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志强

　　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从紧跟欧美工业发展体系的现代化（近代）、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为目标的现代化（现代）、解决制度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融入世界体系为旨归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显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延续性和新时代全面发展的新可能性。这一命题的提出，基于几百年来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结合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特点和未来状况，为研究和讨论当前诸多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创建了基本框架和内在理念。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被叙述为五个领域的现代化，也就等于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领域五个重大的发展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页。。其中，与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事业关系直接相关的论述格外值得关注。知识大众的崛起、文艺伦理的定向、精神价值的重塑、生态美学的构建与人类视野的确立诸议题，成为当前文艺评论话语更新的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文艺评论的话语生成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充分表达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现状。“十四亿多人口的规模，资源环境条件约束很大，这是中国突出的国情，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发展途径与推进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这么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2]孙业礼：《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人口规模巨大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推动文化启蒙。人口众多成为文化教育高成本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便于听得懂的语言取代便于看得懂的语言；简体字取代繁体字，以更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文字来取代笔画烦琐、不易学会的文字。在文艺领域，“文艺大众化”“面向工农兵写作”等命题的出现，也是因应这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的结果。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大众”接受了较好的教育，“知识大众”崛起，文艺的社会整合价值和功能进一步强化，文艺评论的引导工作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命题所阐述的文艺评论领域的文体建设和理论探索需要面对的现实境遇。

　　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样隐含了对当前文艺繁荣的核心主题的表达。事实上，无论中国处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发展都是近现代以来所有文艺作品发生的支配性符码（Master Code）。那些被看作是现代文学经典的作品，都隐含着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鲁迅的《故乡》指向对衰败乡土中国的拯救意识、巴金的《家》《春》《秋》中知识分子“自救乃救国”的文化思想、路遥《平凡的世界》中苦求正常生活的悲情与格非《望春风》中作为“剩余物”的人的被抛离感，都指向这一支配性符码。这也就内在地规定了文艺评论的价值伦理和美学理想：文艺评论的美学标准必须与这一潜在的中国式现代化符码相吻合。

　　同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则打开了文艺评论的伦理视野。共同富裕是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两种文明的协调则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往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一个重大弊端就是物质主义过度膨胀；强大的物质基础、人的物质生活资料丰富当然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人只追求物质享受、没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成为社会学家描述的那种‘单向度的人’，丰富多彩的人性蜕变为单一的物质欲望，那也是人类的悲剧。这个为我们所不取，我们追求的是既物质富足又精神富有，是人的全面发展。”[1]孙业礼：《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显然，文艺评论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文艺服务，更是在此基础上为形成良性的“本能革命”（instinctual revolution）[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而确立自己的批评原则服务。物质丰裕社会的压抑性代价需要被识别和破除，任何为了维持某种特定集团利益和秩序的统治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控制，往往通过文艺作品形成自我合法化的辩护，通过合理性、合情性的叙事，最终形成对人的本能的压制，也就是所谓的“额外压抑”[3]同上，第25-27页。。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下，中国文艺评论工作的核心任务正是要去伪存真，祛除虚伪的权魅假说，恢复人们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意识，凸显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艺评论宗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现代化的发展从马克思所批判的“伟大的破坏性与伟大的创造性并存”[4]浮士德召来靡菲斯托和他的“力士”，赶走了老夫妇，并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了重建；然而老人的死，让浮士德感受到“发展”的罪恶。参见[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6-90页。的悖论中拯救出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这也就需要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引入生态批评的思想视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欧美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思想，形成文艺批评生态理论的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具备新的人类意识和历史观念。“我们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的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我们制度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文化决定的。”[5]孙业礼：《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自萨义德以来，后殖民主义文艺评论崛起。但是，这种文艺评论乃是建立在以帝国、宗主国、反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基础之上的，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艺作品中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的议题不完全交融。事实上，和平崛起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的道路，而不是三百年来全球化旗号下少数国家压制和剥削大多数国家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立足于国家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目的的对全球进行新的掠夺和资本再分配，而是对人类梦想——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解放的追求和探索。[1]参见周志强、刘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种阐释视野》，《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4期，第8-15页。因此，当代中国文艺评论要具备一种新型的“人类视野”，要意识到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乃是文艺作品中的真正的命运，把对人的真实生活的表达作为文艺评论的根本性标准，确立反异化、反遏制性的批评精神和态度。

