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感性学的美学，自诞生之时起，就以艺术为研究对象。在学科的发展中，美学虽与艺术时而分离，但却与艺术学“殊途”“同归”。当代艺术引发的一系列美学问题，对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形成了挑战。美学与艺术的关系，引发了专家学者的重新思考。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2022年10月22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高等教育出版社、深圳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深圳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美学与艺术研究”论题展开研讨。各位专家学者根据自身学术背景，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的关系，并就美学与艺术研究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致辞中，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特聘教授高建平追溯了“艺术”一词的来源，并借庖丁解牛故事中的“道”与“技”之关系指出了美学与艺术的关系，认为“进乎技”的“道”是艺术学研究之所在，而“道”中有一条处于心与物之间的“美的规律”，由此提醒实践艺术家关注“道”、思辨哲学家注意“技”。美学与艺术研究关系密切，艺术研究是对艺术创作、实践与活动的规律总结，美学则是人与物发生联系的纽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在“美的规律”指引下，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的生活。美学与艺术的对话不仅是学者学术研究的内容，还是教育与出版机构的关注点，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也为推动美学与艺术学的发展与文艺理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美学与艺术的关系
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但又不局限于艺术。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密，时而分离。美学与艺术的融合与分离，是自美学学科起源之时哲学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古希腊先哲们以诗和艺术作为谈论的对象，鲍姆加登将对艺术的感性认识命名为“感性学”[1]参见高建平：《文学与美学的深度与宽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87页。，夏尔·巴托依据各门艺术对“美的自然”的“模仿”确立了“美的艺术”概念[2]参见[法]夏尔·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高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这些均是美与艺术结合的表现。当然，美与艺术也有分离之时，尤其到了当代，艺术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加剥离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是复杂的，复杂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语境中厘清，也需要以新的角度加以阐明。专家们从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研究方法等角度，在梳理二者融合与分离的过程中，梳理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陈岸瑛追溯了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发现二者时而匹配，时而错位。他指出，18世纪形成的包括艺术分类体系、艺术创作原则、美和趣味理论等在内的现代艺术知识体系，是美学与艺术交融的表现。现代艺术知识体系中的美和趣味，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看似远离艺术，但实际上却与艺术紧密相连：美学在当时是一种感性审美艺术研究，其研究对象为各种各样的美的艺术。基于此，陈岸瑛教授将当时的艺术分为造物艺术与表意艺术两种类型，认为与美学匹配的是造物艺术，如风景、园林等；而产生错位的是表意艺术，如绘画、雕塑、诗歌等。但他发现，如果从这一角度，对夏尔·巴托确立的“美的艺术”进行重新分配，即机械艺术、建筑等为造物艺术，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为表意艺术，这些表意艺术经过康德审美无功利观念以及克罗齐表现论的阐发，就与美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并且，在20世纪康定斯基那里，作为绘画媒材的色彩因能影响观者的情感[3]参见[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余敏玲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而与美学的匹配达到高光时刻。但这种匹配好景不长，在当代，杜尚创作第一件现成品之后，美学就失语或美术就终结了，艺术媒介直接被当成现成品。杜尚之后的当代艺术是否还与美学匹配？陈岸瑛教授认为，杜尚之后的美学或艺术哲学与艺术仍可以对话，对话的基础则是需要对传统美学（趣味理论）的阐释对象——艺术进行重新分类，重配二者的关系来关注以往被错配的表现。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二者不匹配时，若进行重新分配，则会发现新的融合，这种对促使二者发生对话与交流的重配方法的探索，给美学与艺术研究以启发。
