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鑫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相隔十余年对艺术学门类进行了重大调整，代表学术学位的学科目录仅设艺术学，着重史论研究，而在专业目录中设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六个专业学位。[1]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2022年9月13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2022年2月，教育部公布《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曲艺”位列其中。[2]参见《教育部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2022年2月22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202/t20220224_602135.html。曲艺作为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进入以上两个目录，意味着我国艺术学科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也开启了曲艺理论学术研究和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教育模式。

一、曲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艺术门类

曲艺是中华民族说唱艺术的统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堪称中华传统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门类之一。

　　1. 曲艺与中华文明发展源流同向。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的先秦时期，社会分工出现、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产生，使得归属于文学艺术活动的瞽矇说唱、俳优表演出现，但这种曲艺萌芽和孕育一直到隋朝时期，还没有面向普罗大众的曲艺形式出现。曲艺的正式形成离不开市民阶层。市民阶层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分散和贫困，开始能够用自己的钱来共同养活一些艺人，以满足自己的文娱生活需要。[1]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40页。曲艺正式形成是在国力强盛的唐朝中期，那时城市兴起、商业繁荣、文化包容，使得市民阶层逐步出现、佛教广为传播，直接催生了俗讲、变文、讲经、缘起、话本、词文、杂赋等曲艺形式。到了宋代，市民社会极大发展，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鳞次栉比的酒楼茶坊和夜生活的发达，尤其是瓦舍勾栏的出现，使得说唱艺人加速摆脱传统教坊乐籍的束缚和路歧“打野呵”的困扰，迅速商业化、市民化，形成了市民中的特殊阶层。[2]参见姜昆、倪锺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这时候小说、讲史、唱赚、诸宫调、鼓子词等曲种出现，职业艺人数量庞大，行会组织随之产生，标志着曲艺这种艺术形式的成熟。宋代以降，无论是元代、明代、清代，市民社会逐渐发展成熟，民间说唱艺术通过艺人代代口传心授得以薪火相传、演化创新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新的曲种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是现代大多曲种的发端，如相声、单弦、鼓书、莲花落、河南坠子、数来宝、道情、金钱板、清音、二人转，等等。回望历史，中华曲艺犹如中华文明的一条支流，滥觞流变，奔腾不息，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之中。

　　2. 曲艺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价值理念、审美风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曲艺通常以史喻今、说事明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承载了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念，展现了写意取象、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中华美学精神。曲艺具有强烈的传递思想、价值和观念的艺术取向。曲艺从诞生、萌芽之初的瞽矇和俳优开始，就有传递价值观的鲜明禀赋。在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孟衣冠”典故，详细介绍了俳优通过纯熟的表演达到讽谏规劝君王的效果。[3]参见《史记》十·传（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85-3905页。曲艺正式形成时期的俗讲、变文、说因缘等，更是因佛教僧人为了传播教义而诞生，他们将深奥难懂的经文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语言教化人们，以达到让更多的人信仰佛教的目的。曲艺成熟时期出现的说书艺术把传递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在讲史、侠义、公案、神怪、世情等说书形式中都有所体现。曲艺素有口头文学之称、百戏之母之誉，无出其右。说唱元素蕴含在“百戏散乐”之中，书史文传、诗词歌赋、笑话俗赋、笔记小说都与曲艺息息相关。代表中华文明一座又一座文艺高峰的诗经、楚辞、乐府、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曲艺渊源至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民间说书基础上整理而成。世界闻名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王》《江格尔》靠说唱传承至今。曲艺创作表演深刻影响文学、民俗学、戏曲、戏剧、音乐、影视等创新发展，说唱元素在一切表演艺术形式中均有体现。曲艺现有500多个曲种，145个曲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已被历史证明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3. 人民性是曲艺的本质属性。谈及曲艺的本质，一切都指向了人民，人民性是曲艺的本质属性。从曲艺的萌芽开始，就是来源于人民大众。 瞽矇说唱虽面向王公贵族，内容和形式源于民间。[1]参见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科技大学组织编写，鲍震培、高玉琮编著：《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页。曲艺正式形成的标志是面向人民大众，市民阶层的产生让曲艺更加成熟，出现了娱乐化的表征，很多曲种的乐器也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可以说，曲艺生长于人民大众，又回馈给人民大众。它随着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而发展，遵循人民普遍的价值观和朴素情感，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讲人民关心的事，最易为百姓接受。“不隔语，不隔音，顶要紧的是不隔心。”“谁的见识多，谁的嘴会说；要想嘴会说，多唠庄稼嗑。”这些曲艺艺谚更是透出曲艺与人民之间的本质联系。人民群众是曲艺人的衣食父母，决定了曲艺源自人民、归属人民；说唱是人类的重要功能，决定了曲艺的物质载体；价值观是人们汇聚群体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决定了曲艺的灵魂。