　　显然，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批评意识的基础。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命题，指导文艺评论定位社会角色、确立价值理想、创新批评伦理、引入生态批评和重构精神品格。

中国文艺评论的三种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需要完成自身的话语更新，即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三种话语相互融合，构建起新型文艺理论话语。而实现三种话语的更新与融合是当前中国文艺评论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自黑格尔论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体系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理解社会？从现代社会确立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谁来领导社会、谁来主导社会的问题。由此，知识分子就逐渐因其社会职能的差异而分化为三种类型。[2]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接受访谈时提出，“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的连结模式已然建立。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具有‘普遍的’、‘示范的’、‘唯真的’形式。他们习惯了在特定的地方工作。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使他们置身彼处（住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性关系）。”相应地，福柯也就区分了普遍性知识分子、专才知识分子。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真理与权力〉（1991）》，陈荣钢译，2018年10月10日，https://www.sohu.com/a/258528764_559362。事 实上，福柯本人却又不同于普遍性知识分子和专才知识分子，而是更多地扮演了有机知识分子，或者说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参见[美]加里·古廷：《福柯》，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第一，普遍性知识分子。在笔者看来，普遍性知识分子恰如福柯所说，执行与真理有关的思想行为，如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等。普遍性知识分子主要生产看起来与当下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诸如“物自体”“精神现象学”，等等。事实上，正是普遍性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的“命题话语”，即通过关于知识范式、观念范畴等的反思、解析和创生，为人们提供认知方式和思想视野。

　　第二，有机知识分子，或者叫作批判性知识分子。这是由依托一定学术和理论背景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大众构成的群体。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今天不断生产“问题话语”。有机知识分子致力于思考我们的社会、人生或生活如何才能更好、更有价值和意义。他们秉持历史批判和现实反思的精神，解析人的各种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内涵，并为人们提供信念支持和行为路径。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从马丁·路德到达尔文，一代又一代批判性知识分子提供了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也创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

　　第三，专才知识分子，或者叫作技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医生、律师、法律的制作者以及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等为主体。专才知识分子主要为社会提供“话题话语”，诸如社会管理方式、经济运行策略、健康医疗保障或者社区卫生安全等问题。专才知识分子是当代社会国家治理和生活运转的基础，是一个社会领域自我生产和组织的技术保障和机制依托。

　　简单来说，从命题、问题到话题三个层面的知识分子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当前中国，普遍性知识分子话语相对缺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推动知识范式更新的命题话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人才的生产，过多倚重于专才知识分子的生产，这导致普遍性知识分子话语命题意识的单薄。而命题话语的缺失带来的问题乃是，匮乏命题意识的技术知识分子话语在当前中国社会当中成为主流话语。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知识话语群的种种值得反思的现象：口香糖主义泛滥——一种思想就像口香糖，大家嚼来嚼去，滋味单一，思想同质化严重；实用主义思想盛行——“好好读书、长大了挣大钱”，镶嵌在青少年教育的家庭环境和私人情景之中；艺术创作和文艺评论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同类化和扁平化问题，“口水文化”泛滥。

　　与之相应，有机知识分子处于两难境地。问题话语本应该在观念意识上影响社会，成为社会话语构建的主要力量；但是，当今有机知识分子问题话语遭遇了价值两难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机知识分子“微思想化”，依赖于微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第二，思想碎片化，无法形成系统思想的生产力，有机知识分子学院化，大量知识分子采用的学术话语无法回答和触碰社会的真实问题；第三，知识分子体制化，其工作主要围绕科研学术课题展开，使得知识分子的专能被捆绑在技术层面，话语的想象力被压制。有机知识话语的专才化导致思想生产的标准化，其话语生产服从话题生产支配，只能通过公共性新闻体语言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和知识资源。

