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韬

一、反思“劝百讽一”的文艺模式

在赛博朋克这一类型上，科幻文学和电影艺术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今天，人们讨论赛博朋克小说的起点时，往往追溯到出版于1981年的《真名实姓》或是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1982年则是赛博朋克科幻电影的元年，在这一年上映的《电子世界争霸战》开创了赛博朋克的银幕叙事类型，《银翼杀手》塑造了赛博朋克的视觉风格。经过40年的发展，赛博朋克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科幻文艺生产模式，形成了横跨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等领域的文化产业集群，涌现出《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2049》《赛博朋克2077》等代表性作品，其中的《雪崩》《黑客帝国》《创：战纪》《头号玩家》都可以归入元宇宙这一分支。

　　在赛博朋克的文艺模式里，追求感官享受永远是第一位的。赛博朋克小说塑造了一批潇洒放荡的黑客浪子、性感妩媚的朋克女郎，演绎了跌宕起伏的推理和冒险故事；电影负责制造亦真亦幻、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并在这种视觉背景下上演惊险刺激的赛车竞技、枪战对决或是堪称专业的武打场面；游戏则提供了沉浸式的赛博空间体验。至于如何避免科技走向人类反面、如何打破技术资本的垄断等更深层次的探讨，或是直接缺位，或是仅在故事的最后一笔带过。这就使得赛博朋克成为了一种“劝百讽一”的文艺模式。“劝百讽一”的概念来自于西汉辞赋家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此后“劝百讽一”就成了一个批评概念，用来抨击那些打着规谏旗号实际上却热衷于追求奢靡浮华、吸引受众纵情声色的文艺作品。赛博朋克正是在这种劝百讽一的效果中，塑造了大众对于包括元宇宙在内的各类赛博空间的认识，使人们一提起赛博空间就想到霓虹光影、密集楼群、冒险故事等文化景观，缺乏对科技前景的担忧和警觉。元宇宙概念在2021年被用来制造一场资本狂欢，可以说劝百讽一的赛博朋克科幻文艺模式难辞其咎。不过，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评赛博朋克这个层面，还要回到这种文艺模式形成的根源，即西方科幻的科技悲观主义情绪上来，作进一步的思考。

二、克服科技悲观主义情绪

西方科幻自诞生起就携带着科技悲观主义的基因。在一些作家个体比如儒勒·凡尔纳那里，以及一些特定的阶段如20世纪30至50年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科幻大体上是乐观主义的；但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发现科技进步总是带来种种问题，人的生存处境似乎比工业革命前更加艰难，于是科技悲观主义便占了上风，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讲述的就是技术造成的伦理悲剧。西方科幻这种强大的科技悲观主义传统，叠加上美苏冷战的大背景，又受到《1984》《美丽新世界》《蝇王》等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终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演变为“科幻新浪潮”。而脱胎于新浪潮的赛博母题，怀着浓重的科技悲观主义情绪，与当时流行起来的朋克文化相结合，塑造了极具先锋理念和反叛精神的赛博朋克类型。

　　但这种真正的赛博朋克只流行了十年左右，从《雪崩》开始，西方科幻进入了所谓的“后赛博朋克”阶段。《雪崩》是观察后赛博朋克的一个绝佳样本，这部小说没有讲述赛博朋克故事中常见的压抑的世界秩序和悲壮的反抗运动，只剩下荒诞的元宇宙喜剧，换言之，这里只有赛博，没有朋克。后赛博朋克的出现带有必然性。像所有的朋克文化那样，赛博朋克愤怒、叛逆，拥有巨大的破坏力；但这些特质的另一面，是单纯、盲目，缺乏目的性和建设性。当街头青年不再年轻，他们便会认识到愤世嫉俗不是救世良方，于是朋克激情迅速消散，转身融入了其所批判的科技前景之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劝百讽一的赛博朋克作品，严格来说多是后赛博朋克。因为对科技前景抱有悲观情绪，便本能地想要反抗，于是出现了赛博朋克；因为朋克无法带来真正有效的反抗，所以不得不走向后赛博朋克，这就是科幻文艺劝百讽一现象的生成逻辑。对科技的可能前景进行批判是科幻文艺的永恒主题之一，但这与科技悲观主义不能画等号，二者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命题。要保持批判力，我们的科幻必须克服科技悲观主义情绪，回到凡尔纳和黄金时代那里去寻找灵感。

三、走出赛博朋克

西方科幻起步早、成就高，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国内开始，就不断为中国科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滋养，至今仍有许多值得国内创作者学习和追赶的地方。但是，学习追赶不等于照搬套用，中国科幻在今天的发展不仅要以西为师，更要以西为鉴，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保持科幻文艺的批判力。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中国科幻文艺的创作者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对西方科幻表现出的劝百讽一的弊病和科技悲观主义情绪有所认识、有所警惕，同时还要把握时代脉搏，守正创新，以足够的自觉和担当引领世界科幻走出赛博朋克阶段，努力探索科幻文艺的新模式、新风格、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