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斌

　　近年来，中国古装网络剧创作呈现精品化取向，以《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梦华录》《唐朝诡事录》等为代表的作品，采用大量民间文化元素植入故事模式、场景造型中，不仅彰显出该类题材“平民史诗”色彩的艺术质感，也集中展示了网络剧这一文艺形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成功转译。在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一批古装网络剧创作者根据“民间”的想象构造镜像世界，民间技艺、民俗节日、民居坊市等在剧作中发挥了叙事与表意的核心作用。

　　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悠久的、古典的传统文化已然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人建构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活水源头’”[1]张慧瑜：《新当代意识下的中国文艺形态》，《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2期，第18页。。得益于民间话语体系的文化作用，古装网络剧作品不断突破原生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剧集市场受消费主义影响的商品化倾向，葆有精神主脉与文化深度，让大众在观剧的过程中感知与凝聚民族文化认同。那么，民间文化是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古装网络剧故事世界的建构？剧集如何从富有民间色彩的故事与人物中凸显中华美学精神和道德理想？我们旨在通过以上的问询，围绕古装网络剧创作的类型特征与逻辑进路，尝试回答“民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重新确证古装网络剧的文化立场，并创造出新的故事世界、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内在形式。

一、古装网络剧：作为民间视角的考察对象

“古装剧”作为我国剧集市场的主要类型由来已久。举凡“类型”，必然指向其文化意味，作为“类型”的古装剧是指锚定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经历，施以历史正史或传奇故事的演绎，达到“以史为鉴”“与古为新”等价值传递的作品。从类型学的逻辑而言，“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构成了分类的客观依据，共同性构成‘种’的归类依据，差异性构成‘属’的分类依据”[1]张永禄：《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广义上的古装剧类型涵盖历史正剧和古装传奇剧两类题材，在差异性方面，相较于遵循史实的历史正剧，古装传奇剧可以通过符合历史本质的艺术创造，反映“带有浓烈的幻想、想象、错觉色彩”[2]王一川：《皇风帝雨吹野史——我看当前中国电视的后历史剧现象》，《电影艺术》2002年第3期，第39页。的人物或事件。在共同性层面，二者统摄于“古装”的类型表征之下，在同一时期的发展中并行交织，形成具有相似性的书写“面相”，如21世纪初期受“帝王话语”的裹挟，荧屏上的历史正剧与古装传奇剧大都集中在历代帝王的雄韬伟略、王侯公卿的夙世冤业或后宫嫔妃的群芳斗艳，“古装”被固化为某种权力书写的单一向度，而缺乏为民间百姓“立像”。

　　随着媒介迭代与时代演进，诞生于网络文化环境的古装网络剧沿袭了古装传奇剧的特征，有意识地将主体性目光投向民间场域的故事创作。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古装剧”这一由“电视”向“网络”跨越的类型，那么在创作者的主导与社会力量的参与下，每一种文艺形态的发展均有达到时代“高峰”的可能性，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网络剧，其中的各类型互为映照，又“远近高低各不同”。古装网络剧借力民间文化的艺术想象频出精品，占据当下网络剧市场的重要份额，恰恰验证了民间文化与网络文艺形态之间高度的属性贴合。可以说，在古装网络剧的蓬勃发展中，民间文化既是为其提供故事创意的重要资源，也是为其构建中华美学精神的供给。尽管“古装”仍是该类型剧集的“外衣”，但“民间”的内核已经为其提供了赓续民族基因、体认文化身份与释放美学意蕴的基础条件。

