徐福林在一帮土匪中的威望自不消说，王芳肩负剿匪重任，又是那么个胆大神勇之人，遇上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可能。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两位当事人证实，可惜他们均已作古。没办法只能查资料，徐这边几乎没有一点文字资料，那就从王芳这边查找，好在近年屡有报纸登载的他的生平事迹，还有出版的《王芳回忆录》等等。

　　作为曾经的省委书记，王芳我们浙江人是比较熟悉的。他1920年9月出生于山东新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担任过家乡的小学代课老师，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初参加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支队保卫科长、军区政工科科长等，有过“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等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王芳先后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2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我还查阅到，解放初期，王芳在清剿匪特的斗争中，提出要争取利用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有一定身份、表现又比较好的案犯成为我们的“活字典”，借以发现敌人，了解内幕，扩大战果……同时充分利用当时关在杭州小车桥监狱和公安厅乌龙巷看守所中的国民党“中统”、“军统”骨干，发挥他们急于戴罪立功的积极性，成为“活字典”……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积极开展防奸反特工作，大力加强隐蔽战线斗争，根据敌情变化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摧毁了一大批敌特组织，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做出了积极贡献……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他那段时期的材料中，都没有提及此事。

　　2009年秋冬，我正为撰写此文展开查访，而且有人告诉了我徐的“救过”之举，一位姓吕的同事无意间说起，他那位副军级的老父亲长年住在浙江医院，与王芳就在同一层楼。我一阵惊喜，像是看到了什么希望。只是，就在那两天，报上登出王芳逝世的消息。同事说，王芳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后来好长一段日子，他已不会说话。我傻想，只要大脑还行，我可以将此事趴在他耳边说，或者写在纸上，让他点头或者摇头，甚至只需眨眨眼睛。

　　建党90周年前夕，《杭州日报》的“倾听·人生”版上，登出了王芳的女儿王克美口述林之整理的文章《我的父亲王芳》。她们俩是中学同学。我又像是见到了一丝希望，打电话给林之。她说，为写此文她找老同学访谈几次，不过谈的多是他父亲回忆录中的内容。这样家庭的人，嘴巴向来是很紧的。

三十六

俞法根大伯也不清楚姐夫曾救过王芳的事。他觉得但凡大一点的事情，之前之中之后，福林都会告诉他的。对此，他告诉我的情况是：解放前，后来并入临安的山区於潜县是国民党二十八军的老巢，在当地很有势力与影响。因此，那里迟迟没有解放。据说那边曾叫嚣，“打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王芳对徐福林说，上级准备解放於潜。徐表示，我去剿匪！福林后来告诉法根，当时，上级不同意他去，觉得那很危险，万一我被打死了，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剿匪任务怎么办？后来，领导让他写了一张条子，带给那里的敌方。敌方看后表示，只要你徐福林来，车子开过来，我们全部放下武器。于是，解放军部队开了几辆车去，那边全都投诚了，未响一枪，於潜平安解放。“回来的辰光，车子往里西湖开过……”

　　徐福林在协助剿匪期间，前文提到过的那位张光——曾经的张司令，来找过福林，自然有让他帮一把的意图。张光老家在东阳，黄埔军校五期的，当年是“忠救军”福林的顶头上司纵队司令，1944年夏，为什么事被总部撤职、扣押，后来离开了部队，也没有去台湾。当时在於潜，徐福林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停职，在那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附员”。

　　张光曾打过共产党、新四军，有过有罪记录，就在当年福林在丁山河生伤寒病手下打死老虎的那段时间。原本福林和他手下的部队也要去参加的，生病让他避开了这次大错。

　　福林向王芳汇报了此事，领导态度，让他去原地立功赎罪。据说，在随后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光被镇压。

　　一年多后，剿匪任务结束，有关的临时武装组织要解散了，领导问徐，喜欢留在部队，还是去工厂？福林选择了后者。他自己写的简历上是“1951年4月由军区保卫部转到杭州梅登高桥重工业部降落伞厂工作，钳工。”

　　只是，没过多久，徐又进了监狱。

三十七

这次，徐福林被判处三年徒刑，执行两年，罪名是“反革命包庇罪”。我没有找到有关他这方面的具体罪行资料，但这是可以想见的。当年徐认识的人多了去了，其中不少解放后成了历史反革命。像他这样重江湖义气、兄弟情分的人，“学生子”、“干儿子”又那么多，包庇了哪一个哪几个，没有或者不想揭发他或他们，是完全可能的，这个罪名也都是成立的。即便在剿匪中立了功，但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那只能是咎由自取。

　　我在查访中获知，徐福林就曾保过陆漱石。协助剿匪来塘栖时，徐去原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书记长陆漱石家看望。陆家人告诉他：“漱石关进去了。”徐觉得，抗战胜利后的情况虽然不大清楚，但沦陷期间，陆任杭县国民政府路西办事处主任时，其在运河两岸坚持抗日的情况，自己很了解，于是说：“我去保保看，用人格担保！”两天后，陆果然回家了。不过，后来陆漱石还是再次被抓进，并且以反革命罪被镇压。我想仅此一项，在那个时势下，徐的罪名便成立。

