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了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时代命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时代命题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合成一个总体性命题。因此，要真正理解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意义，就需要我们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宏大的历史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要领会这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仅仅停留在“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总体性命题”来加以理解和领会。这里所说的“总体性”源自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理论判断。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提出，需要我们站在“大历史观”或“总体性观点”的高度上加以理解和领会。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在两个概念简单相加的水平上把握和理解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彰显出这一时代命题的“历史辩证法”内涵——使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成为辩证的“革命的代数学”，而不是简单的“革命的加减法”。[3]赫尔岑曾将辩证法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列宁高度评价了赫尔岑“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的表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变成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
何为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内涵？艺术审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文艺新方向指向哪里？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因此，要真正领会这一时代命题，需要我们从社会批判理论视域尤其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视域出发，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文艺”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与时代意义。
一、现代作为问题：现代化的理论反思与问题意识
何为“现代”？何为“现代化”？作为一种时代标识，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现代”是一个最为宏阔壮观的崭新时代，是一个最为动荡激变的历史时代，是一个最为浩大艰巨的人类社会工程。现代化工程规模之宏大、现代历史激变之剧烈以及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走向之变幻莫测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人们在解释现代社会问题时始终面临着重重疑难。也正因此，围绕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疑难和问题，生成发展出众说纷纭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和学说，这些关于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逐渐凝聚为“现代社会理论”，并使“现代”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所关注的前沿热点题域。当代社会学家德兰蒂在论及“现代作为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代学术界前沿热点问题时认为，关于现代化以及现代社会等理论学说，“已经变成为范围广阔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探索的框架。当然，这并不新鲜，因为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Gerard Delanty,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Concep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9,p.1.转引自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在德兰蒂看来，现代作为问题，是当代社会理论反思批判的主题。现代化是一个全面规划和改造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崭新模式和浩大工程，因而它既是一套观念体系，又是一个文化规划，更是一项社会工程，关涉到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因此，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性的概念，“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无疑为我们探索和理解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域或理论框架。
伴随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现代”作为问题，同样引起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领域的前沿热点议题。中国学者周宪在描述“现代”之所以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热点题域时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的凸显，与“现代”相关的探讨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2]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总之，“现代”作为问题已经生成出一系列概念星丛和社会批判理论，其中，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审美现代化或文艺现代化等问题日益成为学术思想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现代社会理论视域出发，审美现代化研究将美学探索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全面梳理与反思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现代社会与现代文艺等诸多问题，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美学、本质论艺术学的研究范式，拓展了美学与艺术理论的当代视野。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视域出发，研究现代化与文化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突出特点是，聚焦于现代社会自身的矛盾、悖论与张力，通过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现代社会与现代文艺等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冲突，描述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这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曲折复杂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看，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要标识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路向，那么，“现代”作为一个中国问题，则侧重于从理论层面上阐释和反思现代化的实质内涵。因此，从“社会理论”视域出发来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命题的学理资源和深刻内涵。作为当代文化思想界的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概念的提出以及“现代社会理论”题域的不断展开与深化，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来的理论总结与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文化思想面对现代化急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诸多疑难而展开的理论反思与批判。正是通过这一新的思想范式或理论视域，“现代作为问题”才得以提升到理论反思的层面，而不仅仅作为一个实践性工程而存在。这意味着，如果缺失对“现代问题”进行理论高度的反思与批判，就极易陷入西方的“现代化困境”之中。这一点，无论对于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概言之，“现代”作为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乃是因为我们正置身于“现代化”洪流之中，并面临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亟待解决的困境和难题。
如前所述，正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作为问题才逐渐成为中国学者所密切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化的危机不仅仅是物质经济上的危机，也势必是精神文化上的危机。现代化虽源发于欧洲/西方社会，但它以其强大的拓殖性迅速扩展为一个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人类社会由此步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有目共睹的是，这一全球现代化过程引发了后发现代化或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诸多难题，传统与现代、守成与新变、前现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冲突与融合，构成更为复杂的现代化理论问题。对于后发现代化或后发展国家来说，无论是主动选择现代化，抑或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其所带来的震荡与阵痛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比艰难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以至于“现代”往往成为让人既艳羡向往又憎恨拒斥的事物，这种矛盾纠葛结构嵌入到中国现代化体验的历史肌体中，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嬗变的特异形态。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的产物，因而如何理解现代化问题势必构成近现代中国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时代议题。
二、现代社会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揭秘与批判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既是发展中国家探索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又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新道路的开辟史。因此，《决议》和《报告》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历史功绩置于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把握，明确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方向道路、理论逻辑和当代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争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到建设“四个现代化”再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中国在如何走上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独特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在这不断探索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强调和坚持执守的道路方向，由此确定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超越并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确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奠基和思想指南，马克思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经典理论资源。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现代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完成了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以此揭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范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化，进而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经典理论指南意义。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无疑就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变局的产物，因而如何理解现代化诸问题同样构成现代中国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批判，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具有经典指南的价值意义。从现代社会批判视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对于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重大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看，列宁比较早地意识到并提出了“马克思与现代社会”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现代社会”这一概念提出追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照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页。此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吉登斯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并称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大思想家，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2][英]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后现代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也认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3][美]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自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兴起以来，诸多理论家发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等相关论述，真正深入透识了现代社会的实质，成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经典。对此，马歇尔?伯曼曾认为：“事实上，马克思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现代主义的东西，正如现代主义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东西。……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比现代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所愿意设想的要多得多。我们将看到，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一种奇怪的辩证舞蹈中被卷到了一起，假如我们注意它们的运动，我们就能了解一些有关我们大家共有的现代世界的重要的东西。”[4][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6页。伯曼在现代舞台上看到了一种“辩证舞蹈”，围绕现代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文书写出一个历史辩证法的篇章，由此揭开现代社会的秘密。
