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于华夏文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是培根铸魂的根本。曾几何时，“传统”已化身为一种“国潮”符号，国潮服饰、国潮设计、国潮音乐、国潮舞蹈……以国风、国潮命名的各种文化品牌应时而生。“国潮”并非是对“传统”一成不变的继承，而是将悠久的传统文化在时代潮流下与现代元素进行“破圈、融合、发展、再创”后的新生产物。国乐、国艺、国学等“国”字号一时风云四起，成为国人表达民族情怀和文化态度的新方式，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国民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更是文化自信向文化自觉转型后的文化创新之举。“国潮”舞蹈现象正是暗合了这一文化发展趋势，将“中国风”与“时代潮流”融入舞蹈创作，在葆有传统舞蹈根脉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意蕴和审美趋势，将悠久的传统文化因子进行至真、至善、至美的转化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引领着舞蹈人乃至大众的民族文化情怀和精神世界。
一、“破”传统之局：打破舞蹈创作的藩篱
“破”与“立”自古以来辩证而生，有破即有立。以中国哲学为思想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绵延数千年而未曾断裂的伟大文明，即源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柔韧性。中国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境界，以及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保持主体文化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进行文化格局的“破”与“立”，勇于打破原有之局，持续对其他文化进行容纳与消融，是中华文明既古老又年轻的核心密码。舞蹈创作正是遵循了这一内在规律，以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为根基，不断吸收演变、融合创新。早在我国古代，《扶来》《扶犁》《葛天氏之乐》《阴康氏之乐》为舞蹈开启了最初的创作之门，自周代起创立的“制礼作乐”制度，开创了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继承与发展的篇章。汉代“以舞相属”的交流形式拓展了乐舞发展的界面，“百戏”更是将音乐、舞蹈、杂技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古朴与浪漫、厚重与轻盈相互对立统一的审美形态。唐代则以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胸怀兼收并蓄，《剑器舞》《霓裳羽衣舞》《柘枝舞》奠定了千年古韵之风。宋代“社火”将雅乐与俗乐进行了融合，拓展了乐舞艺术的发展维度。中国舞蹈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涵濡下，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融摄力和创新力一路走来，直至今日仍旧不断进行自我创新，打破固有编创范畴、审美范畴、接受范畴的局限，力图建立新的格局。（一）“破”舞蹈“小众场”格局
极目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中的传统文化回归热潮，无论从创作数量、品质、内容与形式，还是创新融合高度及“圈粉”数量来看，名列榜首的当数舞蹈，诸多精品舞剧和“爆款”作品交替冲击着观众的视野。
图1 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 北京演艺集团供图
当下，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好时期，集综合性于一体的舞蹈艺术迎来高光时刻，广阔的历史跨度和广泛的题材选择，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魅力极大丰富了舞台演出市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舞蹈创作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立足于历史人物及经典事件，涉猎广泛。从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孔子》到南北朝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从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到还原宋代美学的《只此青绿》，以舞蹈独有的审美与方式，翻阅历史、描绘历史人物、讲述历史故事。还有倡导生态平衡的纯美舞剧《朱鹮》，将舞台的唯美与现实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警示人类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生态平衡的紧迫性。别开生面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使珍贵文物所载承的悠久文化因子通过舞蹈的形式再现于舞台。红色题材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通过舞蹈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之作，声、光、电、舞美等高科技的融入，颠覆了“舞蹈拙于叙事”的论断，整场剧在复杂、交错的剧情中展开，既全方位诠释了“剧”，又深层次渲染了“情”。“电波永不消逝，爱与信念永存。”舞台上响彻天际的爱国情怀与观众同频共振，成功“圈粉”无数，四百余场的国内巡演一票难求。这些史无前例的现象说明舞蹈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向大众走来，打破了以往“看不懂舞台上在跳什么”的僵局，和“只有业内人士关注、孤芳自赏”的“小众场”格局。
