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叶

　　传统诗文评常对文学艺术进行拟人化的比喻，也有以青年、老年等生命阶段喻诗的传统。林语堂曾经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是“老成温厚”的，中国社会“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而是“一个对青年的热情往往一笑置之的社会”。[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 55-58 页。这种观点至少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对截然相反的审美文化：以宁静温和为特征的老年文化和以热情征服为特征的青年文化。人都会经历从青春到衰老的过程，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也存在着自然的生命节律，吴可《藏海诗话》就说：“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如四时之序，方春则华丽，夏则茂实，秋冬则收敛，若外枯中膏者是也，盖华丽茂实已在其中矣。”[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1页。古来少有“青春”“青年”等称谓，往往以“少年”指代青壮年时期；诗话常以“老境”指代诗歌的成熟境界。本文以现代概念“青春”与传统概念“老境”来指代这两个典型的人生阶段，并试图讨论如下问题：中国传统诗话的作者或正值青壮年，或已处晚年，在这样不同的生成语境之下，诗话是否会生成不同的审美倾向？是否会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又是否真如林语堂所说，中国文化与中国诗学都是重老轻少？以诗话的生命语境切入讨论，也许会对中国传统诗话的生成特色有更生动且深刻的认知。

一、“老去诗篇浑漫与”：白发下的生成语境

很多传统诗话都创作于作者的晚年时期。据郭绍虞《宋诗话考》，产生于晚年的宋代诗话作品就有《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石林诗话》《韵语阳秋》《环溪诗话》《诚斋诗话》《二老堂诗话》《后村诗话》《玉壶诗话》等等，其他许多知名诗话，如《渔洋诗话》《姜斋诗话》《随园诗话》等亦是如此。《二老堂诗话》即描述自己创作时的老年情境：“余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无时作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1]郭绍虞辑：《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7页。由此可见，诗话多是一群白发老者的激情创作。

　　诗话多作于作者的晚年时期，首要原因就是老来空闲，苏轼《次韵前篇》即云“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欧阳修《六一诗话》是诗话的正式形成之作，他自叙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页。可知此类诗话的产生时间是“退居”，语境为“闲谈”，其《归田录》亦云：“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2页。，也说明这类诗话产生的首要条件是“闲”。士人致仕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心态也更加从容闲适，欧阳修自云“无穷兴味闲中得”[4]同上，第830页。，“谁知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5]同上，第832页。这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入兴贵闲”，是诗话的产生语境之一。

　　诗话另有一针对老人的实用功能，就是记录“以备遗忘”（《巩溪诗话序》）[6]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页。。如“今书籍散落，旧学废忘，其能记忆者，因笔识之，不忍弃也”（《彦周诗话》）[7]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回忆总结平生读书所得，以做笔记。瞿佑《归田诗话》中自序“平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尚历历胸臆间，十已忘其五六。诚恐久而并失之也，因笔录其有关于诗道者”[8][明]瞿佑：《归田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可见诗话是对抗衰老遗忘的有力武器。

　　此外，诗话也用来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经验。在《渔洋诗话》序中，王士祯回忆自己少年、中年与老年诗体之“三变”：少年时“惟务博综该洽”，宗尚“唐音”；中年时改“事两宋”；而晚年“乃造平淡”，“境亦从兹老矣”。[9]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在这里，王士祯提出了两个关于人生生命阶段与诗歌创作阶段相比附的问题。其一是他本人少年宗唐，中年后宗宋，这是很多人的基本学习路径。清代张英曾说：“中年作诗，断当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适意，阑入于宋，势所必至。”[1][清]张英撰，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1页。而唐诗多给人以意气少年的印象，宋诗更类似于白发老者。胡应麟就将各代诗歌比作花树，认为盛唐之诗“枝叶蔚然，花蕊烂然”，而宋诗“若枯卉槁梧，虽根干屈盘，而绝无畅茂之象”。[2][明]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8页。这和人不同阶段的精神气质相关，正如钱锺书所说：“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3]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页。

　　其二是王士祯自认为诗作在其晚年亦达“老境”，是最为成熟完善的境界。“老”至少在唐代就已全面进入艺术评论领域。孙过庭《书谱》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是书法评论的著名一例；而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将“老成”引入了诗评领域。