　　4. 说唱是曲艺的根本特征。曲艺的特征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呈现。在形式和功能上，主要体现为小、快、灵；在创作方式上，有二度创作和观演一体等；在表演方式上，多呈现为化入化出、一人多角；在审美上，主要是营造想象。谈及曲艺的特性，曲艺具有集体性、口头性、通俗性、叙述性、群众性、地方性、方言性、即兴性、世俗性、评论性、技艺性、娱乐性、传承性、稳固性、变异性、广容性等特性。这些特征和特性都可以作为曲艺的显著标识，但曲艺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根本特征是说唱。在表演艺术范畴中，戏剧依靠语言和形体来展现，电影电视基本上也是以语言和形体来展现，音乐是依靠听觉系统来实现，舞蹈、杂技主要是靠形体来实现，只有曲艺是依靠人的说唱来实现。因此，曲艺能够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就在于其表演是运用说唱的功能。这是因为说唱是人的语言功能的艺术化，由曲艺的人民性所决定。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曲艺这一根本特征，才能把握曲艺发展规律，从而推动曲艺实现科学发展。

二、曲艺进入高等教育序列是历史主动的必然

曲艺千百年来薪火相传，依靠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实现了技艺的传承、艺术的发展。这门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步一步地向前，最终搭乘现代化高等教育“复兴号”高速列车，走向光明未来。

　　1. 从一门艺术到一门学问。在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曲艺得以正式定名，作为中华民族众多说唱表演形式的统称，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但曲艺作为一门艺术，是从市民阶层产生后正式形成，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千百年来，曲艺艺人们通过实践的探索、经验的总结形成很多关于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逐步形成了艺术自觉。也就是说，曲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门学问。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形成了大量的艺谚艺诀以及行内认可的“春典”（内部暗语）行话、行业术语、行业规范。这些艺谚艺诀和专业术语富有哲理、富含文化、通俗易懂、让人受用，有的直至今天依然充满了知识含量和智慧启迪。比如，苏州弹词艺人王周士曾著《书品》《书忌》，提出好的表演应该“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冷而不颤、热而不汗、高而不喧、低而不闪、明而不暗、哑而不干、急而不喘、新而不窜、闻而不倦、贫而不谄”[1]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科技大学组织编写，孙立生编著：《中华曲艺艺谚艺诀和专业术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37页。。曲艺作为一门学问，还体现在一些曲种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知识分类，如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苏州评弹讲究“说、噱、弹、唱”，二人转有“说、唱、扮、舞、绝”五个基本功。到了近代，曲艺研究逐渐兴起，清代弹词名家马如飞提出了书与戏的区别认识，“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2]周良：《苏州评弹旧闻钞》，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中华民国时期，一些从事俗文学研究的专家对曲艺进行了搜集和研究，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就是研究中国曲艺史的专著。

