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中国诗教传统与文化特质_中国文艺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 董宇宇

一、“道弘人”与“人弘道”：文明比较中的诗教及其历史

中国诗教传统的形成与意义，需要在比较诗学中直观地呈现出来。古代中国、希腊、印度的诗学体系是东西方诗学的三大源头，西方诗学占据了现代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然而从古至今的诗教传统可谓中华特色。究其原因，可以从中华文明具有“人能弘道”的特质，而其他文明更多是“道弘人”的理路进行分析。

　　西方“两希传统”的另一半即希伯来一神教。进入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成为神学基础，其实质是把“理式”偷换为“上帝”，追求更绝对的外在超越。普洛丁、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认为，世俗是不真实的，世俗文艺只是社会生活的虚构性模仿，用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哀怜癖；只有宗教才能通向永恒，模仿这一永恒才是美善的，但仍然只是模仿。

　　综上，无论是追求超验的“理式”或“梵”，抑或以绝对的“神”为依据，都可以归为“道弘人”。西方和南亚由于不具备古今一贯的文明形态，难以在更长、更广的视域下建构共同体，也难以产生由上层推动、全社会共享的诗教传统。尤其是基于“社会存在”的分殊状态造成的二分思维，宗教或形而上学对价值观的“设定”破坏了生命情感的本色，诗教也就失去了独立的意义。

　　这样的历史实践，建构起周全的发展的文明，孕育出“人能弘道”的文化特质：一者，无论是天道的“人为天地心”、“家国天下”秩序的以人为本，还是个体价值的“为仁”“知天”，都是一种天人、物我关系和谐“共在”的主体性，不依赖外在超越，不走向二元分殊，内心也达到情理融合的状态与境界；二者，相比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明结构，其价值观源于基本的人性与实践，内生着永恒、普适的能量。由此孕育的诗教，即诗之情与教之道相生，既不放任自由与多元、迷失方向，也不设定先验与绝对、强硬灌输，而是在“天人”共同体中，共同以生命情感来自觉提升、获得归宿。

二、儒家“人能弘道”思想与诗教机制

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等论断，彰显了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建构方式，也奠定了诗教的原理与品格。

　　生命自觉是无限的，它一方面与有限的现实条件产生根本冲突，加之不认可“外在超越”，暴露了生命有限、价值无解的困境，这是中国文化呈现的悲剧意识；另一方面提供了“弘道”的永恒动力和指向，人靠自己对生命负责、超越有限性，彻底的悲剧意识反而激发了追求的意志和自由，人不依赖外在和现实进行“弘道”。“弘道”的方式就是，基于生命自觉和历史实践，建立起人类共同“生生”这一根本原则，进而把“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建构为宇宙图式。

　　由此人与天道自然同在，个人与共同体的生存与价值安顿于天地家园，外在超越处于非必要地位；解答了人为何及如何“活着”的根本问题，生存悲剧性尽管永远存在，却转化为不断弘道的方式。人在天人、物我、情理的圆融状态中体认归宿感、永恒感，具体得失以至生死付与“天”“命”而无待，在审美超越的境界中现象即本体、过程即意义。承认现实、深情追求、知行合一、审美超越等过程，使心灵生成开放而稳定的“结构”，这种悲剧精神是较为合理和积极的。

　　始于生命自觉、自证天人之道、归至心灵境界，这种开放性源于人性与实践的“人能弘道”，更能保证人类和个人的生存发展，也是“道弘人”文化中被遮蔽的辩证逻辑。“人能弘道”又决定了“人文化成”观念及其实践，诗教正是其中经典的方式。至于新儒家所谓“心性之学”“内在超越”，如果不根除“道弘人”的可能，则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主流。

　　孔子论《诗经》，涉及“言”（《论语·季氏》）、“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达政”“使于四方能专对”（《论语·子路》）及“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等角度，历代儒家对此不断发挥。从中可见，相比诉诸理性、秩序、实践的教化方式，诗教是以精神价值层面的“兴于诗”为基础，涵容了修身、治国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实践职能。

　　一是情感审美及语言艺术教育。在审美中培养情感、感知是比价值导向更重要的内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等观点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强调“美与善同意”（《说文解字》），情感审美孕育着合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建构方式。而以诗教为发端，修身之余进行语言表达、文艺创作，则是以诗“言志”。《诗集传序》所说的“章句”“训诂”“讽咏”“涵濡”则指诗的语言文学教育功能，“涵泳”即体认诗歌内容及形式而获得立体性的启悟。

　　四是社会礼俗教育及国家治理。诗歌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能直接用于明道、说理、劝化、讽谏，诗教也就承载了社会历史实践中相关道理、知识、规则、技能等方面的教化职能，其内核是生成天人、物我相和谐的秩序及形式。这突出体现为诗为礼俗、政教所用，诗、礼、乐一体。统治者还通过诗歌“观风俗、知得失”进而自教、教人，提升政教，由于“美刺”是“观”的重要方面，故而要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正义》）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