　　宋人更是倾向于诗歌老境，《王直方诗话》就说：“古诗云：‘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而元祐初多用老成。”[4]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王直方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页。满头白发的宋后诗话撰写者们，也往往对诗之老境情有独钟。江西派尤其尊奉“老健超迈”[5]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诗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26页。之风，黄庭坚《忆邢惇夫》即云：“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之后对老境的追求，从宗江西派的方回《瀛奎律髓》，一直到清代纪昀，“从宋代到清代其实清晰可见一个以‘老’为核心的诗歌美学源流”[6]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4页。。宋人尤爱“老”杜，“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7][宋]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14 页。。杜甫之“老”是多层次多内涵的，一气呵成，随意挥洒，如纪昀评《中夜》云：“一气写出，不雕不琢，而自然老辣”[8][元]方回著，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3页。；又有自然平淡，纪昀称其《曲江对饮》诗“淡语而自然老健”；也有骨气深重之意，如贺贻孙评论杜甫“骨重故沉，沉故浑，浑故老，老故变，变故化”[9]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诗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5页。。

　　综上，“老”是综合性的文艺审美概念，有老辣、工稳、平淡、雄健等多重意蕴。张谦宜《絸斋诗谈》中说：“‘老’字头项甚多，如悲壮有悲壮之老，平淡有平淡之老，秾艳有秾艳之老。”[10]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絸斋诗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93页。方东树《昭昧詹言》也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11][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32页。“老”的境界也往往产生于诗人老年，在中国传统诗话中是人生智慧的境界、诗歌成熟的境界。

　　诗评家们也多把诗人的少年之诗与老年之诗放置对比，且普遍认为前者要远逊于后者。如陆游，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认为其少年之时“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而“晚年诗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1]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529页。，从青春的豪迈宏大，转入晚年的平淡闲适。赵翼也指出陆游诗“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刘后村谓其皮毛落尽矣”[2][清]赵翼：《赵翼全集·瓯北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67页。，以“皮毛落尽”称颂其诗歌返璞归真的老境。又如王安石，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认为“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3]郭绍虞辑：《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页。，谓王安石从少年意气的逞才自负，转而虚心博取唐宋，才至“深婉不迫”的诗歌老境。其晚年诗备受称赞，“晚年诗极精巧”“暮年诗益工”[4][宋]何汶：《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8页。，黄庭坚也评价“荆公暮年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5]同上，第169页。，“拂云豪逸之气，屏荡老健之节，其意韵幽远，清癯雅丽为得也”[6]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诗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64页。。王安石本人也反省少年时所作之诗，他青年时所作的《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本身已很“老”“瘦”，而《高斋诗话》中称每当宾客称颂此句，王安石“辄频蹙不乐”，表示“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7]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高斋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96页。

　　类似扬雄悔其少作的事例，诗话中有许多记载，即“长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诗胜旧诗”[8][宋]何汶：《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3页。。在尊崇老年之诗的同时，很多诗话都流露出对少年之诗的轻慢倾向。少年时往往恃才任性，如诗评家对李贺的批评：“坏古乐府体，无如贺者。骋少年粗豪之气，乖诗人比兴之仪”[9]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稿简赘笔》，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214页。；少年时也往往能力不济，难以掌控全局：“少年之诗，往往有句无篇，能通体完密者最少”[10][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5页。。南宋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记载了一段对话：

　　客有曰：“诗人之工于诗，初不必以少壮老成较优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后诗，涪翁到黔南后诗，比兴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伟，大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后诗，昌黎在潮阳后诗，愈见光焰也。”[11]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履斋示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59页。

　　其中举出了宋人欧、黄，唐人杜、韩之例，说明在诗歌评论中“以少壮老成较优劣”的合理性。学作诗与学做人也是紧密相联的，少年心绪未稳，经历不多，“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1][明]王夫之：《姜斋诗话》，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21页。，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限制因素。要写得好诗，需要人各方面素质的综合成长：“盖情性以发之，礼义以止之，博以经传，助以山川，老以事物”[2][宋]林景熙著,陈增杰校注：《林景熙诗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所以往往要求在少年阶段学习积累，不要急于创作：“壮年都宜刻炼，老成乃得浑然。盖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作诗一道，正与相反。”[3][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31页。

