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虽是古代诗学的一个审美范畴，而清空理论范式则在宋代词学场域中形成，并在明代诗学中得到了实践运用。在清代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一的实学场域中，原先的清空理论范式已不再适应清代诗歌与诗学的发展，清空理论遂发生了范式转换，审美倾向由宋明时期的尚虚转变为清代的尚实，由先前偏重神理、轻视学问转变为新时期的兼重学问与神理；内在理路也一改以往的由虚而虚而转变为新时期的由实而虚，这种范式转换是革命性和突破性的。学界目前对清空范畴与理论虽有一定的重视，但系统地论述清空理论在古代诗学场域中演变发展的理论成果尚属罕见，至于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中的转换与实践更是无人问津。鉴于此，笔者尝试探讨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场域中的转换革新及其在诗学批评中的实践运用，以此揭示清空理论的诗学价值与美学蕴涵。
一、“清空”概念的生成及其在清前诗学中的运用
“清空”是一个古代诗学概念与审美范畴，指的是一种清雅空灵的诗歌审美风格与境界。“清空”作为审美范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出入于儒释道三家，涵育于中古时期，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之特质。“清”作为一个审美概念虽最早见诸《诗经》《老子》等先秦元典，但作为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出场则是始于魏晋。因为受到崇尚清虚的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南朝文论即体现出尚清的审美意识，如《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文赋》：“箴顿挫而清壮”，《文心雕龙·才略》：“张华短章，奕奕清畅”。“空”字虽在《诗经》中业已出现，但被赋予美学意蕴，并与“清”相结合，则是佛学思想促成的，如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的“空”即是清静虚空之义。虽然《心经》中的“空”是佛教术语，但却凝聚着深厚的思想文化蕴涵，“空”因为具有清虚之意蕴，故而能够进入诗学领域，与“清”结合，构成“清空”这一美学概念和审美范畴。“清空”这一概念虽在唐代尚未正式出现，但其审美意蕴在唐人诗论中业已具备，如李白评谢朓诗所用的“清发”，杜甫评庾信诗所用的“清新”，皆含有“清空”之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冲淡、清奇、含蓄、高古、形容等范畴皆蕴含着一种清新淡雅、空灵幽远的清空之美。
由南宋至于明代，清空这个审美范畴出入于诗学与词学之间，先出于诗学领域，然后由张炎引入词学领域，并进行理论建构，清空理论范式即在词学场域中正式生成。明代诗学继承了张炎建构的清空理论范式，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在诗学理论批评中援引清空概念，以清空概括唐代律诗的风格。但是明代诗学的清空理论还是沿袭宋代的范式框架，虽略有新意，但大同小异，没有质的变化。究其原因在于宋明两代均处于宋学的文化场域之中，由宋至明，儒学以理学为主导，因此在宋学场域中，清空理论范式得以发展定型并基本保持不变。宋明诗学场域中的清空理论范式偏重诗歌本身美学特质的阐释与建构，偏重内在义理蕴涵的开掘，彰显出一种由虚而虚的思维理路与尚虚黜实的审美精神。宋明学者对清空理论范式的建构，固然推动了诗学的进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留待后世学者解决的诸多问题，比如清空能否与质实协调起来，而不是一直相互对立，这是宋明学者未涉及的。明清易代，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学者所建构的清空理论范式已然不再适应诗学的变革与时代的变化，因此在新的学术文化前提下，清代诗学共同体对清空理论范式进行了革新，结合时代学术文化重新阐释清空，建构出一种新的清空理论范式，并将革新后的清空理论范式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因此在清代诗学中，清空理论即发生了范式转换，新的清空理论范式在诗学理论阐释与诗歌批评中得到了践行与完善。
二、清代诗学中的清空理论范式转换
