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建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建成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学科体系的相关论述,就是要构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艺术学中历史最久、成果积淀丰厚的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2]德国著名艺术学家、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早在百多年前的1894年问世的《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指出:“艺术科学课题的第一个形式是心理学的,第二个形式却是社会学的。”参见[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页。,艺术心理学也应该以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自觉形成成体系的艺术心理学理论与概念,从而使艺术心理学学科建设健全扎实、重点突出,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自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升格为门类学科以来,艺术学领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相较于艺术学其他一些分支学科,如艺术社会学、艺术美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等,艺术心理学却在经历了两次发展高峰[1]第一次发展高峰指的是19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阶段,其中,1936年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建立。第二次发展高峰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时期,心理学研究逐渐引起普遍关注,诸多西方心理学思想和研究成果由时代的推进开始大量传入国内,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后显得后劲不足。从目前的情况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完成艺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只有这样,艺术心理学才能与其他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形成合力,共同铸就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一、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路径
依据《辞海》的解析,学科有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分类,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2]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第七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第4009页。从学科的定位看,艺术心理学是一门不同于普通心理学的独立学科,它从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但又有其独特性。特别是在讨论艺术问题时,心理学与艺术心理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当一般心理学涉及到艺术问题时,它只是为了收集资料以发展心理学,但艺术心理学感兴趣的不是艺术中所体现出来的一切心理现象的共性,而是能把艺术中的心理现象和其他领域的心理现象区分开来的特殊性。艺术心理学是艺术学系统中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之一,与艺术学有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艺术心理学的发展可以促进艺术学的发展;同时,艺术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也对艺术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3]参见咏枫:《艺术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第108-109页。艺术心理学对于艺术学、心理学来说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又互相交融,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艺术心理学要建构属于自身的学科体系,必须建构扎实的学科基础。“学科体系不扎实,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是无源之水。”[4]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2页。因此,艺术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要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开展学科的元研究。在西方,艺术心理学是艺术学研究的传统学科之一。18世纪,心理学和美学的独立为艺术心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对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心理的追求和探索。19世纪,诸多评论家、美学家和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对文艺创作理论的见解,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实践经验得出更有力的理论论断。例如,德国实验心理学先驱费希纳主张运用实验和数学的方法对审美关系作出分析和评判,他沿用相对较为特殊的审美法则对几何图形中蕴藏的数学规律作出审美观照,为实验艺术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的研究也很具有代表性,他把人类的意识活动模式比作“意识的流动”,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流派“意识流”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发展至20世纪初期,现代心理学达到了其学科史上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成为艺术领域的主流思潮,艺术家更加注重个性的表达和探索人的心理认知。艺术心理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先是艺术心理学研究开始以完整的专著形式出现,例如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阿恩海姆的《走向艺术心理学》、库津的《美术心理学》等均出版于这一时期。其次,随着时代的进步,艺术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又衍生出诸多流派,主要有精神分析艺术心理学、认知派艺术心理学、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等。