　　我向法根大伯提及福林那次的“反革命包庇罪”时，大伯说，是有此事。

　　剿匪结束后，组织上掌握到还有一个徐福林熟知的人没有被抓获：张云春。

　　张云春是笕桥东宣家埠人，当年福林在笕桥中央航校的航空厂时，曾与张的女儿菊英要好，不过，两人未结连理，张菊英后来嫁到上海。抗战期间，张云春在国民党钱江南岸军二支队孔岳生大队长手下当中队长，儿子张维兴则投敌当了汉奸，还是个什么队长，风光一时，蛮横的。抗战胜利，张维兴被关进监狱。最近，组织上获悉，张云春现在上海女儿家，让徐福林劝其回来自首。

　　这里得提及一个人：俞宝成。抗战期间，俞在於潜县当老师，军统。福林在那里时——或许就是在他当“附员”的那段期间，有空，两人成为好友。

　　这回组织上要徐赴沪，福林自己没去，写了封信给张菊英，让自认信得过的要好朋友俞宝成帮忙去上海跑一趟。哪想俞没去上海，而是将信交给了政府。信上写的居然是：“共产党叫我来沪劝你父亲回去自首，你让他快点走掉！”

　　于是，俞宝成立功，后来仍然当老师，据说一直没事。徐福林则犯：“包庇反革命罪判三年，执行两年。浙江军区军法（处）判的。1951年转入湖州三天门农场，1953年9月又转去宁波劳改工厂。”

三十八

刑满后徐福林出狱，此时是1953年末。重新获得自由了，他要跑跑要看看，也到丁山河来过。或许他内心觉得，这里曾是他的地盘，老关系老朋友老部下多，帮过的忙做过的好事也不少，来个故地重游旧友重逢，没有问题。

　　但是这回，向来精明的他想错了——如果他确是这样想的话。当时已是新社会，穷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已不是早前他在这里时的那个世道了。

　　当时在附近塘南乡政府工作的胡正陶先生告诉我，那次，他得到丁河乡政府同行传来的消息，情况如下：丁山河的乡民看见，昔日耀武扬威称霸一方的 “徐大队长”、“徐司令”，居然还敢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再来这里。于是，有人举着正在干活用的锄头铁耙，追赶着要围殴他：“啊，伊今朝还敢来，扎杀伊！”在这些阶级觉悟革命警惕性甚高的翻身农民眼里，徐肯定是排在坏人道里的，而且还是排在前头的。那么些旧社会里的坏人，政府都枪毙了，拷他一顿，哪怕来个“为民除害”，也不会有问题。

　　徐福林自然是见过世面经历过艰险的，脑子聪明活络的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纵有百口难辩，再有理也说不清楚，说了也没有用的。情急之下，他转身跑进附近的乡公所寻求保护。他知道人民政府是说理的地方，此时，也只有这里才能帮他解除危机。

　　这样，在乡政府领导的劝说下，事态方才平息。我最近和塘栖老乡姚永辉先生提及此事时，他也还记得，说，那次还是塘栖派出所派了警力，保护他离开的。

　　其实，他那回去丁山河拜访旧友，故地重游，也只是我的那么一说，很可能另有隐情。福林的儿子春晓告诉我，阿爸曾经对他讲起过，当年，金子和贵重首饰自己还是有一点的（这不稀奇，该是他的那些“学生子”、“干儿子”们进贡的），因为部队转移匆忙，带着也不方便，临时放进一只甏里，叫人埋了起来。过后自己去寻，已经没有了。

　　因此，那一次他冒着风险去丁山河，我猜测，很可能就是怀着这个不能告诉别人的目的。

三十九

这个时候的徐福林，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家（武林路44号那里自然是没得住了），只能东住住西住住，阿三住在亲眷屋里，舅佬法根在城里劳改工厂上班，也自顾不暇……不过这点难不倒他，来个自谋职业，背只木箱，在乡下为人补套鞋。而且，反正认识的人多，还可以靠东借钞票西借钞票过日子，饿不死的。当时，塘栖联合诊所的程振荣医生，曾让徐在店里吃了一碗面，钞票有没有借到不晓得。程医师后来为此被追查多次，还写过检讨书。当时住在小车桥旁边武林路15号女儿家的姚少鲁先生那里，也是少不了要去借的……

　　前面提到过的在镇西石塘晚步弄口开“庞万兴豆腐店”的庞义毛，自然也是福林要找的对象之一。这次“超山梅花节”期间，我们一批老同学去超山聚会，庞玲美告诉了我当时她碰到的情况：那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她正站在家门口，看见从小菜场方向过来一个人，四五十岁光景，穿短衫裤，个头有点矮小，腋下“趿”（夹）了一把雨伞，不声不响进了她家。阿爸见了，对他毕恭毕敬，口喊：“先生——”两人悄悄说了几句话，阿爸旋转身对旁边的姆妈讲：“徐先生来了，现在有点困难，借伊点钞票！”姆妈去里屋拿了五万元（旧版人民币）——五元钱，递给阿爸，阿爸交给来人，伊收了钞票出门，朝北面弄堂口迢过去了……玲美娘随即交代女儿：“细丫头，格种嘎事体勿好到外头去讲咯！”