　　“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对于古装网络剧而言，作为文化传统的“民间”代表的是对民族身份的一种认知，而作为创作元素的“民间”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接轨当下语境的一种解读。古代民间生活反映的“下层观念”有别于士大夫阶层为主的“上层观念”，有着较强的文化连续性。古装网络剧创作向民间文化探胜求宝的原因与我国民间文艺自古以来蓬勃的生命力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以文人笔记、传奇文学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有着较高的成就，如元杂剧大多描写广大百姓所受的疾苦与无畏的抗争，笔记小说具有“采录民间故事，使口头文学进入文本”[1]顾希佳：《关于古代民间故事从口头到文本的讨论》，《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第42页。的作用，其中一些著述的传播凝结为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延伸至今仍是中国影视剧的创作源泉。置于古装网络剧的生产语境，无论是以修仙文化为根柢的玄幻、仙侠题材，还是依托一定历史背景的架空、穿越题材，诸多作品依托民间文化形成其故事世界，如汲取唐朝志怪笔记《酉阳杂俎》素材的《唐朝诡事录》、改编自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梦华录》、借鉴清朝小说《聊斋志异》中《画皮》母题的《虚颜》等作品获得了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

　　但我们也应注意的是，民间同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带有“传统社会携带过来的旧生活痕迹”[2]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续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在一些古装网络剧作品中，违背历史常识的“伪民俗”、混淆文化导向的“假历史”仍有待重视。应当说，民间的“求奇”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古装网络剧沦为貌似“仙风道骨”、但实质“公式化”的文化产品，然而一些作品为达到流量目的而滥用民俗神话故事，只会抵牾其本身的艺术逻辑。“网络剧创作要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对民俗文化进行植入和转化，而不可一味‘作意好奇’。”[3]朱斌：《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网络剧精品化创作的路径探析》，《粤海风》2021年第1期，第41页。因此，厘清古装网络剧民间特质的内在逻辑，廓清其故事世界的民间维度，有助于让民间元素“成其所是”，在其守正与创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让民间文化为文艺作品铸造中华文化与美学精神的阵地提供新的思想智慧。

二、古装网络剧建构民间想象的内在逻辑

“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4]Langdon Winner, Autonomous Technology, Cambridge,Mass: MIT Press, 1997, p.17.源于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的技术驱动，网络剧具备有别于其他艺术形态的文化与审美属性。探讨古装网络剧民间特质的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重维度：一是作品的背景环境，即古装网络剧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与社会文化语境的联系；二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剧集中“民间世界”展现的生存状态，主要通过生活场域的民间理想引发观众共鸣及启悟；三是创作者基于自身审美经验的民间想象，在剧中大多体现为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异质化书写，如性别身份、民间权威等方面的重塑。这三重维度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一起构成古装网络剧民间特质的来源。

（一）“草根”色彩的媒介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民间文化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古装网络剧要创造性阐释民间文化中符合时代的内容，其文化偏向和审美趣味就需要沟通大众的社会心理。

　　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粉丝经济与消费文化影响着网络文艺的创作导向，使其生产者与生产机制本身沾染着“草根”色彩。爱奇艺、优酷、芒果TV等平台的头部剧集多数改编自网络文学IP，文学作品的粉丝群体构成了影视剧受众的基础。古装网络剧是网络文学IP改编剧的主要阵地，一方面，作为改编文本源的网络文学以“约定的世界”这一形式赋予了剧集的故事模式，网络文学盛行的传奇与玄幻两种题材是古装网络剧创作的“两翼”，前者往往在真实历史或架空背景中创设民间传奇，后者则沿袭网络文学“洪荒流”的想象模态，择选“三界”“传说”“轮回”等高概念铺展叙事。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脱胎于网络文学的草根性赋予了改编剧集同样平民化的视角，凸显“平民英雄”在本土世界中的成长历程，早期的古装网络剧《唐朝好男人》《仙剑客栈》等均展现了普通百姓行侠卫道、伸张正义的历程，尤具代表性的《长安十二时辰》将时间限度化为戏剧张力，剧中的张小敬、姚汝能本为基层官吏，但在剧中面临长安城的巨大危机时，不断坚定信念，共同卫护长安百姓安危，从而完成身份蜕变，昭示了坚守大义的民族气节。民间文化元素的赋形还体现在一些作品对古代“士农工商”群体的想象与重构中，该类群体以一种“道德范本”的力量，尤为反映出各行各业民众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启发观众找寻文化身份与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网络文艺较为注重受众的参与、反馈，形成特殊的弹幕文化。溯源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从传统文学的“批注”到网络文学的“本章说”，既是印刷时代向数字时代跨越的媒介革命，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向草根大众的文艺鉴赏阶层转化。而网络剧中与网络文学“本章说”功能相同的弹幕空间，是一种受众共同参与、集体观看的屏幕场域，同样具有鲜明的“草根”色彩。大量的弹幕实质是网络“梗”文化的延续，在其表达背后拥有一个网络IP改编源的内容数据库，使得作品的本身不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而是在观看过程中引发观众尤其是“原著粉”群体的共鸣。弹幕的交流性与趣缘化反映了其独特的智性活动，观众更容易在古装网络剧的家国主题中形成集体共鸣，如《风起洛阳》中的世家公子百里弘毅、不良人统领高秉烛与内卫武思月齐心协力守卫神都，《星汉灿烂》中的少年将军凌不疑自请出师去戍卫边塞，《倾世锦鳞谷雨来》中龙族二殿下宁修睿为民请命、拯救苍生等主题式情节，均引发众多弹幕讨论，这些弹幕的互动建立起屏幕空间的“共同体想象”，形成一种基于民间情怀与家国信仰的文化理念复归。