舞蹈艺术以精品力作服务人民大众，以舞蹈的艺术形式引领时代精神风貌。如今，走进剧场观看舞剧已逐渐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舞剧中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经典故事在掀起国风舞蹈热潮的基础上，打破原有舞蹈仅有少数人群参与的“小众场”局面，逐渐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构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舞蹈艺术新生态。
（二）“破”创作模式之旧局
舞蹈《唐宫夜宴》中憨态可掬、圆润可爱的唐俑小姐姐于河南卫视春晚节目火热“出圈”，开启了现代科技焕活传统文化的新路径。随后，河南卫视又联合北京舞蹈学院、哔哩哔哩视频网站（B站）等各媒体相继推出了“中国节日”系列和舞蹈综艺《舞千年》，精妙绝伦的舞蹈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带领大众以观剧的形式踏着舞蹈的旋律走进历史，“复原”历史。传统节日奇妙游为生活增添了浓浓的仪式感，使观众在舞蹈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民俗、民风、民乐、民情，以及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舞形、舞态、曲调、词牌。当代舞蹈创作正是紧紧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以观众的审美标准与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在现代科技、融媒体、流媒体的介入下，使舞蹈打破原有创作模式，拓展了演出形式和场域的维度，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传统文化融入多媒体时代的审美元素和科技手段，每个作品都爆出了不同凡响的亮点，呈现出令人惊呼赞叹的美感。创作不仅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并且对表演场域进行了颠覆，由传统的剧场舞台转场至田间乡野、溪边、庭院……甚至水下！清明奇妙游之《陇上踏歌行》呈现出一幅天人合一的劳作景象，田间清新明快的舞步，跳出了心中的田园春色；七夕奇妙游之《龙门金刚》在龙门石窟实景前，通过三维建模、电脑染色等数字技术的赋能，在虚实结合中复原千年前的石刻艺术，使婀娜柔美的“伎乐天”和孔武有力的“龙门金刚”形成对比，彰显了深厚的文化魅力；《洛神水赋》的“爆点”则是将舞台挪移至水下，洛神降临时在水中裙带飞舞、衣袂飘飘的场景，将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唯美形象、“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轻盈曼妙姿态，以及“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渌波”的超然意境惟妙惟肖地呈现于众。
国风十足的创意奇妙游使饱含悠久文化的中国舞蹈跨越时空，在现代科技AR（增强现实技术）、VR（虚拟现实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等数字技术的融入下，锻造出多维立体、虚实结合的舞蹈环境，使观众在虚拟真实混合的舞蹈表演中，感受视、听、动觉的感官综合体验快感。“国潮”舞蹈创作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下，打破原有创作模式、演出场域之局，在舞蹈的律动中美轮美奂、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国传统艺术之美感。
（三）“破”艺术思维边界之局
中国艺术、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相通相融。在传统中国，艺术这一概念并不被艺术本身限定，艺术的人生化、人生的自然化，即艺术向人生、自然的无限漫溢，使中国艺术精神成为以艺术方式思维人生、自然问题的整体性精神。据此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就成为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中间聚合形态。它既源发于文化、奠基于艺术，又将两者共同带入统一的精神场域和存在高度。[1]参见刘成纪：《中华美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17页。中国艺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大的场域，中国的艺术创作是游艺于三者之间的创作，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传达，在这个“大场”之下，形成了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艺术场”。