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中体现着丰厚的审美意识的积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一开始所持的是与传统决裂的态度，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吸收、改造和发展。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文化实践，经历了一个工作重心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移，这一转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共产党审美意识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通过对传统的继承和阐释，为建立现代中国美学，引领中华文明从古代走向现代，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使中华美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丰富遗产
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丰富的遗产。许多学者都对传统美学做过大量的研究。大体上说，传统美学有着两条主线、四个阶段。传统美学的两条主线，即主张积极进取的儒家线索与主张消极避世的道家和佛学的线索。这两条线索是从汉到唐，经过漫长的发展，相互争论和整合而成的，到了宋代，形成了文人士大夫的外儒内道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呈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出现了多种美学观念，并非仅限于这两种。例如，《尚书·舜典》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句子，这说明“诗”与“乐”的关系是由“诗”到“乐”，语词和意义在先；说明“诗”要言“志”，即意图、意愿和意义，“诗”要表现这种“志”；这也说明“诗”和“乐”之间，各种乐音之间，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再如，《左传》中记载，晏婴论述了“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晏婴举菜肴为例，说明不同的食材和佐料配合在一起，经过烹调，能成为佳肴，达到“和”的效果，而只具有同样的食材和同样的佐料，却不能构成美味佳肴。这一思想论证了通过不同质的物之间的结合而构成和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美学理论，与古希腊源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关于同质的物由于数的关系而形成的和谐，如同样的弦由于长度不同发出高低不同的音，有着明显的区别。再如，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主张礼乐相成，最好的音乐要“尽善尽美”（《论语·八佾》），主张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其他如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要养“浩然之气”，对诗的阐释不仅要“以意逆志”，而且还要“知人论世”。荀子提出“全饰”为美，认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并且“不美不饰”就“不足以一民”，强调美的政治教化功能。其他孔门的诗论，还有《礼记》中所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与此相反，老子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以及“大音希声”，对艺术持否定的态度。《庄子》中认为五色、五声皆“生之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厉与西施，道通为一”，以及要辨“言”与“意”，“得意而忘言”。
在《周易》中，有“生成”和“变化”这样一种反对静止地观看和理解事物，将世界看成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美学研究者所接受和发展，形成“生生”的美学观。《周易》中还有取“象”和取“类”的概念，影响深远，被后人总结为“象思维”。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许多上古的音乐史料，其中也含有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在《礼记·乐记》中，有用“以类相动”的思维方式阐释“乐”“心”“音”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治世”与“衰世”会激发不同的人心，产生不同的音乐；反过来，用治世之乐，就可以改变人心，移风易俗。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到了汉代就开始进行整合，逐渐转化为黄老之学和儒学之争。在汉初，黄老之学占据上风，但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以儒家为主体吸纳各家因素的态势就开始形成。儒家所主张的“和谐之美”“温润之美”“生生之美”，与阴阳五行学术中的“天人感应”观点，逐渐结合在一道，成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结合多家学派思想的体系。
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复兴，周易、道家和佛教思想号称“三玄”。当时的政治动乱与思想的活跃同时发生，再次出现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为后来的思想进一步转化和整合奠定了基础。唐朝初年，佛老思想盛行，但到了中唐以后，儒学复兴。此后就是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通过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儒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在艺术和审美中，特别是在文人士大夫的诗词绘画创作中，道家和佛学的思想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儒家和道家之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的学科分支内的情况各不相同。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政治和教育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儒家，而审美和艺术领域中道家和佛家的这些主张退隐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当中国人讲儒道互补时，他们主要是在说“外儒内道”，也就是说，在处理政治事务时要遵循儒家之道，而在艺术和赏玩的领域，则道家更契合内心的需求。儒家思想占据着公共领域，而道家和佛学思想占据着私人领域。道家所喜爱的退隐、养生、玄思等思想因素，以及与此相应的“韵味”“空灵”“清雅”等概念，为他们所津津乐道。
当我们论述中华美学精神时，既要看到其丰富的内容，也要进行历史的还原，看到其成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国美学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时期，各家各派竞相争论，激活了思想的创造力。这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人的独特贡献。汉唐时期，儒道相争，轮流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佛教东传，佛学思想开始影响文人士大夫。宋明时期，是以儒为主，以道、佛作补充。宋明理学的出现，促使儒家思想一度兴盛，形成思想上的系统创造。科举制度对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强化。清代前期更重综合和考证，而后期则开始与西方思想碰撞。晚清和近现代时期，外来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碰撞，激发了新的创造活力。
