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学文

　　从世界发展的全局来看，现代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人类进入现代化的进程漫长而曲折，其中也包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人们对“现代化”的思考与审视。概而言之，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不是只有一种？它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二是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其优长与问题在哪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人类如何实现永续发展，走向未来？除此之外，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将发挥什么作用？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其形态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科学的界定，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页。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创作必须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更加积极主动有效地承担起历史使命。这里我们初步讨论几个相关的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及其对文艺创作的历史性要求

尽管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潮流，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其发展态势却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欧洲先发国家也并不一致。如果把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作为人类开启现代化历程的标志，那么最早迈开现代化步伐的应该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帝国。但是，他们的领先地位很快就被荷兰等取代，代之而起的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但如果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话，英国是始发轫者，应该在18世纪中期。不过，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农业革命等非常重要的事件，其核心地并不在孤悬海外的英国，应该是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内陆国家更为重要。不过，学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的宋代已经开始了人类的现代化步伐。如日本历史学家與那霸润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只不过是要“宋朝化”，特别是被视为日本现代化起步的标志性事件明治维新就是“披着‘西洋化’表皮的‘中国化’”[1][日]與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何晓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他认为，宋朝是一个真正的“划时代”的王朝，中国从这一时期开始就进入了“近世”，也就是走向现代化的前期或起步阶段。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在全球范围来看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即使是欧洲国家也多有不同。如德国学者顾彬认为，“西方”是一个很“省事”的概念，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所谓‘西方’国家之间有很多很大的差别，彼此之间也会有张力。”[2][德]顾彬著，李雪涛、张欣编：《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比如现在意义上的德国在1871年才建立，属于“西方”的许多事情在“德国”还没有发生。尽管他强调的是对“西方”概念的认知，但实质上反映的是欧洲地区国家之间的不同。

　　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就先发国家而言，其共同性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或者也需要注意到，人们对其共同性的重视高于差异性，强调其共同性应该也是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在更多的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话语”中，人们习惯于把现代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唯一性标准的历史必然。而这个“唯一性”的标志是以“西方”的历史、路径、价值观为基础的。但是，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差异性往往更具体、更多样。首先，不同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节点是不同的。以中国而言，如果是宋代就开启的话，肯定早于世界各国。但如果是在19世纪中期开启的话，不仅所处时期较晚，且失去了许多先发国家可能具备的机遇、优势——市场的占有的问题、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手段问题、新的产业形态的形成及相应的技术创新问题，等等。这些在客观上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落后的状态。如果要赶超先发国家，不仅要克服后发的劣势，还要找到避免先发的失误、超越先发的途径。因此，亦步亦趋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其次，在现代化进程中，个别国家可以实现的目标，其他国家却不可能完成。有研究者指出，日本曾希望重复欧洲现代化的经验，但是失败了。这就是当欧洲在本国市场不能容纳过剩生产力时，便通过殖民美洲来释放生产力。但是日本殖民亚洲的企图破灭了。这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欧洲可以做的事情其他国家却不能重复。[1]参见温铁军：《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15页。再次，不同国家在开启现代化进程时，由于自身的发展程度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异。对于欧洲许多沿海国家而言，航海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形态。由于地瘠土薄、物产单一，必须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满足贸易。但由于中国发展出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相应的手工业，可以自给自足，对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缺乏内生动力。而日本一方面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脱亚入欧，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形态。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化的实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进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多样性。我们不能以某一种形态来规定其实现的路径、模式。如金耀基就提出了一个“亚洲另类现代性”的概念，强调亚洲地区实现现代化与欧美的不同。他借用亨廷顿的话指出，“世界正变得更加现代，同时更加远离西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恰恰重新唤起了东亚国家的热情，去探寻自己的独特的身份和现代性的独特文化表现”，而“全球现代化所带来的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单一的现代文明，而是不同的现代文明”。[2]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事实上，源于文化的影响更为复杂多样。这不仅表现在文化形态的差异方面，也表现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发展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地域、历史、文化的影响亦非常深刻。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欧洲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占有更多的资源以解决生存的问题，而中国则是如何生活得更具诗意、更与自然相适应的问题。就文艺创作而言，中国的古典文艺观强调的是能够使人与自然之道的协调、适应，以及适应之后的主动性。这种协调也表现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在创作上，中国古典文艺观认为文艺的诸种形态如乐、舞、诗、歌等是因人内心世界受到外在存在的触动而表现出来的。如中国第一部古典艺术论《乐记》中已经谈道：“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3]转引自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2页。这与欧洲古典文艺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古希腊、古罗马更强调人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一点在其被视为经典的古希腊悲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需要解决如何以理性来改变冥冥之中先验地决定人的命运的问题。在创作上，摹仿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从本质来看，艺术具有共同性，但从对艺术的本体、创作、价值等诸多方面的理解来看，还有很多的不同。

