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一、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

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潮流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清朝到了末叶，国家贫弱落后，百姓泰半愚昧无知，而西方经济发达、船坚炮利、文化兴旺。众多忧患之士，为救国救民，要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反过来，“孔家店”被打倒，线装书应扔进茅坑。知识界提倡“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在文学艺术方面，春柳社演出文明戏，胡适宣示旧体诗的各种“决不能”；文学、文化之根的方块字，甚至面临被废掉的厄运；欧美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至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形形色色全被引进神州大地。举例而言，1922年艾略特（T.S. Eliot）晦涩难懂的《荒原》（“The Waste Land”）有多个中文译本，其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文译本也有十多个。

　　1949年之后的中华学术文化界，西化之风继续不断吹袭，文学艺术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包括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在台湾，在香港，1980年代之后在大陆，逐一或同时进入文艺场域，左右了无数作者和受众的口味。在有着两千多年诗学传统的中国，众多学者只用时新的西方理论，如心理分析、神话原型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西化之风劲吹，吹倒中华文化的大树小树。有知识分子忍不住了，向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和语言的“恶性西化”划界限，这人就是余光中（1928-2017）。

　　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出生于南京；在南京和重庆读小学、中学，中英文俱优，先后在南京、厦门、台北的大学读的是外文系，对中西文学、文化有深厚的认识。可他在取西经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中华，更没有一面倒地投向西方，他对中华有信心。余光中诗文双绝，又写文学评论，又从事中英文学作品翻译，著述非常丰富，影响深远。本文探研其诗作与诗论所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

　　余光中在1949年3月初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读了一个学期。期间他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了六七首新诗，这段日子正是他诗歌创作之春。他是永春人，诗歌让他一生永葆生命之春。在厦门几个月之后，余光中与家人到了香港，失学的青年也失意。1950年5月，他乘船抵达台湾，9月入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又写起诗来。1951年5月，余光中写的《序诗》自称为“晚生的浪漫诗人”，要和“表哥”雪莱（Percy Shelly）和济慈（John Keats）争胜。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外文系学生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仰慕。余光中曾表示一生最喜欢的西方作家是济慈，《序诗》提到济慈，两年后即1953年的《吊济慈》则专为其“逝世百卅二周年纪念”而撰。他誉济慈为“天才”，“像彗星一样短命的诗人/却留下比恒星长寿的诗章”。这当然是对这位西方诗人极高的评价。他虽喜欢英诗，创作受到英诗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的诗歌在他的心中早就生了根。

二、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余光中对屈原的颂赞，比对济慈早了两年。1951年的端午节，他发表了《淡水河边吊屈原》，称颂其人格的“洁白”，有“傲骨”，感动了“千古的志士”。人格之外，余光中还对屈原的诗歌艺术非常推崇：“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怎撼动你那悲壮的楚辞？”换言之，屈原与西方古代的大诗人相比毫不逊色。屈原是滋润后学的水源：“那浅浅的一弯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天下诗人”，可夸张地解释为包括全世界的诗人。

　　说说屈原和汨罗江这个典故。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举办端午节祭屈原盛典，余光中从台湾来赴会，主持活动；长沙诗评家李元洛参与其间，事后为文记述：汨罗江两岸“簇拥”着约30万人，听余光中朗诵新写的《汨罗江神》，而江畔“许多横幅上书写的是‘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字样”。李元洛追查这个句子的来源，发现出自余光中1976年6月写的《诗魂在南方》，其结语正有“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十个字。重读余氏诗文，笔者发现这“十字真言”或这样的词意，在余光中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次。例如，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文学研讨会上，他的主旨发言题目就是《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如果要为此语溯源，其源头显然就在1951年《淡水河边吊屈原》这首诗里。写此诗的时候，余光中抵达台湾大约一年。他想念忧国怀乡的屈原，且特别提到地理上远离台湾的汨罗江。这隐约有一种乡愁在里面，既是家国地理上的乡愁，也是文学的乡愁。

　　屈原是中国诗歌之祖，屈原之外，余光中还吟咏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代诗人，或论述李贺、龚自珍等历代众多诗人的作品，表示对中国文学的欣赏、赞美和受益。他的这些咏怀古代诗人的诗，或豪迈，或沉郁，或旷达，收获过很多掌声。非常著名的《寻李白》（1980年作）有这样的一段：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其中大气的“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几行，喝彩者、征引者无数。“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之说，更极言李白诗的不朽魅力。余光中读英诗、教英诗、译英诗、评英诗，笔者却未曾看到他对英诗有这样高度的赞誉。他有两首诗专写杜甫，1979年的《湘逝》对晚年诗圣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2006年写的《草堂祭杜甫》，则谓古诗人一生虽苦，作品却光照万代：“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文心雕龙》首篇首句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余光中称颂杜甫，说其诗的文化功德有如是者：“安禄山踏碎的山河/你要用格律来修补”。2016年夏天余光中跌倒受伤颇重，自此身体转弱。此年诗翁88岁，可能感到来日无多，乃尽量奋笔疾书，倾吐未了的心声。2017年1月，他写了《诗史与史诗》一文，开篇即曰：