　　杜甫晚年自述诗学心得，既言“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讲“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仇兆鳌就认为这代表了杜甫晚年集大成的诗歌境界，“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4][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 1603 页。这与王安石晚年状态非常相似，“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5][宋]何汶：《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1页。。这是一种作诗稳妥精严，又自由而超脱规矩的境界，也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老境阶段暗合。

二、“语不惊人死不休”：追忆中的青春之诗

虽然诗话多作于作者白发之时，多崇尚成熟老境，但“天因著作生才子，人不风流枉少年”[6][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6页。，诗话中也从不缺乏青春色彩。

　　不少诗话的生成契机就是追忆青春往事。好回忆旧事本身也是老人的心理特质，正如袁枚所说：“余老矣，最喜人说少年旧事”[7]同上，第715页。，王士祯《渔洋诗话》也被认为寄寓了他“怀旧之深情”[8]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清代查为仁在《莲坡诗话》序言中说：“仆少遭忧患，放弃以后，酷嗜声诗……回忆三十年来，酒边烛外，论议所及，足以资暇者，正复不少，并为述其颠末，以助谈柄。”[9]同上，第489页。诗话写作语境是回忆并整理30年来的诗作与心得。顾嗣立在《寒厅诗话》自序中也回忆说：“余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而此书就是回顾“荏苒二十年”，“篝灯夜坐，追忆平时见闻所得”之作。[10]同上，第83页。追忆青春之诗、少年旧事是诗话的主题之一。

　　诗话的另一主要功能是诗歌写作入门，面向的主要对象就是青年人。如《沧浪诗话》教育学诗者应“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1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7页。，而袁枚则云：“余教少年学诗者，当从五律入手。”[12][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页。少年与老年的人生阶段特点不同，任务也不同，青少年是学习积累的重要时期，有青春时代的发愤努力，方有晚年的妙笔老辣。《随园诗话》就说：“用巧无斧凿痕，用典无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学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费心；肯用典，方去读书。”[1][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对于青春少年来说，“费心”“读书”的精神是最为可贵的。针对青少年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科举而学习八股文的现实问题，袁枚指出，“试观古文人如欧、苏、韩、柳，儒者如周、程、张、朱，谁非少年科甲哉？盖使之先得出身，以捐弃其俗学，而后乃有全力以攻实学。”[2]同上，第244页。他认为青春时应先学“俗学”以获得“出身”，晚年再攻“实学”也为时未晚。而且好诗要建立在苦读积累的基础之上，这种精神无论在人生的任何时期都是适用的：

　　老年之诗多简练者，皆由博返约之功。如陈年之酒，风霜之木，药淬之匕首，非枯槁简寂之谓。然必须力学苦思，衰年不倦，如南齐之沈麟士，年过八旬，手写三千纸，然后可以压倒少年。[3]同上，第173页。

　　少年与老年有“博”与“约”之别，经过少壮时期的学习积累，老年时博采淬炼形成精华，但要“压倒少年”，仍要有青春的拼搏勤奋精神，如果因衰老而懒惰懈怠，老年之诗就会反不如青春之诗。杜甫老年时期的诗是否比青壮年时更佳，就有论者质疑：

　　或谓老杜夔州以后诗颓唐，不及从前，大概文人暮年名已成而学不加进，心力耗而手腕益拙，往往出之率易，不及当年。[4][清]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著，赵宝靖点校：《三李诗话·紫荆书屋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20年，第374页。

　　此论就认为老杜晚年之诗“不及从前”，不是功力火候不足，而是精神气质“颓唐”所致。这是青春心力损耗后，缺乏新鲜锐气与“源头活水”的持续注入使然。学诗是“生无所息”的，判断诗之优劣不在于年龄老少，而在于持续学习奋进的心境。

　　正如袁枚所说，人们往往将老年之诗的美学表现误解为“枯槁简寂”，因为推崇诗歌老境产生的谬误混淆不止于此，如纪昀就批评方回“不免以粗率生硬为老境”[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4页。“以生硬为高格，以枯槁为老境”[6]祝尚书编：《宋人总集叙录·瀛奎律髓》，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4页。。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指出庾信之诗是兼具了史评的“绮艳”、杜甫评的“清新”“老成”，他认为“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7][明]杨慎：《升庵诗话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9页。。“绮艳”是来自少年的浮华轻薄，“清新”是青春的鲜活姿态，而宋诗一味追求片面的老成，就失去了诗歌的青春生命活力。叶燮《原诗》就深刻反思了诗歌审美中对老境的片面追求：

