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于不久前落幕，那场简约、精彩、充满文化创意与科技时尚元素的开幕式获得了国内外观众和媒体的一致赞誉。与开幕式音乐相关的话题也引发了社会与音乐界的较高关注，众说纷纭，既有好评也有争议。其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主题曲《雪花》、小号独奏《我和我的祖国》、贫困山区儿童演唱的《国际奥林匹克会歌》等。而社会广泛热议、媒体点击量最多的则是运动员出场仪式中的西方古典名曲“串烧”。作为全场音乐设计的绝对主体，那些与开幕式整体高科技视觉氛围相匹配、制作精良、规格统一的背景音乐当然也不应被忽略。相关音乐既与现场演出、仪式进程紧密贴合，又甘当“绿叶”，有效执行着种种主题传达、情绪渲染、视听呼应、场景转换等应用性功能。遗憾的是，这些为一个个开幕式环节精心量身打造的原创音乐却反响寥寥，较少进入媒体、舆论的视野。是这些音乐相比亮眼的视觉设计乏善可陈？还是本次的音乐创作团队缺乏知名度？抑或是缺少了明星参与，音乐本身便罕有看点？
根据简约、绿色的办奥理念，此次开幕式相较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场公认的巅峰之作在时长、规模上均有缩减。可能出于相同的原因，其间的原创音乐受限于演绎形式，几乎都使用音频回放。不过，就笔者于电视前的观赏感受，在大量新视效科技、新转播技术的辅佐下，本次开幕式的媒体视觉体验相比2008年基本不落下风，在视觉风格的统一性以及某些细节的处理上甚至还略胜一筹。与此同时，笔者以为此次开幕式音乐源自创作层面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探讨。
奥运会开幕式可能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全球综合影响力的超大型文体仪式性汇演，尤其在通讯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其所产生的文化溢出效应愈发令人叹为观止，任何一个主办国都不可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向全世界进行“国家文化叙事”的机会。其中，音乐作为贯穿仪式庆典、文艺汇演全过程的关键要素，对于小到仪式引导、节目艺术呈现，大到国家办奥理念、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其作用皆不容小觑。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创作（设计）也必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各类音乐创作，其面对的社会受众之广泛，被赋予的文化、应用、艺术价值之全覆盖都是超乎寻常的。随着21世纪以来的夏季、冬季两届奥运会相继在北京举办，那些曾经在开幕式上成功奏响的音乐已注定成为有关中国的时代听觉记忆，也会被忠实记录在人类奥林匹克文化历史中。盛会已过，回顾分别由两代中国音乐人倾力打造的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对潜藏于其中的种种现象予以复盘，认清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因缘，或有助于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为今后的音乐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照。
一、文化本位之音乐多样表达
奥运会开幕式音乐与相关仪式、演出是一个整体，共同背负着讲述民族、国家故事的重任。无论是曲目选择、音乐风格，还是表现形式、表演人员等环节，历来以突出鲜明的本土特色为佳，其有利于创造相应的文化艺术氛围，立体化呈现本国的办奥理念。回眸国内有电视转播以来的历届夏季、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总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生动实例。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原汁原味的高丽宫廷与民俗歌舞音乐表演；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弗拉门戈舞曲、斗牛音乐、本土歌唱家歌剧联唱；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各类美式行进乐、歌舞乐、爵士乐、R&B、福音合唱悉数登场；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幕式原样再现了日本古老的“御柱祭”以及“国技”相扑的仪式音乐，等等。随着现场演播技术的高速变革以及新的艺术创作、表演形式的全面介入，21世纪以来，像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超大型文艺汇演已逐渐体现出对演出与仪式整体感、艺术创造力、内容戏剧性、媒介融合度的更高追求。奥运会开幕式因此变得越来越“好看”了。当然，对于音乐创作和设计环节就提出了更为复杂和专业化的要求，而其中本土音乐元素的运用和呈现方式也趋于多元化。