　　普遍性话语、有机性话语和专才性话语的现状，凸显了当前中国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困境：相对而言，目前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形态，专才性话语较为强大繁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艺社会学知识资源、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艺美学知识资源成为专才性文艺评论的核心话语；而文艺评论元话语力量不足，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为指导的理论话语匮乏普遍性意识，不能形成具有理论辐射力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缺乏辩证力量和分析能力的困窘，“所见即所得”而不是“反思有所得”成为评论家的思维缺陷。出现血就是血腥暴力，看见肉就是性混乱，听见口号就是在歌颂，遇到泪水就是负能量……文艺评论普遍性话语的乏力、辩证性话语的僵硬和有机性话语的浅薄，正在影响文艺评论的思想魅力和美学感染。

文艺评论与文艺评论的想象力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复杂状况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其理论范畴是对历史问题、现实困境和未来趋势的高度抽象和阐释。它所提出来的命题，应该是作为支配性符码（Master Code）的方式指导文艺创作，也就相应不能以简单的主题批评、思想评论、审美表述和形式论断的方式，对文艺作品的内在逻辑进行直白评论。发挥文艺评论的政治想象力，建构具有辩证性、震撼性和理想性的批评话语，正是构建文艺评论政治想象力的关键。

　　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命题，显示出典型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想象力。它呈现出与之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总念”（concept）特性。即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状况的陈述，是以哲学性和命题性的话语形式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所作的历史概括，也是普遍性话语构建的入口和富有启示性的方向；与之相应，文艺评论话语的更新，也就集中体现在立足普遍性话语基础之上的有机性话语的创生和发展。在专才性话语中，引入普遍性话语的总体意识和批判性话语的辩证思维：即“文艺评论”以专才性话语为主体、以普遍性话语为主导、以批判性话语为主旨。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问题的表述呈现出强烈的辩证意识和总体性特征；与之相应，文艺评论也必须实现与这一命题表述的“同构”，即文艺评论必须摒弃“所见即所得”“以经验共鸣”为核心的话语逻辑，而致力于建设批评的总体性精神和阐释的辩证性力量。简言之，在三种话语的更新建设中，“辩证性话语”的建设应该成为重点。

　　因此，文艺评论的辩证性话语的建设，一方面就要重申文艺评论建基于总体性意识基础之上的概括能力；另一方面，立足于对文本之独特性经验进行挖掘的辩证阐释。在这里，文艺评论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一个作品方面，还要进一步真实地想象一个时代，也就是在“总体性意识”的支配下对于一个时代不可见的支配性矛盾进行建构和发掘，才能实现对一个具体作品的完整把握。而所谓“总体性意识”，归根到底乃是抽象地理解现实所生成的那种自我意识。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命题，正是构造了当前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总体性意识”：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当前所面临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活四大领域的核心矛盾，恰是这五大命题作为“总念”所激活的中国社会文艺评论想象力的自我意识。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命题蕴含着这样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乃是一种对于世界进行改造性实践的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乃是改变生存环境、解决社会矛盾、发展民生民权、创生和谐环境和实现全球进步的现代化，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为核心命题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文艺评论的想象力首先要具备这样一种“政治性”：文艺评论不是仅仅为文艺服务的——这是文艺评论的核心使命，而是为文艺更好地凸显现实境遇和激发改造世界的活力服务的。

　　这恰恰是对文艺评论之“政治想象力”的诉求：除非可以想象一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图景，否则就无法建构理解具体文本的问题；任何单个的文艺问题，都是想象整个时代和历史的特定入口。这种政治想象力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内在的联系：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想象力的背后，总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