　　凡物必由稚而壮，渐至于苍且老，各有其候，非一于苍老也。且苍老必因乎其质，非凡物可以苍老概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后可言苍老。松柏之为物，不必尽干霄百尺，即寻丈楹槛间，其鳞鬛夭矫，具有凌云磐石之姿。此苍老所由然也。苟无松柏之劲质，而百卉凡材，彼苍老何所凭借以见乎? 必不然矣。[1][清]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物与人都遵循着由青春到苍老的必然规律，不能一味追求停止在某一阶段，且叶燮亦认为，诗家推崇的“苍老”“波澜”只是“诗之文”，并非“诗之质”；是“诗之皮”，而非“诗之骨”。[2]参见[清]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5页。真正的苍老之境应犹如苍柏的风骨英姿，而绝非来源于表面的“干霄百尺”之貌。

　　故而，对一味追求老境产生的诗歌审美弊病，就应由青春少年意气来调节纠正。首先诗歌如人体，应有青春健美的体格。严羽总结“唐诗之道”，提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3]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7页。。陶明濬《诗说杂记》解释说：“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4][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 7 页。衰老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衰颓伤病，张谦宜《絸斋诗谈》就说：“身既老矣，始知诗如人身，自顶至踵，百骸千窍，气血俱要通畅，才有不相入处，便成病痛。”[5]郭绍虞辑：《清代诗话续编·絸斋诗谈》，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9 页。好诗犹如身心健旺的青壮年，朝气蓬勃、向往创新。

　　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认为“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具体表现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老境中的放诞自由、任性洒脱，又何尝不是一种青春之气？徐增就认为“到苍老之境，必有一种秀嫩之色”，他评论杜甫《秋兴》其八“佳人拾翠春相问”，比喻为“如千年老树，挺一新枝”，“如百岁老人，有婴儿之致；又如商彝周鼎，丹翠烂然也。”[6][清]徐增著，樊维纲校点：《而庵说唐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6页。赵翼《瓯北诗话》论白居易的近体诗，也认为这是一种“恃老自恣”，“盖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7][清]赵翼：《赵翼全集·瓯北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3页。，这种敢于突破、善于创新的青春精神，是存在于人生任何年龄段的。

　　这种青春心态也许是有些幼稚的，拥有这种心态的诗人，如贾谊、曹植、李煜等在政治生涯上往往也同样热情单纯，备受挫折，但他们的诗文却有了格外感动人心的力量。方孝儒曾评价贾谊“少年意气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笃有谋，悲壮矫讦”[8]《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9页。；曹植更是充溢着青春少年侠气，“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9]《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页。，其《野田黄雀行》充溢着少年的侠义与善良，钟惺评价说：“仁人，亦复是侠客”，谭元春则云：“无君子心肠，无仙佛行径，无少年意气，而长于风雅者，未之有也。”[10]同上，第138页。而阅世极浅的后主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他的词是“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王国维：《校注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页。，这是一种往往存在于青年人中的热血精神，由此扩展开来，是一种颠覆诗坛传统、关心人类命运的悲悯使命感，是一种诗话中的鲜活生命角色。

三、“哪吒析骨还父母”：诗话里的生命角色

一般来说，退静自守、安养身心是一种最典型的老年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产生的诗话角色是“闲谈”者、“游戏”者，在悠然自适、旷达超然的心态下关注生活日常，笑谈诗歌轶事。也有心中郁结不平而愤激者，如《拱溪诗话》作者黄彻回忆“以拙直忤权势，投印南归”，但也通过诗歌调适老年心境，“甘老林泉，实其本心，何所怨哉”。[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5页。

　　无论是“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3]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许彦周诗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1392 页。，还是“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巩溪诗话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2页。，抑或四库馆臣认为诗文评的功能：“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79页。这实际都是一种代表老成温和、谆谆教诲的长者角色。但当愤激之情、改革之意不再深藏于心，而在诗话中充分表现，这样的诗话就类似于热情冲动的少年，扮演着一类特殊的青春角色。

