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美学”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大力倡导并形成一定影响的本土电影理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集成性特征。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启发，在借鉴西方“共同体”理论和“共情”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华美学中的“和合”思想、“兴观群怨”说、“共鸣”说等优秀传统，强调“尚同”“存异”“崇和”“共美”等核心要义。它建基于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丰富实践，又可作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理论依凭和实践智慧。无论是在创作生产维度还是电影叙事维度，“拼盘电影”都与“共同体美学”相关。“拼盘电影”以高效协作的共同体式生产实践，巧妙融合类型化创作和共同体建构，努力形成电影与观众共鸣、共情的交流对话空间。这些特征正体现了“共同体美学”的精髓。显然，“拼盘电影”的美学特征可以运用“共同体美学”进行分析和总结。“国庆三部曲”是我国近年来涌现的“拼盘电影”的典范，以这三部电影作为案例爬梳和总结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一、共同体美学与拼盘电影
（一）共同体美学
“共同体（Community）”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许多学者都提出过针对“共同体”的独到观点。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安德森（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美学共同体”、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与社会对等的共同体”等理论都有较大影响。电影诞生不久，大众就开始讨论“电影与共同体”这一话题。在中西影史中，“电影与共同体”的探讨一般聚焦于两大领域：一是传统的“电影的社会影响”，二是“电影影像中的共同体叙事”，两者其实都与“共同体美学”相关。前者强调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外溢性影响，后者强调“共同体美学”的内部表现。（二）拼盘电影
“拼盘电影”是一个带有比喻修辞的概念，意指一部电影由多部短片拼盘而成，又称“拼盘式电影”“集锦式电影”，是一种在形式上体现为“同主题短片合集”特征的电影亚类型。它既可以由多位导演分别执导的短片来构成，也可以由同一位导演执导的多部短片来构成。“拼盘电影”一语在西方学界有多种对应名称，主要有选集电影（Anthology Film）、综合电影（Omnibus Film）、复合式电影（Portmanteau Film）、打包式电影（Package Film）、多片段电影（Episode Film）、短剧电影（Sketch Film）等。这些不同的英文名称其实包含了“拼盘电影”综合、汇编、组合、复合、合集等形式美学特征。我国主流拼盘电影滥觞于1935年明星影片公司推出的《民族魂》，该片由郑正秋、张石川、沈西苓、李萍倩、徐欣夫、吴村等联合执导，展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1937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联华交响曲》是民国时期主流拼盘电影的优秀代表，该片包含的八部短片都直接或间接关涉抗日题材，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进步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拼盘电影的创作并不显著。直到21世纪后，拼盘电影创作才逐渐兴 盛 起 来。《20、30、40》（张 艾 嘉，2004）、《恋爱地图》（下山天/易智言/张一白，2005）、《全城热恋》（夏永康/陈国辉，2010）、《万有引力》（赵天宇，2011）、《北京爱情故事》（陈思诚，2014）、《咱们结婚吧》（刘江，2015）、《恋爱中的城市》（文牧野/董润年/韩轶/傅天余/冀佳彤，2015）、《奔爱》（张一白/管虎/张猛/滕华涛/高群书，2016）、《宠爱》（杨子，2019）等爱情题材拼盘电影蔚为大观。而《有一天》（杜波/易小星/李睿珺/王大庆等，2014）、《时间去哪儿了》（贾樟柯等，2017）、《无问西东》（李芳芳，2018）、《金刚川》（管虎/郭帆/路阳，2020）等主旋律拼盘电影也成为独特风景，后两部还赢得票房、口碑双丰收。2019年，博纳影业联合阿里影业推出《我和我的祖国》，以“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为制作方针，依托国庆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节日氛围，再次让主流拼盘电影收获了票房与口碑。随后的2020年、2021年相继推出《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影片，继续收获不俗成绩。这三部电影形成“国庆三部曲”系列，开启了国产拼盘电影的新主流时代。“国庆三部曲”系列拼盘电影是记录中国历史大事件的特殊载体，它以特殊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为背景，讲述小我与家国之间的故事，极具共情度和话题性。献礼性质和商业元素完美融合，再加上明星演员和知名导演的加持，“国庆三部曲”在具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制造了一种仪式化效果，形成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风景。
（三）“共同体美学”可以视作拼盘电影美学的一种概括
二、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类型书写
（一）协同式的群体创作
以“国庆三部曲”为例，这种“合力”机制各有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制片人、监制和导演的安排和分工上。《我和我的祖国》是“多制片人+总导演+多导演”形式，有黄建新、于冬等近十位制片人，黄建新为总制片人，陈凯歌为总导演，他和张一白、徐峥、管虎、宁浩、文牧野和薛晓路分别导演其中一部短片。《我和我的家乡》则是“多制片人+总监制+总导演+多导演+总策划”形式，有五位制片人，由张苗担任总制片人，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事。《我和我的父辈》则采取“单制片人+总监制+多导演”形式，没有设置总导演和总策划，主要由总制片人傅若清和总监制黄建新负责统筹管理和策划，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跨界导演分别执导其中一部短片。（二）分段式的结构创作
