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 谨

　　在进入2021年时，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即将消退的乐观情绪已经逐渐开始蔓延，那时的戏曲界根本预想不到新的一年里还有如此多的反复。人们想象不到在新的一年里，刚刚复苏的戏曲演出市场还会被不时出现的疫情打断，而直到这令人纠结的一年过去，前景依旧迷茫。但既然生活还在继续，戏曲就会继续，2021年的戏曲随疫情波浪起伏，倒也有一番别样的景致。2021年度，江苏省昆剧院的《瞿秋白》、河南省京剧院的《突围·大别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夫子正传》、河南省曲剧团的《鲁镇》都是有代表性的新作。

一、楼旋风

2021年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非楼胜莫属。

　　

　　图1 婺剧演员楼胜（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代戏曲40年，像楼胜这样引起全行业高度关注的优秀演员并不多见。1984年江苏省昆剧团的张继青应邀进京演出昆曲经典剧目，曾经在北京文艺界产生巨大反响，由此有了“梅花奖”的设置；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茅威涛曾经以她新颖独特的知性形象，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她也恰好有过成为“梅花奖”榜首的经历。继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张继青之后，茅威涛在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戏曲表演界的楷模与领军人物；2005年前后，福建泉州梨园戏剧团的曾静萍因极具古典风韵的《董生与李氏》崛起，标志着戏曲界主导性的审美取向的变化，在这以后的大约15年时间里，曾静萍作为戏曲界新范式和领军人物的地位一直都很稳固。现在又有了楼胜，我们现在还很难期待楼胜是否有可能像此前的张继青、茅威涛和曾静萍那样，在戏曲界从偶像转化为新的引领者；要让接下去的10至15年成为楼胜的时代，他还需要表现出如前述三位表演艺术大家那样的领袖气质和领军意识，但是楼胜横空出世的戏剧学动因，却非常值得细加分析。

　　楼胜刮起的这股“楼旋风”，固然是由于他表演的个人魅力所致，但还不止于此，只有深切体察其背后的动力，才能明白戏曲界的期待。而与楼旋风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年轻编剧罗周，罗周无疑是当代中青年戏曲编剧第一人，但其实罗周早有多部作品被搬上舞台，但是真正成为戏曲界瞩目的对象，还是在最近两三年内。

　　罗周创作数量惊人，她的戏曲作品数量已经超过留下37部剧本的莎士比亚和写了六十多部杂剧的关汉卿，而且无需三五年后，她的创作数量显然会轻易超过评剧之父成兆才。按这样的速度，罗周毫无悬念地将成为有史以来戏曲编剧数量第一人。罗周并不是在她出道之初就闻名天下的，她甚至在大致已经有40部戏曲作品上演时，还算不上“出名”。在这个阶段，罗周以编剧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写自己喜欢的题材，尤其是可以按自己的逻辑设置与处理戏剧空间和时间。她的作品此前很少被列入“重点创作”计划，包括她两部获得曹禺剧本奖的作品；在戏曲界常见的大腕云集的研讨会上，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这样的状态让她有可能既获得和许多戏曲院团的合作机会，又与戏曲界的各类是是非非保持着一定距离，在同时代的戏曲编剧中，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幸运地享受着如此可贵的创作自由。

　　如果可以选择，罗周想必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走到戏曲编剧界的前沿，但人生无法设定。罗周的成名倒是值得分析与讨论，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界长期欠缺文字功底过关的编剧，罗周是在这个令人尴尬的背景下出现的，她以复旦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的身份进入戏曲界，有很强的韵文写作能力，但在前期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她并不擅长戏剧性的编织。不过从《眷江城》开始，她轻松地跨越了这道门槛，这充分说明了对戏曲编剧而言，文字功力比编剧技巧更重要、也更难得。

　　就像楼胜一样，我们无法预料罗周能走多远。罗周目前的戏曲创作最大的优势还只是其数量多，然而，假如唐代同样以数量取胜的白居易诗歌中缺少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饱含人生与时代之悲恸的力作，他的文学地位就只能停留在和元稹并称“元白”的地步。如果把罗周的戏曲作品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在其中还看不到像郑怀兴作品里那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找不到像郭启宏、刘锦云的作品里所蕴含的人生经历的深厚积淀。罗周依然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着写作的快乐，但时代终会对她提出更高的要求。