　　2. 从一门学问到一门科学。曲艺的传承发展必然伴随着对这门艺术的研究。不论这种研究是经验式的总结，还是深入系统的探究，目的都是能够把艺术的知识和精髓传递下去。然而，曲艺从一门学问到一门科学的升华，显然是有质的不同的。这个时间分界点应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曲艺在内的文艺成为了科学。“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07 页。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文艺、推动文艺工作，实现文艺的科学化，自然包括实现曲艺的科学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曲艺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关于文艺的立场、本质、动力和目的等基本原理。同时，曲艺被称为“一门创造欢笑、传递温暖、愉悦身心的中国特色的快乐学”[1]董耀鹏：《关于曲艺理论建设和学术批评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文艺评论》2015年第1期，第100页。，具有与其他艺术门类显著区别且独特的艺术规律、表演体系和审美风范，“曲艺的创新发展同样也要遵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2]同上，第94页。，依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示的科学轨道创新发展。

　　3. 从一门科学到一门学科。曲艺作为一门艺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历经艺术的积淀、理论的探索、科学的实践，唯有进入高等教育序列才能实现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曲艺靠着口传心授的方式薪火相传，虽然较好地保留了艺术的本色和生命力，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仍未能搭上现代高等教育的高速列车，存在本科招生目录和学科建设目录双重缺失，以致传承发展遇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匮乏、创作水平较低、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滞后、人绝艺亡等难以突破的瓶颈，从深层次上严重制约着曲艺的科学发展”[3]同上，第92页。。为此，曲艺界愈发重视理论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为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支撑。如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著《曲艺概论》，耿瑛著《曲艺纵横谈》，吴文科著《“说唱”义证》《中国曲艺通论》，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倪锺之著《中国曲艺史》，等等，这些基础理论专著约有四百余种，为曲艺科学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曲艺理论研究更加细化深入，相声、评弹、山东快书、陕北说书等各曲种理论和创作表演研究也成果颇丰，此类著作有二百余部。然而，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是近年来曲艺界暴露出的行风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曲艺仅靠师父带徒弟这一单一教育模式，而没有形成正规化、科学化的教育模式。“这便难以彻底改变旧时代曲艺江湖的行帮、宗派、保守、人身依附等江湖陋习”，“人们就好像在围观行走在新时代的旧艺人”。[4]崔凯：《新时代新曲艺要引领新风尚》，《中国艺术报》2021年5月10日，第1版。应当说，加强曲艺学科建设，使之进入现代高等教育序列，是时代进步的需要，是曲艺艺术发展的需要，从而从根本上助力中华曲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

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是实现曲艺艺术繁荣的一项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希望工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提出和初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以前这段时期。这一阶段，一大批曲艺家和相关研究领域学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呼吁加强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1979年正式宣布告别舞台后专门从事曲艺研究，他常常呼吁建立培养曲艺人才的高等学府。1984年，任骋经过大量基础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曲艺学的设想。任骋、张紫晨分别在《曲艺艺术论丛》发表了《关于“曲艺学”的思考——致友人的一封信》《关于建立“曲艺学”的信——复任骋同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曲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等基本问题。[1]参见任骋：《关于“曲艺学”的思考——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国曲协研究部编：《曲艺艺术论丛》第六辑，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4年，第81-88页；张紫晨：《关于建立曲艺学的信——复任骋同志》，中国曲协研究部编：《曲艺艺术论丛》第七辑，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第66-68页。1986年，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在天津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曲艺研究所。同年，河南曲艺学研究会举办首届学术讨论会，会上正式提出“曲艺学”学科建设问题。1987年，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曲艺理论座谈会就曲艺本质特征和曲艺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批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开创性成果。1992年，李心峰即提出，“现代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自然体系，不能不给予曲艺艺术以应有的地位。”[2]李心峰：《艺术的自然分类体系》，《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6期，第60页。2000年，时任中国曲协主席罗扬向全国政协提议建立中国曲艺学院、在文科大学教学中增加曲艺的内容。2004年，辽宁科技大学设曲艺系，招收表演（曲艺）专业本科生，开创了中国曲艺本科教育之先河。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曲艺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又推出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2011年，国务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公布，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一次艺术学研讨会上，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张道一不无遗憾地说，这个艺术学学科现在部署得还不完整，现在这样是不行的，曲艺很重要。[3]参见仲呈祥：《当前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第4页。经过这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曲艺理论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富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有益的实践探索，为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出了起跑令。