源于大的文化艺术背景，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的认识和理解具有思想上的趋同性，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就把这种文化精神刻化到艺术作品之中，各艺术门类之间生成了彼此交融互通的特点，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园林、建筑等艺术门类在这个“艺术场”中相互依托、生发、借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哲学的浑厚深邃注定了中国“艺术场”无限大的格局，使艺术创作不受边界的阻隔，在思维所抵达的广度和高度中任意翱翔。当下的舞蹈创作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实现了出人意料、标新立异、打破常规的创作模式，珠联璧合式的艺术营造完全打通各艺术界别之间的维度，形成了集多元文化、思想境界、艺术审美于一体的整合式创作表达。从热评度高的作品来看：《唐宫夜宴》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捣练图》以及十大名画之一《唐人宫乐图》；《陇上踏歌行》来源于马远的《踏歌图》；《墨舞中秋帖》来源于王献之《中秋帖》的草书之美；《龙门金刚》来源于龙门奉先寺雕塑；《洛神水赋》来源于曹植的《洛神赋》和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只此青绿》来源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典艺术的特点均是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尤其心领神会，与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一脉相承。所以说，艺术本无圈，当下舞蹈正是抓住了这一特质，拓宽原有思维界限，打破艺术、哲学、文化间的边界阻隔之局，实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二、“立”时代之美：传统文化涵濡下的“国潮”舞蹈美学
中国各艺术门类之间渊源深厚，乐舞书画交融互通，陈方既先生在《中国书法精神》中这样说：“书法不是绘画，却要求有绘画艺术的形象感；不是音乐，却要求有音乐艺术的乐律美；不是舞蹈，却要求有舞蹈艺术的姿致；不是建筑，却要求有建筑的严谨；不是诗，却要求有诗一般的意境；不是生命，却要求其有生命般的形质和神采。”[1]陈方既：《中国书法精神》，湖北：湖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6页。中华传统艺术在彰显各自艺术特质的同时交错互融，体现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整体美。中国艺术以强大的整合性与融通性与当代审美相结合，彰显着悠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当代舞蹈创作将中和之美、自然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的中国美学思想贯穿其中，在“至高、至美、至善”的创作追求中与现代审美相融通，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涵濡下的新时代舞蹈美学范式。（一）“游于神思”：立当代舞蹈审美融通之范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当代审美融通传统文化，集共通性、时代性、民族性、个体性和集体性于一体，不仅体现在创作主题的“中国风”趋势，其创作思维、想象空间、审美意蕴维度也暗合了传统艺术的审美范式，又不缺乏与时代审美的交融互通，形成感通古今的审美风范，在不同维度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国潮”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就是一部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有机结合的优秀之作。以中国青绿山水第一长卷《千里江山图》为创制背景，采用时空交错式的舞蹈叙事结构，“复现”旷世之作的绘制过程。《只此青绿》在重现宋代美学的同时，将舞蹈美学和山水美学相结合，无论服饰、妆容、仪态、舞台调度与构图，还是舞美设计，均传递出宋式美学中极简、风雅、情趣、清逸的格调，在多维空间中呈现了山水画作之美。时空交错式的叙述方式则充满了东方诗意，青绿为主色的视觉表达，与山川河流、雾气飞鸟意象，以及舞美设色的融合，创造出丰沛的疏离感与意境感，队形的错落变化构造出广阔的虚拟空间，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2][南朝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78页。刘勰的“神思”正是当代艺术创作中感通万物的思维方式，突破时空的局限，构成传统审美与时代审美的联通性重建，在时间上“思接千载”，在空间上“视通万里”，借“神思”之枢机，使万物呈现生气。编创者正是在对传统美学精髓“感而通之”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通过《只此青绿》发掘深藏于《千里江山图》中的生机，从而引发当代人的审美共识。“神与物游”强调了艺术创作审美中想象的变化莫测，在当代舞蹈创作中将作品中的角色形象、思想立意、精神彰显与宇宙万物相通相随，将艺术作品之“神”与万物相“游”，作为“隐喻符号”贯穿其中，在创作中则“有如神助”。舞剧《只此青绿》中的绿是石青、石绿两种颜料和无限山河的视觉形象幻化，将青绿塑造为角色，是作品的“神游”之笔，青绿望月、垂目转身的写意化状态将观众带入到王希孟潜心作画的时空，营造出层峦叠嶂、烟波浩渺的纯净、雅致之美。青绿不仅是展卷人眼中的颜色，更是每一位观众心中的设色，是祖国大好河山的写意，借“青绿”展其“神思”或许正是编导的意图。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可见宋代美学于中国美学之地位，而当下即是复振时刻的来临，舞蹈作品正是在回归中国传统美学的热度中，掀起“国潮美学”的热潮。