（二）生活世界的民间理想

网络剧自由性、碎片化的观看方式与当下人们的现实时间相协调，因此其媒介特质接近于“日常生活的伴生物”。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而言，“生活世界”的构成来自朴素物理学与民间心理学的加和[1]参见[瑞典]约伦·索内松：《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胡易容、梅林、董明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8页。，古装网络剧的生活世界基于大众民间心理的孵化，通过影像表现为特定的元素形态，如“轻喜”“甜宠”“古偶”等是古装网络剧常见的标签。由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以下简称“B站”）出品的《珍馐记》《大侠卢小鱼之夕阳红战队》围绕市井小人物的职业理想展现民间美食制作、武术传授的过程，细水流长的生活温情较好地平衡了部分情节媚俗化导致的价值偏颇，符合该平台以二次元文化为主导的用户喜好。

　　与现代都市文明相比，立足历史视阈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可以发现其构造更为紧密、内容更为丰富，每一个社会成员也更容易获得满足感与幸福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古装影视剧描写的民间桥段大都只用于关键情节的前后衔接，代表着“基层”的官吏或平民往往只是故事过渡的“背景板”。从表现对象来看，如果说帝王题材古装剧偏向于宏大的历史仪礼，那么当下的“生活流”古装剧则更多地让平凡个体成为主要人物，并进入大写的历史背景之中，指向百姓的生活理想和共通的民族信仰。这种理想与信仰“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2]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2页。，体现了中华民族共有的道德规范。在一些作品中，书生、樵夫、歌女等一众角色的人生经历内化地呈示着所处民间的公序良俗，他们对情感与道义的追求反映在私人生活的层面，因而人物的形象塑造得以在日常性与超越性之间获得平衡。如《风起洛阳》中高秉烛、窈娘等形象充满着粗粝感的生存状态，在探案的过程中显示了武周时期民俗仪礼、治安系统、商业群体等之间的错杂互动。基于民间性的生活烙印，古装网络剧蕴含着以温良为特质的中国精神基因和心灵质地，从而在剧作中呈现出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三）历史意识的异质书写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各个王朝的更迭并非循环往复，而是不断推动着社会物质文化的进步，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社会上层先开始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而后新的物质文化逐渐扩散到社会中下层。[1]参见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369页。唐、宋以降，逐渐兴起的平民盛世表现为民间文学艺术、饮食娱乐的丰富多样，在“与民休息”的本原性观照下，民间文化的发展既隐含着时代的裂变，也潜藏着新的历史契机。古装网络剧基于“想象的民间”这一维度，“在衡量政治理念、经济策略的效果时，也有必要参考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状况”[2]徐前进：《构建日常生活的叙事》，《读书》2022年第5期，第46页。，民生日常与文化潮流的双向发展，通过以不同朝代为背景的作品，折射出民间各类群体的地位浮沉。