　　2. 夯基筑石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科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为曲艺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5]同上，第23页。。2015年7月9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页。。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1]《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1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第1版。

　　在这一阶段，全国曲艺界做了大量夯基筑石、富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一是建设中国特色曲艺高等教育教材体系。2020年底，中国曲协和辽宁科技大学于2013年开始合作开发的首批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历经八年时间全部出版。系列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范围涉及曲艺史论体系、曲种表演体系、曲艺话语体系、曲艺资料查询体系，内容丰富翔实，作为高等院校曲艺学专业的基础教材，建构起曲艺学的基本框架。系列教材问世意味着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口传心授的中华曲艺终于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系统规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教材，填补了高等院校艺术学教育的空白，标志着中华曲艺学学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参见张鑫：《首批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编写出版始末》，《曲艺》2021年第3期，第57-63页。二是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中坚力量汇聚起来。从2015年开始，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连续七年举办，全国五十余所开设曲艺专业的大中专院校负责人参加，交流研讨曲艺高等教育教学规律、教材使用、教学方法和实践。在一批身处一线的曲艺界、教育界专家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曲艺课程、开展曲艺学术研究、开始曲艺专业招生，汇聚了推进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坚定力量。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部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等一大批艺术学科专家对曲艺学科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学术支撑。2016年，中国曲艺发展史上首个曲艺艺术研究基金设立，对曲艺学科建设和曲艺事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应用性、前瞻性、实践性的课题予以资助，形成了《曲艺艺术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中国特色曲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研究》《曲艺表演美学基础研究》《曲艺艺术作品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健康曲艺生态研究》等研究成果。三是深化曲艺学科建设理论探索和高等教育实践。2015年至2018年，曲艺界政协委员连续四年向全国政协提交有关曲艺学科建设方面的提案。中国曲协曲艺教育与学科建设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联盟、全国高校大学生曲艺社团联盟成立，《中华曲艺学科探索与实践》编辑出版，中央主流媒体、行业高端媒体以及核心学术期刊大力宣传推介曲艺学术研究、理论评论、教育教学实践成果，连续七年向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发出倡议书，持续释放加强学科建设的积极信号。这些努力为曲艺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支撑。

　　3. 提档加速和取得突破阶段。这一阶段从2021年开始，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背景下，曲艺界抓住专业目录和学科目录调整时机，出台一系列举措，推动曲艺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曲艺界组织召开中国特色曲艺学科建设研讨会、新时代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研讨会、中国曲艺艺术学科专业建构发展和路径直播研讨活动等，就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意向及安排、曲艺专业申报的可行性、申报曲艺专业相关基础与特定优势、申报曲艺专业的工作筹备情况进行充分论证。2021年7月，中央戏剧学院和辽宁科技大学申报新增曲艺专业。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曲艺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最后一公里”步伐加快，直至进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曲艺学科设立和专业申办成功，意味着高等艺术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曲艺正式迈入高等教育序列。

四、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未来展望

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凝结着几代曲艺家的夙愿，反映了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是曲艺界、教育界、文化界共同努力、持续努力的结果。曲艺进入两个目录不是曲艺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终点，而是站在了一个实现曲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起点上。

　　1.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曲艺时代新人。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爆炸、娱乐方式多样、艺术融合发展、传媒手段革命创新，越来越需要一大批从事科研、创新、表演、管理、传播、经营等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为培养曲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启了大门、提供了通道，需要广泛组织动员全国高等院校积极开展曲艺本科招生和研究生培养，大力支持已经成功申办曲艺本科专业的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科技大学开展教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推动有意愿有基础的高校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申报曲艺专业。大力推广使用全国高等院校首批曲艺本科系列教材，倡导和组织引导曲艺界专家艺术家从舞台走上讲台，将艺术实践转化为教育教学，将崇高的职业追求和优良传统带进课堂、带给学子。研究谋划和组织编辑第二批本科、首批研究生系列教材，如可以组织编写《曲艺通识教育》《曲艺经典作品欣赏》《曲艺音乐与唱腔》《曲艺文学创作》《曲艺美学》《20世纪高校曲艺学术研究》《国内文化名家学者论曲艺》《国内曲艺研究经典丛书》等。结合曲艺进校园、大学生曲艺社团活动，组织引导各高校积极开设曲艺通识课，展示民族艺术、讲述中国故事、赞颂英雄人物、传扬中华哲学，大力弘扬曲艺所蕴含的中华审美风范，充分发挥曲艺在校园文化建设、高校美育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独特优势。通过广泛开展曲艺通识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在青年学生中传播曲艺知识、展示曲艺魅力，让青年学曲艺懂曲艺爱曲艺、研究曲艺、传播曲艺，培育一大批高素质复合型曲艺人才，推动曲艺事业形成人才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