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俨然如一部澳洲现代发展史，大洋洲土著音乐元素与源流丰富的澳大利亚现代歌舞乐、流行乐巧妙融合，展现出主办国多元的移民文化特质；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幕式综合呈现了意大利自中世纪以来在艺术、科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其间不同历史时期的意大利音乐元素被戏剧化地融入文艺演出，从原生态的阿尔卑斯号角到管弦乐队，从巴洛克喜歌剧到意大利正歌剧，从“未来主义”声音实验到亚平宁风情的轻音乐、摇滚乐、流行乐、电子乐，以及“国宝”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绝唱”[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鲁契亚诺·帕瓦罗蒂（1935-2007）在都灵冬奥会开幕式上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公开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更成为点睛之笔；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式以当地四个原住民部族的歌舞仪式贯穿，与凯尔特音乐、踢踏舞音乐共同构成文艺表演的标志性听觉要素，众多歌曲演唱中英语和法语的混用亦昭显了该国的文化基因；2012年伦敦奥运会把开幕式打造成为盛大的国家纪录片拍摄场，用现场表演与预摄画面结合的方式演绎了自莎士比亚、工业革命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的一幕幕闪光时刻，人们耳熟能详的英伦民歌、赞美诗、交响乐、影视配乐、音乐剧、摇滚乐等被有机安插在引人入胜的情境之中，勾勒出一幅精彩的声音历史画卷；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从小女孩柳波芙的视角，利用移动布景、光影艺术与现场芭蕾、戏剧、音乐表演深度融合的形式多维纵览非凡的俄罗斯发源史，极富民族与历史意味的民间音乐、合唱、军乐、芭蕾音乐、电影音乐以及柴可夫斯基、鲍罗丁、斯特拉文斯基、施尼特凯、哈恰图良等近代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被引用、植入到史诗般的综合艺术表达中。
在21世纪举办的北京夏季、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上，精彩纷呈、内蕴深刻的文艺演出对于中华音乐文化的彰显同样是特色鲜明，各有侧重。差异化的本土文化表述路径，一方面源自两场开幕式演出不同的整体理念定位，更是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关系密切。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场的千人击缶倒计时场景令人记忆犹新（以古老青铜礼器为原型的“发光源”乐器设计，并将鼓乐、仪仗队列、多媒体影像装置等元素有机融合）。在随后宏大绚美的文艺演出中，古琴、戏曲、宫廷礼乐、民间吹打等一系列代表性中国传统音乐表现形式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文字书法、水墨山水、丝绸之路、武术、日晷、飞天等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匹配当时最新的三维动画、数字虚拟成像及大屏高清显示技术，整合重构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艺术形态。在极具文化符号性和艺术感染力的音乐引导之下，开幕式创作团队将这台奥运会开幕大戏带至“高度原创、深度还原”的艺术境界，亦令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IP”获得充分的发挥空间。
