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清

　　二重性，不限于探讨人物性格，而是一个跨学科的论题，涵括经济、科技、法律、文化等多领域中事物的二重属性；推而广之，文艺思想的二重性、小说叙事的二重性也类似于前述特征。在关于二重性的探讨中，“人物性格的二重性”这个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论题有着深厚的生命力，该论说植根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当时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性格告别了此前人物“高大全”的单一模式、日趋丰富，有关人物二重性的理论主张因此应运而生。

　　“人物二重性”理论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文学写作日益高涨、热衷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探索，“人物二重性”理论的影响也随之淡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强势回归，特别是在反腐、扫黑题材剧的人物塑造与热议中，这一论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源于新时代文艺实践与理论的高度适配性，同时也见证了理论的包容延展与长久生命力。本文对“人物二重性”的探讨即以此为背景。

一、人物二重性：反派人物性格日趋丰富

人物二重性，从字面看似乎只是对“一重性”、单一性的简单超越，实际上从“一”到“二”的变化里蕴含了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思维视野的巨大拓展，其构建逻辑是在相反相成基础上的对立统一与无限丰富。在此，“二重性”实际上是多个“二重性”叠加的丰富性。文学史上如《水浒传》中的宋江即有着义气与忠孝思想的性格二重性；《巴黎圣母院》中的克罗德神父则是外在博学、庄静、仁慈，内心却狠毒狡诈、充满了邪恶的欲望；《红楼梦》为鲁迅先生所激赏也恰在“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而不是像“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1]参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无不强调了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如此才能让人性具有深度，也是上乘的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从反腐、扫黑题材剧的创作来看，21世纪初以《黑冰》《黑洞》等“黑字”系列涉案剧为代表，曾经出现过“相对反面人物个性的复杂鲜活来说，剧中代表正义力量的公安刑警形象却显得表浅而苍白”[2]新华网：《警惕反角描写落入新套路——电视剧〈黑洞〉引发议论》，2002年3月1日，http://ent.sina.com.cn/m/2002-03-01/74268.html。的创作症结，《黑冰》中的郭小鹏、《黑洞》中的聂明宇、《征服》中的刘华强都为人们所耳熟能详。20年过去，随着近年来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现了一批品质较好、影响较大的反腐、扫黑题材剧，剧中一批正反派主要人物形象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反响，如《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祁同伟，《破冰行动》中的李飞、林耀东，《扫黑风暴》中的李成阳、高明远，《罚罪》中的常征、赵鹏超、肖振邦，《狂飙》中的安欣、高启强，等等。其中，反派人物形象普遍塑造得较为丰满，其中尤以《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狂飙》中的高启强最为深入人心。

　　反派人物出彩，是因演员表演优秀而抢戏，还是由作品赋予人物角色的定位与表现空间所致？可能两个因素兼而有之，一般来说后者往往为前者提供基础。以祁同伟和高启强这两个反派角色来说，作品为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提供了开阔的表现空间，充分展示了人物的二重性即性格的丰富性。祁同伟这个草根出身的大学生为了快速实现阶层跨越，违心地向家世优越的老师求婚，在全校师生面前悲凉下跪，喻示着他对自尊和真心的舍弃，这一幕无疑是震撼人心的，激发起观众同情又不无鄙视的复杂情感。其后由于贪欲、野心膨胀，他从一个缉毒英雄一步步沦为数罪在身的犯罪分子，祁同伟的堕落与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也不完全是偶然的，而是特定社会症候的反映。《狂飙》中高启强的出身更加令人同情，作为一个被抛离社会正轨的后厂街子弟，父母早亡，身为大哥的他早早扛起了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三兄妹手足情深，弟弟高启盛深知自己已无法脱罪，宁肯自己去死，也要为哥哥两肋插刀，哥俩儿提及“一碗猪脚面”三人分的细节令人动容。高启强得以顺利向黑恶势力保护伞赵立冬递交了投名状，心中的悲愤无以复加，近景镜头中，演员面无表情地用双手一点点、一点点卷起领带，动作中伴着一股杀气，令车内的赵立冬胆寒到下意识退让，但高启强接下来的动作却是用领带认真地擦拭车窗，前后动作的反差准确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无言的表演、动作的表现力令人叫绝。作品没有将人物简单地处理为千篇一律的坏人或十恶不赦的恶人，而是细致地展现了身为草根的犯罪分子们艰辛苦难的成长史以及他们的亲情爱情。事实上，亲情爱情从来都是最迷人的生命情感，是人我之间看似寻常又十分独特的情感交流方式，亲情伦理、爱情伦理也一向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剧中虽然也展示了高启强派杀手追杀继子的狠厉，但背后却埋藏着他痛失爱妻的巨大悲伤。剧尾高启强舍生忘死救助被杀手挟持的养女黄瑶更增添了反派人物重情重义的魅力，在对人物亲情爱情的表现上，可以看出，《狂飙》中的高启强被表现得更为专情重情，也就比祁同伟更容易赢得观众的共情，因为祁同伟起初是借高干妻子上位，最终却抛弃妻子、另寻红颜知己。

