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斌

　　一

　　二

　　程代熙先生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编发过我的一些文章。这不但令我大受鼓舞，而且有形无形地引领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教会我研究学术的方法。不过，拙文遭程先生“枪毙”的也不少。令我动容的是，先生没有一“毙”了事，而总是坦诚而又认真地指出稿件中存在的问题，并耐心地提醒我今后应如何改进。从1986年11月至1989年6月，程先生给我写过八封信，我珍藏至今。这里不妨摘抄几段。“谈《讲话》一篇，较少新意，如没有新意，与一般文章很容易雷同，就不可能被接受。”“此文有一定基础，但仍显得有些分散。此文在‘破’之余，‘立’论较弱。”“您文章中的失实处，我在发稿时已发现，并代您作了更正。……以后作文一定要勤于检索资料。凡有疑点一定要在下笔前或定稿前作一次检查。”“可以写点短文、随笔或杂文，针对一题一事作些剖析，将有大益。”“您教学工作较重，我希望您尽量挤时间来阅读一些当代文论，不读不行，一定要读一些。不充实自己，文章的质量就难以提高。俗语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您的文章从大处着眼的多，这诚然好，但不够，还要从细处落笔，理论文章要写得具体些。有具体性、生动性，才有可读性。今后再谈原理时，最好多结合具体作品，多作一些具体的艺术分析。原理是旧的，但角度要新。这样就可以做到有新意了。”那时候，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一位同我关系较好的同事看到程先生寄给我的信，故意做出吃惊的样子，大声说道：“啊呀妈呀！程代熙先生的亲笔信，吓死人啦！”朋友话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也不乏真实的感受。的确，程先生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亲笔写信指导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理论新兵（我当时还只是个讲师），能不令人感动吗？程先生之所以如此，当然远不只是对我个人学业的关心、扶持，从中也不难体察到先生努力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苦用心。

　　三

　　1999年5月15日，我突然收到“程代熙同志治丧办公室”的来信，心头一紧，拆开看时，才知程先生“因患癌症，术后意外，抢救无效，于1999年5月12日中午12时15分逝世，享年72岁”。我草拟了唁电，到邮局发出。此后不久，我收到北京寄来的《程代熙文集》（10卷），第一卷扉页上有“程代熙，九九、五、十二”的字样，“程代熙”三字是先生生前的签名手迹放大、制成印章后加盖上去的。我看着“签名印章”那熟悉的笔迹和书中先生的一些照片，不禁回想起过去同程先生接触的一些往事。

　　1986 年9月16日至19日，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甘肃敦煌召开，我前去参会，有幸见到仰慕已久的程代熙先生。先生看上去60岁上下，中等个头，身体微胖，衣着整洁，风度儒雅。他的谈话中流露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度自信和努力做好文艺理论与批评工作的坚强决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图1 程代熙先生亲笔信

　　1987年冬季，我受所在单位派遣去往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讲课，返回途中经过北京时，特意下车去看望住在西坝河东里原文化部宿舍楼的程代熙先生。先生家兼作客厅的书房不算宽敞，但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陈设虽很普通，但摆放得井然有序。走廊墙上贴着几联未装裱的条幅，皆为先生手书，其内容则全是抄录古代志士仁人的言志诗。记得其中有郑板桥的《题竹石画》：“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想必程先生是借它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寄托吧。在我看来，它也正是程先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心系人民大众，虽历经磨难却不忘初心的真实写照。

　　我最后一次见到程代熙先生，是1998年秋季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年会上。当时，程先生已做了肺癌切除手术，身体大不如前，说话气喘，但他仍然坚持在大会上发言，饭桌上还在同武汉大学的何国瑞教授讨论“艺术生产原理”。此后的半年多中，我给程先生打过几次电话，每当我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先生总是淡淡地说一句：“马马虎虎吧”。但当涉及到学术问题和文坛动态时，先生依旧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担心累着先生，只想讲点令他高兴的事便打住，可先生却常显得“意犹未尽”。

　　程代熙先生离世后，我从报刊上读到介绍先生生平的资料。原来，程先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亲友资助勉强读完初中后即辍学去当学徒，靠自学和上夜校较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大量中外文学知识。他20岁时即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声援全国学生反饥饿运动的诗歌，以及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作《船长》。1952年，程先生被他当时所在的国际新闻局选送去往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深造。经过四年学习，他不但熟练地掌握了俄语，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德语，而且还学习了俄国文学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956年，程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责任编辑。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和一卷本的《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及《鲁迅论文学》《瞿秋白论文学》《拉法格论文学》等，都是经先生之手送去发排的。在此期间，程先生还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特别是他们有关美学、文艺学的著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

　　1997年5月中旬，程代熙先生被确诊患肺癌，他躺在病床上思忖着，想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做完开胸手术回家后不久，即动笔写入党申请书，由于伤口疼痛难忍，身体又极度虚弱，他不得不写写停停，一封不足3000字的入党申请书，前后共用了45天才完成。先生最后写道：“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处于低潮时期，世界上那些视社会主义制度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大国及其他一些敌对的政治势力，还会在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制造种种困难，散布告别革命、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的种种谰言，但我深信中国共产党——这个经历历史考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一定能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我向党组织呈上我的入党申请书。请支部给予严格审查。”1997年底，程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经历历史考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中的一名战士。

　　2017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前往位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去祭拜安葬在那里的程先生。沿着陵园中的花丛小径来到先生墓前，只见墓碑正面镌刻着“程代熙同志之墓”七个大字，落款为“邓力群敬书”。墓碑的背面，镌刻着程代熙墓志：“这里长眠着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战士——程代熙同志。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成就卓然。虽然他党龄不长，但一生都为译介、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勤奋耕耘，并培育了许多后学。他的可贵之处尤其在于，处于运动低潮时毫不消沉，当忏悔和反水成为时髦时仍然坚持初衷，巍然挺立。仅这一点就足够赢得人们恒久的尊敬。”我默诵贺敬之先生题写的“程代熙墓志”，胸中又一次升腾起对程先生深深的景仰之情。我用毛巾将墓碑轻轻地擦拭了一遍，又默默地将一篮鲜花摆放在墓碑前，然后朝着暮色苍茫中巍然挺立的“程代熙同志之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