　　在现代化步伐日见加快的历史进程中，向先发国家学习，汲取其经验与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切以其为标准。对更多的国家来说，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是一个“理念”，而不是现实。因为现实是充满了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不仅发展路径、社会治理不同，文化形态也存在很多的差异，甚至是非常深刻的差异。把先发欧美国家的模式当作唯一的模式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为这并不能得到历史的与现实的支持，反而有诸多失败的实证。就文艺创作而言，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均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作品出现。艺术的呈现更强调独特性，而不是唯一性。希腊神话出现的时期虽然更早，但我们并不能说这样的作品是初级的、幼稚的，它同样是人类文化宝库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众多现代派作品虽然是在人类生产力条件极大进步的时代出现的，但并不能说它们比希腊神话更“先进”、更完美。对艺术的评价与衡量离不开特定的地域、时间，以及这种特定时空中人类的活动状态、现实问题。古典神话表现了人类在幼年时代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是那一时代的文化结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创作同样表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情感与想象的历史性形态，是特定社会背景中人类内在世界的外在呈现。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神话是人类幼年时代的作品就认为它是幼稚的，也不能因为现代派作品是人类成熟时代的作品就认为是成熟的。事实上，不同的人对人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艺术创作有不同的看法。如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勒克莱齐奥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学高峰，除了荷马史诗时代之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阿兹特克文学、波斯文学、莎士比亚、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唐诗等。“唐诗是人类文学最高峰之一，而且在时间上，除了荷马之外，远远高于其他几座高峰。”[1][法]勒克莱齐奥、董强：《唐诗之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77页。他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认知的差异与不同。事实上，这种差异与不同是一种常在的现象。

　　毫无疑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品对今天的创作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0世纪初期出现的欧美现代派，其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人对物的反抗——至少是在精神领域的反抗。当欧洲经历了漫长中世纪神本主义的控制之后，希望能够出现东方世界那种属于“人”的世纪。但是，由于其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刚刚从神权中解脱出来的欧洲又被以资本为代表的物所控制。而现代派正是对“物”的反抗，是对物欲横流、人的迷失与异化的反思、批判，显现了人类仍然具有的理性与良知。这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是现实社会生活要防止、弱化物对人的挤压、异化；另一方面是艺术要通过创作来警醒人类、警醒社会，不能陷入物欲的迷途之中，不能失去人类自身前行的方向、社会理想与道德伦理。从创作的具体手法来看，现代派艺术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如对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情感形态、心理感受、感觉世界的描写；对作品意象的重视、情节叙述方式的改变，等等。这无疑将拓展我们的艺术表现领域，丰富我们的表现力与想象力。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可能使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演变成“唯一”的形态。事实上，即使是欧美国家，其艺术形态也并不仅仅存在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中。我们还需要看到，在现代派之外还有大量的、更具传统意味的作品，如现实主义特色比较突出的作家，不仅有卡夫卡、加缪，还有罗曼·罗兰、海明威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标志性作家，亦是具有突出现代意识的重要作家。但他却认为，并不是自己写出了魔幻，而是生活中充满了魔幻。他写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相对于魔幻，他更强调现实。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认为是“现代”的东西时，其中恰恰充满了极为重要的“传统”色彩。大致可以这样说，欧美现代派艺术正是“现代”生活及其表现手法与“传统”艺术元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对于文学而言，源于美国影响至欧洲的“意象派”，认为要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中长于使用“意象”的创作手法来改变诗歌创作中抽象理念泛滥的状况。现当代欧美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如毕加索、梵高、塞尚、马蒂斯、莫奈等，均有从中国古典绘画与日本浮世绘艺术中汲取灵感、手法的经历，也正因此，才使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突破藩篱、开创新局。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路径不可能是别人的旧辙，其形态也不可能是对别人的模仿。历史没有终结，仍然表现出斑斓多姿的光芒。就艺术创作而言，亦不可能定于一尊。创作适应现代化进程要求的精品力作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我们对精品力作的认知标准要清晰。借鉴他人于我有益之处是艺术成长进步的必然过程，但简单模仿、画地为牢、亦步亦趋却是艺术丧失生命力与审美魅力的迷途。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审美的新变有怎样的趋势、创作应该表达怎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如何表达等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形态的演变