同样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美学与艺术关系的是北京大学彭锋教授。他对美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是通过分析阿瑟·丹托提出的艺术终结论所受到的中国禅宗影响而展开的。他认为，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不可识别性”是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基础，这种“从非外显特征去找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明显受到禅宗的启发”[1]彭锋：《艺术的终结与禅》，《文艺研究》2019年第3期，第9页。。与丹托不同的是，古德曼以最直观的方法——相信原作与赝品之间是有区别的，来强调“可识别性”。在彭锋教授看来，与古德曼以经验来研究艺术相比，丹托提出的“不可识别性”是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艺术的，这种方法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艺术与美学的关系。彭锋教授认为，丹托将纽曼所说的“美学对于艺术就像鸟类学对于鸟”颠倒为“艺术对于美学就像鸟对于鸟类学”，这种颠倒很重要。我们可对其具有重要性的原因作如下思考：首先，丹托的颠倒并未改变纽曼话语的含义，只是将“美学对于艺术”“鸟类学对于鸟”颠倒为“艺术对于美学”“鸟对于鸟类学”，这可看作丹托对纽曼观点的认同，即美学与艺术之关系可类比为鸟类学与鸟之关系，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思考。其次，纽曼所说的会让人关注美学之于艺术的价值，即关注点放在美学上，但丹托的颠倒引起了人们对艺术的关注，强调艺术在美学中的重要地位。其三，丹托在不改变纽曼观点的基础上将他的表述颠倒，能够使人既关注到美学对艺术研究的作用，又关注到艺术在美学中的价值。因此，这是一种以哲学方式展开的对艺术的研究，在肯定二者重要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则是看到了美学与艺术之情感共性，从而将二者联系起来。周星教授认为，就艺术而言，艺术技能、技巧所具有的特殊性便是情感表现，艺术对美感、审美意识的追求，是艺术与美学联系的重要纽带。把握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需要将人类的情感作为创作的源泉、欣赏的支撑以及批评的关键。例如，中国古代的艺术，常以具体的物象来象征人的思想情感，情感之维是中国艺术的审美基点，情感对艺术审美起决定作用。周星教授对情感的指向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情感呈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其不仅指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还指向人们心中升腾起的超越现实的趣味。可以说，艺术的本质是感性，情感是联结人与物之间的桥梁，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命名之时就被以关注心与物联系的“感性学”相称。情感是美学与艺术的共性，是联结二者的纽带，通过情感，周星教授指出了艺术与美学的内在共性，并且认为美学给予艺术审美理论上的支撑。
高建平教授提出美学与艺术之间是相互遇见、相互影响的关系。他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但又不仅限于艺术，美学在学科的发展中，其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艺术的角度来说，美学对于艺术也是如此，“一般艺术”概念的提出者马克思·德索，同时也是国际美学协会（IAA）的创始人，这种亲缘关系拉近了美学与艺术的距离。他提醒说，考察美学与艺术的关系，要关注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美学在不断更新与发展，艺术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美学的更新是为了解决艺术所面临的当下问题，艺术的更新则会促进美学理论的发展，二者地位同等重要，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二、美与艺术的关系
美与艺术之关系，也是美学与艺术研究的话题。美学不等于美，美学也不等于研究美的学问。美学不仅研究美，还研究丑、崇高、滑稽等范畴，实际上，美学是“感性学”，美只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从美学与艺术之关系中剥离出美与艺术关系分支，辨别美学、美、艺术三者之内在关联，对美学与艺术研究十分必要。理论家们通过回溯“美学”译名的由来，阐明了美在美学研究中的位置，认为把Aesthetica译为“美学”，是一个翻译问题，它其实是对人的感性研究。美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因Aesthetica被译为“美学”而让人产生了误读，即误以为美学就是对美、美感问题的研究，因而缩小了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厘清美与美学的不同，对美学与艺术研究尤为重要。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与美的问题曾是夏尔·巴托、康德等人的主要关注对象，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艺术与美又不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二者时而结合、时而分离，当代艺术选择观念作为表现对象，则是艺术对于美的直接对抗。美与艺术之关系，需要在历史语境中把握。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李心峰认为，艺术与美最初并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到后来才慢慢建立起联系的。例如，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较少使用美来评价艺术，更多的是使用道、兴、妙、神韵、境界等词语。艺术与美的邂逅与统一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而夏尔·巴托的《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对艺术的分类与“美的艺术”概念的确立，则促进了现代艺术体系的形成。这一时期，艺术家、哲学家广泛使用的“美的艺术”概念，则将美与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当代艺术却选择与美道别，追求观念的表达，被称为艺术学之祖的康拉德·费德勒在《论艺术的本质》中探讨了艺术与美在本质上的区别。[1]参见[德]康拉德·费德勒：《论艺术的本质》，丰卫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3-32页。对待美与艺术，李心峰教授认为，应超越二者之间的割裂与对立，艺术需要把审美价值作为理想追求，高扬起审美理想的风帆，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美育精神。