　　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与选择，并非外人所能置喙。但历史及批评家亦有其褒贬和淘洗的尺度，同样和艺术家的美学取向及生活态度无关。

二、献礼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围绕建党百年的演出是贯穿全年的最重要的戏曲活动，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演出的角度看，都有足够的理由把2021年看成是戏曲为建党百年的“献礼年”。

　　为建党百年遴选两个“百年百部”舞台艺术作品的工作始于2020年，包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中共有三个“百年百部”，分别是“百年百部”创作计划、“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和“百年百项”小型作品创作计划。其中，戏曲各剧种有29部入选创作计划，43部入选传统精品复排计划。从2021年4月到7月，中宣部、文旅部和中国文联在北京共同举办大型展演活动，前两个“百年百部”中的50部作品被邀请在北京各大剧院演出，其中包括16部戏曲作品；全国各地也纷纷举办了规模不等的入选剧目展演活动，毫无疑问，2021年的戏曲舞台上最集中的主题就是建党百年。

　　这些应邀在北京演出的戏曲剧目中，包括久负盛名的川剧《江姐》和新创作的彩调剧《新刘三姐》等，让人瞩目的还有近年戏曲新剧目创作中颇有影响的秦腔《花儿声声》、闽剧《生命》和豫剧《焦裕禄》等，荆州花鼓戏《河西村的故事》、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等剧目则在当地演出。在这些优秀剧目中不乏已经创作演出多年的精彩之作，献礼演出既让戏曲剧院团有机会重新检视多年来相关题材的创作，将其中一些可能已经尘封多年的作品再加打磨，让我们得以有机会重新欣赏那些本以为已经无缘再现舞台的剧目。客观地看，这其中有不少作品的水准远高于当下的新创作；而更重要的是，只有当这些创作剧目有机会不断加工打磨并持续演出，才有可能维持它们的生命力，充分体现新时期以来戏曲创作的成就。但是坦率地说，从整体上看，参与展演的戏曲剧目仍以匆匆忙忙为献礼而仓促创作的“急就章”为多，其中固然体现出献礼的良好意愿，但是恐怕也很难掩饰部分创作主体借献礼之名争取项目（尤其是经费支持）的用心。假如将这次原本应该更为宏大的展演活动与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展演相比，则更难以令人满意。尽管我们可以用疫情来自我安慰，但背后透露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仍值得关注。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戏曲界将进入一个有趣的“节点空窗期”，相对于前几年须围绕特定的时间节点如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直到建党百年等推进主题创作，未来几年里缺少这样明显的时间节点的戏曲行业，将如何把握创作演出的主导方向？为特定的时间节点创作献礼剧，既有其现实政治的合理性，却又是戏曲艺术的难题。曾有前辈学者把晚近大量出现的类似剧目称为“礼花戏剧”，意即它们或如礼花绽放般绚丽多姿，也如礼花般只有瞬间的辉煌。如何能让主题性新剧目具有生命力，即能在今天“立得住”，又能实现“传得开、留得下”的更高要求，确实不容易。而戏曲创作演出的题材选择，就是其中的关键。

　　戏曲创作演出的题材选择，多年来一直是这个领域内令人忧心的话题。在庆祝建党百年的“百年百部”创作剧目里，京剧《文明太后》、川剧《草鞋县令》和莆仙戏《踏伞行》的出现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突兀；但更值得思考的现象，则是戏曲新剧目创作在题材上的一窝蜂、一边倒现象。中央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近年来确实强调要重视现实题材创作，在题材选择上也提出要向符合重要时间节点的创作方向倾斜，但是从未有过与题材多样性这个最基本的政策导向相异的理念与要求，当“重视”和“倾斜”在某些地区演变成一窝蜂、一边倒时，就完全背离了其引领创作方向的初衷。在2021这个特殊年份，建党百年戏曲献礼演出不只是一次大型展演活动，它在戏曲创作演出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空前的，几乎压倒性地成为了2021年戏曲演出的主题，更是戏曲新剧目创作的主题。但毕竟还要统筹考虑“后节点”时期戏曲行业的健康发展，假如各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及戏曲界同行对政策有更客观全面的领会，对戏曲传承发展的规律有更清醒的认识，题材的多样化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三、戏曲不会亡