　　我知道，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不敢或者不想返回家乡，愿意留在劳改农场或劳改工厂，叫作“留场职工”或“留厂职工”。

　　摆在徐福林面前最现实简便的一条路，便是“留厂”就业，他本来就是个手艺不错的钳工，厂里也用得着。这样，福林先是回宁波劳改工厂，1954年8月又从宁波调入设在杭州小车桥的武林机器厂，并担任技术助理员。1960年，武林机器厂从小车桥迁至临平。虽然仍在高墙内，毕竟身份和感觉是不一样的，每月拿工资，且进出自由。

　　就在那段时间，1954年阿三生了二女儿婉珍，两年后，又添了儿子春晓。

　　原本，做做吃吃，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60年夏天，又出了一桩事情，让徐福林又一次改变身份，锒铛入狱，再次成为阶下囚。

四十

这要说到出事的时代背景。

　　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历八年抗战再加上几年内战，旧中国早已千疮百孔，成了一副“烂摊子”。虽则解放了，大家也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谋发展，想早点过上好日子，然底子太薄国力尚弱，加之人祸天灾，弄得生活困难，物资匮乏，几乎样样东西须凭票供应。我还记得同墙门的严师母经常抱怨“……发发布票一尺八，发发肥皂一只角”（她用塘栖方言说得很押韵很顺溜），“布票一尺八”是每人一年的供应量，“肥皂一只角”——半块，是每人一个季度的供应量。市面上就连老虎钳这样的普通五金工具都很难买到，偏偏这段时间，福林的堂外甥无锡人张欢福办了个“地下工厂”——修理铺，苦于缺少修理工具，晓得娘舅厂里有，让他帮个忙。

　　大概向来做惯大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堂娘舅觉得，这不过是区区小事一桩，或者因为是亲眷，碍于情面，于是就陆陆续续将这些工具偷拿出来，直至东窗事发。

　　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的是：徐“1953年刑满留厂就业后，但仍不思悔改，竟然利用工作之便，在1957年至1959年期间，先后多次盗窃厂内生产工具，计窃得锉刀、榔头、活动板头、钢丝钳、占帽子、螺丝攻、钨钢刀、钢皮尺等10多件，约价值人民币70余元。”

　　偷盗工具之事一出，单位里批斗是少不了的，大家或为自保或为立功，纷纷痛打“落水狗”，又揭发出他几年来偷拿偷占偷用（其实很可能就是随意占用）旁人的私人财物的罪行：“同时，还在厂内偷窃留厂人员和劳改犯×××、×××等衣物用品达20余次，计窃得毛线衣一件、卫生衣一件、汗背心一件、圆帐一顶、短裤一条、棉鞋套鞋各一双、呢帽一顶、洋袜一双、面盆六只、缸子二只及菜饭代价券等，破坏了厂内秩序，影响极坏。”

　　判决书最后说：“被告人徐夫麟解放前犯有一定的罪行，解放后仍无悔改之意，仍坚持反动立场，刑满后竟敢大量盗窃国家资产及进行偷窃活动，情节严重恶劣，为严肃国家法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家和人民财产不受任何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101条之精神，判决如下：

　　判决被告人徐夫麟有期徒刑拾年（刑期计算自1960年5月18日起至1970年5月17日止）。”

　　或许有人会以为，偷拿厂里的老虎钳、钢卷尺之类的工具回家占为己有的行为，后来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70多元钱的东西判十年，是不是太结棍？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思想纯洁，社会风气风尚甚好，有些年月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和接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况。我家那时住在镇皮匠弄口，是个通菜场的交通要道，也是闹市区，往来人员繁杂。我们的墙门经常敞开，内里的各家如若没了人，只是将房门上的搭扣搭上，不用锁。我家在那里住了二十六七年，没有听说谁家短少过什么东西。因此，当年大家对那些偷盗国家财产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不亚于如今对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万万的贪官污吏们的痛恨。

　　我们还记得解放初“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的事情。刘青山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贪污1.84亿元（旧版人民币，现为1.84万元），张子善1933年入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专员，贪污1.94亿元（旧版人民币，现为1.94万元），对这两个为革命做过不少贡献、官职也已不小的犯了罪的老革命，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判处这二人：死刑。

四十一

开始，徐福林被关在老余杭盘竹弄，后来转去长兴劳改农场。1963年，徐腹部开大刀，在狱外医治，身体有些恢复后，去了一趟无锡老家。返回时，将侄女桂英带了过来，嫁给了笕桥横塘的沈家。重回监狱后，福林写信给桂英，说没有钞票用。当时，徐桂英家总共只有五元钱，寄了三块进去。后又有信来，说是天气冷，做生活没有手套戴，手冻了。桂英又给他寄了两双手套……1965年6月徐福林转南湖林场，不久，获保外就医，年已六旬的他回到水西村，那时那里属余杭县九堡公社，自然，若要出大队，须得治保主任批准。