二、中国共产党审美意识在论辩中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审美意识还没有得到明确表述，一度还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认识上，尤其是以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文章中所表露出的审美倾向为代表，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特点。
1921年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布成立；6月8日，“创造社”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这是两个最早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文学团体。这两个团体的文学主张不同，相互之间也有一些争论，但都具有倡导新文学、用白话文写作、反传统的色彩。后来，这两个团体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此后通过“文学革命”运动、“革命文学”逐渐形成，而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入，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关于文艺与革命、文艺与阶级等讨论有关。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介绍、翻译和初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当时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美学著作。
1927年，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一方面，“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到边远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在发展。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努力工作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在国内革命低潮之时，国际上迎来了一个革命的高潮时期。苏联经过革命和内战，终于实现了安定。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而另一方面，192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并随之而来进入到大萧条之中。经济危机迫使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寻找出路。这些出路，包括美国罗斯福的“新政”，也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走向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在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左翼力量也在兴起。这些左翼力量在文学艺术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政界的头面人物向右转，另一方面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却普遍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这对中国左翼文化力量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从1927年到1936年，在历史上可被称为“左翼十年”，主要以上海为中心。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在他的周围迅速团结起一批青年作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实现了左翼作家的联合。“左翼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审美意识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领域有茅盾、巴金、丁玲、萧军、萧红等一大批作家出现；电影领域有《狂流》《春蚕》《风云儿女》《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音乐领域出现了像聂耳、冼星海这样杰出的音乐家，写出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许多音乐佳作。这些文艺面向大众，宣传进步和救亡，反对消极颓废、无病呻吟。
这一时期，左翼美学努力以“他律”来突破“自律”，以“介入”来突破“静观”。中国传统的美学并无“自律”和“他律”之分。传统美学中，有强调艺术的政治、伦理功能的一面，如孔子的“诗无邪”，诗有“兴观群怨”的功效，“乐治”和“乐教”，以及“文以载道”的思想；也有重视艺术本身特征的一面，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气韵”“风骨”“意象”“韵味”等。到了近代，由于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引入，艺术上的“自律”（autonomy，或译作“自主”“自立”）占据主导地位，美学上盛行“审美无功利”，不动情无欲望的“静观”。
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自律”和“静观”的美学思想，既是现代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合拍。例如，“审美无功利”契合了老庄的“退隐”的思想，“静观”与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精神相契合。西方美学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到了30年代时，已经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影响有日益增长的势头。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这种线索的美学持批判的立场。当时的一些左翼美学家和文艺家既批判西方美学，也批判由这种美学所激活的一部分中国美学的传统。在这种批判中，主张积极进取的、为社会生活服务的、具有社会、国家和民族功利性的文艺，得到了赞赏。
事实上，“五四”时期，文学艺术就致力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反对贵族的文艺，倡导白话的文学，都是力图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让更多的人接触文艺，获益于文艺。当时所用的词，是“国民”“庶民”和“平民”，建立国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就是要让较低层的普通民众接受文学，当时也开始有人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试图让文学的服务对象到达社会的底层。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队伍分成了两支：一支是先到达武汉，后到了重庆，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到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支是先在保安，后到延安，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1949年7月，这两支队伍在当时的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实现了“会师”。