尽管文学艺术的形态是一种外在于内容的存在，但其演变发展也将对人们的创作、欣赏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作用下，其形态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以诗歌为例，在书写困难、文字普及度不高的条件下，四言诗的影响非常大，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格式。但是诗歌却经历了一个由四言诗到五言诗、再到七言诗的演变过程。至20世纪初期，新文学革命开启，现代诗终于出现，成为诗歌的主流。这种演变是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要求。当现代化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时，语言的准确与解放就是一个同样急迫的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生产力的变革带来文学艺术形态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表演艺术而言，中国的戏剧虽然可以追溯至遥远的祭神仪式与后来的傩戏，但在金元时期发生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这就是以舞台表演为主的叙事艺术形成，成为表演艺术最重要的形态。当人类影像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后，不仅出现了摄影这种艺术形态，亦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电影艺术。伴随电视传输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电视艺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传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网剧、视频等形式陆续出现。与这些具有表演元素的艺术形式相伴的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的广播剧、小说连播，以文字为表现手段的网络小说、博客等的出现。这些均说明，现代技术的发展对艺术形态的改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工具性影响。

　　与此相应的是艺术创作向艺术生产的转变。创作更强调个人性，这也是艺术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而生产则是社会形态，更具社会性，需要不同的人、财、物统一组合才能完成。所谓的艺术生产就成为一种个人性与社会性、艺术创作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艺术。如拍摄电影需要有灯光，但生产灯的工人并不需要是艺术家，也不需要对电影负责。他只需要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甚至只需要对生产线的某一环节负责。这就会出现与艺术“背离”的情况，即生产者并不需要知道艺术家创作什么，而艺术家也并不一定要对生产者的生产提出艺术上的意见，他们是相互分离的。这种状态使艺术创作与生产形成了一些过去没有或不突出的现象，最突出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首先其源头是创意策划，以及文本创作。这部分主要发生在案头，但却决定着作品的基本品格，其经济成本还只是初步的。其次是内容生产，主要是表演、摄制。这部分虽然是围绕内容进行的，但却是整个产业链中最关键的部分，承担着能不能理想地把内容呈现出来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投入最多、最复杂的部分，涉及到场景的再现、服装道具的设计制作、声效的呈现等，以及与创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餐饮、住宿、交通等后勤服务事项，其复杂度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投入规模。再次是后期制作，以最好的标准来完成作品，至此才完成了全部的创作/制作过程。但是还存在传播销售与衍生的版权交易等环节。除了表演类艺术之外，诸如书画、摄影、图书等亦是一个产业链条。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甚至出现了以临摹为主、销售为目的的艺术基地等生产现象。这种变化体现了艺术创作被工业化、商业化与信息化的趋势，并形成了社会结构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最具国际影响力且创造了不俗商业价值的是网络文学。据统计，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249.8亿元，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亿人，日均活跃用户为757.75万人。[1]参见《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249.8亿元》，2021年10月14日，https://culture.gmw.cn/2021-10/14/content_35233143.htm。

　　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商业化的条件下，艺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至少需要从外在形态上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当然，最突出的标志是艺术作品的形成由创作的单一形态向创作与生产二重形态并存的转变。曾经“乐由心生”强调内心感悟的创作被疏离情感的“设计”遮蔽。各种桥段、叙述节奏、呈现手法的设计是“生产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作品的宣传推介方式、策略，服务于销售的营销活动等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环节。尽管这些问题已经与艺术创作没有本质的关系，但仍然是作品能够产生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品在市场所占份额也成为衡量作品的重要指标。虽然我们反复强调要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但对其经济效益的考虑并未消减，至少人们可以从经济效益中了解到作品的传播情况。