相较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创作中处处安插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以及渗透于音乐风格、表现形式中的古典韵味和历史厚重感，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音乐创作（设计）则以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文化风貌作为总基调，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不同于当年在音乐创作中征引古曲（《春江花月夜》《阳关三叠》《流水》等）或通过移植昆曲唱腔、京剧锣鼓等手法来回顾中华灿烂文明，本次开幕式直接选用了两首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脍炙人口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1]《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爱国主义歌曲，作词张藜、作曲秦咏诚，1984年1月发表于刊物《音乐生活》。该曲入选中宣部评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让世界充满爱》[2]《让世界充满爱》作词陈哲、刘小林、王健、郭峰、孙铭，作曲郭峰，于1986年6月1日发行，由一百多位中国流行音乐歌手共同首唱，作为一首公益歌曲，获得中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周年流行金曲勋章。分别对应独立的演出（仪式）板块。前者以男孩小号独奏歌曲主旋律为各民族、各职业群众代表传送国旗的仪式场景伴奏；后者则巧妙地与歌曲《Imagine》[3]《Imagine》词曲约翰·列侬、小野洋子，于1971年10月作为单曲发行，后收录于约翰·列侬的同名专辑《Imagine》中。该曲曾入选“格莱美”名人堂，还被《滚石》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之一。（想象）“无痕”衔接，以句法相似、曲风相近、尤其是前后歌词意蕴统一的两首中外文歌曲，共同诠释了“致敬人民，一起向未来”这一重要的点题章节。除了直接利用音乐原作，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大部分原创音乐段落采用了“管弦乐+合唱”的标准化配置，且基本保持色彩明快的大调性旋律主线搭配脉络清晰的功能和声框架，总体追求曲调通俗、节奏流畅、编曲简练精致。本土音乐要素常出于简明扼要的运用，如在“立春”章节中使用竹笛、二胡作为风格性独奏声部，又如“构建雪花”章节中分别以土家族山歌及民族打击乐作为显著的曲调与节奏轮廓等，通过类似于“声音印迹”的方式为音乐注入些许地域文化色彩。
如果说两首中文歌曲唤起的是国人并不久远的时代听觉记忆，那么，为奥运会开幕式“定制”的多段原创音乐则基本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主流音乐风尚—— 一种杂糅了通俗化、民族风、交响性，以管弦乐与合唱（包括童声合唱）作为主要声音成分，再按需添加民族器/声乐、打击乐、钢琴、电子音效等风格性元素的融合音乐样式。其作为多年来由“主旋律”思想统领下的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结构在音乐创作上的形态表征，并依托于几乎无所不能的现代音乐制作技术与无所不在的媒体传播方式。古今中外一切可触及的音乐（声音）材料、体裁、风格皆得以有机融会于通用的（一度被归为“商业”的）音乐制作规格之下，按具体用途打造成以媒介合适度与社会可接受度为主要标准、强调功能、弱化个性、制作品质日趋专业化的公共性音乐样式。相关音乐类型较长一段时间广泛出现于大量综合性社会文艺创作中（如晚会歌舞音乐、影视剧配乐、媒体宣传配乐等）。此外，发达的音乐工业又极大程度满足了像奥运会开幕式这类宏大场面对音乐设计之多元、丰富、细腻、精准、大动态、高音质、逼真度、灵活性等严苛的技术要求，并使之更易于与其他艺术媒介以及新兴的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便运用了人工智能、5G、AR、裸眼3D等视觉科技）实现跨媒介协同合作。总的来说，相关音乐创作在依靠新技术基本摆脱了乐器、编制、演奏、演出空间等声学物理限制的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由新的跨媒介表现形式、行业应用规范、社会审美意识、传播接受方式所形成的多方约束。随着以社会应用为背景的音乐媒体文化逐步形成，音乐较大程度告别听觉“自治”，依从于“视听一体”的感知惯性。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音乐创作（设计）客观上依循了中国当下社会的主流音乐审美，这是由目前在各类传播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用音乐创作模式与群众文艺路线导向所共同缔造的。那些更多在“艺术音乐”（或称“严肃音乐”）创作中出现，被寄予传承民族音乐文脉、标示本土身份的传统音乐元素、语言，以及特定的声音表现形式在此次的音乐设计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时代特征并符合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通用型音乐样态与更依赖视觉内容表达的媒体艺术构思。