　　徐福林的大女儿耐珍早早嫁给了上海飞机场的职工，二女儿婉珍从小送了人，小女儿惠珍送给了阿三的妹妹。这期间，春晓大起来了，这么东住西住不是个事情，房子总要造一间的。这年上，福林总算造了间小小的“直头草棚”——大门出在一头的那种。草房中间隔了隔，外间算灶间，放张福林的眠床，里间住阿三和春晓。造草棚不能没有大门——当年木材异常紧张。福林到笕桥侄女这里想办法，卸了她家的一扇旧内门，桂英看着阿叔十多里路一步步将门背了回去……

　　接着就到了1966年夏初开始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月。街头村尾到处写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类的标语。徐福林这类专政对象自然成了打击、斗争的目标。不过其本身有刑在身是受监管人员，赛过是只“死老虎”。村里人告诉我，徐总共被斗争过三次，一次是专门开会斗他，另外两次是上台陪斗，阿三也被关起来审查过。那类场景过来人都目睹过，大同小异，数见不鲜。

　　春晓记得，那段时间，他家几乎天天都有前来外调的，向他阿爸调查核对其他人解放前的情况。每天少则两三班，多则六七班，经常是前面的还没走，后面的又到了，他家的小草棚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过，没过多久，福林就被叫回长兴劳改农场，屋里方才消停。

　　到1970年5月刑满后，徐福林又回到水西村。年纪大了，在生产队里挣不了几个工分，没有其他生活来源，阿三又是个每日里少不了烟酒的主，故而生活非常拮据，日子艰难。有一年年关已近，日子过不下去，福林去杭州找过一个过去叫他先生的。村里有人看见，到了阴历廿九这天，福林挑了一担（年货）回来……

　　春晓告诉我，有次屋里日脚实在过勿落去，阿爸拉他去省府大院门口，找过王芳（当时王是省委书记）。那天，大门口传达室的同志让他们等一歇，讲领导就要出去开会了，可以碰到。过一歇王芳书记出来，晓得他们家的困难情况后，给了阿爸300元钞票和两包香烟。我以为，这与当年徐曾救过王的传闻没有必然关联。徐曾为剿匪出过力，领导念及此事，也就够了。

四十二

好在儿子一天天大起来，多少可以帮上一把，日子也总要过下去。春晓说，阿爸寻了个他吃得落做成本最低也是曾经做过的行当：补套鞋。这样，福林每天背只补鞋箱，走村串户，还经常去河港里池塘里摸螺蛳，自家吃之外，也去农村小集市上卖。

　　那一带乡下有不少他过去的“徒子徒孙”，他一边给人补鞋，赚点小钱，一边去各家“蹭吃蹭喝”。话虽这么说，大家知道，那段年月，正在“文革”浩劫之中，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边缘，人们生活普遍困苦。他去的那些人家，因为政治上历史上的原因，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绝不会好过到哪里去的，至多也就是“有粥吃粥，有饭吃饭”，而且，也不好意思常去。

　　丁桥公社沿山村有几个那样的对象，他常过去设摊补鞋。有人告诉他，喏，前头牛奶公司有几间旧牛棚，现在蹲在那里的是个塘栖人姚同志，你好去看看的。在那里的叫姚永辉，塘栖姚致和堂的，解放初当过镇通讯员（地方武装），“文革”中的1973年至1974年间因运动从公司下放到这里。

　　福林找上门去，双方都有一些过去共同熟悉的人和事，故而很投机，话题不少。姚同志的经济状况较其他的人稍好一点，也闲得无聊，福林又是个能说会道，话场蛮好的人，于是，经常过去吃茶吃烟、吃酒吃饭，怀怀旧，吹吹牛，打发日子。老姚记得他的酒量不错，一顿有毛半斤高粱好吃，还记得他的记性极好，塘栖镇上那些比较出挑点的人，有的与他并无接触，住在哪里他都晓得，用句塘栖方言就是“毕剥势灵清”。

　　

　　左：年轻时的姚永辉

　　

　　下：现已八旬的姚永辉先生“文革”期间在杭州牛奶公司丁桥基地时，给人修鞋的徐福林常去他那里喝酒聊天，记得徐的酒量不错，记性特好(供图/姚永辉)

　　前面提到，解放初徐福林曾去保过陆漱石。陆的长子思白这时因父亲的问题，从市粮食局一级级下调到丁桥粮站。有同事告诉他，那个在桥头补套鞋的是旧社会里名气不小的徐福林。陆思白过去隔老远悄悄看了看，是，就是来过他家的徐，此时已是小老头一个，正佝着身给人补鞋。当时，陆正自顾不暇，怕再惹事，不敢上前招呼相认。