　　总的来看，反腐、扫黑题材剧对反派人物的性格塑造追求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化模式化，使该类创作对人性的表现趋向深入，构建起当下错综复杂、生动立体的反派人物形象谱系，取得了相应的创作成绩，也使这类作品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二、人物二重性：反派人物的倾向性与整体性

人物性格追求丰富性是创造反派人物的起点和基础，但仅仅达到丰富性，或单纯追求丰富性，却是不够的。人物二重性，还强调对人物性格的倾向性与整体性的把握，人物二重性并不等于双重性格或分裂人格，而是有其主导性格。就反腐、扫黑题材剧而言，这种倾向性与整体性在近年来多部作品中的反派人物性格中都有突出表现。比如《破冰行动》中塔寨村（剧中沦为贩毒制毒基地）的黑老大林耀东，性格的倾向性与整体性就是他的狠厉与狡诈，虽然从外表上看，他顶着政协委员的头衔，又是塔寨村村委会主任和林家大族长，在当地威望很高，对晚辈也有惜才和提携之恩，但总体上却是服务于塔寨的贩毒利益的；他打击同宗同族的三房，林家晚辈林胜武的逃亡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无所不在的威慑力与族人对他的深深恐惧。再如马云波这位被拉下水的公安局副局长，曾是缉毒英雄，妻子因掩护他受枪伤而染上毒瘾，导致他一度屈从于林耀东、充当了塔寨贩毒的保护伞，但最终妻子的自尽给了他挣脱束缚、走向自新、努力弥补过错的勇气。这些反派人物都不是单一化的扁平人物，让观众深刻感受到黑恶势力对全社会的腐化与对普通人的侵害。再如较近的网络剧《罚罪》中，反派角色赵鹏超的儒雅、沉稳、权诈与狠厉并存，赵啸声的老辣狡猾、善于制衡与伪装也与儿子赵鹏超判然有别，再如肖振邦身为阴阳人纠结而摇摆，包括反派这边的多位打手也都性格鲜明。总的来看，尽管这些反派人物形象各具光彩，但作为黑恶集团的当家人、打手或是腐化堕落分子的本质仍然是突出的，而不是含混分裂、时好时坏的。

　　从文艺创作的传统来看，反派人物的塑造大多采取“类型化、喜剧化、典型化、‘悲剧化’四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叙述类别”[1]张均：《论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及其当代承传》，《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4页。。类型化的反派人物往往一望便知、标签鲜明；喜剧化的反派人物则多以影视剧中笨拙的坏蛋或带有戏谑感、黑色幽默的恶人形象出现。同时，喜剧化的反派人物常常是类型化的，而类型化的反派人物并不都是喜剧化的。不难发现，这两类反派人物的特征相对单纯，一般不太会引起观众判断的困扰或犹疑。

　　塑造反派人物，在倾向性与整体性上容易发生偏颇、观众的判断容易摇摆甚至失当，应该说主要反映在典型化与“悲剧化”的反派人物塑造上。同时，典型化的反派人物的命运中一般都会蕴含某种悲剧性，但悲剧化的反派人物不见得都能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与深度。典型化的反派人物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精明能干、伶俐俏皮，有她的可爱之处，但又极其心狠手辣。曹雪芹对她的态度，如专家指出的，与其说“爱而知其恶”，不如说他“虽也欣赏凤姐的某些特点，但对她的为人基本上是否定的”。[2]参见方秀娜：《正邪两赋 美恶并举——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手法》，《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第39页。也就是说，曹公的态度绝不模棱两可，而有其鲜明的倾向性。