　　事实上，“‘古装’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显性符号，因而古装剧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摆脱不了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3]闫伟、朱斌：《古装剧：历史逻辑还是要讲》，《光明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14版。。一些历史元素在情节中被解构并与民间文化元素紧密缠绕，形成异质性的民间书写。这既是网络剧创作者透过历史“缝隙”施以符合史实的艺术想象，也是中国民间文化凸显的非正统性、非官方性的故事语法。一方面，剧集中“异质”的官方机构作为与民间组织“对抗”的一方，富有古代特权色彩和神秘感，如《梦华录》里不隶台察、不受三衙辖制的皇城司体制，透过指挥使顾千帆霸道、刚毅的性格得以凸显。而独立于统治者之外的监察机构，则具备了民间性的传奇色彩。如在改编自网络作家猫腻同名小说的网络剧《将夜》《庆余年》中，书院与鉴查院均为制衡皇权、高度个体化的机构，剧集巧妙利用这种虚构的“新体制”展开朝堂派系或江湖宗门相争的情节，为书院弟子宁缺、鉴查院提司范闲等一众人物的命运带来胜局与生机。

　　另一方面，性别意识的追求与历史叙事的异质性相结合，催生了一批以民间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古装网络剧作品。有学者指出：“网剧中女性形象的重塑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只存在于网络中的‘想象’。”[4]顾亚奇：《性别乌托邦：网剧人物形象的颠覆与想象》，《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47页。一些剧作的女性形象充盈着“反权威”“反理性”的网感品质，如《锦心似玉》中以“庶女”身份嫁入将军府邸的罗十一娘、《传闻中的陈芊芊》中以小编剧身份“魂穿”古代公主的陈芊芊等，她们身上独立、自主的性格标识彰显“大女主”的人设想象，创造了女性群体古今对话的平权意识。

三、古装网络剧故事世界的民间书写

中国古装网络剧以新的形式表征民间文化，其所建构的故事世界开辟了一个个开阔、自然而富有烟火气的生活场域，在民俗事项、空间物象与神话意象等方面反映民间生活的人情物理。我们借鉴“故事都有明确边界，都是限定在密闭时空、特定关系之中的虚拟语言游戏”[1]施爱东：《理想故事的游戏规则》，《民族艺术》2019年第4期，第11页。这一法则，尝试从剧集的文化符号与时空坐标发掘故事世界的民间维度，以此揭示古装网络剧通过想象性的民间书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作出的传承与创新。

（一）化用民俗元素，联结故事思维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极互动下，我国特有的民俗元素是古装网络剧表现“民族形式”与“美学精神”的重要资源。“民间生活的文化特性决定了民间审美可以有多样化的表达”[2]赵德利：《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页。，各类民俗元素的呈现不仅丰富了古装网络剧作为本土镜像的美学想象，也多向度地谱写了其故事世界中蕴含着的具有人文价值与传承意义的民族文化精神。当下的古装网络剧以民俗节日、技艺的演绎，辅以符合历史细节的角色服装、妆容乃至配饰等，较为有效地摈弃了部分剧集创作中“古装不古”的低质化风气。通过视听语言的呈现，影像中的民俗节日与传统技艺深度阐扬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诗性意蕴，如《鹤唳华亭》从点茶、射柳等民间活动中派生出清逸雅致的宋朝文化之美，《尚食》中传统美食的制作以美轮美奂的视觉画面折射出技艺背后的工匠精神等。