西方艺术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国现代艺术心理学的产生。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现代艺术心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期,王国维是首位把西方心理学引入中国文学、艺术学理论的先驱者。随后经过蔡元培、郭沫若等学者的探索,中国现代艺术心理学的发展于1930年代迎来第一个高峰。其中,朱光潜是我国艺术心理学建设的开拓者,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光潜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1]在1936年出版《文艺心理学》之前,朱光潜已有的艺术心理学的研究基础有:(1)《变态心理学派别》,该书写于1929年春天,1930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2)《变态心理学》,该书写于1930年8月,1933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3)《悲剧心理学》,该书为朱光潜的博士论文,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建立。除此之外,艺术家丰子恺不仅对我国现代漫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对艺术心理学理论有开创性的探索。他对表象艺术和感觉艺术作出了区分和阐释,分析了创作和鉴赏绘画作品中的心理要素。除上述论著外,这一时期的艺术心理学论著主要还有郁达夫的《想象的功用》、朱光潜的《论灵感》、傅东华的《所谓文思是什么》、许君远的《论意境》等。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心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心理学研究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诸多西方心理学思想和研究成果伴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大量传入国内,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科学主义艺术心理学、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审美主义艺术心理学均取得了丰硕成果。理论的繁荣为艺术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涉及到科学主义艺术心理学的论著有: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艺文丛谈》、许明的《美的认知结构》、汪济生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等;涉及到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的论著有:鲁枢元的《文艺心理阐释》《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学大辞典》、吕俊华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涉及到审美主义艺术心理学的论著有: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童庆炳的《现代心理美学》、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丁宁的《接受之维》等。除许多优秀的本土专著外,我国对国外艺术心理学经典著作的译介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如阿恩海姆的《艺术心理学新论》《艺术与视知觉》,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等。在这一时期,艺术心理学的概念和学科发展已经被纳入各类辞典,如心理学、美学和文艺学的辞典中增加了“艺术心理学”或“文艺心理学”之类的词条,使艺术心理学概念范畴的使用更加规范。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仍需清晰地意识到,艺术心理学学科在中国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艺术心理学的学科概念才得到自觉、普遍使用。而此前的艺术心理学研究,更多是被包括在普通心理学或文艺心理学[1]文艺心理学通常有两种用法。首先,文艺心理学往往指的是文学心理学。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清楚,“文艺学”这一学科名称,译自德语的Literaturwissenschaft和Dichtungswissenschaft。这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建构文学知识体系为目的的学科。准确地说,这两个德语词语在汉语中本应译为“文学科学”或“文学学”为好。但由于经过日语的转译(日语中将上述德语均译为“文兿学”,现写作“文芸学”),我们于20世纪上半叶原样引进来后沿用至今。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20世纪上半叶的文艺心理学,往往也指的是文学心理学或主要是文学心理学。(参见李心峰:《元艺术学(增订版)》第四章“艺术世界:艺术学的对象”第三节“艺术学与文艺学(文学学):整体与部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55-61页。)其次,由于在现代汉语中“文艺”一词也时常被解释为“文学与艺术的合称”,因而,在国内文艺心理学有时还有另一个含义,即同时包含文学与艺术的心理学。但实际上,这种用法是对文艺心理学概念的一种不合逻辑的错误用法。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是艺术的具体样式之一,它与艺术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的逻辑关系,不应将文学与艺术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相互并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对于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开拓与推动作用。但考虑到概念的明晰性与逻辑的学理性,今后,应该将文艺心理学与艺术心理学这一对学科概念区别使用,不可混淆。的研究之中,其学科的独立性始终没有被确立。同时,由于近年来中国前卫艺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学转向,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艺术心理学再次陷入沉寂。在当下,要努力加快中国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综合来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探寻自身理论逻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从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史看,目前我国艺术心理学研究多以西方的艺术心理学研究为参照,其学科使命、学科属性、学科定位、学科构成等主要来源于西方世界对艺术心理学的认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一个学科完全依照另一个体系,不考虑自身的特点与发展逻辑,不能对自身艺术现象进行回应,那么,这个学科必然是不完善的。发展中国特色艺术心理学,要从中国特有的艺术资源、艺术语境、艺术现象入手,要体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特色,重新对艺术心理学的理论要素、理论结构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其基本范畴,继续探寻艺术心理学自身的理论逻辑,不断完善和丰富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力争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心理学学科。(二)树立大学科意识,共筑中国艺术学体系。
艺术心理学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艺术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推进中国特色艺术心理学学科建设,要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全局来看,艺术心理学学科的建设不能只考虑学科本身的问题,还应该充分观照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等艺术学其他分支,互相配合,共筑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体系,在稳定和变动的有机统一中辩证发展。推进中国特色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对全局性学科体系做好评估、协调,使之适应艺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个全局性的学科体系格局,以有利于艺术学体系内各学科的相互借鉴、交叉,促进跨学科研究为诉求,力争提高艺术工作者关于学科体系建设的全局意识,形成合力,促进艺术学进一步发展。(三)推动艺术心理学分支学科建设。