　　当然，这种政治想象力不应该仅仅是“心智品质”，而是对于特定社会现实的基本状况、核心矛盾、人生困境和价值冲突的深刻把握和理解，是建立在人类视野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基础上，以辩证性的方式，对个体经验和知识进行解析和研究的途径。王跃文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2014年）出版以后，引起了评论界的讨论。大部分评论者将其定位为“情感危机”的作品，倾向于对其亲情、爱情和友情的价值伦理问题的讨论——这当然很好地阐述了这部作品的文化内涵。但值得反思的是，因为未能把这部小说所书写的“爱情激情”与现实的总体性阐释勾连在一起，就失去了以这部作品来窥探当下中国社会之“奥利给症候”的契机。小说写孙离和喜子从相识、相恋、相爱，到共同生活、各自出轨，最终又回到对方身边；这看似是一个老套的认同爱情、回归家庭的故事，却隐含了另一种辩证性的惊颤：孙离和喜子从相爱的那一天起，就只能“陷入爱情”；不仅他们相识的那一天成为他们自己的“爱历元年”，而且，他们分别成了学者和作家之后，也要继续构建“爱历元年”。小说显示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生活：只要离开了“爱的激情”就仿佛没法活下去。《爱历元年》所写出来的“情感危机”或“中年危机”并非那种衰朽不堪、昏沉待死的危机，而是刻板机械的生活和定时做爱的情感，让人错把爱情当作生活意义的危机——除了出轨，似乎就没有什么可以燃烧自己的东西了。特定生活条件下同质化的人生、单调重复的岁月，让我们的人生感觉不到挣扎和拼杀所带来的激动。换句话说，《爱历元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面几乎每个人内心中都有的悲悼：除了爱情仿佛没有任何感情值得珍视，除了相恋再也点燃不了生命热情；单调、重复的热情搜寻的背后是情感荒漠寓言，而这则寓言的逻辑则是大家都摆出一副充满意义的生存姿态，而生存本身则空空如也。在抖音短视频中，一个光头汉每天充满力量地大喊“奥利给！”空洞无物却充满了神圣感。《爱历元年》的深刻正在于它写出了一种“假装激动”的“意义匮乏症”：活得无趣，并不无所事事或者百无聊赖，而是恰恰相反，活得动力十足、干劲十足和一往无前——疯狂地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掩盖没有意义本身。

　　于是，通过理解、阐述和把握现实生活中的“总体性意识”，一部被“误读”为情感救赎的小说，却呈现出相反的意味：情感救赎本身就是情感无以为继的症候。显然，看似琐碎的婚姻情感的故事书写，却可以被辩证性解析为当前具有共同性的困境经验；在这里，“发现”孙离和喜子的“爱情”的特异性乃至诡异性，远远比说明他们爱情生活的普适性内涵更有力量。那种尝试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艺评论的理想是非常渺小的，因为这种批评只能在强调道德、信仰、灵魂和精神的层面上变成用“阿门”来结尾的说教。换句话说，文艺评论对于总体性意识的强调，旨在深入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内部，然后才能“发现”作品所书写的经验的独特性，而不是把一个个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都阐释为同一种经验。

　　要实现这一目的，文艺评论就总是要面对一个个单独的事件，而也总是能够透过每一个事件的不同细节，把一个文本置放在更加宏大的总体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以此来凸现文本中原本被压抑或隐藏的东西。简言之，把文艺作品看作是多重意义内涵的文本，而不是简单理解为单一声音或主题的表达，致力于在文艺作品表达的意义之中，深挖其潜在的总体性内涵，辩证性地凸显其内在意蕴，才是文艺评论政治想象力的主旨。格非2016年的作品《望春风》被看作是新时代的“乡村”小说，截至2023年4月19日，在知网的搜索中，以“望春风”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得到221篇论文：其中，以“乡村”为主题词的是65篇，以“乡土”为主题词的是33篇。乡土叙事、乡村叙事、乡村美学、乡村乌托邦等概念，围绕这部小说构成“概念的集合”。小说也被诸多评论家看作是故乡消失叙事（森冈优纪）、乡土中国的写实力作（解志熙）、怀念故乡（吕正惠），等等。[1]参见格非、王中忱、解志熙、旷新年、孟悦、李旭渊、吕正惠、森冈优纪、叶纹(Paola Iovene)：《〈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74-91页。这些评论当然是对这部小说有力的阐释和评价。但也同时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贴得太近了”，人们更关注这部小说所写出的故事、预示的含义和使用的形象或意象（包括乡土、农民），却很少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状况展开评论的想象力，探讨这部小说为何这样书写、作品所创生出来的作者连同读者似乎都难以把握的“伤感”具有何种现实寓意，以及作品之“乡村”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性疑难（Aporia）是怎样的诸问题。小说的结尾讲述主人公“我”与“春琴”寄身于“便通庵”，开始他们所谓的“幸福生活”：