这两支文艺队伍在美学上有一致的地方，即克服退隐，主张进取，文艺为社会服务，要唤起民众，为抗日救亡服务。但在对服务对象的认识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这方面的差别。一些从大城市来的作家，倾向进步，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为城市知识分子服务的。要将立足点改过来，为工农兵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也是审美观点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的审美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不同的方针。然而，从总体上讲，反对艺术“自律”和“为艺术而艺术”，反对文艺成为茶余饭后赏玩的小摆饰，则反对无病呻吟、孤芳自赏，是一个总的基调。在审美上，反对无功利的“静观”；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倾向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塑造典型，反映现实的生活和斗争。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工作重点也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在美学上，也开始了一个建设时期。此前在美学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结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魏晋人”的理想，加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以及“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倡导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时期发动的“美学大讨论”，意在使美学成为“百家争鸣”方针的试验田。这场“讨论”开始的标志，是朱光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1956年6月）。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认为自己原本接受的《庄子》《陶渊明集》《世说新语》这三本书的教育，又与康德、尼采、克罗齐的美学和消极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结合，构成了他的思想的“反动性”，应该彻底批判。“美学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批判美学上的唯心主义，但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辨识和批判，也成为重要的一翼。
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说：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的来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位名叫陈莲的学生，本意是认为，音乐学院也要有现代的、革命的内容，而不能只教莫扎特、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表示要立足当下，用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形式，放进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因而写下了这八个字。
三、对传统的辨识和继承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主要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因此，对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对传统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基于上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接受和吸纳，是从这样一些方面开始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是肯定传统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其中包括那些体现民生疾苦、阶级对立的作品，例如唐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卖炭翁》中的句子“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北宋诗人张俞创作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包括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词，如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中的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宋代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表现人民反抗压迫的文学，从《诗经·魏风·硕鼠》到农民起义领袖如黄巢的诗，再到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水浒传》等。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接受中，还有重要的一条，这就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民间文学，以口传形式存在，由民间集体创作。这些文学内容丰富，但在过去不受重视。文人士大夫认为，这些村野俚俗的词曲，不入大雅之堂。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就大量改编民歌，并加入革命的内容。这种对民歌的接受和改编是成功的。从《十送红军》到《东方红》，大量的革命歌曲都来自民歌。另外，如《刘三姐》《孟姜女》这样的民间故事也受到赞扬，被改编成影视剧。
1958年出现的“新民歌运动”，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助长浮夸之风，具体的内容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后来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但是，从美学史的角度看，这一运动推动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此外，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也促进了对大量古代的民间歌谣、变文、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点。
四、新时期以来对传统的再发展和新阐释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将党的工作的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一转变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上，对于文化建设也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从那时起，开始了对传统的全面的研究。态度也从以批判为主，在批判中辨别其中有价值的因素并加以吸取和利用，转变为对传统美学进行全面研究，使这种研究学科化、专业化、体系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但是，这毕竟属于一个专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从事这种研究，是专业学者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些重要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对传统美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等著作出版。李泽厚还出版了《美的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历史进行概览。关于传统美学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后，就蔚成风气，相关研究著作数量极大，主要包括这样几种类型：
第一，中国美学的通史类著作，例如叶朗主编的《中华美学通史》、周来祥主编的《中国美学主潮》、张法主编的《中国美学史》、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等著作。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断代史著作。第二，门类艺术的通史，如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戏剧美学史、中国书法美学史、中国建筑美学史，等等。第三，美学专题史，如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以及自然美学思想史。第四，广义的美学史，即审美趣味、审美文化、审美风尚的历史。如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等。第五，审美范畴史和范畴研究，研究一些中华美学中的独特的范畴、概念、术语的历史变迁的情况。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近些年陆续编写完成的。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中国美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美学的著作得到整理，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及其与当时的文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现当代进行转化和采用的可能性，得到了系统性的研究探索。