　　这样的角色，已不满足于仅仅把诗歌作为休闲谈资，而是以更大的勇气与野心欲对文坛乃至时代精神作出反思与改革。在这些充满青春锐气的论诗者看来，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话语与权力资源，必须善加利用。首先要利用它评判文学现状，发挥文学批评区分良莠的作用，重塑诗学标准，重振文坛风气；其次更要对时代的裂变与精神形态的转化起到反拨作用。[6]参见袁济喜：《“谁是诗中疏凿手”——古代文艺批评的角色探索》，《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0期，第22-32页。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就有一首直接明志：“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查慎行的《初白庵诗评》就说元好问“分明自任疏凿手”[7][清]查慎行著，范道济点校：《初白庵诗评》，《查慎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123页。。“疏凿手”体现了一批文学评论家的角色定位：善于反思、敢于质疑、致力重建，充溢着立于时代潮头、自信果敢的青春精神。

　　在这样的角色定位下，对当世诗歌的愤激不满心态往往是促成文论著作产生的直接因素。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表明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因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造成“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文坛现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1][梁]刘勰著，黄书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07页。整部《文心雕龙》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尤其提到“近代”文坛，刘勰不满的情绪色彩往往直接表露，如《物色》“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定势》“自近代以来，率好诡巧”，《程器》“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等，[2]同上，第564、403、595页。这是一种清醒的角色定位，利用诗文评论与当代主流文风斗争。刘勰在三十多岁时曾梦见自己追随孔子而行，这青年时的梦成为他理想主义风格、敢为人先的精神动力，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影响了后世一派诗文评论著作。

　　而严羽《沧浪诗话》更是以“蚍蜉撼大树”的叛逆精神，力图挑战权威，颠覆诗学秩序。他认为：

　　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3]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6-707页。

　　严羽身份低微，却敢于自立门户，质疑当代文坛领袖，痛斥影响巨大的江西诗派，认为表达观点就是要“明目张胆”“惊世绝俗”，对意见不同者要视如仇敌，做鲜血淋漓的“取心肝刽子手”。[4]同上，第706页。如果说刘勰保留的是30岁的青壮年性格，而严羽这样的角色定位，已颇有张扬叛逆的青春期色彩。他在《答吴景仙书》中将自己比作哪吒：“吾论诗，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5]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8页。早期佛教传说中的哪吒，同样具备狂妄叛逆的青春期性格，苏辙《哪吒诗》就写道：“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难教语，宝塔令父左手举。”[6][宋]苏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61页。哪吒反抗传统权威，鲜血淋漓地剔骨割肉，这样的一位青春期少年形象想必给了严羽极大鼓舞，以尊奉盛唐、以禅喻诗等理论作为武器大杀四方，在众多温和长者型的诗话中独树一帜。

　　从青春期继续向生命本初回溯，人生的童年阶段体现在文艺评论中就是“赤子之心”与“童心”。这种生命最初的纯真状态，老子以“婴儿”喻之，孟子以“赤子之心”赞之，都是对完美人格的理想比喻。李贽“童心说”则提倡言出至情、自然动人的文学，直至龚自珍，一生作诗行事皆饱含青春少年的自由浪漫色彩，诗中多有“少年”形象，如“少年击剑更吹箫”“少年奇气称才华”，龚自珍也站在老人的角度上，指出了他们“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的心理倦怠，“少年哀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的创作无奈。他认为，老人实际是有了“颓心”，缺乏“心力”，认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这“心力”其实就是少年之心，可以转换为“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著议》），有此心便可觉醒自我，迸发出改换天地的巨大生命力量。“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他呼吁中国青年“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呜呜硁硁》）。[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518、535、519、523、12、7、395、447页。

　　龚自珍以这样的青春赞歌，翻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崭新篇章。梁启超就是有感于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一诗，写下了影响极大的《少年中国说》。在这篇文章中，老年代表着守旧、多忧、怯懦，而少年代表着希望、进取、冒险，足以“造世界”。[2]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社会真正开始了对青春价值的肯定和弘扬，钱穆就认为：“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6页。青春之诗论、青春之文学，实际上助力塑造了青春之中国，中国传统诗文评论也由此走向了全新的历史转型。思考与继承中国传统诗话之中温润的长者之风、锐利的少年之气，保证当代文学有健壮之躯体、老成之境界、青春之心态，也是当今文艺理论与批评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