舞剧《骑兵》中战马尕腊是蒙古族精神的符号性象征，亦人亦马，与男女主人公情感交融交织，人马合一拼杀于战场、生死离别的双人舞段，使我们忘却物种的跨越，将“神游”之情推向高潮，蒙古马精神和骑兵精神在物我两忘中“游于神思”，在“人天融通”的路径中通往“天人合一”的境界。生态舞剧《朱鹮》中飘落于天际的“翎羽”，以及《大河之源》中充满灵性的雪豹则是联通古今、跨越山海的神来之笔，在时空切换中贯穿始终，那个充满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远古时代，唤醒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态保护的良知，更是生命共同体的诗意呼唤。当代舞蹈创作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涵濡下，以自由齐物的精神境界为追求，古今融合的艺术审美为导向，借助先进科技手段，结合多元的艺术表达方式、创作手法，以及新媒体、流媒体、融媒体的助力传播，将中国传统美学形态在时代审美中创造发展，在跨界、碰撞、融合中尽展“国潮”美学之光彩，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将其大智大慧大美寄寓于斯。
正是由于文化自信意识的增强，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当下中国舞蹈创作以“游于神思”的思维方式，结合当代身体表达，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艺术、古韵与新时代思想、审美、科技相结合，掀起“国潮”舞蹈的风靡势态，不断确立起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审美范式。
（二）“具身化”：立当代舞蹈审美主体之根
“具身性”作为认知哲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认为人类的意识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蕴含于具体化的身体之中，并深受身体的影响。舒斯特曼是“身体美学”的倡导者，强调在身体“具身化”中提升个体的身体意识、身体思维和身体表达，对理性化个体部分进行完善。“具身化”认知回归身体，强调了身体的活动方式、存在样式及其对理论的塑造和制约作用。[2]参见王亚芹：《具身化：理查德·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身体美学思想整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身体话语、扩展了美学的研究范围，在感性与理性、身体与意识、艺术与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1]参见王亚芹：《“具身化”转向与美学的改造——以梅洛-庞蒂、约翰·杜威和理查德·舒斯特曼为主的思考》，《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第41页。
图2 舞剧《孔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 （摄影：刘海栋）
身体是舞蹈身体美学的主要构成因素，个体的身体不仅是构成人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因素，也是形成我们对世界存在的观念和认知的基础。“身体美学在本质上不仅关注身体、关注身体的意识和媒介，更关注具身化的精神。”[2]同上。儒家的“中和之美”、道家的“至美至乐”等都是围绕道德而论美的。[3]参见吕艺生：《舞蹈美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异彩纷呈的舞蹈作品是编创者内在思想意识、道德品格的外化产物，通过身体观念的表达、思想意识的传递、精神品格的升华对这一理论进行显性呈现。
舞剧《孔子》是一部蕴含中国身体美学和历史文化厚度的作品，以孔子周游列国的历程为纵线，剧中的孔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饱含家国情怀，在努力奋争中不断碰壁、屡遭阻难，坚守道义、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舞剧通过表现孔子一生的坎坷经历，艺术化地展现了孔子的生命激情、思想高度和人格魅力。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既还原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柢，又挖掘蕴育其中的时代价值和民族精神。《书简》之舞气韵脱俗、刚柔并济，于袖舞飞扬之间舞出了孔子与弟子寄情山水、传道授业时的意气风发，尽显文人风骨。《采薇》之舞青衣水袖、杨柳依依，诗、乐、舞相融一体，在自然平和、行云流水般的翩跹舞姿中道出《诗经》中最美的诗句，结合当代审美元素，在采薇之姿中折纤腰以微步，呈皓腕于轻纱，尽显中国古典身体美学之审美情趣。《幽兰操》以千古绝唱之势道出了孔子的暗自神伤和郁郁不得志的忧怨……结尾处，在诗的吟唱、乐的磅礴、舞的渲染下，将舞剧推至高潮，使观众浓烈感受到来自孔子任重道远的颂唱和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与期望。三段经典舞段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身体质感呈现了对古典身体美学的突破与创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蕴育、亟待此情、此美、此剧的呈现。舞剧《孔子》《关公》《昭君出塞》均出自孔子第77代后人孔德辛之手，一文一武一巾帼，彰显同样的气节和风骨，属于中国人独有的君子气节和傲然风骨，也是编创者通过身体所呈现的精神之美，最大张力地传递对信念的坚守与追求。