　　春晓读到小学三年级，辍学，在生产队做生活。年纪再大点起来，想赚点活络钞票，就跟人一起骑自行车去塘栖小菜场收些活鸡活鸭，运到杭州城里出售。虽然来去路远辛苦挣的也不多，还要时时面临当作“投机倒把分子”被扣被罚的危险，但总归比做田里生活要好些。那段年月我在外地工厂，塘栖皮匠弄口我家斜对面就是“镇市场管理委员会”。记得那里有位女的工作人员，个子不矮有点年纪，大家都叫她“叶同志”，不知道是不是领导？她对待工作严肃认真负责，很少露出笑容。每次回来探亲，我常看见有外面来的“投机倒把分子”，连人带车带货被弄进去，里面鸡飞鸭叫猪哼，人训斥……

　　春晓自然也进去过。他还记得，有个同道做这种生意的，有回将一只活鸡一只活鸭藏进箱子里，仍旧被火眼金睛的市管员查出，弄进去……自然，这种“市管”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我在《活雷锋》一文中提到过，塘栖镇上有个平时吃相难看，凶巴巴的市管员，曾经被几个吃过他亏的乡下农民联手掼进茅坑里。

　　眼看春晓一天天大起来了，他家这样的草棚是没有姑娘肯上门的。因此，全家想办法，总算将小草棚换成了三间小平房，虽然造房子用的材料拼拼凑凑不大像样，可说起来总归是住瓦房的了。

　　福林看过样板戏电影《沙家浜》，不过，戏文里胡传魁的那副熊样让他不悦，此后拒绝再看。春晓记得，阿爸晚年时，大队里放电影，大家都涌去看，阿爸不去，讲都是造造出来的，宁可一个人在屋里看书。

四十三

寻访中，水西村熟悉法律的金叶根先生告诉我，约摸80年代初期的一天，徐福林找到他，让他为自己写一份申请报告。

　　那之前，家住乔司的方兆雄，早先曾是杭县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头头，后来升上去当过什么司令，解放后，作为战犯一直被关押改造。后来，国家对这批战犯作特赦处理，方被放出来，到水西村来看望过徐福林。方说，现在共产党对过去的战犯有政策，放出来的人，不仅提供回家路费，还有生活补助费，有的甚至还安排了工作。

　　福林动了心，想想自己虽然不属战犯，但解放前也带过部队打过仗抗过日，便想递个申请，让上级能够比照办理，争取点生活补助费。

　　金叶根为徐写了报告，送到县里有关部门，没有回音，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有工作同志下来调查了解他的情况，人已过世。

　　2011年，77岁坐在轮椅上的徐桂英说，福林得的是“老弱病”。那该是早先此地乡间对那些没钱去医院看病检查的老人们所患病症的一种统称，其实就是不晓得是啥毛病的病。春晓也讲，阿爸得的是“老弱病”，东西吃勿进，以前伊肚皮开过刀，大概是肚肠闭牢了。

　　

　　三天后，也即1982年闰六月的一天，徐福林过世，终年77岁。

　　法根大伯告诉我，姐夫临走之前在他面前后悔过，说：“早晓得现在格副样子，当年粟裕叫我一道北上去抗日，跟着跑就好勒！”

四十四

世间的男人大多喜欢娶漂亮姑娘为妻。其实，世事都是大体平衡的，有所得也会有所失，或者说是付出。但凡娶到漂亮老婆的，往往要为这些自小被宠着惯着，在赞美声中长大的姣姣们的“娇、骄”之气付出代价，得小心用心费心地呵护着她们。徐福林也不例外。

　　福林当年娶了阿三做老婆，人赞郎才女貌。两人年纪相差一肖，都属马，个性旗鼓相当。阿三颇能适应“压寨夫人”式的军旅生涯，尚能管住老公不致在外面太花，两人也算是白头到老。不过，阿三人虽漂亮，却不是多数男人理想中的那类温柔型的能吃苦耐劳的贤妻良母，别说家务女红一样不会，就连小人也是“只管生，不管养”（弟弟法根语）。大女儿耐珍、儿子春晓都是外婆带大的，前面说过，二女儿婉珍、三女儿惠珍也都是打小送了人。耐珍中学毕业进罐头食品厂做工，有人做介绍，对方是个50多岁的南下干部，政治条件过硬，也可以靠上一靠，做娘的同意，女儿不肯，后来嫁给沪上飞机场的职工，去了上海。

　　当年，阿三嫁给的这个聪明能干自诩“良心勿黑”的老公，一直让着她惯着她宠着她，兵荒马乱中遭过难也享过福，不过，其沾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纵有金山银山，也会给败光。解放后，阿三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大家靠劳动吃饭，自食其力，生产队里的田地生活实在吃勿落做，尤其是国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些年份，小人还小，老公一进二进班房，自己寄住亲眷人家，没人疼了，那真是苦不堪言！春晓记得，做娘的下水田拔秧，双腿被蚂蝗叮煞快，地上剥络麻，只能削削小头，勉为其难，工分自然也是妇女中最低的……