　　文艺作品形态的改变也对社会生活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衍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如被概括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影视业、出版业、演艺业、IT业等，也衍生出新的社会群体。除了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外，还有许多新的社会组织或亚组织。如对某一现象或人物追捧的“粉丝”群体。他们虽然并不是正式的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只存在一种弱联系，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却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人们的生活习惯亦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如阅读方式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纸质图书的阅读受到了网络或电子图书的冲击。电视机刚刚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定时追剧的生活方式被网络的便捷性、及时性、多样性取代。海量的信息与碎片化的接受可能对人的思维、分析、想象、综合与体验等方面的能力造成消损。过去需要由专业人士进入的行业，现在变为有兴趣即可进入，如表演、写作等。进入行业门槛的自由度增加，专业性降低，为更多的普通人士提供了价值展示、个性表达、社会参与的可能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创作的国际交流亦空前繁荣。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引进应该是全球最活跃的区域，也是最开放的区域。而中国的文艺作品被移介到其他国家，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增加。诸如电影《流浪地球》等就基本实现了国内外市场的同步上映。刘慈欣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麦家、贾平凹、曹文轩等诸多作家的作品亦被大量译介。中国的舞台艺术作品也频繁在世界各地上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孤勇者》等歌曲被反复传唱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各类文艺作品在世界的影响。这种频繁的交流对促进创作、提升作品的艺术品格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文艺创作而言，这种外在形态的改变还不是其现代化的全部，其内在形态的改变更为重要、更具根本性。所谓内在形态的改变，主要是指其呈现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关注等。我们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变化。

三、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现代品格的追求

就中国而言，现代化也并不是今天才需要面对的问题。15世纪以来，中西方之间的交流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义纷纷来到东方，包括中国；另一方面是他们又把东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传回欧洲，使欧洲发现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和另一种文化，对之后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进而开启了人类工业化的先声，并触发了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这并不等于中国与此无关，而是不断地被这一历史潮流所裹挟。事实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历史之外。事实是中国是历史的创造者。只不过有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区别。没有中国的存在，某种历史可能就不会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中国的存在，历史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历史。至少，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会迟滞。不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还是之后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至19世纪中期之后，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被先发国家瓜分的市场——中国终于与列强的贪婪遭遇。虽然他们并没有完成最后的利益分割，但中国依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主性，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文明的重建，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使命。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处于最为敏感、最具主动性的地带。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大声呼唤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尽管如何改变，新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对很多人而言还很迷茫，但这些勇敢而颇具责任感的作家与艺术家们预示到了中国的某种历史必然——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文学革命开启了中国文学艺术通往现代形态的大门。不仅实现了语言由古典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的革命性转变，亦实现了内容由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向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革命。同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受到了现代派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产生了革命性转变。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得以实现，形成了属于中国的现代文学审美形态。就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即把人、主要是普通民众从所谓的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就人的解放而言，中国与欧洲具有某种相似性，但也有明显的不同。欧洲是把人从封建与神权中解放出来。在“封建”之外，还有另一重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即“神权”。同时，欧洲的“封建”，与中国的“封建”也多有不同。但总体来看，人的解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鲁迅对国民性、对人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通劳动者历史性的尊重，体现了那一时期中国从传统社会的制约中觉醒的历史必然。郭沫若在其《女神》等激情澎湃的诗歌中呼唤社会的变革，表达了那一时代最强烈的声音。而茅盾则创作了《子夜》等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预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消亡的历史必然与现代社会到来的艰难曲折。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的革命性集中表现在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否定，以及对新文化的呼唤与重建上。虽然是新“文化”的运动，却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要求。这就是中国必须从僵化的、失去适应力的社会形态中出走，实现能够顺应时代要求的现代化，以救亡图存、重建文明，不然就会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抛弃，甩出时代发展的轨道。这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核心任务、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化实现革命与新变的必然要求。而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既是时代新变的启蒙者，又是构建新中国的推动者。在百余年的努力奋斗中，中国文学艺术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审美形态。

　　首先是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极为自觉的关注与表现。从新文学运动中人的觉醒与自我解放的积极追求，到脱离旧家庭、旧生活的主动性的确立，到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奋斗牺牲，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与建设热情，中国文学艺术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的新生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拥有巨大成果的表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从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深刻变化中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与进步，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到《子夜》中的吴荪甫、《家》中的大哥高觉新，再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梁生宝、宋老大，改革开放后的香雪、乔厂长、李向南等，我们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形象中了解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所发生的变化。他们从麻木、无助、被剥削与被压迫中觉醒，开始了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包括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命运的变化融为一体的奋斗历程，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人的自觉意识的确立与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发展进步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考验。文学艺术创作对这些现象、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在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传统乡村的命运令人深思、忧虑。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推进，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包括其人口、学校、医疗、产业及乡村文化传统等日见凋零。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都要遇到的问题。许多作品表现出对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怀恋、惋惜，也有更多的作品表现了在新时代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生机。很多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乡村演变为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化乡村。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国家而言，是极为深刻的。似乎能够说明，乡村的现代化虽然需要借助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来推进，但这种改变并不一定要把乡村一律转变为城市。作为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存在，乡村的现代化恰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极为鲜明的特色。我们在诸如《海边春秋》《经山海》《大地》《乡村国是》《山海情》《大山的女儿》等作品中看到了相关的描写。