清代以前的清空理论范式均是由虚而虚，偏重神理，轻视学问根柢，是尚虚黜实的。清代诗学的清空理论范式则是由实而虚，在学问根柢的基础上追求神理、文理，主张虚实结合，是尚实的，因此清代诗学共同体通过这种内在理路实现了清空理论的范式转换。清代诗学的清空理论范式是在旧的理论传统中孕育出来的，因此是对前代革命性的绍承，不但注重从虚处着眼，从艺术精神层面发掘清空的美学蕴涵，更注重从实的层面，从学问素养与神理义理结合的角度来观照清空理论内涵的文化底蕴。清代诗学共同体对清空理论的范式转换赋予清空范畴以全新的美学蕴涵，使清空理论变得空前深邃。这种理论范式转换固然是诗学共同体的自主选择，但是这种自主选择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厚的学术文化在驱动，学术文化作为外缘因素对清空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诗学内在理路的改变。传统学术大体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体系，汉学以道问学为标志，偏重学问根柢；宋学以尊德性为依归，偏重义理思辨。清代学术表现出明显的汉宋兼采，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一、学问与义理合一之特色。清代朴学一改明代学术的空疏而以实学为尚，是对明末清初以道问学为传统的实学的延续与发展。清儒在道问学的同时，也重视尊德性，只是将尊德性的学理传统转移到对道问学的追求上来，即通过道问学以尊德性，以学问为基础来探求义理，而不是一味地空谈。顾炎武即主张“经学即理学”，惠栋主张“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阮元主张“义理从古训中来”。戴震则提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的观点，淹博与精审属于学问素养层面，而识断则是对义理的探求了。因此，清代朴学的实质即是以实学为基础，进行义理的探求，兼采汉宋二学，兼融道问学与尊德性。
三、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批评中的运用
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中转换革新并成功运用于诗学批评之中。范式的存在决定了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清空理论范式被清代诗学共同体用来开展诗歌批评，理论范式既是诗学批评的重要前提，也决定了批评对象的选择标准。清空理论范式被清代诗学共同体所接纳，那么在此范式引导下选择的批评对象即具有清空的审美蕴涵或彰显出清空的诗学意义。总体说来，清代诗学批评对清空理论范式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清空作为点评诗句的术语，表现出点到为止、言近旨远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将清空置于诗人整体风格的评价之中，将清空的理论蕴涵融于批评阐释之中。这两方面均折射出学问与文理合一的尚实的清空理论范式之特色。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批评中得到了实践运用，这一方面为理论范式提供了实例支撑，另一方面使得理论范式的学理蕴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清代诗学批评中的清空范畴与理论彰显出学问与文理的合一，既体现出清代诗学的精神蕴涵，也体现出清代学术的特质。虽然诗学批评大多依据的是批评者的直觉经验，但究其本质却是理论范式在背后起着指导作用，因为理论范式在一经确立之后即成为诗学批评实践的前提。诗学共同体是理论范式的践行者，将理论范式寓于批评之中，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固化了理论范式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而诗学批评是理论范式在确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汉魏诗歌因为以性情时事为主，而被清人目为质实，其实诗风的质实即是在汉学的学风影响下形成的，以性情时事为主即展现出诗歌情感的真实，而不是像宋人那样堆砌典故、密集意象而缺乏真情实感的质实，所以汉魏诗歌之质实就是清空的质实，是融学问与神理、义理合一的质实。是故，从清代诗学的质实理论范式可以看出，清空理论范式即是在质实理论基础上的推进，是指在学问根柢深厚质实的基础上，衍生出神理义理、抒发出真情实感的一个理论结构。在清代诗学场域中的清空理论范式中，质实与清空对立统一，清空以质实为基础，又超越质实。而在宋代诗学、词学场域中，清空与质实相互悖立，并不统一。总之，宋代诗学的清空理论范式是由虚而虚，是尚虚的，而清代则是由实而虚，是尚实的；宋代理论范式更偏重艺术神理层面，而清代则偏重学问根柢与神理义理的调和；宋代理论范式将清空与质实对立起来，而清代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宋代理论范式是在理学场域中生成发展的，而清代理论范式则是在实学的场域中转换革新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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