2021年戏曲界痛失104岁高龄的前辈大师郭汉城，这是本年度这个仍在疫情中挣扎的行业面临的最令人伤感的时刻，尽管郭汉老年事已高，但人们还是期望他在挑战自然规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郭汉老的辞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的一生始终与“前海学派”联系在一起，而且，如同他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和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实际工作一样，他的名字总是跟随在张庚后面，就如伴星的光芒总是被月亮遮掩一样，他的学术贡献一直被遗忘了，即使在他离世时，对他一生的成就与功绩的回顾与总结，也鲜有亮点。

　　诚然，郭汉老首先是作为“前海学派”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人员，然后才是他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有独立的表达。大约十年前，郭汉老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总结了他的一生，当时正逢他参与戏曲工作60年左右，他说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事，讲了两句话：前三十年说的是“戏曲是好的”，后三十年说的是“戏曲不会亡”。遗憾的是当年他这份重要的会议发言稿的整理者，居然漏掉了这精彩的两句话。郭汉老的这两句话，最为凝练地总结了他一生中两个重要时期的贡献，也是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戏曲理论、评论的核心问题最为重要的总结，虽然只是平实的两句话，其所蕴含的思想深度和高度，超过了许多大部头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戏曲的命运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从整体上看，多数人对戏曲前景与命运的判断是趋于悲观的。那种认为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诞生于农耕社会的戏曲一定会被淘汰的观点，一度非常风行。尤其是戏曲在演出市场遭遇危机时，这种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引发了更多的追随者。但是包括郭汉老在内的一批戏曲理论家不为所动，基于对戏曲艺术的深入研究和对其文化与艺术价值的深刻认知，深信戏曲终有其不懈的生命力，并为戏曲生存发展付出巨大的努力，守得云开见日出，终于盼到戏曲复苏之时。数十年光阴荏苒，历史证明了郭汉老一代学者的眼光和坚持。

　　如郭汉老所说的，他一生中肯定是为分别用30年时间说“戏曲是好的”和“戏曲不会亡”而感到自豪与骄傲的，在郭汉老高龄辞世之际，思及传统文化的复苏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当代戏曲学者和评论家无须再冒着政治风险去证明“戏曲是好的”，也无须担忧坚信“戏曲不会亡”而被视为违背历史规律的顽固分子，我想郭汉老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倍感欣慰。

　　2021年的京剧界痛失杜近芳和沈福存等大家，杜近芳和沈福存分别任职于国家京剧院和重庆京剧院。通俗地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并不多见的因其艺术影响力而在京剧市场中“红”过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经在戏曲演出市场中摸爬滚打，在严峻的市场检验中获得观众认可并取得过票房佳绩。杜近芳是梅兰芳最具代表性的传人之一，并且因扮演京剧《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一角广为人知；沈福存早有“重庆梅兰芳”之称，且以其极具舞台表现力的艺术风格，在业内外备受称誉。这一年离开人世的还有越剧表演艺术大师王文娟，她扮演的林黛玉形象，一直被认为是对《红楼梦》最好的舞台演绎；同样值得提及的是，改革开放后，她和徐玉兰共同创立并带领上海越剧院的“红楼剧团”，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巡演越剧《红楼梦》，如果以单剧的演出收益和影响论，恐怕在整个中国演艺界都无人能及。

　　如果说2020年谭元寿的离世是戏曲流派艺术传承的急迫性的强烈信号，杜近芳、沈福存和王文娟的离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具有强大的演出市场引领能力的一代戏曲演员的华丽谢幕，对于目前仍活跃在舞台上的多数戏曲演员而言，“演出市场”这四个字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更遑论引领。但是戏曲界值得警醒的还不止于此，国家京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刘秀荣的离世，标志着中国戏曲学校培养的第一代表演艺术家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这一代表演艺术家有幸在王瑶卿、萧长华等著名戏曲教育家的培育下领悟戏曲艺术之真谛，而随着戏曲人才培养越来越向普通教育靠拢，要想再出现这样的艺术大家，也逐渐成为小概率事件。

　　临近岁末年终，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深刻阐述了文艺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戏曲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与创新的互动史。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都是一道戏曲事业的必答题，期待来年，中国的戏曲界能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