对美的艺术的追求，中西方艺术史中均有相关的表现。陈岸瑛教授通过分析18世纪英国绅士对艺术品的个人好恶与中国古代文人对艺术的欣赏，指出了当时艺术与美结合的表现。中国古人十分讲究对艺术的审美追求，对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等艺术的收藏与鉴赏进行详细介绍与指导的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即是例证。在18世纪的英国，同样有追求美的艺术的表现，当时形成了包括美与趣味理论在内的现代艺术知识体系。英国经验美学家认为，趣味理论关乎英国绅士对艺术品的个人好恶，其审美对象为豪宅、园林、华服等。如果说当时饱含个人好恶的趣味理论还未明显表现出艺术与美的结合，那么经过康德对艺术的感性分析，以及夏尔·巴托对“美的艺术”概念的确立后，美与艺术的关系达到了相互融合。巴托所划分的起源于快乐、富足与宁静情绪的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给人带来审美的感受，这种借助内感官和想象力而产生审美快感的艺术，在20世纪初发展为表现论，艺术的美直接呈现为具有表现力的媒材，如色彩、笔墨、音符等。然而，到了当代，杜尚将现成品当作艺术，突显并强化了观念意识，艺术家走向了现成品创作。当代艺术告别美而表达观念的现象引起了学者关于美与艺术关系的重新思考。艺术与美虽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但艺术史上却有大量结合的例证，可以说，美与艺术的结合极大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当代艺术抛弃美而将概念性的观念作为表达的内容，这种超越感性的艺术能否长久，值得我们深思。
艺术与美时而结合、时而分离的关系，也引发了学者对艺术可教与不可教问题的思考。中国古代以谢赫所谓六法之一的“气韵生动”作为绘画的最高品质，认为画家个人的品性是一种不可教授的内容：“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1][宋]郭若虚：《论气韵非师》，俞剑华编：《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二编），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3页。西方艺术也讲究天才式的创造方式，康德认为天才为艺术立法，天才创造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典范。中西方艺术不可教的表现，引起了学者对现代艺术教育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牛宏宝指出，尽管这种由天才创造的美的艺术是不可教的，但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仍在继续，艺术教育所教授的是艺术的规则与技法，故而美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就与现代艺术教育结合在一起了。艺术教育中可教的是没有创造力的技艺，美的艺术则是不可教的，只有为不可教的美的艺术赋形——重回技艺，才能将不可言说的感性认知化为可言说的艺术样式。牛宏宝教授通过对美与艺术问题的重置，即将美与艺术之关系化为可教与不可教问题的思考，说明回归技艺能带给美学与艺术研究以启示：技艺是人衡量万物的尺度，也是艺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作为感性认识的美学，同样必须与艺术本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回归技艺有利于美学与艺术的发展。
三、美学与艺术学、艺术批评的关系
美学是一门学科，艺术则是被研究的具体对象，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不仅有美学，还有艺术学、艺术批评、艺术史等。因此，在对美学与艺术之关系的探讨中，美学与艺术学、艺术批评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话题。美学与艺术学二者是否非此即彼？美学与艺术批评是否相同？学者在对诸问题作出分析后认为，美学与艺术学是“殊途”“同归”的关系，二者互相进入与融合，并且美学推动了以艺术美学为核心的艺术学的繁荣。高建平教授通过回顾艺术在美学中的位置，以及考察“文艺美学”口号提出的历史语境，认为美学是艺术学发展的动力源，在美学的推动下能实现文艺的繁荣。他认为，美学与艺术学这两门学科不是对立与非此即彼的，而是要亦此亦彼。他指出，西方美学史上存在明显的艺术中心主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鲍姆加登、夏尔·巴托、黑格尔等人的美学研究均以艺术为对象，可以说，Aesthetica原本就是以艺术研究为根基的，只是被译成美学之后，给人带来了误读，实际上美学研究涉及艺术、自然与社会等领域。中国20世纪80年代胡经之先生提出的“文艺美学”口号，也是美学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的表现。当时的美学研究侧重于美是主观、客观亦或主客观统一的讨论，这种状况是中国特有的，它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胡经之先生针对当时对美学的讨论现象，提出“文艺美学”的口号，目的是试图将中国的美学拉回到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中。“文艺美学”口号的提出也说明了美学研究的中心是艺术。美学以艺术为研究中心，也造成了美学与艺术学相互交织的局面，但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是人文学科的特点。毫无疑问，艺术学也以艺术为中心，艺术学与美学的共同研究对象使得二者的关系更加密切。纵观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历程，高建平教授指出，美学与艺术学存在学理上的联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从文艺问题开始的，在对问题的争论中，“处处沉浸着对艺术的思考和建立艺术理论的尝试”[1]高建平：《美学是艺术学的动力源——70年来三次“美学热”回顾》，《艺术评论》2019年第10期，第10页。。80年代的“美学热”注重翻译国外的美学著作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即在吸收外国与古代资源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美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而在90年代以及新世纪，艺术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美学需要在新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艺术的概念。由此，“美学是对艺术的哲学思考，是艺术与自然和社会之美的连续点，它本身会成为艺术学发展的动力源”。[2]同上，第15页。