（三）命题式的任务创作
纵观拼盘电影的发展历史，许多影片其实都是一种命题式的任务创作。命题者可能是节展或赛事策划主办方，可能是文化传播企业，也可能是政府管理部门。它们都服从于某种纪念、宣传、致敬或者仪式化的任务。
图1 “国庆三部曲”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庆三部曲”就是在“命题作文”的基础上形成的系列式任务创作，以“主旋律+拼盘电影”为基本创作格局，分别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先辈的奉献精神和探索精神。从共同体美学的角度来看，电影创作者尤其需要建构作者、文本与观众之间持续交流对话的空间，需要充分了解观众的审美诉求与心理需要。“国庆三部曲”的“命题创作”所涉及的命题看似是一种先行的政治任务或主流意志，实际上就是观众审美诉求与心理需要的“最大公约数”。电影创作者围绕着这些体现观众需求的限定主题展开叙事，看似是“献礼”或“宣教”，实际上是在尊重中国观众共同的家国情怀和忠孝精神。尽管“命题作文”的创作通常会被认为是政治话语的传声筒、“宏大叙事”的载体，但是“国庆三部曲”的叙事有别于传统主旋律影片的“高大上叙事”，普遍采用的是“小人物叙事”“小切口叙事”“接地气叙事”，呈现出“新主流叙事”的特点，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建构起了共同体美学。
（四）多类型元素融合创作
当下电影市场的受众群体以青年群体为主，他们对于电影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欣赏眼光也越发挑剔，这对电影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胃口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电影创作者需要站在观众立场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作，需要在不断研究观众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也正是共同体美学所倡导的一种观众美学。为了适应观众不断升级变化的审美需求，拼盘电影往往注重运用多类型元素进行融合创作。“国庆三部曲”系列拼盘电影鲜明体现了共同体美学倡导的观众美学智慧，尤其表现在类型元素的多样化创新和融合上。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前夜》将宏大主题融进小人物叙事，《相遇》将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历史切片式叙事，《夺冠》将经典主题融入儿童视角，《回归》则抓住宏大场面进行散点式表现，《北京，你好》将小人物叙事和喜剧风格进行了有机融合，《白昼流星》则使用了悬念手法混合浪漫主义技巧，《护航》则着力融合小人物叙事和奇观化技巧。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北京好人》杂糅现实主义表达和喜剧风格，《天上掉下个UFO》融合喜剧、悬疑和科幻类型元素，《最后一课》则借鉴了经典治愈系故事的诸多叙事技巧，《回乡之路》将喜剧、反转、公路片元素进行融合，《神笔马亮》则将喜剧元素的夸张效果进行了有效运用。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乘风》在战争叙事中融入了马术奇观，《诗》则凸显了宏大主题的女性主义、儿童双视角，《鸭先知》融合了喜剧技巧、小品风格和小人物叙事，《少年行》则将科幻、悬疑、喜剧类型元素进行了创新融合。“国庆三部曲”的每一部短片几乎都融合了多元化的类型元素，进行了叙事技巧的创新探索，从诸多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宏大命题的微观化、切片式展示，在交流对话空间中满足了观众共性与个性双维度的观影需求和审美期待。
三、拼盘电影的共同体叙事模式
拼盘电影不仅在文本外部及整体层面鲜明体现了共同体美学，也在文本内部和局部层面有力凸显着共同体美学。纵观历史上的拼盘电影，其故事一般都与共同体叙事相关，或正面建构与讴歌，或反向解构与反思。其共同体叙事模式可能涉及国族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等不同维度，或者在一部影片中涉及多种维度。“国庆三部曲”系列拼盘电影在契合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分别突出了三种共同体叙事模式：国族共同体叙事、地缘共同体叙事和血缘共同体叙事。这三种共同体叙事模式又统一于情感共同体叙事模式，既在影像叙事中建立起角色与“国家”“家乡”“父辈”的情感共同体，又在影像接受中建立起电影与观众的情感共同体。（一）国族共同体：历史再现与共同记忆
（二）地缘共同体：地域空间与乡土情结
显性的地域空间和隐性的乡土情结共同建构了拼盘电影中的地缘共同体。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几部短片均充满地方色彩，分别展示了不同的地域景观。每个地方场景中演绎的故事都充满现实主义质感，场景与故事共同作用于观众内心深处，唤醒了乡土情结，激发了情感共鸣。《北京好人》里的家乡既有城市北京，也有外乡人的乡村老家，城市与乡村两个地缘共同体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形塑了故事的矛盾冲突及剧情发展，对城与乡都有深刻体验的多数观众能够在这样的故事中寻找到强烈共鸣。《天上掉下个UFO》里的家乡是贵州黔南的阿福村，阿福村这一地缘共同体受到了外来科技和网红经济的深刻影响，出现了农民发明家黄大宝这样的能人，发生了极具科幻悬疑感的故事。在短片中，传统的安静乡村变成了科技感十足的新农村，成为现代性故事演绎的场所。这样的故事来源于中国现实乡村的惊天巨变，同样能够激起观众对家乡的共情。《最后一课》则聚焦望溪村，通过对1992年该村小学一堂课的复原，讲述了一个充满乡土温情的故事，展现了独特的乡村教育景观。充满年代感的课堂正是特定时代地域共同体的突出表征，让观众和片中角色一起回望故乡的那些田埂、学校还有老师。《回乡之路》涉及的是毛乌素沙漠旁边的乡村，既展现了村民防沙治沙、建设美丽乡村的伟大事业，也突出了城里人回馈家乡的善举。这两种故事都源于地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故事中充溢的情与理都能与中国观众的现实体验相契合。《神笔马亮》则聚焦东北的百花村，讲述了一个充满喜剧感的乡村振兴故事，着力刻画了为建设美丽乡村而无私奉献的乡村干部。这样的乡村干部，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和建设者，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角色。观众能透过人的故事体会到乡村振兴的奋斗历程和美好愿景。五个故事涉及的地域空间涉及中国东西南北中的不同方位，五处“家乡”又统一于“中国”这一更宏大的家乡之下，五个地缘共同体最终拼盘成国族共同体。（三）血缘共同体：亲缘关系与代际传承
