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清民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里程碑中的开山之作，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的性质、价值、意义上的理解和认知。《延安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哲学底色，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从文艺角度透析社会公共空间问题，深刻考察“五四”以降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得与失，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思想逻辑，初步建立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叙事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提供了指导纲领。

　　《延安讲话》的理论叙事格局与风格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所继承和发扬。《北京讲话》赓续了《延安讲话》的红色文化精神基因，同时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在文艺的性质、目标、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上实现了跨越式前进和创新性发展，重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释体系，并与前者一起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理论双璧。两个《文艺讲话》从模式建构、叙事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为世人提供了文艺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中国方案，形成西方文艺美学之外的东方审美现代性话语。

一、文艺话语中国学派的模式建构

文艺经验具有多样性，文艺话语具有多元性。分属不同文化类型的文艺，艺术旨趣有质的区别。西方文艺界自18世纪后把“美”作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标准，但是，“美”“审美”“美学”这类语汇用于评价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就会失效，因为中国古典文艺自有一套建立在儒道思想之上的评价标准以及与之相应的术语体系。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术语范畴诸如“品 ”“格 ”“韵 ”“味 ”“空 ”“灵 ”“境 ”“神 ”“趣 ”等，其内涵、意蕴既非“美”所能涵盖亦非其所能比拟，故此中西文艺之间应当是“我与你”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不应当是“主与奴”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一种文艺的“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或只是“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这是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奴隶意识，而不是独立的主体意识。每一种文艺都应当为自身而存在，而不是为另一种文艺而存在或为得到另一方的承认而存在。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文艺类型及其事实而言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认知思维模式的冲突。对于以“亦此亦彼”“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思维为认知底色的中华文化来说，各族文艺按各自的环境与特色各崇其道、各自生存，原可以相安无事、毋需分出高低好坏来，更不必为争高下拼个你死我活。

　　人类世界不同文艺类型多元共存的和平状况被近代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殖民扩张打破。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向世界宣告：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就是道路、真理”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 in ,Tennessee: 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1118.的独断论思维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的心中膨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随之滋生。西方中心论者自认为西方文艺是人类文艺的楷模，把西方以外的文艺视为低级水平的“他者”。然而，这类人从来没有反思过问题的另一面：宣称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的耶稣同时还说“这条路是狭窄的”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in ,Tennessee: 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997.。“强权即真理”的霸权逻辑不是文明的逻辑，弱小国家和民族不必“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完全以西方文化为依归”、克隆西方文艺或使本土文艺成为西方文艺的镜像，因为不同文艺类型的特色化存在自有其相应的社会理据，以西方文艺为标尺的“同质化图景不足以解释当前世界的状况及未来前景”，文艺领域里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思维不足取。

　　中国文艺界对中国文艺独立性的认识相当曲折。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主导下的等级社会，确立了现代政治新秩序，却没有建立文艺新秩序。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文艺将向何处去从不同立场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探索，其间出现过不少认识失误，诸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全盘西化才能获得新生，“揖美追欧”“以俄为师”由此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受此心态影响，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逐渐向西方文艺靠拢，抛弃了以文本为根基的“诗文评”传统，语言和风格趋向欧化，学术理念趋于科学化、逻辑化，批评方法渐趋“以西解中”“以西释中”。单就批评路数而言，“以西解中”“以西释中”当然算不得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评方法的创新。问题在于这种研究路数给文艺上的西方中心论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一些文艺研究者从中滋生一种不良的学术思维习惯，那就是在文化美学上自我殖民化，轻视和鄙弃中国本土文艺实践，把欧美和苏俄的理论奉为圭臬、作为标尺，以之裁剪中国的文艺事实、评判中国文艺作品的优劣：凡与洋理论不合的便判定为水平低劣。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具文化独立意识的理论家：他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倡导文化建设必须“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目标；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理念；在1942年的《延安讲话》中，他对“五四”以降新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对文艺基本问题及其内在关系进行了描述说明，形成了建立在中国现代文艺实践基础上的文艺学体系，塑造了一个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苏的文艺理论话语模式。《延安讲话》立足于文化的地域类型差异，强调文艺理论在语言、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特殊性，呼唤民众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方面的群体认同，以之强化本土理论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模式，笔者姑且称之为“论域型理论”。“论域”本为逻辑概念：在数理逻辑中，“论域”是指所论对象或问题的全体，尤其是指类的对象范围；在普通逻辑中，“论域”是指一个负概念（如“非文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正概念（“文学”）共同涉及的对象范围。论域有大有小，可以根据表述需要加以人为限制。与“论域”概念的上述内涵与使用特点相应，“论域型理论”在讨论或分析中常常呈现为问题领域全面化、问题对象类别化、问题内容概括化等逻辑特征。

　　对于音标教学，现如今人教版英语教材的编排是十分科学合理的，但是作为一名一线教师特别是农村英语教师却在教学实践中遇到如何把控音标教学“度”的困惑。

　　若想达中国文艺理论之明，必须去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论科学化之蔽。20世纪前期，毛泽东同志就多次批评这种思维习惯，对那种“言必称希腊”即动不动拿外来理论衡量中国革命行动之实的教条主义行为，毛泽东同志斥之为“本本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言必称希腊”的“本本主义”思维在文艺研究中再次回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学理层面指出了这种思维在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斥之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为了实现中国文艺话语的理论自主，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探索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