　　对照表1中的作品，可以看出传统技艺、民间信仰、节日等成为古装网络剧主要呈现的民俗元素。这些元素不仅凸显剧作的美学风格，还在故事思维层面起到推动叙事、制造隐喻的作用。《长安十二时辰》透过上元节这一皇室百官与黎民百姓约定俗成的节日设置戏剧冲突，并穿插了迎神赛社、傩戏等民间活动，剧中主人公张小敬巧妙利用傩戏面具遮掩身份、凭借“铁水打花”技艺击退追捕，以及其对水盆羊肉、火晶柿子等长安传统小吃的热衷，都表现出“有意味”的民间智慧与烟火气息。《唐朝诡事录》的“鼍神案”围绕宁湖当地的“鼍神”信仰展开叙述，担任宁湖司马的苏无名巧妙利用“鼍神祭典”这一官民共同参加的节日揭露“鼍神”真面目，与宁湖长史顾文彬一道团结官民的力量共诛凶徒。在“鼍神祭典”与“鼍神岛”的时空框定下，衙役、捕快乃至普通民众不再是单一化的配角，而是显现为群像式的英雄，使“鼍神案”的终结带来一种“众志成城”的情感砥砺。如果说电视剧《聊斋志异》更多的是以阴间的花草狐魅影射人间的官场吏治，描画了一幅封建社会司法系统的“百丑图”，那么《唐朝诡事录》则充分运用了制茶、幻术等民间元素，将奇闻怪谈、珍禽异兽乃至异能人士的奇观事项交织于理性思维，显示了古装网络剧“酌奇而不失其真”的艺术魅力，引发观众对于大唐盛世的充分想象。

　　

　　表1 近五年古装网络剧对民俗元素的呈现概况一览表

（二）依托民间场所，演绎故事空间

立足文化传播语境，媒体里的地理景观能够轻易凝聚更多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情感的人们。[1]参见孙信茹、王东林：《作为记忆的地点——数码时代中社交媒体与地点互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5期，第71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观众对网络文艺的欣赏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心理之上。有学者曾将穿越或玄幻类网络文学描写的生活情景称为“拟古世情”，即“这是一种源于困境的幻想美学，不同故事重复讲述‘穿越’或‘重生’的异世体验，其主体多为单独的小人物，或者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其人其行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成为重新解释文化传统和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媒介”[2]张春梅、郭丹薇：《网络拟古世情小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空间》，《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2期，第83页。。古装网络剧与网络文学跨媒介的相通性，体现在其借由在地性的空间形构，赋予了剧中个体的民族情结与本土伦理，这种空间反映为生活场景的“原乡”关怀。基于文本内部特定的文化空间，观众得以较快地进入“亲情宿怨”“爱恨纠葛”“生死悲欢”等情节的设定，实现观剧过程中艺术想象与日常经验的接轨。

　　第一，古装网络剧中的民间坊市尤为凸显市井生活的色彩。《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一百零八坊与望楼建筑，承载了长安官民面临危机时共赴艰险的行动空间。《苍兰诀》中的海市是独立于月族与仙族之外的市集，因其收容三教九流各类人物，海市主容昊的身份也埋设了亦正亦邪的基因。在一些作品中，边缘人物居住的坊市更符合网络文化的猎奇想象，如《唐朝诡事录》的鬼市、《长安十二时辰》的地下城、《风起洛阳》的不良井等，在这些坊市居住的往往是最底层的百姓乃至隐匿的罪犯，在此类空间中发生的故事情节也尤为凸显封闭环境里追捕、争斗等桥段的戏剧张力。

　　第二，茶馆、酒肆、驿站等作为社交、娱乐和信息传播的公共空间，容易成为剧集中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如《梦华录》开篇呈现了赵盼儿经营茶馆的场景，这一场景也成为皇城司、盐商等多方势力的登场“舞台”。同时，该类生活居所因其富含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地缘文化景观而得到凸显，无论是《梦华录》中赵盼儿开设茶馆的江南水乡，还是《苍兰诀》中“小兰花”居住的司命殿，场景的空间环境均与人物灵动、温柔的性格相贴合。

　　第三，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而言，“一部真正的空间性历史文本的结构，应该是包含多个被‘神圣空间’组织起来的历史场所的复杂的网络状的‘编织物’”[1]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62页。。古装网络剧中的一些楼阁空间具备“神圣场所”的职能，彰显地理环境或权力中心的显要位置，角色与楼阁空间的结合营造出“登高”“攀升”的恢弘意境，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花萼相辉楼、《唐朝诡事录》中的参天楼等作为古代权贵阶层活动的场所，代表着朝野之间的官民对抗关系。剧中以核心元素出现的“楼阁”建筑既是维系民间大众向心力的场所，又体现了鲜明的社会秩序差异。此外，以竹林、巷道、峰顶为代表的自然场景与以古亭、客栈、驿站为代表的人工场景是武侠题材古装网络剧惯常依托的空间载体，这些空间物象配合雨、雪等剧集内部的天气氛围，在情景交融中凸显了“虚实相生”的传统美学旨趣。