图3 舞剧《杜甫》 重庆市歌舞团 （摄影：刘海栋）
“国潮”舞剧《沙湾往事》《杜甫》《花木兰》《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均出自舞坛“双子星”周莉亚和韩真之手。她们作品中的热播于春晚的经典舞段更是掀起阵阵狂澜，收获无数粉丝。两人十年中创作了五部舞剧，部部是“爆款”，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创作审美风格。每部舞剧都有独特的编创视角和审美属性，在排练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演员身体质感的锤炼，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让演员的身体沉进去、慢下来，将身体“具身化”到剧中的场景与年代。《杜甫》中华贵奢靡的“丽人行”，雍容的博袖华服，经典汉唐舞姿与现代意识的碰撞，在婉转回身中带你重回大唐。《花木兰》飒爽英姿的传奇故事，将古典舞语汇、传统武术融合现代舞编舞手法，既有浓郁的沙场风情，又有温馨美好的生活气息，在刚柔并济中彰显大爱情怀。《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极具人间烟火的“渔光曲”，蒲扇、板凳、旗袍、弄堂等这些典型性符号的象征融入，以及贴近生活的身体律动，在舞的宣泄与美的传递中尽展东方女性神韵、气韵之美。《沙湾往事》岭南雨巷中的“雨打芭蕉”，集民族气质与现代气质于一体，既不失民族色彩，又饱含时代气息。《只此青绿》中惊艳全国的“青绿腰”是“险峰”意象呈现的至高演绎，更是将古典韵味与现代气韵融通交汇、完美重构，在舞的流动中，缔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磅礴气势和险峻之美。
舞蹈界持续不断地创作精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时代精神的历程中，推动“国潮”情怀的持续升温。舞蹈创作在追逐文化与潮流相融合的过程中，灌注强烈的主体意识，通过舞蹈艺术中身体的“具身化”产生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获取高度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时代的精神家园建构作出独特贡献。
（三）“在场性”：立当代舞蹈审美场域之境
“在场性”共情是包括舞蹈在内的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观演体验。走进剧场观看舞剧已成为一种生活时尚，这种现象的生发归根结底依托于剧场所赋予的“在场性”共情带给舞蹈的艺术魅力。中国舞蹈是一种身体文化，汉代《毛诗序》将“舞”列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最高手段，也是与人的内在情感靠得很近的艺术。舞蹈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传承在反映人的底层思想和内在情感时，与当代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审美需求较为贴合，具有深厚的群众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舞蹈发展的沃土，其同流共源性是演员表演与观众观演身心共振的核心。当下，不同题材舞剧的上演，吸引、满足不同需求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身临其境的身体之美与艺术陶冶，也是舞蹈由小众走向大众的桥梁，只有走进剧场，才能体验到“在场性”观演带来的刺激与震撼。
当下，舞蹈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唤醒了大众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共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以受众为主体，生发为两种“在场性”观看模式：一种是观众走进剧场观看的实际性在场；另一种是通过网络观看的虚拟性在场，两者均存在着主体间交往互动的实在关系。演员与观众的身体同时在场，主动与被动间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使观与演角色在不断互换与交融中产生身体共振与情感共情，达成身体与思想的“共生”状态。这种“共生”不仅体现在来自于身体的同一性，还来自于思维、意识、文化、精神所带来的共识。当观众走进剧场，角色便发生了质变，不单纯是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更是一名“在场性”参与者，与舞台上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传达的情感同步进行三度创作，这种同频共生的体验会产生本能的情感共鸣，在身体之美的感召下，唤醒观众的审美共情。