　　同时，阿三对烟酒的嗜好与瘾头太重，一直戒不掉，也不想戒了。媳妇雁琴记得，婆婆生就男人家脾气，一天要吃五六顿老酒，半夜里一两点钟光景醒转来想起了，也会爬起来开吃。而且，还要酒吃吃，人骂骂，没人听时，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有人听时，劲道更足喉咙更响。婆婆经常对媳妇说的是：“侬勿要看我格毛嘎只老太婆，年纪轻格辰光，我头发烫烫，脂粉擦擦，打扮得漂漂亮亮，骑白马、打双枪，身后头还有警卫员跟着，着实勿息（差）哎！”她忘不了年轻时自己的美丽、潇洒与风光，如今只能沉湎烟酒之中，靠回忆慰藉，靠酒精麻醉。

　　阿三如此嗜烟嗜酒，自然伤了身体坏了肝，即便到了死前那几天，毛病已经蛮蛮严重了，医生、屋里人都力劝，仍然搪勿牢要吃，没有办法。最后那次媳妇陪婆婆到医院看毛病，挂盐水，开始挂挂像是效果还好，人也精神了点，可是待她旋出去办了点事情回转，婆婆的样子又不行了。雁琴去问医生，会勿会是盐水有问题，挂坏了？医生对这位个性特别的老阿太已失去了信心，让她自己去看。媳妇看见正在吊着盐水的婆婆，一只手上是烟，一只手上是酒瓶，只好摇头……1996年12月15日，阿三——俞舜华病故，终年78岁。

　　阿三也没有留下什么照片，春晓给我看的家庭影集中，有上海来的大姐耐珍与他们的合影，彩色的。照片上的耐珍五六十岁年纪，富态，风韵犹存，相貌很不错，很像过去上海滩上的那些富家太太。雁琴说，他们兄妹中，大姐的相貌最像婆婆。

四十五

徐福林死后，那个被特赦的方兆雄还来过徐家好几次。方叫法根“娘舅”，出主意去争取点经济上的照顾，说：“我没有立过功，政府都对我这样！”建议法根陪阿姐去省里寻寻人看。

　　这样，法根陪三姐去了省民政厅，接待的蛮客气，还泡了茶。法根讲了姐夫的情况，说现在徐家人还住在毛蹩脚的小房子里，政府可否给点经济上的照顾？对方跑去查找有关福林的材料，找了半个多钟头，没有，回来说，你姐夫的材料可能在杭州市民政局。两人接着去了市民政局，仍然没有查到，说徐的材料可能是在余杭县。回来后，法根不想再跑临平，让三姐自己去，说格种嘎事体，你们女人家方便，做得出，可以哭，可以赖倒做。不晓得因为是嫌这样跑来跑去太吃力，感觉没有啥希望，还是心底里不情愿这么求人，反正阿三没有再去，遂作罢。

　　

　　我最早去水西村他们家时，他们住的是靠土地征用拆迁建起的四层新楼房，高大敞亮，与昔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女婿是西塘人，姓顾，公司白领，开私家车上下班。近年间，因建高铁与公路需要，他们家又一次被拆迁，女婿在丁桥镇上买了新楼房，上下电梯。他们的女儿取名徐可，聪明活泼伶俐，大家都叫她“小可爱”。如今，儿子顾晨乐也已满周岁……

　　

　　上：2009年时，徐福林的儿子——徐春晓家宽敞的新居（摄影／蒋豫生）

　　

　　下：如今，徐春晓一家过着幸福的小康生活（供图／徐佳）

四十六

　　管训班上先是组织学习，提高认识，讲形势，讲为啥要让大家来这里。到了坦白阶段，让每个人讲清自己的历史问题，然后大家相互揭发检举。这时法根是学习小组长，轮到他时，讲了自己的情况。主事的听了不相信，大概旁人也不大相信——这个在部队几年并且带枪的家伙，怎么会没有杀过人？那人气得挂下脸，猛地一拍桌子，说好你个徐福林的舅佬，一定有民愤有血债！

　　从未经历过此等场面的法根见了吓煞，心想没有办法了，过勿去了，只好乱造了。于是，承认自己杀过十个人。他心里盘算，说几个恐怕勿够，说太多又勿情愿，说十个大概差仿不多。塘栖派出所的潘所长也在管训班上，过后，潘所长将法根叫去，告诉他，乱造，调排国家是有罪的，推翻也有罪。

　　法根遂不敢改口，接着被逮捕，送到拱宸桥的杭县第二监所。那里的所长认识法根，问怎么来的？其他人被没收了裤腰带关进去了，法根的没有收，让他去伙房烧饭。所长告诉法根：小鬼，上面叫你把历史问题重新写过，与你姐夫有关的事情，是你的承认，不是你的推翻不要紧的。并让一个姓吴的负责将他的事情弄灵清。这样，法根实事求是讲了。不过，上面好像仍然没有完全相信——徐福林的舅佬怎么会不杀人的？半个月不到，宣判，大家集中，被十个一批宣读。其他人大多被判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多，只有俞法根判了三年。旁边的人说他：“侬是来做客人咯！”