艺术心理学既是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科整体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特点。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艺术心理学之下又可分为美术心理学、音乐心理学、舞蹈心理学等子系统,它们与艺术心理学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艺术心理学统筹着美术心理学、音乐心理学、舞蹈心理学等子系统,为这些子系统提供理论指导与普遍适用的方法;美术心理学、音乐心理学、舞蹈心理学等子系统是艺术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具体门类艺术的体现。从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上看,艺术心理学可分为主观的艺术心理学和客观的艺术心理学。客观的艺术心理学主要借鉴冯特等人的实验心理学方法,通过实验等方法从有关作品的感性材料中分析、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主观的艺术心理学则认为实验心理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在艺术层面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意义、自相矛盾的伪命题,“审美体验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它的本质和过程是主体所不易觉察的……就像法国谚语所说,艺术就在于遮掩艺术”[1][俄]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周新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8页。。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看,艺术心理学可分为个体艺术心理学与社会艺术心理学。个体艺术心理学以探寻个体艺术家、艺术欣赏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对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社会艺术心理学以探寻社会群体的艺术创作心理及艺术接受心理为研究对象;社会艺术心理学是个体艺术心理学的集合,但又有超个体性,对探寻整个艺术的走向、分析艺术家的社会心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总之,不论从整体与局部、还是从主观与客观、亦或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看,艺术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均影响到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对这些学科予以深入探讨并将其整合到作为学科群的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之中,是建构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与依据。(四)多方比较,建构自身学科体系。
艺术心理学既是艺术学门类下的交叉学科之一,又是心理学门类之下的交叉学科之一。这种交叉性使得艺术心理学可以借鉴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艺术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建构经验,从中汲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此外,我们主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心理学并非“闭门造车”。在今天这个文化交融的时代,中国的艺术心理学的发展依然需要参照西方艺术心理学的有益经验,甚至可以学习非西方国家在艺术心理学方面取得的成果,只是需要将这些经验与成果和中国艺术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要具备国际视野也要凸显民族特色。二、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路径
学术研究是对学科本质和内涵的系统化、专门化研究,以理论的形态呈现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中间环节,学术体系的建设当以全局的、整体的学科体系为基础,主要阐述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各分支学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形成本学科自身的学术体系。[1]参见瞿林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21年8月2日,第9版。对于艺术心理学而言,它是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一门以理论研究为主的交叉学科,因此,理论建设是推进艺术心理学研究的关键。艺术心理学力图对艺术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现象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艺术心理的深层机制,探讨艺术心理的本性问题,从而推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艺术心理学以实验法、作品分析法、心理发生学方法、内省材料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精神病理学研究法等[2]参见苏琪:《艺术心理学原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9页。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研究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活动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为主要内容,涉及的领域有:艺术创作中的感知、理解和情感等心理现象的起因、特点和规律;艺术家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特征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艺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的心理特征[3]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杨治良等编著:《大辞海(心理学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1页。;艺术作品中艺术意象、意境的心理内涵,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等。
艺术心理学研究近些年来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发展时,不由得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一是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尚有不足。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经历了两次高峰发展期。但总体而言,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其理论成就还无法支撑起艺术心理学的学术体系。例如,中国艺术心理学至今仍然以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实验艺术心理学、精神分析艺术心理学、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认知学派艺术心理学、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为主要研究依据,沃林格尔、贡布里希、弗洛伊德、阿恩海姆等人的理论被不断地重复引用。当然,这些方法和理论是艺术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资源,对于它们的使用本无可厚非,但一味地学习西方却没有形成属于自身的艺术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不免凸显出中国艺术心理学理论上的匮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找到一套由中国理论家独创的艺术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创新迫在眉睫。