美学与艺术学均以艺术为研究中心，那么美学与艺术学到底为何种关系？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是否相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廷信的发言回答了这些问题。在王廷信教授看来，美学与艺术学是“殊途”“同归”的关系。基于“艺术”，王廷信教授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区分：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艺术，还有艺术之外的自然美、社会美等方面，其核心是美感问题；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但它仅限于对艺术的经验及其价值的研究，在涉及艺术的美感问题时离不开美学的支持。美学与艺术学二者因共同的问题导向造成两门学科的“交集”，又因近现代学科分属而“分野”。具体来说，美学与艺术学在通往艺术的途径上是不同的：美学因美感而指向艺术，因“艺术美感”而延伸出其他问题；艺术学不仅停留于“美感”的研究，而且是对艺术的全面认识，是从经验出发思考影响艺术发生发展规律的，即侧重于对艺术经验的归纳整理。美学与艺术学的“同归”表现在，一方面二者均以各自的角度研究艺术的核心与延伸问题，另一方面二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相互借鉴。王廷信教授引用张道一先生曾说过的“美学要下来，艺术学要上去”的观点，指出二者在方法论上的互鉴，即美学应该关注艺术的经验性问题，而艺术学应汲取美学的理性思辨方法。总之，美学与艺术学之间逐渐从“不同途径”转向“共同目标”，从“相隔关系”转向“共生关系”，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我们需要在发现与解决问题的全新时代，重新建立针对艺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美学与艺术学之关系的讨论之外，美学与艺术批评、艺术史的关系也受到专家们的关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认为可以从美学即感性学的角度进入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的研究。李军教授认为，Aesthetica作为感性学，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中，其逻辑演绎得到显现：从感知、感受、情感出发达到普遍的感性研究，这种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即为审美判断。有学者认为，康德的美学是走向哲学的“过渡”阶段，而在黑格尔那里，则被改写为“统一”[1]参见祝东力：《康德与反美学史》，《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艺术研究成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在李军教授看来，美学这种作为“过渡”或“统一”的手段，同样适用于艺术批评、文化批评，即从美学出发，可以做哲学、艺术批评、艺术史、文化批评等方面的研究。美学与艺术批评、艺术史共有的研究路径，给美学与艺术研究以启发，启示研究者从实践的感性学出发，建立美学与艺术批评、艺术史之内在关联，通过方法上的互鉴实现共同发展。
四、美学与艺术的当代阐释
随着社会发展，美学与艺术研究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美学与艺术关系的重新思考。当代艺术突破了传统艺术的界限，对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当代艺术的发展呼唤新的美学概念与理论的产生。美学在当代社会产生的理论，致力于解决当下艺术问题，实现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创造性转化。美学学科自诞生以来，就不断更新与发展。当代社会也孕育出新的美学理论，如德国美学家赫尔曼·施密茨、格诺特·波默等学者关注的“气氛美学”。[1]关于施密茨与波默对“气氛美学”的研究，参见[德]赫尔曼·施密茨：《身体与情感》，庞学铨、冯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德]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等。尽管“气氛美学”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的，但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气氛”被用于戏剧、音乐、美术、建筑、景观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中，并且，“气氛”概念还与中国古代的“气韵”形成了对话，用于观照中国古典的诗词与绘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晶指出，古人以通感的手法创造出的诗句或词句，使诗的美感并不止于单一的感觉，而是将声、色、味等融为一体，这种浓郁的气氛拓展了主体的审美经验，由此古典诗词的气氛之美得以呈现。以“气氛美学”来观照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新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新角度，亦可看作美学对传统艺术的当代阐释。换言之，当代美学对古典诗词的阐释，不仅实现了传统艺术与当代美学的对接，还发挥了美学本身具有的阐释功能。
激活传统艺术、实现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转换，是促进当代美学发展的因素。此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也能激发当代美学与艺术的创造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认为当代社会产生的物质与精神不匹配现象，是美学与艺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需要回顾改革开放时期美学与艺术交汇时的初心，即探寻现代中国人物质与精神完整体的建构路径。王一川教授认为，面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美学研究既需要参酌他者，即继续以西方为包容对象并加以师法和跨越，同时回溯与激活传统，探寻身体感觉与心灵健康、宁静的道路。当前美学研究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心物互隔”（心灵或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之间相互隔离而难以融合）、“分众各赏”（全媒体时代审美媒介发达，受众分群各自鉴赏）、“承同遇阻”（不仅审美认同遇阻，即便是最基本的审美承认也遇阻），美学研究者需要在现实性与自由性、零散性与完整性、理性与感性、概念性与形象性的关联中，实现人类生活的自由、完整、感性和共生性形象的生成、维护和发展。