　　揭示反派人物的悲剧性命运[3]万晓高在《反面人物悲剧性探源》（《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中细致论述了反派人物的悲剧性如何可能，追溯了亚里士多德最初反对反面人物具有悲剧性到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现当代艺术创作与理论逐渐接受并确认反面人物的悲剧性。，塑造悲剧化的反派人物，能够让作品更加深刻，以便于深入解剖人性。但同时这一艺术创造又是深具挑战性的，正如有专家指出，“悲剧化反面人物叙述其实是一种难度系数颇高的‘刀刃上的艺术’”[4]张均：《论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及其当代承传》，《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21页。，其难就难在如何把握“我们不是惋惜其‘恶’的被惩罚，而是惋惜其正面价值因素的被毁灭……”[5]万晓高：《反面人物悲剧性探源》，《南开学报》2000年第6期，第 44页。。此外，其难还在于观众面对反派人物时，常常会伴随一种类比联想的移情心理，即令观众联想到自己或周围人身上与反派人物相近的处境，诸如生活压力、两难选择或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等，包括自身或亲人身上某些相关联的缺点。这种心理一方面会促发观众对反派人物产生怜悯与同情，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一种自我捍卫，甚至从替反派人物惋惜到为其叫屈。

　　事实上，以上情形已经一次次被观众的审美接受与复杂反应见证过。其原因就在于面对反派人物的悲剧性，观众的审美共情并不总是那么纯粹与超然，到底惋惜什么有时并不清晰，恰如审美的诗性正义与道德法则即美与善从本源上说是同一的，美善在很多时候是交叉、叠合和统一的。[1]参见何西来：《道德中介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24页。由是对人物悲剧性的挖掘与呈示就需要创作者强大的艺术掌控力与贯穿作品始终的清晰定位，在倾向性与整体判断上的任何犹疑或摇摆都会或隐或显地反映在作品的艺术效果中。人物确实不应一黑到底，但是对人物的罪责也不应因观众的同情或“命运的偶然”而仅仅归罪于社会环境。社会历史反思固然是反腐、反黑题材剧所需要的，但必须与对反派人物的人性反思同时进行方能见其客观公正。

　　另外，扫黑题材剧也不能为了凸显反派主要人物的人情味儿，而对其黑恶行为下意识地弱化，如通过设置有利于主要人物的情节细节来为其有意无意地“开脱”。如在欧美、港台黑帮影视剧中，创作者对主要反派人物总是强调其“恶中之善、邪中之正”——恶行不是手下干的、就是更坏的恶人干的，由此确实便于建构起有利于反派人物赢得观众广泛审美共情的叙事伦理，然而却难以通过审美否定去反思反派人物及其黑恶势力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包括黑恶势力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对青少年的误导，等等。事实上，创作者对人物二重性的倾向性把握需要考量善与恶、量与质的比重，更需把握善恶的临界点与分寸。也就是说，反派人物可以具有丰富性与悲剧性，但人物身上的“美善”一旦过度，特别是与正面角色的丰富性相比过于夺目，或是无法转化为一种“否定的美质”（俄·别林斯基语），那么产生的社会影响必然会偏离创作的初衷。

　　当下反腐、扫黑题材剧在反派人物性格的倾向性与整体性的把握上还需要磨砺艺术功力，创作者要克服随意化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展现反派角色的魅力时，还应兼顾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反响。

三、人物二重性：正面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亟待开掘

当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反派头目各坏其坏、个性十足时，正面人物的丰富性就更显得弱了。不可否认，《扫黑风暴》中的李成阳、《沉默的真相》中的江阳都是立体丰满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们都蒙受着不白之冤，处境艰难、压抑悲情。难得的是深处重压之下的他们始终坚守初心：李成阳在推土车边的一席话振聋发聩、催人泪下；江阳则以生命为代价实现冤案重审、让真相不再沉默，有着感天动地的震撼力。当然，《扫黑风暴》的某些情节逻辑失之于粗疏，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质量。