如果说距今并不遥远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所持有的是一种在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创意构思中屡见不鲜的立于当下、俯瞰历史的回顾姿态，相关的音乐创作多是在探求传统经典与当代艺术语言间的二元辩证统一；那么14年后的北京，新一代中国音乐工作者们已然放低身段，以更为开放、务实的文化心态，辅之以高效、专业化、更“接地气”的音乐表现形式，向世人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高度媒介化、崇尚“实用主义”的音乐创作美学。
二、应用音乐之审美功能定位
奥运会开幕式音乐事实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应用音乐。其创作目的不像“艺术音乐”那样主要强调某种相对自由的、非功利性的个人化表达，而是须符合具体的功用、匹配种种客观需求及限制，同时展现出“有条件的”艺术性或个性。这类音乐常作为文艺表演、仪式环节情境的烘托；需契合节目的主题、风格；时间结构与演奏（若有）完全匹配现场演出进程；音乐形态样式有必要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根据命题要求使用指定的体裁、曲调、素材并改编、移植、整合；根据排演的任何变化随时修改、调整；参考市场机制——多方比稿、择优录用，等等。坦白地说，音乐在此类大型文艺演出中更多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种情况随着音乐制作技术的提升（意味着对音乐的调整会更为便捷）和对现场演绎依赖度的降低（演奏、演唱不再是现场演出的焦点，以至取消音乐表演）反倒愈发凸显出来。例如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绝大部分音乐几乎完全依靠音频回放，这或许会被解读成是实现所谓“科技感”及“未来感”的客观需要，却也导致音乐在现场整体艺术呈现中基本沦为“背景”。在此类大型文艺演出的创意、制作流程中，音乐的介入通常要等到具体的执行阶段。此时，演出的核心理念、主题、板块功能划分、表现内容、演出形式等均已相对明确，甚至连音乐风格、长度、演绎方式（人员）等也早有预设（可能还有参考模板）。面对要求如此严苛的“命题作文”，音乐创作者需有高质量完成既定音乐规格、标准的执行力——先确保音乐的“应用价值”。至于音乐中还能多大程度显露作者的艺术个性与创造力，成全音乐自身的结构完整性，则更取决于节目设计之初的艺术功能定位以及审美偏好。当然，若依照目前常规的创作流程，应用音乐要实现艺术上的有机自足以达到与纯音乐作品等量齐观恐怕比较困难，其价值尚须置于相关的应用语境中，自上而下做综合评估。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设计创意的一大特色是主题贯穿，即“一朵雪花的故事”。整场文艺汇演围绕着一个由自然规律引发的故事线索：从“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立春”，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冰立方”“冰雪五环破冰”，最后以“构建雪花”“雪花主火炬点燃”完成整个生命轮回，借此传递出全人类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同时，这又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契合。开幕式各篇章的原创音乐在形式上紧密贴合上述主题意义链，分别选择了不尽相同的音乐体裁和表现手法：如“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使用轻音乐风格的背景音乐与音效；“立春”章节以“交响融合民乐”的形式将管弦乐与竹笛、二胡柔美、清新的曲调相交融，音乐中的乡土气息与现场队列演绎的“禾苗”“蒲公英”共同寓意在春天播种希望；“黄河之水天上来”采用“管弦乐+合唱”——典型的“大片”配乐形态，联合视觉表现中华母亲河的磅礴气势；紧接的“冰立方”与“冰雪五环”章节则运用兼具运动与科技感的电子舞曲作为主体，辅助管弦乐、合唱与音效配合虚拟激光刻刀的炫目视效层层推进；“构建雪花”章节有着“世界音乐”风格倾向，以管弦乐、合唱为基调，利用大开大合、张力十足的土家族高腔曲调，逐层叠加、反复回荡，构筑起由远及近、此起彼伏的歌舞欢跃场面，颇有“人类大同”的深远意味；开幕式主题曲《雪花》是一首典型的童谣类作品，天籁般的童声与钢琴伴奏营造出空灵、唯美的雪夜意境，又通过恢弘的管弦乐配器与童声合唱交相辉映，有力烘托“雪花”主火炬冉冉升起，将开幕式气氛推至最高点。