舞剧是要走进剧场才能感受到舞蹈所带来的艺术张力和氛围感的。《赵氏孤儿》这部堪称“费”观众眼泪的舞剧，从人性的维度解读、塑造、刻画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剧情，以饱满恣意的情感、细腻到位的演绎，在舞与剧最完美的结合下，成就舞剧史上壮丽的悲剧。全程充满沉郁顿挫的悲凉之感，当庄姬公主“托孤”程婴时，扮演群舞的赵家族人以传递的方式庄重悲凉地把婴儿交至程婴手中，程婴一次次地拒绝、躲闪，群舞一次次地传递、跟随，在情绪堆叠中，将内在情感充满张力地扩散于舞台，庄姬公主的悲凄、崩溃、渴求之情也弥散于整个剧场。舞蹈中情绪递进的舞台化处理外化、放大了人物的内心情感，使人物塑造更具艺术张力，更容易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达成共情。《托孤》《救孤》《成长》《复仇》幕幕催人泪下，在紧张的剧情推进和情感晕染中，激荡出人性最深处的崇高与永恒。此外，像《精忠报国》《醒·狮》《青梅煮酒》《昭君出塞》《家》《朱自清》等均是在舞蹈艺术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精神力量的舞剧作品，在舞蹈魅力的感召下，唤醒在场观众的审美共情和民族情怀。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中国首部谍战题材舞剧，剧场内观众与演员始终同频同心，舞台上演员饱满的情绪、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紧张的悬念牵动着观众身体内细微的情感、心跳，乃至呼吸。红色记忆、谍战氛围融合青春梦想、浪漫情怀，在共情中激活了每个人心中的“红色基因”。舞剧《杜甫》“春夜喜雨”舞段中诗画乐舞相得益彰的融合，在舞美、灯光、色彩的渲染下，使观众共情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诗词意象与舞蹈意境，沉浸于美轮美奂的古典舞意蕴之中。“兵车行”舞段中硕大的车轮滚滚而来，征夫们踏着强有力的鼓点艰难前行，双肩束缚力效下的交替振动式坠落，顿挫有力。在剧场，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演员对呼吸的控制和对力量的把控，由身而生的被迫感鲜活而真实。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写意叙事手法，使在场观众领略到别具一格的以舞传情、以舞诵诗、以舞立象的舞蹈大写意之美。
身体在场是“在场性”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息时代新兴媒介技术使当下中国社会迈入一个高度智能、互联网与泛媒介化的沉浸传播时代，使虚拟性在场比实际性在场更具普遍性。河南卫视与B站合作的《舞千年》以“剧中有舞，舞中追剧”的呈现形式，使观者于虚拟性在场的情境下，沉浸式感受整合的艺术表达，此舞评分高达9.9分，是舞蹈融入大众生活的有力佐证。现代化舞美、高科技的融入，还原了表演场域的真实性。《十二风舞志》五位“荐舞官”以复原舞林“无字天书”的形式巡游四朝，讲述舞蹈的“情”“真”“柔”“刚”“礼”，带领观众在至真至美的舞之要义中存续中华美学精神。《相和歌》《越女凌风》《侠骨剑影》中“历史古韵”与“时代古风”的完美融合，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视线。《朱自清——背影》通过营造沉浸式、剧情式体验，最大化地放大舞蹈对美与情的营造，将课本中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还原式搬上了荧幕，电影镜头的切换，蒙太奇手法的处理，细腻到位的脸部情感特写，真实环境背景的铺设等，在“剧对事的陈述和舞对情的宣泄”中将“言不尽最是父子，意难忘背影深情”的感动深度刻画，尾声的起舞更是将情通过身体的表达与言说喷涌而出，淋漓尽致地将父子之间深沉、永恒的爱进行了深情解读，每个动作都直抵观者内心深处。当观者沉浸在情景交融的剧情式舞蹈演绎过程时，便形成观与演二者“在场性”审美共情的创立，剧情式导入模式加速二者之间的连接，身临其境的带入感则唤醒观者对文化的记忆和精神的崇仰。
无论是走进剧场感受实体性在场带来的震撼式审美共情，还是在网络平台感受多元艺术带来的沉浸式情感共鸣，舞蹈正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群，以舞蹈的名义和使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三、展现大国气象：“国潮”舞蹈发展之趋势
“国潮”舞蹈作品的持续火爆，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人对舞蹈艺术的关注和热爱，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如何以舞蹈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将中国文化与时代审美因素相融合，有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国潮”艺术精品走进国人生活的同时，自尊自信地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舞蹈人继续努力的方向。其一，回归舞蹈创作本体。在舞台艺术大制作、大投入、大场面的驱动下，艺术创作要把握好审美高度和创新尺度，不要一味地追求或依靠高科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特效特技的运用，要将舞蹈本体的创新与发展放到创作首位。舞坛“双子星”作品中的舞蹈语言体系别具一格，这也是作品成功“破圈”的核心因素，在专业舞蹈领域和非专业圈中均引发审美共鸣。穷原竟委，源于编创者对舞蹈本体的艺术追求高度，在传统舞蹈语汇根系的涵养中融入时代元素，舞姿、体态、动律、节奏、构图中既传承了民族风格韵味，又暗合创作主体的时代审美意识，实现新时代“国潮”舞蹈语汇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在中华身体美学的奠基下，拓展舞蹈本体的创新模式，强化舞蹈本体的主体效应，是未来舞蹈创作发展的重要路径。