二是中国艺术心理学尚无法有效地回应中国艺术实践与艺术研究中的实际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专业化、系统化总结。只有不断地观照实践,理论才能永葆活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始,中国当代艺术登上历史舞台,这使得艺术的审美模式发生了变化。新的艺术现象需要用新的艺术理论来阐释。但时至今日,中国艺术心理学似乎还沉迷于对再现艺术的解读,缺少对当代艺术的回应,这也间接导致了近年来艺术心理学在国内发展上的式微。相比于国内,国外的艺术心理学则显得成熟得多,不仅能阐释传统艺术还能为现当代艺术提供理论支撑。三是中国艺术心理学学科本身不够独立,造成其理论范畴与文艺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理论范畴相互混淆,其理论的独立性难以保证。在我国,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专门的艺术心理学成果,前期的艺术心理学研究大多混融在文艺心理学或审美心理学之中。因此,发展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要明确艺术心理学理论范畴,做到边界清晰。为了解决中国艺术心理学理论上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
(一)立足本国艺术发展语境,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心理学。
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要高度地体现出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就需要立足本国艺术发展的情境,揭示出新时代的艺术精神。相较于西方艺术世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中国特色,例如,西方的前卫艺术往往带有很强的批判性,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所造成的异化,而中国当代艺术则显得更具建设性。如在全国范围进行的“艺术乡建”工作,其主导思想不是破坏而是助力乡村建设。艺术家借用了西方参与式艺术的运作模式,又以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参与式艺术”,找到了“艺术介入社会”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艺术心理学而言,其任务就是要对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形态作出回应,揭示出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解读不仅能够使中国艺术心理学与西方艺术心理学拉开距离,亦可促进中国艺术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加速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建构。(二)注重从其他学科理论中汲取营养,助力理论发展。
艺术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艺术学和心理学为基础,融合了美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艺术心理学需要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自身的理论发展。例如,贡布里希的学生奥尼恩斯在借鉴大量认知科学、脑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成果后,专门撰写了一部《神经元艺术史》[1]参见[英]约翰?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从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到巴克森德尔和萨基》,梅娜芳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系统地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大普林尼、贡布里希、巴克森德尔、萨基等学者有关视觉神经心理学的研究,为艺术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三)形成独立的艺术心理学理论体系。
艺术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独立需要以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的独立为前提。因此,需要从理论上反思艺术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本文认为艺术心理学与审美心理学不可等同。首先,审美文化要比艺术文化宽阔得多,审美文化存在于整个文化领域,不仅包括艺术文化还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审美心理学也并非是艺术心理学的上位概念,艺术心理学不是从属于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审美心理学的本质在于探寻审美文化而非艺术现象,艺术心理学则以研究艺术现象为目标。同理,艺术心理学也不等同于文艺心理学。相较于艺术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更主要的是对文学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如果将艺术心理学等同于文艺心理学,将无限丰富复杂的艺术现象类同于文学现象,就会使艺术心理学研究窄狭化、贫乏化,丧失艺术大千世界的多彩多姿,不能全面地考察分析艺术心理事实和艺术现象。因此,艺术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也不可等同。形成独立的艺术心理学理论体系也要立足于艺术心理学理论本身的独立性。在明确艺术心理学与审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区别后,艺术心理学应该缩小其研究范围,将不属于艺术心理学的范畴排除在研究之外。此外,还要加强对艺术世界本身的研究,充分彰显艺术心理学的理论特色,做到范畴明确、边界清晰,既突显理论深度,又能以心理学独特的视角对特定的艺术现象作出恰当的阐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心理学理论,为建构艺术心理学学术体系提供支撑。
三、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话语体系是对学科体系及学术体系语言层面的显性表征、外化表达和传播。艺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指的是以特定符号和言语表达方式对艺术心理学进行反映、传播和表达的系统,具体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学说及表述,以及话语方式和话语权等。当前,我国艺术心理学在国际上普遍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和术语被西方艺术心理学的概念、术语所把持,我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原创性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要逐步脱离对西方艺术心理学话语的依附,逐渐超越西方并推进本土化工作,由学习借鉴走向立足本我。因此,尽快建构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是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具体建构路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坚定文化自信,打造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软实力,建构艺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应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看,中国艺术心理学拥有丰富的话语资源,完全可以形成一套独立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过包含艺术心理学内涵的观点——“兴、观、群、怨”,指人们在鉴赏诗歌时产生的心理反应和社会作用,并且诗歌也能够在精神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交流。魏晋时期,有关艺术心理学的美学理论以陆机和刘勰为代表的“神思”说最为经典。