可以看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音乐设计从体裁、风格到功能指向、演绎方式均全面服从于“一起向未来”的核心理念，用音乐配合讲述“一朵雪花的故事”。在跌宕起伏的演出场景变幻中，每段音乐（无论是原创还是引用）都拥有各自鲜明的功能化形式定位，却又依靠彼此相通的曲调、和声、配器、编曲等因素获得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令所有的音乐最终统一在富于本土时代风貌、多元兼容并包的社会公共艺术语境之下。整场开幕式的音乐犹如在同一轴线上尽情翻转的万花筒，万变不离其宗，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诠释着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美学。另外，也出于同样的理念，开幕式全程没有任何演艺明星助阵，所有的表演者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冬奥主题歌也由寄托美好寓意的童声合唱来呈现，这在整个奥运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如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所总结的，本次奥运是从展示“我”向展示“我们”的转变。包括音乐在内所有的艺术表现内容与形式设定，其共同出发点都指向了“舍小我求大我”、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不同于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采用一个个彼此独立、表现形式迥异的演出篇章，“散点透视”般地回顾深远博大之中华文化，展现光辉璀璨之文明历程，刚刚过去的北京冬奥开幕式则根据自身理念表达需要，选择了主题更为聚焦、形式简约统一、风格一脉相承的艺术创作路线。不过这两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创作（设计）均全方位贯彻了各自旗帜鲜明的“顶层设计”，即时刻以项目总体思想理念及艺术表达效果之“大局”为重，以满足具体的功能性需求为第一要务，并以就社会普适性出发的艺术“合适度”为主要评价标准。在明确的应用音乐创作定位之下，那些常被用来衡量“艺术音乐”作品层次水平的诸如：原创性、独特性、形式自足性、审美独立性、风格统一性、结构完整性等重要原则，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取舍和妥协。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音乐创作（设计）对“顶层”下设各级“命题”的完成度是相当高的。无论在主题贴合、内容匹配、元素整合、制作品质、细节处理、衔接过渡等方面皆体现出充分的专业性，其制作水平基本可比肩国际一流水准。要说有遗憾，就是为了配合特定的理念表达，加之高度功能化的创作定位，令原创音乐的艺术个性与审美独立性相对弱化，一定程度上无法同时在应用性与艺术性上实现兼容。此外，在现代化音乐制作技术的全面掌控之下，音乐的演奏环节基本缺失（歌曲演唱除外），音乐本体及其艺术化演绎不再拥有直观的视觉呈现。音乐制作工艺对音色与声场的“虚拟化”设计常致使视听对象间难以形成稳固的关联，加剧了音乐的“不在场”（异时空）感。舞蹈、戏剧表演及各种高科技视效设计在综合艺术表现形式中所占据的感知主体地位及结构、风格主导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也客观上使音乐在整体艺术建构与视听互动中处于被动。这些不能不说是当今音乐制作技术之高效、便利、虚拟化所引起的一系列连带次生效应，亦成为相关音乐审美特性在应用型综合艺术表达中面临衰微的关键诱因。
三、综合艺术价值求索之现实路径
如今一场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原创音乐，论时长大致与一部电影长片配乐或一部大型多乐章交响乐相当。这类超大体量的应用音乐创作现已基本纳入了艺术工业化生产的轨道：理念导向、内容预设、风格限定、强调功能、媒介协同、集体创作、服从整体、流程分工……可见，其中的限制性因素与工作复杂程度是超过一般应用音乐或艺术音乐创作的。此外，考虑到奥运会无可比拟的文化宣传与传播功能，导演、音乐创作者（团队）总是抱着对本土文化予以最优呈现的强烈使命感，试图以令人信服和广泛体认的方式筛选、缔造出最具文化代表性及艺术表现效果的音乐形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既须以历史学、人类学家的姿态对本国、本民族的音乐传统、作品进行拣选，又须秉持时代艺术家、国际化音乐创作者的审美视野和技术思路来进行音乐创造。总之，音乐创作者们所肩负的历史文化使命之重、所承担的协同创制流程之繁、所面对的万众期待有口皆碑之难都是空前的。