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震

一、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多元建构的思想根基与框架结构

随着时代和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当代文艺所聚合的人类经验愈来愈复杂。任何一种建立在单一思想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观，都已无法引领日益多元发展的文艺现实。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依循多元建构逻辑。因此，如何建构一个既具有主导性又具有开放性，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可以兼容多元价值需求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便成了一个难题，虽经几代批评家努力实践，但始终在中西传统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与实践层面上的相互割裂，难以形成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价值体系。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这一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民的”和“艺术的”观点。“人民的”既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宗旨，又凸显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而与“历史的”观点相统一。而“艺术的”则是美学的观点的具体化。由于“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所以“美学的”观点所涵盖的不仅仅是艺术。加上“艺术的”观点既将“美学的”观点具体到了文艺批评标准中，又延续了毛泽东提出的“艺术标准”。至此，作为文艺批评的思想价值导向和艺术价值标准就更加明确、更加全面，更能体现新时代的价值观了。

　　三大板块是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思想文化根基，既体现了鲜明的思想导向和中国特色，又囊括了多元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了一个兼具主导性与开放性的建构框架。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是中国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到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项事业的重要指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灵魂。其次，儒释道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汇聚了长达三千多年丰富灿烂的思想文化，留下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不仅为当代文艺批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而且也是当代文艺的精神源头和熔铸当代文艺批评价值观的主要依据，更是中国语境和中国特色的主要构成因素。再次，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尽管是源自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学术传统、话语方式、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迥异，但也代表了西方现代文艺各个发展阶段的思想成果和批评方法。按照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的新时代主流文明观，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完全可以作为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交流互鉴的价值参照。同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很多流派和学说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的，因而被称为“西马”或“新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批评家都是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的；后现代批评的代表人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也是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因此，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有承继关系和相通之处。

　　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还是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都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本来就是儒释道三种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聚合。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更是西方各国各种哲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因此三大板块的融合，本身就是多种文艺思想的汇流，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框架本来就是按照多元建构逻辑组合的结果。多元建构逻辑并不意味着各种文艺思想及价值观不分彼此、不加取舍，而是根据三大板块不同的职能，将不同思想文化源头的文艺价值观结构在同一个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内，从而形成适合中国语境、中国国情和中国当代文艺现实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框架结构。

　　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文艺理论是指导思想、是灵魂，在这一框架结构中是作为选择和判断中西文艺批评理论的价值依据，具有导向职能。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文艺思想和批评价值观，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借鉴或扬弃。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直接的思想源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参照和借鉴。历史上洋务派对待西学东渐的“中体西用”原则，仍然适用于当代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逻辑。立足于中国语境、中国国情、中国文艺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需求的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当然要以中国本土的文艺批评传统为根本和主体，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置于参照、辅助和应用层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在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语境中发展变化着。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存在着当代化，存在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存在着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核心问题。

　　按照上述思路，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便是一个立足中国语境、中国国情、中国文艺现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需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当代化形态为主体，以中国化的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的文艺批评价值结构。而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建构中，需要在思想认识上和批评实践中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相结合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文化基础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且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的路线，最终战胜了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路线，引领中国社会走上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发展的层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然而从思想文化渊源上，马克思主义来自与中国文化源流相距甚远的欧洲。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深层次应该在于文化，只有文化层面的认同与融合才是最根本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思想文化基础。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在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已表现出诸多可以互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儒、道思想的互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坚持唯物主义哲学，将西方思想文化整体上从宗教神学层面拉回到了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社会批判层面，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理想。而以儒、道两种本土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坚持人本主义的无神论哲学。

（二）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同一的思想核心

对社会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研究可以分为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类型、道路的研究，并提出社会的五大发展阶段学说。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

　　儒家思想虽未建构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完善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批判的理论体系，但其以中国农耕社会及其宗族伦理为基础，建构起了以家、国为蓝图的社会结构学说，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图景，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尽管这种基于古代农耕社会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无法相提并论，但二者所包含的对社会理想和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却有相通之处。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儒家“仁学”的契合

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人学，而儒家的人学则被道德理想化为“仁学”。在儒家看来，人的最高价值标准是“仁”，而“仁者爱人”（孟子）。从“仁”的字源意义也可以看出，仁，即二人，也即人与人之间的爱，因而“仁学”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学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儒家思想按人伦关系将人分为不同“等级”，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马克思主义则按占有社会财富多少将人分为不同“阶级”。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立足于建构并维护其理想中的等级制（礼），而马克思主义则立足于铲除阶级差别。但二者在人的最终目标和归属上却又趋于一致。马克思主义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儒家思想除了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中对人能够各得其所的期望外，也对“人的全面发展”设定了系统的路径和目标，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再如“内圣外王”等等，最终要成为的是心怀天下的圣人和君子，并且提出了人作为人的最高道德理想——“仁”。儒家思想中这些古老而朴素的关于人的学说，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社会文化基础、理论逻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其最终目标都是围绕人的价值实现而展开的。

　　可以说，诞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儒家思想虽属于两个不同时空中的思想文化流脉，但其在唯物主义、辩证思想、社会理论，以及将人的精神价值实现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内容等方面，表现出某些相通之处。正是由于这样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化的可能，才能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也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契合点

当中国现代文艺刚刚起步，并开始与自己的古典传统告别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便进入了中国。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艺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价值遵循。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80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已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主流文艺的价值指针。

　　中国现代文艺尽管已走出了封闭的民族文艺的历史阶段，并受到域外文艺的深度影响，但现代中国人的文艺价值观毕竟是从有着三千多年文艺史的中国文艺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价值指针，根本上还是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有着诸多契合点。认真反思和深入发掘这些契合点，对建构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文以载道”观

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文以载道观，尽管来自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且意识形态与道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对文艺的功能定位还是价值评判，二者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与道的内涵，但文艺对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教化、引领作用却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土传统的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中，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以载道观成为可融通的思想资源。

（二）反映论与“兴观群怨”说

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世情”“时序”，都是来自不同时空的文艺思想对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都是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完全可以统一于对文艺评价的“历史的”“人民的”观点之中，因为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世情”“时序”的创造者。因而，这些思想中自然包含着“历史的”“人民的”文艺批评价值观。

（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言有三表”说、“为时”“为事”论

虽然产生于中国农耕时代的“言有三表”说和“为时”“为事”论，无法与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同日而语，但二者在“历史的”“人民的”精神上却是相通的。由此孕育出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是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其既是判断“美学的”和“艺术的”价值标准，也是判断“历史的”和“人民的”价值导向。

　　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更需要批评家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艺理论的深度结合，也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去实践的过程。本文仅就其中几个核心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文艺批评界的同仁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