（三）再现神话符号，阐发故事理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道：“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页。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化的有机构成，因其偏趣味的修辞更容易投射人们感性形态的欲望，通过网络剧一整套视觉语汇结构，构成了具有本土美学风格的幻想世界。“当历史学家为了说明和解释而把过去整理成‘事件’叙述时，或者当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时”[3][美]柯文：《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动关系”。在剧集中植入“神话思维”，由具象的民间世界承载世俗化的故事，凭借神话文本的特定符号，容易唤醒大众根深蒂固的传统审美心理。古装网络剧中最普遍的神话体系，莫过于从“修仙”这一概念衍发的艺术形象。所谓“仙的状态都来自社会构建”[4][美]康儒博：《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顾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剧集采用的修仙文化涵盖了如《千古玦尘》中“造物神祇”的角色设置、《莽荒纪》中“开天辟地”的故事母题、《苍兰诀》中“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时空调度等。

　　“著于文字、载于简帛、传诸历史记忆”的神话传说仅是民间文化宝库中的沧海一粟，“作为想象与现实相连的自由之地，它所蕴含的文化记忆资源不断被创作者多维度地拓展开发，生成新的符合时代所需的次生文化资源，成就新的艺术方式”[5]郑伟丽：《哪吒之死：英雄补偿、身份认同与时代纪念碑——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哪吒形象经典化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40页。。如玄幻题材古装网络剧中的精灵形象充满浪漫幻想与神话色彩，动物精灵、植物精灵、器物精灵等拟人化的精灵个性各异，且具有“分身”“变形”等观众喜闻乐见的身体属性。《苍兰诀》的故事形式介于童话和传说之间，其中的“小兰花”这一精灵形象既由兰草诞生，也兼备“息山神女”的转世身份，成为抽象化的神话理念和具象化的身姿形体二者的融合。《与君初相识》和《恰似故人归》中的鲛人长意与御灵师纪云禾虽有着种族的差异，但两人打破仙界相隔，最终实现了个人抱负与普济众生的双重理想，突出了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念。此外，部分剧集化用神话故事中的妖怪形象，并注重结合二次元文化的“萌属性”实现外观或性格的重构，如《将军家的小狐仙》中知恩图报的狐妖夏九儿、《遇龙》中小巧可爱的“小白蛇”尉迟龙炎等。

　　古装网络剧创作者致力于追求整一性、戏剧性的神话意象，并未游离出“神话本事”的范畴之外，使得故事的环扣与美感的生发得以效果圆融，以此验证了“叙事是神话的基本表达方式，认同是神话的目的与结果”[1]田兆元：《“中国神话谱系”与“中华文明探源”精神本体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第53页。。从更深的层面而言，用“妖性”折射“人性”，从鬼怪之眼洞察世间，精灵、妖怪等形象对于世间不公的呐喊与种族反抗的表达，也是古装网络剧继承民间“反权威”道统的言说，为观众的正义愿景与情绪纾解提供了在“类人”种族的世界秩序中找到安放的可能。

四、结语

面向全球多元文化的格局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望，当下的精品古装网络剧版权输出海外，成为中国影视作品国际传播的重要类型。这种古装网络剧的“出海”现象，既彰显了我国影视话语体系鲜明的风格，也实现了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超越国界的“共享”。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古装网络剧创作者应更加积极寻求与化用民间视角的故事思维，有机透射民间文化中“泛人类”的大同理想，锻造民间想象的景象表达，持续体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实践与推动作用，从而构筑新时代中国网络剧的文化阵地，对外作出中华文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