近几十年来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音乐创作的大多是社会音乐经验更为丰富的音乐制作人及“应用型”作曲家（如电影音乐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霍华德·肖、坂本龙一等都曾担任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创作），包括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音乐总监赵麟也是以成功的影视音乐创作蜚声乐坛的。这类音乐创作者通常具有更为复合化的音乐风格驾驭才能，擅于以相对通俗、有效（效果/效率）的音乐语言来表现各类题材内容，熟悉与其他艺术媒介深度合作的方式。其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往往精通与导演、出品方合作共事之道，且更有办法满足、调动广大受众的心理。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却是一个例外，几乎完全以本土“学院派”[1]此处的“学院派”并不取决于作曲家的社会身份或学习、工作经历，而是泛指某种纯艺术化、学术化的音乐创作态度和美学追求。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学院“科班”出身的作曲家以不同形式游走于“跨界”（泛指学术/商业、高雅/通俗、纯音乐/综合艺术）创作领域。目前来看，所谓“学院派”一词常不足以确切指代创作者的身份，而更适用于对具体的创作行为、作品类型、创作技法予以美学价值定位。作曲家为班底完成了整场开幕式音乐创作，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目前来看是尤其值得反复品味并深思的。
由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任音乐总监，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作曲家（如郭文景、叶小纲、谭盾等）组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主创阵容。尽管“奥运音乐”与这些作曲家的“艺术音乐”创作尚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他们鲜明的个人风格与语言特征仍得以在音乐中保留和施展，这也为当年文艺演出中音乐的突出作用奠定了基调。其中，陈其钢所创作的主题歌《我和你》温婉谦和、中西合璧，业已成为时代经典旋律，他还分别基于传统古琴音乐及古曲《春江花月夜》创作了《画卷》与《礼乐》（民族器乐、戏曲唱腔与乐队）两个以古代文人与宫廷音乐为文化原型的篇章；郭文景则运用人声吟诵与戏剧化打击乐的形式演绎了声势浩大的“活字印刷”方阵表演《文字》；叶小纲以加入电子音效的钢琴协奏曲《星光》与背景中徐徐展开的一幅幅“璀璨画卷”连同“和平鸽”“鸟巢”等象征符号交相辉映；而谭盾则将自己的“有机音乐”理念植入《金声玉振》（编钟、编磬与乐队）等礼仪音乐中。几位作曲家的音乐语言与表现形式既富于个性又相互反差，与各自对应的演出篇章主题完美契合。在这些原创音乐形式内部还共同渗透着对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经典/现代）音乐语汇的双重美学追求，充分顾及与具象化视觉表现风格之间的协调统一，并考虑到一般受众的欣赏口味，尽量在曲调、织体、配器上做到相对通俗、简明，却又在形式细节中处处透显出与众不同。这种自觉立于民族、世界、经典、现实之十字路口，同时不忘显露自我本位意识的创作态度，真实反映了中国艺术家所普遍持有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所谓“第五代”作曲家群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也并不算巧合地成为对奥运会开幕式核心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恰当解读。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中保留了相当比重的现场演奏及艺术化演绎成分，自然突出了音乐的重要位置。在部分演出章节中音乐甚至成为无可争议的“主角”，除了民族器乐、钢琴、戏曲唱腔这些直接的声音表演者，数千人规模的队列、舞蹈表演，包括多媒体装置、灯光等视觉艺术设计都很大程度围绕音乐内容展开或与之密切互动。从最终效果来看，正是音乐（结构）主导性的确立有效提升了各板块理念、内容表达的流畅与完整度，也令不同艺术媒介间的多维协同互动（更多是艺术上而非技术上的）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音乐则当仁不让地扮演了为整体艺术风格定调、为作品结构发展掌舵的“灵魂”角色。由此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大部分原创音乐似乎更接近于某种带有功能指向及叙事意味的艺术化创作。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尽管遭遇种种创作命题、工序环节上的限制和挑战，却未曾撼动作者对音乐本身艺术个性、形式自足性的坚持。也正因如此，笔者认为14年前的这批原创音乐达到了有电视转播以来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综合艺术水准的巅峰。