电影中的血缘关系、家庭状况、伦理意识、道德观念、成员交往等因素建构了叙事层面的“血缘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亲缘关系为辅助，以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爱护、扶持、信任、帮助的态度和行动作为运行常态，以子孙繁衍教育、家风代际传承、家庭富裕幸福、家族兴旺发达等任务为共同目标。这些特征在电影中的生动呈现或表现，能够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家庭情感或者道德共鸣。《我和我的父辈》在叙事层面强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家庭本位观，以血缘关系作为切入重点，以父亲与孩子的视角，突出了父辈的奉献精神，传递了“代际传承”的家庭伦理观念。相较于“祖国”和“家乡”，定位于更小共同体单位的家庭其实更容易让观众感同身受。家庭里的“父辈”更具有一种亲近性，观众观看“我”对“父辈”回望的故事时，更容易进入影片设定的“共同体”场域，更容易将情感升华至“家国同构”的高度。以《乘风》为例，该片段聚焦战争年代的父子之情，将血缘伦理关系置于革命战争的时代语境之下。父亲为了保卫祖国河山，守护家乡父老，不得不眼看着儿子牺牲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场。父亲牺牲个体利益守护群体利益，牺牲血缘共同体捍卫国族共同体，这既表现出战争年代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也是对传统中国英雄故事中“舍孝尽忠”“杀身成仁”等精神的继承。亲人伟大而惨烈的牺牲换来山河暂时无恙，血缘共同体的毁灭换来国族共同体的继续，观众必然基于血缘伦理的情感认同产生对片中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肃然起敬和共情共振。另外，观众可以鲜明感受到，《我和我的父辈》还突出了“代际传承”的家庭伦理观念。《乘风》中牺牲的战士“乘风”和新生儿“乘风”是一种生命的传承；《诗》中成年之后的妹妹成为航天员是一种职业的传承；《鸭先知》中赵晓冬受到父亲钻研精神的鼓舞成为城市摩天大楼的设计师，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少年行》中小小对未来科技的热爱则是一种兴趣的传承。所有这些传承都是基于血缘共同体的代际传承，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的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生生不息。（四）情感共同体：家国情怀与身份认同
“国庆三部曲”中的三部拼盘电影虽然各自侧重于国族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叙事，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在情感共同体场域中相互交流对话。观众在情感共同体的交互对话中感受同一份家国情怀，获得共同体内的身份存在感和认同感。三部影片将爱国情、家乡情、家庭亲情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小人物+大事件”建立起“我”与“祖国”“家乡”“父辈”之间的联系，将“小我”置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与国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大人物，而是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小人物，这些生动而立体的刻画和演绎，使影片充溢着真实质感和鲜活情感。观众的“小我”通过情感认同机制将自身代入主人公的角色身份，强化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家国同构”层面上的“大我”。四、结语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长足进步，以及中国主旋律献礼片的旺盛生产与消费需求，拼盘电影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一道耀目的风景线，这一电影亚类型是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的。本文认为，共同体美学既是拼盘电影的成功之道，亦是拼盘电影美学特征的一种独特概括。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既体现为侧重于文本外部形式的共同体类型书写，也体现为文本内部的共同体叙事模式。以“国庆三部曲”为例，文本外部形式的共同体类型书写主要体现为协同式的群体创作、分段式的结构创作、命题式的任务创作和多类型元素融合创作；文本内部的共同体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国族共同体叙事、地缘共同体叙事、血缘共同体叙事和情感共同体叙事。可以预见，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影形成深刻影响的当下与未来，在电影制作周期不断缩短的趋势下，在风险社会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注重速度和效率的拼盘电影可能会更多地出现于中国电影市场。要保证拼盘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应该继承和发扬拼盘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将共同体美学作为重要实践智慧。以共同体美学分析和归纳拼盘电影的美学，凸显的正是中国本土学者倡导的理论话语。唯有将本土电影理论和中国电影的生动实践紧密结合，“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步伐才会更加沉稳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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