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仲义

一、 有用与无用的“混用”

古代中国，诗歌之用集中在“教化”上。早在2500年前，《论语·阳货》就庄重宣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继续展开为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真乃荦荦大端。接着有南朝裴子野之说“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雕虫论》），及至白居易起劲“追加”：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虽然平添了“家国为要”“匡时济世”的内容，但骨子里依然维持早期“兴观群怨”的框架。南宋杨万里曰：“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论》），清代徐宝善道：“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养一斋诗话·序》)，大体也与“思无邪”的正教一脉相承，一直以来都作为培育世道人心的工具，同时彰显“温柔敦厚”的相貌。总之，诗歌充任正心的“法度”（符合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承担着方方面面致知格物的利器功能。其间虽偶尔出现“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轻薄噪声，但毕竟是一边倒的言志载道，总领了中国庞大的教化体系。

　　当人们愈来愈看重物的价值，被物所左右，从而产生精神虚空，诗歌能否再次挺身而出，充任疗伤的救护？当欲火膨胀，灵性缺失，工具理性风行，人心变得脆弱麻木，诗歌是否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相信多数人还是持肯定态度，诗之于人心净化、人性安立、人情和解、人格塑造的作用，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

二、从“介入”到“取暖”

完全摈弃诗歌的社会功用，既违背历史事实，也扭曲诗歌属性，属于血本无归，得不偿失。诗歌曾长期居于中心庙堂，其能耐获得超级护航。四书五经的首经明摆着是《诗经》，经历几度沧桑后，现今虽多让位于数理化、高科技，只在特定的场合偶露峥嵘，更多时候则是默默蛰伏在个体心灵的深处，但“诗经”强大的基因仍通过特殊管道，传递到少数精英的神经末梢，再转换为清晰可辨的精神脉动。

　　与之相似，五年之后发生雅安地震，臧棣在第一时间写出《雅安，一个巨大的倾听》，与所有呼告的“直接诗”不同，他将诗歌直击的行动功能，处处置于艺术的“监察”之下，摒弃表面呐喊而抵达人心：

　　该诗没有表面的鼓动助威，而是充满反思性关怀，且更侧重内心的灾难竣通，这是一种介入性的深在之用。虽然有人不屑于“载道”“言志”的立场维度，但所谓的担待、承诺、公共性言说，都逃离不了作为时代良知的基本出发点——关键还在于看你如何“取用”。

　　由是，诗歌又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温和的“栽培”方式。“70后”的梁雪波，保留着对日常的审视。简单的《流水》作业，不过是扶正歪歪斜斜的书、抹去封面上的灰尘，一切是那样琐碎，但因此可以享受划过琴弦那样的美妙，因为纸上的词在暗暗擦拭内心。“在书架和书架之间，一把遗失的伞，从手中坠下的雨滴”——有如知识海洋浸淫灵魂，共渡精神之旅的依恋与温馨。同样，《修灯的人》也写了日常简单重复的劳作：攀梯、旋转、拧紧，上上下下、小心翼翼，毫无诗意；但在明暗下展开的情书、鞋底掉落的小泥，让初春的书店松软起来——也叫“诗生活”生机起来，最后引入“内心的开关”，完成黑暗与光明的意义指涉——诗歌的直接性介入得到了多侧面的展示。

　　近20年来，诗歌界还普遍流行“梦想”论与“取暖”论。受巴什拉“梦想诗学”影响，不少人一直加持“做梦”理念。做梦总是伴随着寄托、向往、愿景；做梦难免拖曳着一条长长的浪漫主义尾巴。但为修复当下精神与物欲的严重割裂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多数写作者和爱好者宁可更实际地把天堂的诗歌降格为“围炉”的诗歌。当然，“围炉”不是指那种大年三十才有的年夜饭，而是指天天浸润在公号、雅集、沙龙、微博里的团聚。取自“围炉”的“取暖”，非常形象地概括了现时代——诗歌从神到人、从高雅到平实、从纯正到杂芜、从尊贵到习俗的变化过程。

　　全面客观地说，诗歌的功能本应是饱满多元的：审美教化、社会认知、精神滋养、表情达志、人际协调、自救自娱，等等。抬升一些的，可进阶到宗教、准宗教、信仰、准信仰的殿堂；降格一些的，权当抚慰安顿的容留；更低一点的，无非宣泄游戏。当年诗歌在海涅那里，诗人死了可上天堂，上帝请吃苹果。现在诗歌呈现信息化、娱乐化、肉身化趋势。诗歌的兴趣让渡于自媒体的迷恋；诗歌的审美冲动转移到“砸”“踢”“晒”的嬉戏，“高于生活”的信条换作了日常账务的记录。