传统美学和文艺思想在当代的兴起、研究与深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
第一，美学是一个哲学学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中，有许多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对这些思想，要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例如，来自于《周易》的“生生”思想，背后是“天人感应”的天地人之间的类同关系，以及“阴阳五行”所代表的万物相克相生的思想。我们可以对这些思想进行改造，从中看到辩证法的因素，克服僵化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观点，从而肯定中国美学的“生成”观。再如，来自老子和庄子的“守拙”“虚静”和“齐生死”的自然观，原本反对文明进化，向往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以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人顺应自然规律又有所作为的思想。再如，关于“文以载道”的思想，过去对之作了严厉的批判，原因在于所载之“道”，是封建的道统，是“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对这种“道”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进步之道”“革命之道”“社会主义之道”，就可以形成“新文以载道”的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反对康德式的“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的思想。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文学艺术一方面归根结底要与人的经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与意识形态的其他部门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涉及到传统美学时，那些主张文艺对人生起积极作用的美学，例如，“声音之道与政通”、关于诗的“兴观群怨”功能的思想，就受到重视；反之，那些主张消极避世、归隐山林的思想，就受到批判。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文艺的“人民观”，这与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对传统文艺提出了辨识，对以古代为题材的文艺提出了要求。具体说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和反对贫富对立、歌颂劳动人民反抗的传统文艺作品，赞扬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民间文艺作品，就值得肯定。对以古代为题材的当代文艺作品，则鼓励以劳动人民为主角，表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各种反动势力反抗的倾向。
第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育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由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中还没有“美育”一章。此后的教材，从杨辛和甘霖主编的《美学原理》开始，“美育”就成为美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后还出现众多专门研究美育和美育史的著作。
在中国古代，美育思想有丰富的资源，在美育受到重视之时，这些美育资源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和谐”观，原本是对美的一种解释，后来就发展成通过作为和谐的美，来治理和改造社会的途径。这就是所谓的“乐教”“乐治”，“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再如，关于诗，也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思想，要以诗促成“温柔敦厚”、达到“和”的目的。再如，孔子所讲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具有美育的意义，既要通过艺术实现情感的抒发，又要在一定的限度内由礼义所引导。这些思想，要经过改造，去除其封建的内容，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第五，中国古代的一些美学思想，属于艺术的方法和技法层面的，例如，关于“意象 ”“意 境 ”“气 韵 ”“骨 法 ”“妙 悟 ”“沉 郁 ”“高逸”，等等。过去，这些思想与革命意识形态相距较远。党对文艺的领导，着眼点在于使文艺服从于党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保证文艺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之时，任务不同，所关注的对象也就不同。这时，传统美学概念就受到重视，并且要在新时代努力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中国古代美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引起焦虑，并产生激烈争论的话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实现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就要将其运用于当代；另一些学者提出，古今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很难转换。具体来说，语言上就不同，20世纪以后，文学上使用白话文，而古代的诗论、词论和文章点评，所面对的是古文。艺术也是如此，当代艺术与古代有很大的差别，一些适用于古代的艺术理论，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代。面对这种情况，怎样实现古今对接，学术界不能够只局限于整理、研究古代美学和文论的相关论述，而且要使它们与当代生活碰撞，以它们为资源丰富当代的美学，这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是学界努力的一个方向。
五、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美学建设服务
当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对包括传统美学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也正在进行着一些重要的调整。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是一个宝库。在过去100年历史中，曾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选择有辨识地接受、深入研究并努力从中吸收营养等几个阶段。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到现在为止，这种对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过去主要是整理一些古代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以及文章点评、小说评点等直接讨论文学艺术的论述，并作出了评述和总结。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美学思想存在于哲学和伦理道德的论述、历史的叙述、文字和训诂的著作之中，如何将这些方面的文字包括进来，对中国古代美学作整体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近年来，一些学者努力拓展研究空间，扩大视野，将注意力投射到更多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文本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人根据古代医书、天文地理著作等，来研究美学和文论。例如，研究《黄帝内经》等古代医书中的身体美学思想、天文地理文献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等，就是一些有益的尝试。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存在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之中，对其研究，要进行历史的还原，才能形成真正的理解。当然，我们在“走得进”的同时，还须“出得来”，站在当代立场，对这些思想分析研究，进而批判性地吸收。