　　随后法根进了劳改队，先是在拱宸桥麻纺厂后面挑了不长时间的河泥，随即他们那批人被转去塘栖，住进镇东大鱼池海旁边的祖师坛。

　　正巧，那段时间，我家就住在祖师坛后面的陆家花园，只隔一道不高的爬满老藤的花园泥石围墙。我五至九虚岁时在那里度过，记得隔壁有过一批劳改犯，有一班解放军战士在看管。每天清晨，那边就准时响起军号声，接着就会传来《歌唱二郎山》的歌声：“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高亢，热忱，让人振奋。听得多了，我也会唱了，那是我平生学会的第一首歌，至今没人时还常喊它几句，脑子里浮现当年陆家花园和前面祖师坛的场景，甚至，似乎还会隐约响起那班战士年轻的歌声。

　　想不到，过了60年后，我会在杭州遇见曾经在那里改造过的人，他也还记得当年的解放军战士最爱唱这首歌，记得那里的房子高大宽敞牢固，天井里和大门外铺的青石板很宽很厚……

四十七

法根他们住在祖师坛，白天去东边崇裕丝厂对面的麻厂洗晒络麻。当年劳改犯们还没有统一的囚衣，他们都穿着自己带来的衣裳。有时队长叫法根陪其他生病的犯人去镇上的联合诊所，法根不大情愿，怕被丁山河来的熟人碰见，要解释现在自己不是普通人了，是犯人，难为情。

　　

　　徐福林的舅佬——俞法根先生 抗战时期，他在姐夫手下担任警卫组组长，现已九十好几的他身体健康，仍耳聪目明，每日读报，记忆力很好（摄影／蒋豫生）

　　法根在那里的洗麻组干了七八个月，积极卖力。有一天让他去队部，看见那里有两位外面来的背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以为又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领导说了才晓得，原来是来叫他转去杭州城里的劳改工厂。

　　当时，劳改单位新办了几家工厂，急需有关的熟练技工，就在犯人的登记表上查找。法根年轻时在城里宝善桥王民巷2号的戴德友绸厂学过，刚满师，日本佬来了。这时小车桥高墙内办了武林绸厂，看到登记表上他填写的履历，来调法根。法根不愿去，高墙内总归让人心里压抑，而在塘栖虽然生活艰苦吃力，但感觉还比较自在。队长说，叫你去当大组长的，主要负责检查。法根只有服从。

　　在长桥边上轮船时，来带人的战士要他戴上手铐，法根不情愿，说：“叫我逃，我也不会逃的！”旁边陪送的工作队员讲了，他不用铐。但与法根同去的另一个到铁工厂去的犯人罪重，要铐。

　　法根在武林绸厂待了半年，因为工作负责、巴结，罪也轻，三年刑期仅服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让他重获新生。宣布那天，母亲正巧来探监，母子俩去六公园、昭庆寺白相了一趟，还在干阿哥的汽车公司吃了中饭……后来调入红雷丝织厂，1964年回到大井乡水西村。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发展，法根在大队办的电扇厂、服装厂担任企业会计，土地征用后，买了养老保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条件都还不错。如今与小儿子康儿一家共同生活，虽然老伴已经不在，但年已九旬的他仍然耳聪目明，每日读报，没有不良嗜好，房间里和身上都收拾得清清爽爽，且记忆力极好，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还能够很快报出许多人的名字。

　　不过，那天我与他通电话，让他再介绍两个曾经同道过的弟兄，我想去采访。他回说：“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已经不在了，某某某旧年冬天也去了……都走了！”电话那头，突然好一阵没了声响。我怕出什么意外，赶忙大喊：“娘舅，娘舅，娘舅！”又过了一歇，电话中才传来他低沉的有些哽咽的声音：“侬是在叫我啊？”我忙说：“是咯，是咯，娘舅，勿要伤心，自家身体要紧！”

四十八

那年春晓带我去了丁桥镇上，寻找一个叫吴福奎的老人。年轻时吴曾是阿三的警卫，有段时间也跟过福林，知晓的经历过的事情自然不会少。福奎晚年的邻舍76岁的小狗伯告诉我，他听福奎说，解放初那次接到福林的口信，跑去杭州上天竺集中，参加学习班。学习班上给大家讲形势，随后将他们分别安排进供销社、收购站等单位工作。吴去单位报到上班后，过了两个礼拜，他们这批过去的弟兄们全被集中起来，送上火车，拉到黑龙江去劳动改造……20年后，福奎回来，“身上的那个虱子啊，啧啧！”旁边的小狗婶接嘴道。

　　福奎的父亲早先是铁路上的扳道工，此时已过世，后娘住在笕桥火车站旁边，他先是蹲在她那里，在门口摆个皮匠摊过日脚，邻舍都叫他“娘舅”。小狗伯还说，福奎的老娘（妻子）是个癞痢婆，以前在塘栖丝厂做工……