　　同时，需要指出，仍有为数不少的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失之单薄，如《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破冰行动》中的李飞、《对决》中的武剑等。这一现象既和出演正面角色的演员较为年轻、表演功力尚需磨练有关，也和正面人物不好表现缺点直接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人物丰富性的开掘；同时也存在这类作品给予正面角色的表现空间不足的原因。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第一主人公侯亮平嫉恶如仇、坚定反腐，性格鲜明，但又有些简单化，人物不只是没有缺点，也几乎没有任何弱点。演员陆毅只好用吹口哨来展示一点人物的不羁，多少有些外在；再有作品对人物前史缺乏交代，导致观众通过蛛丝马迹遐想侯亮平和他太太的出身比较优越，也让观众更加同情草根出身的祁同伟。如有专家在肯定该剧创作成就的同时，也敏锐指出，“文艺创作在面对现实社会重大政治性话题时，如何更加审慎地把握好艺术视角，避免把过多复杂的社会情绪盲目导入戏剧化叙事之中……”[1]李京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得”与“失”》，《人民日报》2018年1月18日，第24版。

　　再如《狂飙》前13集对正面人物安欣有着浓墨重彩的表现，最初他的卧底身份和惊险桥段展示出安欣的智勇双全和应变能力，及至他在授奖过程中一边与战友李响紧急联络，一边与市委副书记赵立冬正面对抗，都让故事情节惊心动魄，也将安欣的桀骜不驯、坚定的反腐意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全剧安欣的人物弧光的高峰。但是在其后的相形对写中，安欣的表现空间明显弱于高启强，如他放弃孟钰的爱情，本是为了保护爱人，可以没有软肋地投入与黑恶势力的较量中，但这样的表现却容易造成人物社会关系的单一化，无法深入地揭示人物的情感世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命只是走向纯粹的圣化，只有道德人格的力量，那将扼杀审美自由创造的力量……”[2]李咏吟：《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再如烈士父亲给了安欣怎样的影响、父子情深、主人公的成长史等一律缺失，实在是作品的遗憾。而安欣对孟钰的思恋在全剧接近结尾处通过孟钰之口有所交代，但总体上中后部安欣的情感生活无疑是干瘪的，远不如高启强和陈书婷的你侬我侬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正面人物难以赢得观众深刻审美同情的重要原因。[3]参见王小峰：《〈狂飙〉：高启强为何让人恨不起来？安欣为何不如江阳出彩？》，微信公众号“影视风向标”，2023年2月9日。

　　正面角色需要大力建构人物的二重性，不能失之简单化模式化。从当下反腐、扫黑题材剧已经积累的创作成就来看，对正面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建构总的来看离不开对公检法一线人员工作生活、精神情感的深入体察、发现与艺术提炼，需要真实反映反腐、扫黑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艰难中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凸显人物的信念与力量。从创作上则可具体分为外部设置与内部开掘两个彼此勾连又有所区别的层面：首先，外部设置如通过变幻莫测、复杂危机的环境处境来凸显正面人物如警察形象，《狂飙》中开场安欣的卧底桥段即属此类，《扫黑风暴》中李成阳被栽赃陷害、开除出公安队伍，只能到民营公司任职也带有这一特色；其次，外部设置还包括搭建主次人物之间的互补性、丰富人物关系的艺术创造，以相形对写来凸显主要正面人物的性格特质，并形成“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1]《毛宗岗、张道深和脂砚斋的小说理论批评》，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内部开掘则可以从建构人物丰富的前史、表现正面人物的情感多维性（如亲情、友情、爱情）上下功夫，同时这种丰富的前史与情感的多维都需追求真切与独特，而不是停留于浅表或似曾相识。正面警察形象在刑侦能力的专业性、思维的奇异性上更需别具一格，这是此类创作悬念悬疑的类型魅力，也决定并丰富着正面人物自身的个性光彩。这一点在比较成功的涉案剧如《白夜追凶》《猎罪图鉴》、包括带有轻喜剧色彩的《警察荣誉》中都有精妙传神的体现。

　　艺术创造离不开对“度”的把握，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毫厘”更是紧密关联社会效果与传播效应的。期待未来的艺术创作能够更好地呈现人物的丰富性、明确倾向性，塑造充满新意、立体丰满的正面警察形象，并使之深入人心；同时，把握反派角色的悲剧性与人物魅力的分寸，以便于更有力地发挥反腐、扫黑题材剧的社会文化功能，加强价值引领，不断推出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