　　权宜之计？无奈之举？反讽之语？还是走到底线的最后一声叹息？在利益充塞交换、真情匆匆擦肩而过的时下，蒙塔莱的伟大诗句，还能起作用吗？

　　跟着你，臂挽着臂，

　　我走下了至少一百万级台阶。

　　——《赠礼之二》

　　一百万级台阶肯定夸大其词，但诗歌从神坛走下来，在日常生活事务中，在你我他之中流转，作为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顶草帽、甚或是打喷嚏的一条手帕、垫在屁股下的一张旧报纸、一个火炉、一杯清茶，一次相互搀扶的同步，或半夜醒来、微信里的悄声问候，想想，不也就够了吗？

三、在“下滑”中走向“习俗”

网络大大扩张诗歌疆域，结果一部分诗歌在随意、即兴、率性的感召下涌向流行、习俗，既部分挽回不食人间烟火的趋势，又带来泥沙俱下的混乱。诗歌开始与经济搭台、旅游联手，受文化依托、品牌推举，诗歌的嘉年华在政绩催化下演变为轮番的庆典。各路人马，皆大欢喜。

　　在笔者看来，现代诗意的蜕变改写了传统诗美规范。那些古典的宁静淡远、款款情怀，那些农耕文明的镜像，反映在文本中的对举结构、骈体格调已被挤兑得“格格不入”。倘若说古代觥筹交错的酒兴，尚能在当下生日快乐的祝辞中，溶解可口可乐和鸡尾酒，那么明月松间照的笔触，是否还可以进入人体胸腔，清除那些日积月累的PM2.5颗粒？吃喝拉撒中的蜂窝煤、缝纫机、搓衣板、马桶早已被钢化玻璃、塑料镀金、远红外、光纤、纳米所取代，天才如李白、集大成者如杜工部活到现在，恐也会大惊失色，束手无措。不被当作诗意的新兴的习俗诗意，夹带着后现代的瓦解性，正在筹谋一次次造反，不断把传统审美引入非诗边缘、去诗意边缘，从前大部分人认可的那些高雅、优美、动人的东西，可能面临转岗择业。

　　当诗歌不再把重心对准灵魂（灵魂是什么？聚散不定的“物流”？精神的虚拟图景？夸大的乌托邦净地？），而是转移到习俗的层面、语词的层面，那么它面对的，必然是要处理更多日常的锅瓢盆碗。扑面而来的是一大把鸡毛蒜皮的标题：《踢着一只空空的易拉罐》《玩具狗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喝过的橘子汽水》《自行车轮的转动方式》《顺着枯草中的马粪》《用一根香杵敲你的额头》《果盘里有一种腐烂香气》《与自己的长裙拉扯》……诸如此类，铺天盖地。透过题旨，我们可以感知诗歌在生活与存在层面，业已进入毛孔与褶皱，从而进行更具私我化的“抚摸”，更具流俗化的演绎。

　　经典案例是2017年，中国诗歌破天荒地出现了第一部专治腰间盘突出的广告诗集《狗皮膏药》，接着是《千岁帖》扑克牌诗集，再接着是《狗皮膏药续集》，作者正是营销自个儿产品的诗人梅老邪。全部目录简直就是一部保健指南：《腰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早晨》《一般在卫生间久久不出来有四个原因》《酸困麻胀痛热凉痒八部曲》《好了我一个，解放全家人》等等，内容涉及病因分析、治疗过程、药物疗效等。（无独有偶，2018年10月，署名“屈太郎”的作者，也创作出广告诗12集，总共一百多首）。进一步分析，梅氏广告诗集不单在追逐利润，更融进作者大量日常生活体验：《老爸使用说明书》借助应用文格式，皈依生活实用，夹带着下辈对家严、高堂的关爱；《医缘》通过全球化角度，纾解了一直以来僵硬的医患关系。与其说它们参与了产品营销、文案制作，毋宁说在某种层面上复归了古代诗歌的人际关系——进入互赠酬答、生老病死、人伦贴近的日常作息循环。

　　就是这个“篡改”诗歌功能的生意人，不久前还把一首很普通的《我在卖花粉》卖得惊天动地，一夜间，引发网络数万人围观，各种“买卖诗”像炸响的蜂窝：《我在卖烤串》《我在卖神皂》《我在卖阉鸡》……共同推动新冠名的“邪体诗”一路蹿红。大众狂欢的流俗诗意或诗意的流俗，符合市民阶层心理，投合老百姓情趣，在亲和、嬉笑的呼唤中，平添了许多调侃、揶揄以及对生活的拥抱。