其二，张扬东方审美追求。完整的审美过程是一次美妙的精神净化和生命体验。艺术创作要极力打造精品，一部好的作品可以引导观赏者进行内部精神世界的重新构建，建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带来优良的社会效应。在舞蹈创作中依旧要遵循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中华美学风格，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呈现和意蕴悠远的中国式哲思，在“天人合一”“大道无形”“大美无言”的东方审美意蕴中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凝心聚力、逐梦前行，是未来舞蹈发展的审美走向。
其三，突出传统舞美元素。“国潮”符号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亮丽的风景线，在当代舞台艺术的氛围营造中起到推动作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意蕴空灵的山水画、清新淡雅的水墨书法、活泼可爱的传统虎头造型、中国长信宫灯、中国熊猫、中国色彩、中国节气等文化元素，以含蓄、简约、内敛的艺术形式与冬奥会主题完美结合，这是一次由文化符号意象表达向深层精神挖掘塑造的重大突破，在将国风、“国潮”推向世界的同时，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舞台艺术营造上具有引领和转折性意义。借此，舞蹈创作的舞台营造在强化“国潮”符号艺术化彰显的同时，还要把握好科技赋能与文化本体之间的尺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美学精神转化为传统文化元素中善、形、意、美的符号象征，进行继承、整合、创造、发展，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舞美、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之中，在高科技赋能下实现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营造，与舞蹈本体达成和谐共生，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四，融通中外舞蹈理论。艺术实践与理论之间是相辅相成、互鉴而生的，这种趋势和规律在我国舞蹈艺术领域同样鲜明。从新中国舞蹈艺术发展史看，自吴晓邦将西方现代舞引入中国后，基于舞蹈自然法则的现实主义舞蹈创作成为主流，开辟了新中国舞蹈的新境界。贾作光将中西舞蹈创作理念相融合，提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现代舞’”的编创理念，为新舞蹈艺术作出开拓性贡献。后来，“交响编舞法”“环境编舞法”“机遇编舞法”“力效编舞法”“舞蹈剧场”等创作理论和方法均是在借鉴了西方舞蹈编创理论之后，在我国兴起并在实践中不断演进创新的。当前，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舞蹈艺术创作也将顺应时代潮流，在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舞蹈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西方舞蹈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为舞蹈实践的发展提供更加厚实的理论土壤。比如近年来，我国舞蹈界对拉班舞谱及拉班动作分析研究体系的引进和学习研究，大胆借鉴其提供的人体科学分析方法,正在对我国当代的舞蹈表演、编创产生广泛的影响。深入研究西方舞蹈美学思想、舞剧创作思想、舞蹈人类学、舞蹈心理学等学科，不断探寻潜行于内的“逻辑关系”，汲取西方舞蹈学科中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在融通中外的舞蹈理论中精进实践与理论的互生互鉴，为新时代舞蹈发展蓄养更为多元丰富的舞蹈创作观念、美学特征和审美需求，在舞蹈理论界也已经形成共识。除此之外，在舞蹈本学科外借鉴中外文化精神和思想理论精华，汲取西方美学、哲学、生态美学、文艺批评等理论中的有益营养和智慧，使舞蹈在“文化”交流中生发新的创作灵感与理论成果，将中国“国潮”结合国际潮流，在中西方理论的相互吸纳、融合与碰撞中构建舞蹈艺术的新格局，既是践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发展好中国舞蹈理论、有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国潮”舞蹈的崛起体现当下国民的审美范畴、审美形态、审美趋向和生活态度，代表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和自觉。展望未来，舞蹈创作更要时刻铭记“国之大者”，让艺术创作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破”与“立”之间良性循环，透过舞蹈艺术的力量赓续华夏文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千年古韵”与“时代风尚”的融合中，尽显当代中华文化的正大气象，让自信自强自尊的中国人形象在世界艺术舞台大放异彩。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