　　杜甫的诗，我每读一首，都在佩服之余，庆幸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伟大的诗宗。……杜甫有诗史之誉，但学者每以他未曾写史诗而引以为憾。现在我要挺身为他辩护，肯定他一生写了那么多诗文，合而观之，其实也可称史诗。

　　经过一番论证，余光中在文末总结道：“‘诗史’（即杜甫）可谓创作了‘史诗’，可列于国际的史诗而无愧。”

　　流沙河1988年撰文评述余光中的诗，说这个时候他已萌生“向晚意识”，不到60岁时已如此，八旬之后应该更甚。一生亲炙中英诗歌的老学者，2014年秋天写的《半途》，回顾一生，至少是大半生，体会晚景，发现“远古/三闾大夫，五柳先生，大小李杜/……近得像要对我耳语”。请注意，《半途》提到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之外，还在诗末尾提到苏轼；西方的呢，除了荷兰画家梵谷，没有其他，连他最欣赏的西方诗人济慈也“见外”。余光中生命之冬的思维，萦绕着的是他所尊所敬至圣至贤的中华诗宗。他对中华的诗歌文化一向肯定，对其艺术价值一向充满信心。

三、为什么要和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歌告别？

本文开首提到“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一语，正是台湾1953年纪弦等人创办《现代诗》杂志时的宣言。他们写诗，要把现代西方的诗移植过来，因为西方的诗才好、才合潮流；他们不要继承中国诗的传统，因为它落伍了。这是全盘西化或接近全盘西化的论调。改革开放伊始，很多内地诗人或爱上朦胧或染上晦涩，一切向西方看齐。流沙河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那些新秀诗兄，穿必喇叭其裤管，言必称引艾略特。有在朦朦胧胧中获得明显盛誉的诗人，被问及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态度时，竟答以不清楚传统更不受传统影响。这类人可谓为黄皮白心的“香蕉诗人”。

　　要说明崇洋骛新的严重程度，不能不举余光中和洛夫之间的《天狼星》事件。余光中1952年从台湾大学毕业，从事翻译工作，后来在大学任教。1958年他得到留学美国一年的机会，赴爱奥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进修，研习文学、绘画等艺术，对当年盛行的现代主义有第一类接触；这以后两三年间发表的诗，也带点“浪子”气味。所谓“浪子”，乃相对于“孝子”而言。浪子趋附西方文艺，孝子固守中国传统（“浪子”与“孝子”是余光中当年文章中所用的比喻）。余光中1961年发表的长诗《天狼星》，就有点“浪游”的痕迹。

　　1949年后，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依赖美国，其文化也顺势影响到台湾。洛夫在西洋弄潮，写出其前卫的《石室之死亡》《手术台上的男子》等篇，同时对东方同行写的《天狼星》加以批判。批判什么呢？竟然是：余光中的《天狼星》“面目爽朗，脉络清晰，（因而）诗意稀薄而构成《天》诗失败的一面的基本因素”。洛夫这篇《天狼星论》长文还指出：“在现代艺术思想中，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研究人的结论只是空虚，人的生活只是荒谬”；可是余光中的《天狼星》对人的写法并非如此，因而此诗“是必然失败的”。台湾大学的张健，旁观事态，惊讶于洛夫的评论，认为洛夫所为是“观念中毒”的表现。余光中的惊诧应该过于张健，他奋笔直书写了回应长文，题为《再见，虚无》，决然与西方语言晦涩、思想虚无的现代主义诗歌告别。此外，1962年他发表《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一文，写道：

　　我看透了以存在主义（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的那种恶魇，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这种否定一切的虚无太可怕了，也太危险了。我终于向它说再见了。

　　他这里所写，用西方比较时髦的说法（笔者本人对西方的种种，一向择其善者而用之）则是：余光中当年解构了西方关于诗歌创作的霸权话语。

　　为什么要和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告别？先略说现代主义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极大，战后西方众多知识分子对其文化产生幻灭感，心态灰暗；加上科学君临天下，人文的学者、作者为了有所创造，争取与科学具同等地位，乃狂力颠覆传统，而变化出新风新潮。中华的学者、作者，一直自卑于本身国家文化的落后，乃唯西化是务，事事跟风，成为“后学”，其“创作”也就颠覆传统起来，晦涩难懂起来。这是十足的东施效颦。

　　言为心声，诗人写作，当然都希望与人沟通、引起共鸣，作品传诸长远。然而，现代主义式的颠覆性写作却使其传播困难重重，以至不可能。吕进有“诗歌绝不是私歌”之说，认为诗人发表作品，作品“最终应该从诗人的内心进入读者的内心”，能如此，则传播成功；反过来说，诗人的“私语化”书写会大大“影响传播”。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诗，其本色正是支离破碎、形同梦呓的个人化窃窃私语。梁笑梅也从传播学的观点，讨论余光中的诗如何广获读者“接受”：余氏作品“充实、明朗”；他不同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人，这些人“追求零散的思维、瞬间的感觉，记录‘自动语言’”，所作和读者沟通不了，因而“失去了民众”。