　　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有时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她的脸上就会陡然掠过一阵阴云。只要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橘黄色的挖土车，她就会疑心这辆车要去拆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中。

　　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1]格非：《望春风》，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87页。

　　“恐惧”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内在秘密：一个被时代或现实抛离在随时坍塌的荒凉寺庙中的人，一种建立在资金链断裂时刻的幸福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疑难”（Aporia）：幸福美满的生活与支离破碎的寺庙，无法并存的两种状态，竟然在此现实性地融合在一起。作品对人作为“现实的残余物”的书写，超越了鲁迅式的乡土拯救或汪曾祺式的“抒情现实主义”，而指向了人的经验无法被“历史叙事”完整表达的尴尬。

　　显然，《望春风》是这样一种小说，它向人们呈现了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的根本性疑难（Aporia）——只要用这种《望春风》的方式进行文学表达，我们就会遭遇这样一种“命运真实”：那些无法被“故事”恰当安排的人生遭遇，却是诸多“我”与“春琴”的刻骨经历；同样，在那些被故事化的人生中，我们看不到“我”与“春琴”的经验。

　　从乡村的故事中，发现“乡村故事”对人的命运真实的剥夺，从而让那些被快速发展所抛离的孤零零的“剩余人”的经验，成为文学续写的经验，这正是对《望春风》作品进行辩证性批评的另一种内涵。格非这样说：“这个不幸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仅仅在于有了这个回头的一瞥，看到了这个坚固世界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虚无。但蒙塔莱诗歌中的这个人，在发现‘奇迹’之后，表现出了珍贵的谦逊。他没有大喊大叫，没有试图否定常人看到的理性和坚固的世界，也没有向人吐露他所看到的虚无。他一声不吭，走在人群中，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2]格非、王中忱、解志熙、旷新年、孟悦、李旭渊、吕正惠、森冈优纪、叶纹(Paola Iovene)：《〈望春风〉与格非的写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91页。事实上，《望春风》的“真实”不仅仅是故事所依托的“乡土空间”的真实，更是特定时期人们命运内在悖论的真实。只看到小说对“乡村消失”的缅怀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到这种缅怀中所透露出来的冷彻骨髓的悲伤所依托的当代生活的历史性疑难。如果没有对当前社会人们生活之真正矛盾的领悟、对改变这种生活的欲望性表达，如何有这部小说的内在力量？不妨说，文艺评论想要建构和想象一个时代的“真实”，就必须首先确立基本的政治理想，即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而只有具备了观察世界的基本矛盾的欲望的时候，文艺评论的想象力才能被解放出来。

　　在笔者看来，文艺评论作为一种总体性意识的构建，它体现为，必须把任何单独的文本镶嵌到社会的总体性视野中才能凸显其意义的文本。这事实上为文艺评论的政治品格和批判原则提供了基础。毋宁说，在今天文化消费主义的时代，艺术的真实已经被现实意识形态的总体虚假生产体系暗中操控，不再成为有自我澄明能力的历史叙事；而只有借助于特定的政治想象力，文艺评论家才能通过对艺术文本的意义重组，实现对现实真实处境的“重讲”和“拯救”。

　　说到底，文艺评论的想象力乃是一种“批判的想象力”“辩证的解析力”和“经验的沟通力”，即坚持用想象未来的乌托邦主义视野发现当下矛盾和困境，并通过坚守对当下矛盾和困境的开掘，致力于建构更好的未来的能力。简言之，如果不能想象未来，也就无法发现现实的困境和内在的矛盾，从而也就无法建构真实，这正是文艺评论的宿命。[1]本文作者系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创新团队“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