　　我很想找到福奎本人，听听他回忆在塘栖丁山河的经历，还想问问他的“老娘”是不是在我们丁山河讨的。只是小狗伯说，两年前，孤老头福奎去了义乌，说是那里有他的一个外甥，后来就再也没了音讯，也没有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

四十九

春晓说，阿爸走格辰光，身份证还没有用，伊有过一张放在镜框里的小照片，后来勿晓得被姆妈弄到啥地方去了。前两年，大姐二姐都来寻过，可是问来问去寻来寻去，大家都讲没有。

　　在徐福林70多载的生命历程中，我估摸，或许解放初剿匪结束时，那些共同战斗了年把的战士们在分手前，会不会与这位“剿匪司令”一起来张合影？或者说，大家在合影留念时，会不会让他也一道参加？西湖饭店旁边就有“二我轩”和“慧光”照相馆，方便。不过也很难说，毕竟徐是这么一个人物，虽则嘴上可叫“司令”，心里未会必视为战友。合影即便有，如今60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里寻找相片可能的保存者呢？就算找到了，在那一片泛黄的发糊的人群中，又有谁能分辨认出谁是谁呢？我心里觉得，这么一个不算太早的人物没有给世上留下一点形象，只能让我们后人凭空揣度其模样，总归有些遗憾。

　　我更想找到的是他的个人档案，为了印证我采访的撰写的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可是，没有。前面说过，能让我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还有朋友帮助寻找，其他不少人的都有，就是他的没有，真没有。在那些旧时档案中，除了找见他解放后第二次入狱时法院的判决书，及他自己写的极简单简短的履历，在解放初整理的相关表格上、别人揭发他的材料上，除有“徐匪福林”字样外，再没有看到有关他的文字。而据我熟悉的原塘栖米厂副厂长杭州下乡知青蒋桂林回忆，当年他还是知青的时候，曾被抽去哪里帮忙整理过一批档案。这其中好像就有徐福林的。如若他的记忆确实，不知道这袋东西现在何处保存，抑或说沉睡？

　　我对那本贺扬灵著的《二十四个火炬》仍不死心。2011年8月13日晚，杭州晓风书屋举办《太平轮一九四九》读书会，我也去了。台湾作者张典婉女士到场与大家交流、沟通，并试图寻找幸存者的新的线索。她母亲也是坐太平轮从上海逃难去台湾的，她满世界地寻找当年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拍纪录片、写书、组织亲属海祭。

　　我父亲和包括我在内的当年全家七口都是幸运者，差一点就坐上后来沉没的那最后的一班船。父亲当时从南京调入上海中央银行总行上班不久，上司已将要求随同的那班船的船票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并允诺因为船大，可以带家属，甚至可以带家具。父亲不愿意跟一个即将倒台的流亡政府去海岛，生怕今后共产党再打过去，无处可逃，只能跳太平洋。结果，1949年2月27日，他们总行六名参加押运的同事（或许还有同往的他们的家属），随同银行的那许多沉重的档案铁箱，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驰向台湾基隆港。当晚11点多钟，在舟山附近海面和另一条货船相撞，沉没罹难，死者逾千……有人说，那艘轮船是中国的“泰坦尼克号”。

　　会后，我单独跟张女士谈了一会儿，托付她，有空再在台湾的几家图书馆帮助查找那本我很想得到的书。

五十

国人向来信奉“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忖，倘若世间真有此等因果报应，于徐福林而言，或许也是应验了的。毕竟他觉得自己“良心勿黑咯”，他自身的聪明才智，他做人的胆力、魄力和魅力，在他年富力强的时段，尤其是在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之时，揭竿而起，抗击日寇，屡有胜绩，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扬强势风光，甚至还有些叱咤风云的气势，解放初“罪名排在伊后头的”那些人都被枪毙了，他却没有。而他和他的手下犯的罪错，他也已通过冒生命危险带领解放军剿灭顽匪，通过蹲大狱，以及晚景的凄苦凄凉，作了偿还。

　　现时的人们常喜欢表白自己无怨无悔，他却是有悔的。前面已经提过，临终前他对人感叹：“早晓得现在格副样子，当年粟裕叫我一道北上去抗日，跟着跑就好勒！”——如果真有帮粟解困的那档子事，哪怕帮助的不是粟，是谭，或是其他中共的哪位抗日领导。

　　我对徐福林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他与我家乡塘栖密切相关的那些经历，那些我们后人无法亲历的往事，尤其是抗日的故事，那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那段苦难的沧桑岁月中的历史细节。

　　都说，乱世出英雄。在许多人眼中，徐福林只不过是一个土匪头子、草头王、草寇。然而不管如何，他都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比较特殊的很有些枭雄式的历史人物。幸好，那样的乱世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需要的是和平与和谐，而这仍然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自然，记述那个年代这一带的抗日历史，不该缺了他，以及他带的队伍。

　　（完）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