若将北京夏、冬两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创作（设计）摆在一起进行比较，应该说它们在文化意义传达、应用功能落实上表现得同样出色，这也体现了我国音乐工作者在贯彻执行、协同配合、专业技术能力上的传统优势，在原创音乐之艺术性方面存在的一定差异，这其中的外在因素是复杂的：两场演出不同的时代理念、题材、内容预设对实际音乐风格、形式的需求差异明显；青年音乐创作者在整体项目决策以及与各门类艺术团队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可能不及他们的前辈；年轻一代作曲家群体的音乐创作重心已逐渐从艺术音乐向社会、商业类应用创作转移；日趋成熟的音乐工业化生产模式、标准等行业范轨对音乐创作思维影响较大；音乐数字化制作无可比拟的经济、技术优势取代现场音乐表演，进而令音乐表达无限“背景化”；综合艺术表现形式中听觉依附于视觉成为常态，音乐丧失形式独立性；新媒介传播方式所形成的“视听一体”“快餐化”“碎片化”的音乐媒体文化特征导致社会音乐审美习惯变异，等等。这些客观因素总的来说源自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音乐生态、产业及相关审美文化的代际性变革，这也是近年来专业音乐创作领域的现实处境。
显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度，不仅源自那批同样首次[1]虽说是首次参与奥运会音乐创作，但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几乎涵盖所有的纯音乐创作体裁，包括歌剧、舞剧等舞台综合艺术，也涉及影视音乐等应用创作。因此他们对于该领域不能算完全陌生，从创作技术层面而言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染指奥运音乐创作的“学院派”作曲家坚定恪守自身的音乐创作格调，也得益于这些风格迥异的原创音乐与相关开幕式题材理念、风格指向、呈现方式、视听关系等宏观创作要素间达成全方位的协调统一，还离不开各艺术门类、工种间水平相当的默契合作。事实上，作曲家所能驾驭的终究只限于音乐本身，而最终制约或成就其艺术层次的，恰恰是此类音乐创作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个人所无法左右的文化艺术生态。
由此看来，奥运会开幕式音乐设计的艺术成色，既是作曲家个人艺术修为与社会主流审美意识相互交叠、耦合的产物；亦是由直接的音乐创作与协同的艺术综合创作相互成就、共同造就的成果结晶。其中任何一个角色、环节、要素的水准和质量都可能对音乐最终的艺术价值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笔者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创作取得如此成就的经验归纳为：音乐自足、艺术共识、强强联手、时势机缘。若把这种以音乐作为某种“中心要素”（不排除、不制约同时存在其他“中心要素”而形成“多中心”共存互利的局面）的创作组织机制权当作某种“典型”，或能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综合艺术价值求索之路。
结语：当代应用音乐创作之艺术使命
音乐对于奥运会开幕式中那些历经倾力打造、充满创意的文艺演出与仪式环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此中音乐的意义已然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成为某种承载特定历史、地域、民族、社会信息的声音文化符号，并自动保留着所属时代的种种印迹。包含在这些音乐创作（设计）中的既有主动描摹、艺术化加工的一面，也有被动显现、本真写实的一面；其既是一个时代音乐工作者们集中施展才艺的舞台，也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表征，还是当今人类听觉审美艺术生态的真实写照。北京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音乐创作（设计）自然均得到了高度重视，尽遣“实力派”音乐创作团队参与其中，可以说代表了国内大型综合应用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平。作为文艺汇演、仪式环节的有机构成要素，音乐及其表现形式不仅反映了创作者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内容解读能力、个性艺术追求，还是经过层层筛选、审读、协调、修正的结果，其中凝聚着整个策划、创作团队的集体智慧，渗透着所处时代的社会音乐审美风尚与文艺创作价值导向。