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指出,文艺家在进行创作活动时,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以平静空明的心境来观察品鉴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即所谓“澄怀味象”。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到:“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到了唐宋,出现了“滋味”说、“妙语”说以及“意境”说等具有艺术心理学意味的学术话语,其中“意境”说对中国古代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认为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唐]王昌龄:《诗格》,[宋]陈应行编:《吟窗杂录(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6页。。进入明清,“意境”说进一步发展,王国维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3]王国维:《人间词话(插图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页。可见,在当时的艺术批评中已有心理学的成分。此外,一些明清之际的文艺理论家以及哲学家的探讨也涉及艺术的心理学层面,如袁宏道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发艺术家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感,突出了心灵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价值。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参照西方,又要形成属于自身的独特话语。因而,如何用好传统资源,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心理学话语,如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善于利用传统资源,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二)立足国际视野,争取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国际话语权。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并不是要“闭门造车”,更不是要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抵制西方艺术心理学话语,而是要建构既彰显中国特色、民族精神,又与西方艺术理论保持着“和合”“共美”的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使得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概念成为世界艺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中国立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对此,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以“全球视野”审视艺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二是审视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能为世界艺术话语体系贡献哪些资源。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若想形成与西方艺术心理学话语的对话机制,就要充分了解国际学术话语的建构规则,学习借鉴国外艺术心理学话语建构的方式、规则和经验,并内化吸收其方法范式,合理运用到我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当中。同时,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重新审视西方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西方的艺术心理学话语是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的,其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天多元、开放、共融、互动、和谐的艺术生态环境中,没有哪一套话语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对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对于中国艺术心理学工作者而言,把握好时代语境,敏锐地捕捉到艺术心理学的发展动向,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学术话语,是中国艺术心理学建构其话语体系的内在依据。
我们也要审视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能为世界艺术话语体系带来哪些资源。我们一再强调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要突显中国特色,要在解决中国艺术实践问题过程中,不断确定中国道路,形成中国话语体系。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对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追求,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世界艺术心理学的话语范畴,使其更为多元、更为开放。因此,既要去寻找那些能够代表中国声音、中国立场的艺术话语,又要筛选出那些在当代真的能为世界艺术作出贡献的学术话语,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才能在彰显中国艺术话语特色的同时,又促进世界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话语的力量在于传播,“学术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与这一理论体系相联系的话语体系传播于社会,从而实现学科的任务和目标”[1]瞿林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21年8月2日,第9版。。因此我们要通过多重渠道在国际上传递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声音,贡献中国艺术心理学的智慧,争取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体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心理学专家,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格局的艺术心理学话语体系;二是通过学术交流实现话语传播,如支持相关机构创建国际性学术组织、设立海内外艺术心理学交流中心等;三是通过艺术活动实现话语传播,如支持中国艺术家赴海外举办艺术展览或邀请国外艺术家参加中国艺术展览等。总之,只有艺术话语得到有效传播,才能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
四、结论
目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与创新,艺术心理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积极探索“三大体系”并做好其建设工作,这既是对自身学科的完善,也是推动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艺术心理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呈现学术价值,还要突显中国精神与时代风尚。要在把握艺术心理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时代主题的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世界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与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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