　　另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与环境。工业化对地球资源的破坏、消耗十分严重。人类面临着资源极度的浪费与可能的枯竭带来的威胁，并由此引发了人类有没有未来的讨论、忧思。大致来说，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资源的消耗越大。这种消耗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本来为延续能量的饮食演变为标识身份、金钱、权力的象征；为保暖与礼仪需求的服饰蜕变为毫无实质意义的虚荣；为满足经济的增长与资本的贪欲，人们创造了“制造消费”“品牌”等概念来催化欲望的膨胀，其代价就是更多的无意义消费加剧了资源的短缺，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使有限的资源用于人类的健康、进步，帮助人类拥有未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代课题。对环境的关注、资源的重视，并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价值观、社会行为与未来理想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文学艺术也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甚至提出了“生态文学”等相关概念。诸如《那山，那水》《水土》《上上长江》等作品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总体上关注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更是以太阳系面临毁灭的空前灾难面前，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故事，表达了现代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思。小说不仅表现了“现代后”的人类世界，也表达了现代人对自然、宇宙与人类未来可能性的想象。

　　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艺术涉及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的，以上所言仅仅是某些方面的表现，此外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的创作主题。如《欢乐颂》等对新兴社会群体如都市白领生活的关注；《妈妈！》等对老年人生活的表现等。总之，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代化图景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达，其现代化突出地表现在对这一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想象、存在问题的思考，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描绘。这其中包含着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的人如何以适应现代化的视野、理念来评价、选择与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艺术创作中关于价值形态表达的要求。

　　首先是在传统社会形态中形成的价值范畴是不是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中国古典价值体系中的天下、礼制、德孝等，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天下与全球化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范畴并不能被视为同一的概念。天下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地区、族群的相互认同、协和关系与以经济贸易为纽带的交流、互补、合作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认为传统的天下观念失去了现代价值。礼制体系反映了社会秩序应该遵循的规则，但是当礼制僵化、烦琐化后对社会活力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制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当法的意义得到空前强化后，礼的作用是否仍然具有现实价值？这种价值表现在什么方面？中国伦理范畴中十分强调“孝”的作用。在今天，“孝”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今天人们践行的“孝”是不是仍然与传统社会中绝对的“孝”具有同样的实践形态？人们是不是仍然应该以“二十四孝”中宣扬的孝来要求个人的社会行为？等等。这种生成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范畴虽然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在理解、实践等方面已经不能以传统价值形态来衡量要求，而是应该赋予其现代精神。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种新变，就是观念形态的僵滞、后转，是缺乏现代意识的表现。

　　另一方面是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或缺少的价值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如个人的主体性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个人被限定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个人的一切要被这种人际网络的需求来决定，包括爱情婚姻、职业选择、发展方向等。个人的自主意识缺失，个人只是社会网络的一个节点。个人的主体性得不到肯定，其社会的创造力与进取精神就会被遏制。但是如果只追求个人的自主性而无视或忽略人的社会性、社会责任，亦会造成社会的离散，导致社会秩序发生紊乱甚至混乱，这也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以现代眼光来看待个人的自主性，应该找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点，这显然与传统社会是不同的。契约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其最初的出现是在社会流动性比较大的地区针对利益相关人难以践约的实际形成的社会规范。在以定居为主要形态的社会中，尽管也存在契约行为，但人们更强调的是诚信，要求在社会行为中对“承诺”践行。所谓“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人们更看重的是对诺言的责任。随着现代社会形态中人员流动的普遍化、利益践行的具体化，对契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契约成为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仅在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必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也极为重要。在创作中，这些社会行为的变化均为现代化的体现。