两场开幕式的音乐创作始终遵照特定的文化、应用价值方略，服从超大型文艺创作工程“顶层设计”的统辖。站在贯彻执行的层次来看，分别由两代中国作曲家所组成的音乐创作团队皆高质量完成了各自的“命题作文”，且在有限的音乐创作和表现空间中达到了同类型音乐制作的世界级规格。若以艺术眼光辨之，两场开幕式的音乐创作则走在两条有所不同的听觉审美路径之上：前者以当代中国作曲家的视角回顾传统，有条件地进行自我独特性转化，于古意新韵中尽显艺术本位意识；后者则选择直面现实，以耳熟能详的方式言说当下，近乎回避个人性而强调共识性。面对不同的“时代命题”，一种更偏向坚守音乐本体价值的主动创造，最大限度求得形式自足；另一种则以“合适度”“匹配度”衡量本体价值，使音乐退至实用主义的从属境地。
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无疑属于“应用音乐”范畴，而此时此刻社会中名目繁多的“应用音乐”正以远超传统“艺术音乐”（以音乐厅文化为代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迅速发展壮大。随着社交娱乐文化、媒体艺术文化、在线网络文化的繁荣和不断翻新，整个音乐创作领域已经迎来不可回避的技术与审美价值“转向”。就现实而言，未来音乐更主要的表现形式（包括“艺术音乐”在内）可能极难摆脱视觉和功能性元素而独存，所谓“应用音乐”和“艺术音乐”于外在形式、传播媒介、技术品质上的差异也会逐步拉近、消解。越来越多既可听又可看、具有不同程度功能属性、面向特定受众的“应用音乐”作品在占领市场的同时也将很大程度反映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有选择地提升此类创作中音乐形式层面自足的“艺术价值”，突出其艺术创造力和独特性就绝不再是可有可无、锦上添花，而是作为有所担当的音乐创作者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因为这些占据了更多社会媒体资源，并业已向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渗透的较新音乐类型和样式将大概率地左右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音乐（听觉）审美趣味。此外，在一部分受众广泛、意义突出的“应用音乐”创作中，大力讲求音乐形式本身的艺术性还势必将强化音乐（声音）在整个综合艺术表现中的感知中心地位，在高效的跨媒介协同合作之下必定有利于综合艺术表现力企及新的高度，同时也将有力捍卫音乐在媒体信息时代中所理应占有的、不应被忽视的艺术话语权。
眼下对奥运会开幕式音乐这类影响力极大的“应用音乐”创作作出全面、合理的价值定位是具有导向意义的。这关系到广大音乐工作者面对这个时代的新型应用类音乐创作所应持有的创作态度。几位“第五代”作曲家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成功实践可以说为今后的音乐创作者们树立了某种价值“标杆”——勇于突破大量同类创作中被模式化的既有音乐语言，利用并改造那些来自其他文化的音乐形式风格，更多地从自身文化“母语”中寻觅、挖掘深层的听觉感知体认，最终达成足以引领时代、独步世界音乐之林的个人艺术风格。而这些都源自于不甘随波逐流、永立时代潮头的艺术创新精神。年轻一代的音乐创作者是否还能在时代浪潮中自觉克服种种阻碍和限制，永葆文化自信和艺术初心，事关我国音乐创作事业发展的质量和前景。
今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在时代、文化、社会、技术等错综复杂的外在环境影响下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业态变革与价值转向。越来越多的音乐从业者正学着放下“艺术身段”，迎合受众，全心拥抱“实用主义”。诚然，音乐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应用”领域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同样也是整个音乐行业的发展机遇。而如何在更为多元的创作实践中求得艺术性与应用性的兼容，最大程度地从理念和技术上达成两方面的平衡和统一，同时防止因音乐创作“标准化”“产品化”而造成社会普遍听觉艺术审美的扁平化、边缘化，保留音乐作为独立人文艺术形式的核心价值，这既是摆在我国广大专业音乐创作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还须引起相关专业音乐教育部门、应用音乐行业、文化艺术传媒机构，也包括基层音乐消费者们的共同关注和重视。21世纪的两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创作带给我们的享受和感触可能是短暂的，而它们作为中国艺术家留给世界音乐文化历史的宝贵遗产，其价值和影响力却是持久的，对于世人的启示也必将是深远的。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