　　2. 推出富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科研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同上，第24页。。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曲艺是理论学术研究的富矿，曲艺纳入高等教育序列、进入学科目录，无异于为开采这个富矿提供了许可证和现代化设备。研究曲艺首先要研究曲艺的历史，而研究曲艺的历史又离不开对曲艺理论的研究，解决什么是曲艺，才能在悠久的历史流变中追溯到曲艺的发展脉络；解决曲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作用和特点，挖掘其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要系统研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传播方式，升华曲艺艺术这门中国特色快乐学所蕴含的智慧、思维和哲学，提炼中国特色曲艺话语体系，提升在国际说唱艺术交流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国际看，曲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上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学科设置。但是，国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对中华曲艺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捷克、新加坡、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在开展国际说唱艺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过程中，我国曲艺界专家、艺术家发表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阐释民族艺术、具有较高理论学术价值的论文，已经在国际说唱艺术中起到制定标准、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主导作用。因此，加大曲艺研究力度，不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必将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增长点，成为中国对世界学科建设的独特贡献。组织和支持各高校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开展曲艺研究生培养，积极申请课题研究基金，推出理论学术成果，培养高端科研人才。曲艺是人类的一种艺术实践，只要人类自身承载的说唱功能不消亡，这门艺术就不会消亡，因而决定了曲艺研究永无止境，要摒弃囿于机械化教条化停滞的认识来判断、指导实践，紧紧围绕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理论学术研究，从而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

　　3. 推动曲艺学科建设更加科学成熟。“自觉追问、澄清和反思学科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基石，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特质。”“在这种反思和重构中推动学科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式。”[3]贺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2日，第1版。曲艺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艺术规律和审美体系，曲艺史论、曲艺表演、曲艺创作、曲艺受众、曲艺审美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丰厚的实践支撑，这也决定了曲艺学科有很大的可拓展的学科体系架构和空间，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和丰富发展。“从研究方法来讲，中国曲艺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艺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曲艺的本质属性，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曲艺学科体系结构，运用现代艺术科学方法研究曲艺艺术特点和内在规律，并吸收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1]董耀鹏：《关于建设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的构想》，中国曲艺家协会主编：《中华曲艺学科探索与实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第91页。从研究对象来讲，“曲艺理论奠定了中国曲艺学学科体系的内核，具体包括曲艺史和曲艺学理论，曲艺史是整个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主要包括中国曲艺通史、曲艺断代史、地方曲艺史以及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单一曲种史；曲艺学理论则是在梳理和总结曲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曲艺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发挥作用的基本机理和内在特点、本质联系进行归纳、概括和抽象。曲艺实践与应用方向，则包含了对曲艺艺术文学、音乐、创作、表演、舞台实践等方面的研究”。[2]同上。唯有持续不断地加强曲艺学科建设，才能形成理论自洽、实践自觉的生动局面，源源不断地为曲艺科学发展、规范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深厚的理论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五、结语

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有句名言：“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人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合。”[3]转引自陈庆修：《科学与艺术谁也离不开谁》，《学习时报》2019年8月28日，第6版。曲艺成为一门艺术，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规律，这是个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曲艺成为一门学问，是这门艺术传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存在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当科学的理论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产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艺的范畴，使之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门科学，则是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必然；而当这门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正式进入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被高等教育体系所吸纳，从而实现了“一跃跨千年”，更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艺术的高度重视，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