　　总体来看，文艺创作对价值观念的选择与表达适应了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人的主体性的增强表现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觉醒。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是能够对自己的价值、未来进行取舍选择的主动体，也是在这种选择中推动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力量。如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这一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中，许许多多的包括毛岸英这位“第一名志愿军战士”在内的“个人”自愿作出了为国家献身的选择。在《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中，作家关注的视野超越了个人、国家、种族与文化的局限，从“人类”的层面来演绎故事，其中所蕴含的天下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现代品格的生动体现。电视剧《信仰》着眼于一般人的命运，涉及到了家庭、事业，国家、个人，以及现实与理想等重大问题。这些心怀信仰的战士为了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甚至家庭，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伦理形态。

　　在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现代价值的选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作出具有审美魅力的表达。中国文学艺术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余年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对传统艺术的表现方法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再创造。其次是汲取了包括现代派艺术在内的外来艺术的许多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同时，随着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精神品格。在20世纪初期前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译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早期对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之后对现代派作品的介绍，均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精神资源。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艺术对中国审美范式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度空前广阔，对国外艺术的介绍形成了新的高潮，不仅拓展了艺术观念，亦极大地丰富了表现手法。再之后对传统审美的回归新变，使中国文学与艺术表现出对传统继承中的创新，对他人借鉴中的转化，形成了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根脉，以借鉴他人益处为手段，以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发展进步为使命，以塑造中华民族现代精神品格为目标的审美形态。文学艺术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新的风范和新的气象。

　　我们以习惯上被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由于这一题材的特殊性，在艺术表达方面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审美模式，并影响了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而这一题材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可以更具代表性地体现出当下的创作在艺术表达方面的创新与转化。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描写了进步青年汪可逾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故事。虽然她没有去成延安，但仍然参加了革命队伍，随后来改编为解放军的部队挺进大别山。作家并没有给人们讲述一个耳熟能详的战斗故事，而是展现出极度瑰丽奇幻的想象力。小说在大量的细节描写、情节设计中突出了一种神奇而隐秘的力量，似乎在表达一种超越现实的、具有神性意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种符合天道的自然选择。在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一个地下隐蔽战线保护首长转移的故事被讲述得既扑朔迷离，又别开生面。作家的叙述不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知视角切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讲述了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故事。这种“不知道”不仅是叙述者的不知道，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不知道——不知道谁是这一活动的负责人；不知道这位首长是谁、在哪里、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谁是同志、谁是叛徒；不知道活动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在这种种“不知道”中，作家又增加了一层“不可做却又不得不做”的叙述屏障。如果首长要出现，必须与约定的电话联系，但这个电话已被叛徒控制；如果不与这个电话联系，就难以与首长取得联系。如何在既可能因叛徒而使首长暴露，又不能使首长暴露的“不可能”的两难选择中完成任务，是对地下工作者智慧、经验、胆识、能力与品格的严峻考验。这种少见的叙述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是同一题材中最具创新性的收获。

　　但就现代派而言，其表现手法与之前的“传统”有非常大的不同。如不重情节而重感觉；不重外在行为而重内在情绪；不重刻画人物形象而重赋予形象以隐喻性符号；不重细节描写而重细微心理表达，等等。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手法丰富了艺术创作领域，但与中国传统审美之间存在许多距离。对这些手法是借鉴还是照搬，是融会吸纳还是生吞活剥，对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艺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吸纳与模仿之后，出现了理性的审视与有效的转化，从而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格与审美魅力。这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电影如《红海行动》、《战狼》系列、《长津湖》、《金刚川》、《1921》等，电视剧如《觉醒年代》《人世间》《县委大院》《功勋》《超越》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其艺术表达还是价值取向，均反映出文艺创作中现代品格的有效探索与积极收获。

　　尽管先发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存在差异的。同样，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其审美范式、评判标准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具有明显差异的。有论者指出，我们很有必要去思考讨论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原因，认为这种差异性是在起源性意义上就发生的，是历史地形成的。同时，其内涵品质相当丰富，是在与西方世界性对话的语境中不断深化自身而生成的。[1]参见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3页。这就是说，不同地域、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其差异并不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认定，而是具有起源意义的原生性原因。它们在历史的生成之时，就存在很多差别。这种差别影响或制约着之后的发展，并在这种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形成或强化了自己的特点，创造了不同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本来就不是同样的历史，是存在差异的历史。但是，人类并不需要对此悲观。因为不同地域、或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东西方之间相互对话交流，就可以使自己的品格得到蜕变提升。对话可以使他们相互之间融合、新变，但不是一方取代一方，或一方归属于一方。对话使他们表现出更加丰富生动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正是人类创造活力的生动证明，也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