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对文艺的要求，也有着这个时代的人的美学追求，并形成看待传统美学的新的态度和眼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讲话、谈话和书信，其中多处谈到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和美育精神。立足当下，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传统可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中国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近代以来，许多学科都是从西方引入的，美学也是如此。美学这个学科在20世纪初引入中国，也带来了一些基本思想、概念和倾向。这一历史发展的事实很容易导致我们忽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价值。此后，由于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所具有的破旧立新的倾向，以及当时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任务，传统美学思想不能进入到主流之中。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传统的价值才重新受到重视。登高而能望远，也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来时的路。只有当代美学研究有了发展，美学体系逐渐完善之时，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在新时代，加强对包括中华美学精神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会极大地增加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使美学学科充分吸收中华美学精神的丰富营养。
最后，中国传统美学能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美学领域进行国际对话的重要依托。中国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在学术上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时代。党中央多次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变，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也包括学术上的国际交流。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国美学家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一个重要依托。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环境，也有着不同的艺术传统。这些差异的存在，使中国学者可以与外国学者通过相互学习而达到在学术思想上互补的作用。有时，一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很传统的观念，在欧洲和北美学界看来，却显得很现代。例如，中国古代绘画讲“气韵”和“骨法”，重视对静态图画作动态领悟，对现代欧洲人的绘画观念就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结和研究中国传统美学，为多元的世界美学增添中国一元，为丰富的当代美学加入中国元素，这是中国美学家们可以而且应该作出的对世界美学的贡献。
第一，要对古代文化进行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代文化中有大量迷信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辨别其由于玄秘而带来的故弄玄虚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玄秘的表述，说出了一些艺术方面的感觉，在暗示艺术某些方面的规律，因此，要通过细致和认真的分析将一些古人的精彩的思想总结出来，为现代所用。例如，关于“神思”“气韵”“虚静”等，如何用现代语言解释，使之进入到现代艺术体系之中，许多美学家都在这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第二，对一些古代的美学思想，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继承古代美学的一些术语和词汇的同时，还要从中理解一些基本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加以继承和发展。例如，中国古人有着对世界和人的整体观，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思想中原本有“天人感应”“天人相类”“人副天数”等阴阳五行的思想因素，我们今天要去除这些因素，看到这种思想中的生态整体观与现代思想的契合之处。过去，当我们讲到“古为今用”时，是抽象继承，取旧形式，放入新内容；今天，我们继续坚持这种“古为今用”的思想，并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即改造旧内容，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六、结语：美学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吸取传统因素
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资源，包括古代西方美学，康德以来的现代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形成的当代美学，也包括中国传统美学和20世纪形成的中国美学的新传统。中国传统美学有着丰富的资源，是一个美学的富矿，需要我们立足于当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对这个富矿进行发掘。一些专业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者对这种资源进行了整理，但从当代立场对之进行分析、吸收，将一些在现代有价值的因素容纳进当代的美学体系之中，还有待今天的研究者继续努力。新的时代，有新的美学视野，也就会有新的对待古代美学的看法，从而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这个富矿中发掘出新的内容来。对当下的美学研究者来说，中华传统美学不是一堆放在那里的不变的旧物。我们能从中发现多少有价值的内容，依赖于当代美学的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并以此从古代的材料中进行开掘，发现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更进一步，美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实践性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人对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国艺术发展的实践，都在推动着美学研究的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发展，也与传统美学的再认识、再阐释，从而实现现代转化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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