艺术审美构成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理论维度。德国古典美学时期，诸多哲学家美学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知识与现代价值的不断分化，试图弥合科学之真与道德之善各行其是的分裂状态，让艺术审美承担起拯救日益严重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康德试图通过审美判断弥合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席勒提出以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冲动弥合理性冲动（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的矛盾冲突；谢林创立艺术哲学主张以审美直观（艺术直观）抵御理性分裂的世界；黑格尔指认艺术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继承德国古典美学传统，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超越了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其核心议题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由与解放。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都反对资本主义商品化对艺术审美世界的侵袭，将艺术审美作为抵御资本侵袭整个社会和超越资本全面异化的重要力量，赋予艺术审美以独特的文化价值功能。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现代化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根本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性质的核心所在。近年来，人们在阐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区别时，主要关注点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与西方”，因过于囿限“中国与西方”这一地缘政治框架，反而忽视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和实质内容的深刻领会。这就需要我们从社会批判理论视域尤其是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视域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认识“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这就需要围绕“现代社会矛盾”“现代社会冲突” 等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在马克思批判理论视域中，“现代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本逻辑”全面支配和改变社会，其结果是“人的异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冲突。在此，文化维度、审美维度、价值维度成为勘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向度，艺术审美问题成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单向度”发展的重要维度。
三、现代文艺方向：新时代人民美学的理论创新与当代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1]《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2023年3月16日，第2版。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发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人民美学与中国现代文艺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要求。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理解人民美学与现代文艺的问题，首先要把人民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现代的概念，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人民不是广大“人口”，更不是封建社会意义上的“臣民”，人民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阶层。从现代历史层面看，人民是社会化组织化大生产的现代历史产物；从社会阶层看，人民属于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从现代社会革命层面看，人民是推动和改造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力量。因此，只有人民才是现代社会革命的真正力量。虽然，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黑格尔已经开始关注到“市民社会”，但他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精神运行到国家意志阶段的一个过渡环节，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页。并从“市民社会”中发现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力量——“人民”。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英雄史观并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的人民史观。从此意义上，我们说“人民”是一个现代社会概念。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源自于人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人民，因而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这就是文艺人民性的现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人民性问题，传承赓续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人民美学与现代文艺的根本性问题，开创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境界。
从文艺本质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确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为理论视域，从本质规定性的理论意义上，首次清晰明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这句短语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涵，这让我们想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光辉文献中最能概括实践哲学精神的那句名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规定与概括，也就是中国现代文艺的本质规定与概括，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人类自由解放的美学，而人民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这无疑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是人类自由解放境界的审美表征。这意味着，只有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和领会以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规定性的真正思想内涵和理论旨趣。
从文化政治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申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将文艺事业视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将文艺战线视为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6]同上，第6页。从政治高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人民性中的党性原则，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从文艺功能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引领作用。文艺表征时代精神，文艺引领时代风尚。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页。；提倡文学艺术家“用明德引领风尚”，创作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2]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3页。的优秀艺术作品；号召“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从艺术主体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建构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有机整体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申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美学观，要求文艺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以此为基点确定了文艺人民性在艺术世界整体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从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活动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的角度看：世界——人民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作者——人民文艺工作者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作品——人民形象是文学艺术的表现主体；读者——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从创作方法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标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原则。关于文艺创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5]同上，第19页。“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6]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4页。值得认真领会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承继并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彰显了向经典现实主义传统致敬和回归的理论旨趣。显然，这种对经典的回归或致敬，明确地表明“返本开新”的理论创新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之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艺术批评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批评标准。以往，艺术批评家不仅凌驾于读者之上，甚至凌驾于作家艺术家之上，品鉴好坏，指点江山。从人民美学的视角看，人民大众才是作品良莠好坏的真正评判者，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0页。因此，只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好，作品才可能获得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作品的鉴赏者和批评者，赋予人民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艺术批评对于艺术活动整体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3]同上，2015年，第30页。批评标准与原则。其中，“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的”与“艺术的”这两个标准，由此形成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艺术批评四个要素。
从中国气派上看，新时代人民美学实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化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同上，第25页。因此，“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页。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传承绵延、历久弥新，至今依然作为构筑华夏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文化砥柱。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变，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6][南朝梁]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06页。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中华传统的现代转换”成为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
百年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经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新形态。这意味着，马克思依然与我们同行，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解放的理想诉求，依然是当代最为重要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因此，从现代社会理论视域出发，以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思想资源和理论奠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我们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重大理论命题。
综上所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时代命题，这一时代命题并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简单相加，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内涵。因此，要真正领会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历史意义和理论内涵，需要我们从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域出发，审视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文艺”之间的“历史辩证法”，进而彰显其“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定位的理论创新与当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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