四川大学教授黄宗贤从艺术与美学的价值取向角度，对美学与艺术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回应。黄宗贤教授认为，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美学与艺术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对现实的观照与回应中，完成美学与艺术对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建构。与西方美学和艺术以反思与批判、质疑与超越作为回应现实的方式相比，中国美学、艺术与现实的耦合度还不够高，互动性也较弱，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需要加强回应现实的能力，实现重要理论范畴的当代阐释与转换。艺术与美学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是实践的美学，美学则聚焦于艺术，二者都应致力于当下时代与现实问题的解决。艺术与美学在对现实的观照与回应中，实现对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建构，艺术超越此界通往他界，美学也执着于对人、社会、自然本质的叩问与存在意义的追寻。
美学与艺术在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回应的同时，也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变化。当代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边界，对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发起了挑战。南京大学教授赵奎英在其文章《当代艺术发展引发的四大美学问题》中，梳理了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及其相关讨论。她认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能否界定以及如何界定。国内外学界、艺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不统一，分析美学家如莫里斯·魏兹、纳尔逊·古德曼、乔治·迪基以“否定”“限定”和“约定”展开对艺术界定问题的论述，国内学者如彭锋、高建平、杨向荣、赵毅衡等倾向于从艺术本质与艺术边界等角度进行思考。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的第二个美学问题关系到艺术的本体论。艺术的本体论不同于艺术的本质论，它关注艺术据何存在与如何存在等理论问题。当代艺术在媒介、符号、物质等存在方式上的变化，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美学的艺术本体论、审美对象和审美感知等理论。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的第三个美学问题则关乎艺术的生成方式。当代艺术生成中常用的挪用方式，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家的“身体”与“主体性”、艺术品的“独创性”与“原创性”、当代艺术的审美价值与意义以及艺术与技术、艺术与身体等美学问题的讨论。第四个美学问题则是针对艺术的参与问题。当代艺术的生成与参与方式的变化，挑战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审美理论，审美静观、审美形式、审美无功利等观念和理论被学者重新思考。尽管有学者对当代艺术的参与功能作出了回应，但赵奎英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领域，艺术参与则要求中国当代哲学与美学将“形式与存在、审美与行动、艺术家与观者、人与人、人与万物”[1]赵奎英：《当代艺术发展引发的四大美学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4期，第21页。等方面都联系起来。当代艺术的界定、存在、生成与参与，既关乎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本质、本体、创作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也关系到艺术的主体性与原创性、身体与技术、审美形式与审美价值等次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有助于更新美学与艺术理论，促进美学学科的不断发展。
最后，高建平教授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与会专家学者们通过回溯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依据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对“美学与艺术研究”这一议题所关涉到的重要话题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高建平教授指出，他非常赞同几位专家学者所说的美学与艺术之间“殊途”“同归”的关系，同时认为，美学是推动艺术学发展的动力源。如今，美学与艺术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加强美学与艺术的当代阐释，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二者自身发展的需要，并且，当代艺术引发的问题也迫使美学不断更新与发展。总之，此次峰会对美学与艺术研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讨，在分析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的基础上，加强美学的当代阐释，对促进美学与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实现美学与艺术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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