　　从艺术上考察，该诗乏善可陈，只提供一个信息：我起早摸黑、无休无止地做买卖，但却道出一个基本事实：华夏古国，全民皆商。一个完全出自私人的动机——叫卖赚钱的动机——怎么能扯上时代、扯上功能论呢？当下自由自在的地摊经济、眼花缭乱的网络交易，这一巨大变迁，为诗歌注入了“与时俱进”的内驱力。该诗结尾写道：现在世界最让人感动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要花粉”——从浪漫主义的常规主题完全跌落到日常运作。一个极为简单、见惯不怪的兜售行为，竟被作者敏锐捕捉、充分利用，穿过精神情感层面，贴近普通大众心理。前头所有铺垫都为着结尾的三句话服务——无意中揭示了社会场域的风向标——从情感伦理到物质资本的转向。诗歌功能，也在庞杂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悄悄发生了变化。

　　这个机灵而狡黠的大脑，一方面用包装的小本生意对付来自养生丛林的残酷法则，另一方面也不无真诚地应答来自精神方面的提问。比如《我死之日》，就用白描的民俗化手法写下非商业化的遗嘱，而遗嘱背后却站立着华夏民族的“风水仪式”。 在同一个人身上，奇妙地完成利润挂靠与重大主题交换：

　　当下的情况，不是个体能力想改变就能改变，想流行就能流行。崛起的广告诗集为何不可能集中出现在10年或20年前？当整个社会加速进入全民工商的趋势下，广告以其无比强大的资本逻辑收编诗歌，展开全方位的轰炸式“洗脑”。被“裹挟”的诗歌，无论自觉或被迫，其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然，笔者不敢说诗歌全部，但至少部分的“言志”转向了日常实用，部分的“载道”瞟向了商业利润，部分的“群观”打造出新的“取暖”景观，部分的“清音雅韵”落入原生粗鄙，部分失缺敬畏虔信的灵魂内核成了漂浮物。集结起来的泛广告诗、类广告诗迅速流通，吐露出政治经济深刻转型的信息，且外化为文化症候的生动表情。宽泛意义上说，广告诗还包括贺年卡上的诗、嵌入饰物上的金句、各种周转的题词、日历上的“每天必读”、图文并茂的影像、屏幕上的分行，以及流行歌词，等等。它们悄然暗示：既然功能转型的趋势不可扭转，文化变迁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对各种“刻舟求剑”的观念行为，该不该作出告别？

　　现在，人们一边兀立在“真善美”的制高点，一览众山小；一边对功能下滑开始习以为常，且露出一种见惯不怪的“平常心”。诗歌从教化与审美两大重头戏流散为地方小节目，分摊为多功能的“平均值”。诗歌总体性力量削弱了，但诗歌“分流”与各种行当、各类需求——经济、文旅、娱乐的连结则增强了。这一“黯然”结果，让少数精英与部分受众看了十分不遂心，总是抱怨流失了什么，甚至作出诗歌完全“堕落”的判断。

　　在诗意缺失或“蜕变”的境况下，诗歌委实很难再赢回昔日的荣耀，因为习俗与取暖拉大与主流教化、传统审美的差距。欲想履平这一“鸿沟”，何妨先行一步对观念进行洗礼。原来的载道与审美充满“诗性正治”的教诲，全然拒斥世俗、肉身和游戏，现在却充溢着“异质混成”的味儿：不单单是崇高、尊严、统一的真善美的“后撤”，也不止于纯度、浓度、洁度的“稀释”，它全然放开了主体性负面（包括虚无、黑暗、龌龊），也大面积收编了混沌。从传统诗意丧失的代价中交换出的“筹码”，转化为另一种“崇低”“崇下”“崇俗”的能耐。那些推心置腹的耳语、惺惺相惜的依偎，那些嬉笑怒骂、家常便饭，皆于流俗与取暖背后，卸下表演妆容，复归本色，流淌着更为接近人性真实的点点滴滴，由点滴真实传递着更为接近灵魂深部的痉挛与缓解。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琐屑、凡庸的事物；也比革命时代的危急“介入”更讲究策略；它至少放下高贵身段，以乐此不疲的平民化碎步穿梭于刷屏间，这一切，算得上古老功能转换的“新常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