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好哲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涵加以总结，这个总结对于我们反思和总结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也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括了作为其重要构成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内，而后者的历史推进也主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新文艺发展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过程。从理论研究和思想建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历史背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为起点的，对传统文艺在新文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定位经历了从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为主到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或曰“转化创新”为主的历史转型。本文拟就此历史演进作一个宏观的梳理与呈现，并就其中隐含和显示出来的相关理论问题加以分析与研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形式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结合并非一开始即有的自觉选择，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相背而行到主动遇合的转变。

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与古为今用

与“民族形式”论提出的同时和之后，毛泽东还在论证继承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时提出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方针，迄今为止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中国社会由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面临新的历史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新的调整改革与转型重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在文艺界然后在全社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艺领域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理论性事件：一是在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大规模引进和传播，对中国“五四”以来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艺传统形成严重冲击和挤压，由此引发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的反思，产生了“五四”造成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进而引发了文化寻根的思潮，产生了“寻根派”文学；二是面对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轮番强势冲击，文论界在对中国自身理论状况的反思中感受到深切的危机，于90年代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和“话语重建”问题，要求重返中国文化之源、重续中国文论传统。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在全社会层面，也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一是80年代末期由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所引起，在国家治理层面发生了对中华文化（实质上是中国现代社会制度）历史走向的思想交锋。1988年的一部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华文化反思录》甚至公开主张西方资本主义的蓝色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要求人们抛弃代表过往与落后的中华黄色文明，主动拥抱蓝色文明，这种错误论调当时在全社会引发剧烈的思想震荡和理论纷争。二是现代新儒学在经历了港台和海外的漂流之后回到大陆和母国，并赢得大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以至青睐，助推了80年代后期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此后还进一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传统儒学相会通以及如何会通问题的研讨。这些发生于文艺领域与全社会层面的事件都是与文化相关的，而且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对于传统文化的判定与取舍。正是在这种时代形势下，我们党在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也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道路，并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在讲到加强和改进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时，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概念，将其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些新的历史定位，为关涉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文艺创造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与现代转换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史的重新书写进入到空前活跃的局面，取得了诸多至今仍然具有影响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大国崛起进程中民族自信心的与日增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日渐成为全社会的追求和共识，而国内“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和海外孔子学院项目的大力推进则进一步将传统文化由历史的纵深推向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考量与国际文化传播的显要位置。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文化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并就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出了全面工作部署。从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日益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这一战略规划中的位置日益重要，这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确立了政策机制上的保证。

道阻且长的历史追求与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产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始，迄今已历百载。回望来路，可谓道阻且长，其间有成绩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有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有理论和实践失误，有许多值得加以认真反思和总结的内容。这里，仅就其中主要问题作几点简要的论述。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在与中国新文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另外一条重要路径，有其直接的文艺理论意义。但是，其意义远不止于这一方面。事实上，这一结合更关系到“国之大者”的问题，即中国新文化新文艺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我们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关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理论论述以及相关政策、方针、原则、方法的提出，都是与党所进行的伟大历史斗争、所要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紧密关联的。概而言之，“民族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形势紧密相关；“批判继承”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与建立紧密相关；而“转化创新”论则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文化自信的建立、与党和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规划紧密相关。这其中，每一论的提出都有经有权，是文化发展和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因而每一论的具体理论内容都汇聚并共同构建着中国文艺、文化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趋向与时代需求，由此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的丰富深广的历史蕴涵与伟大历史意义。

　　其次，应该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历史进程中的思想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和广大文艺理论研究者在文化遗产问题上取得的前述各种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理论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构成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书写不能缺少了这方面的理论内容。而在进行这种历史书写时，不仅应该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分析和阐明不同时期相关思想成果的理论创新之处，还应该充分注意到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论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论在文化和文艺发展通变关系上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以往的“批判继承”论中，传统文化和文艺与现代新文化新文艺实际上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传统文化和文艺本身被当作异于新文化新文艺、需要加以批判审查的对象而存在，其价值只是在于对新文化新文艺创造者和接收者来说是可资利用和借鉴的资料。这种状况有时会导致人们以轻视、俯视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和文艺，以致于有旧文艺有没有前途、会不会走向消亡等疑问的产生，甚至走向“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只有批判没有继承的局面。而在“转化创新”论中，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文化根脉，是为文化自信提供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动力的东西，是需要保护、传承并可以在转化创新中激活其生命活力并使之生长的东西，新文化新文艺的创造并不构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是与传统的对接，是对传统的延伸，由此导致人们看待传统文化的眼光和态度由轻视、俯视转而变为重视、仰视，这使得传统文化在今天所受到的重视达到空前的程度。其二，在新旧文化和文艺的通变关系上，“批判继承”论更注重推陈出新，注重以新代旧，也就是更讲新变；“转化创新”论则更注重古今贯通或曰久通，强调在继承基础上使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将“通”与“变”有机统一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转化创新”论的理论蕴涵与刘勰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内在相通的。

　　再次，需要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历史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择要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坚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观念和不良创作倾向进行斗争，这是百年来中国文艺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优秀传统文艺遗产能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的思想引领。其二，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方针。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一直是我们党奉行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方向，在对待传统文艺遗产上，我们党也始终坚持了让古人为今人服务、为中国新文艺发展服务的理念。从毛泽东将继承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到新时代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基本目的和追求是一致的。其三，坚持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基本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的不同历史阶段上，我们党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作出自己的理论回应，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以理论创新指导具体文化和文艺实践。这正是在以往的文化遗产整理工作中能够取得许多成就、在当今能够展开全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大好局面的一个重要思想保证。

　　当然，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有经验，也有过诸多教训，如前述五四运动之后一段时期内进步文艺界对文艺遗产的轻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破“四旧”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些历史教训正从反面说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不能正确处理新旧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与传统文艺相结合的文化实践就会走上弯路或错路。当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尚走在路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也没有结束，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如何在这一结合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好，依然需要付出艰辛的实践努力，需要进行思想理论的探索与创新。而在这一努力与探索创新的路上，还需要不断反思历史、总结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这将为新的实践努力提供滋养和动力，同时也为新的探索创新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