　　现代主义晦涩难懂的东西，至今存在，至今为人诟病，也至今有“拥趸”。余光中数十年来反对这样的东西，常常口诛笔伐。他、向明和笔者曾在台湾担任过好几届文学奖的诗组评委，我们发现大量参赛的作品，实在解读唯艰。十余年前的一届，余光中和向明有下面的评语(笔者当时把余光中的几份评语影印保存了)：“意象跳得太快，甚至互相排斥”；“太晦涩”；“太杂太繁”；“读了三遍，仍不明所以”；“取象怪异，如入洪荒，乱相毕露”；“非常异类，难寻脉络”。笔者写的评语和他们同调甚至“同文”。2010年10月，余光中在高雄中山大学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更针对新诗说了重话，笔者亲耳听到：“什么大报设的现代诗奖，我不再做评判了。现代诗沉沦了，我不再读现代诗，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

　　盲目崇洋的东西，使他气愤，使他反感，以致使他失去对现代诗的信心——反讽的是，他自己写了几十年的新诗或谓“现代诗”（当然他写的现代诗绝不一样）。他的信心在中国的古典，因此才声称“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有深厚雅正鉴赏力的读者，阅读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代作品，或西方19世纪及以前的经典诗歌，认识到古人的诗法、诗艺，才是正道。以篇幅颇长、情意沉郁的老杜七律《秋兴八首》为例，尽管内容古今驰骋、场景转换、人事众多、意象纷繁，但绝不支离破碎，绝不面目模糊，它有可解的主题、明晰的脉络、严谨的结构。须知道，诗的题材和主题，诗人可自由选定；诗的形式、诗的艺术，有其亘古传下来的普遍性规律。余光中对中华古典诗歌的艺术法则和价值充满信心。

四、“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的美丽中文

1960年代批判了“恶性西化”的诗论，余光中回顾传统，在东方滋长出朵朵莲花，就是诗集《莲的联想》中那些被他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篇章。他维护中国优良的传统，汲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但剔除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恶性”元素，“守正创新”地与缪思（Muse）交往，继续从事新诗创作。上文已举出了他所写的《寻李白》等诗，说明其诗的中国文化特质，说明其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以下就此再加申论。

　　Muse多中译为“缪思”，为希腊神话中掌管诗歌、历史等的女神。余光中作品集的书名，有一本是《左手的缪思》，另一本是《敲打乐》，两者题目都西化。另一方面，书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比前一类书名多得多，如《掌上雨》（来自唐代崔颢诗句“仙人掌上雨初晴”）、《逍遥游》（来自《庄子》）、《鬼雨》（李贺诗句“鬼雨泣空草”）、《举杯向天笑》（李白诗句）、《井然有序》、《白玉苦瓜》、《五行无阻》、《紫荆赋》（“赋”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体）、《藕神》（讲的是李清照）、《蓝墨水的下游》（这里暗含屈原和汨罗江之意）等等，都有中国的典故，或用的是中国的成语。他持守中国文化。

　　余光中在重阳节出生，自称“茱萸的孩子”（傅孟丽写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即以此为名）。“茱萸”典出中国古代传说，他的出生日子就离不开中国文化。他除了十年在香港任中文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外，其余几十年都在台湾的外文系任教，他的英美文学修养深厚。其论著名字（包括书名和长文题目）有中西兼顾的，如《从徐霞客到梵谷》《龚自珍与雪莱》等，但无疑以涉及中国的为主。他翻译英美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类，但他以诗以文咏叹西方诗人的，寥寥只得沙浮、莎士比亚、济慈几个，吟咏中国的则多不胜数。关于屈原的诗，他写了约十首，李白的至少有三首，杜甫的至少有两首，此外还有关于陈子昂的、王维的、苏东坡的、李清照的，如此等等。一句话，这位外文系教授一生安的是一颗中国心。

　　为什么吟咏这些中国传统的诗宗文豪？因为余光中对他们及其作品，有感怀有喜爱有敬意。他吟咏中国历代杰出、伟大的作家，他称颂中文的美丽。笔者经常引他一句赞美中文的话。余光中在南京出生，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2000年重阳节，72岁的他应邀访问南大，发表演讲，一年后撰写《金陵子弟江湖客》记述其事。演讲时他诉说自己对中文“这母语的孺慕与经营”，这母语是“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美丽文字。他一生坚毅地、喜悦地应用、经营这样的文字。

　　余光中写诗有快有慢，神来之笔一挥而就，与“含笔腐毫”式苦吟，两种情景都存在。他写诗时巧心经营，使读者得以享受其无尽的佳篇隽句；其散文也精彩迭出，更有“余体”之誉。随便举其美文一段为例。他这样描述从事创作的原由：“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他早年为创新散文而发表的主张，论者多知晓：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他汲取西方文学的营养，但拒绝“恶性西化”，他有信心美丽的中文能让他挥洒出璀璨的诗文。

五、《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余光中用左手写散文，用右手写诗。“诗是余家事”，是他几种文类中的至尊；他用心以至苦心淬炼挥洒，成绩灿然伟然。这位诗宗文豪一生写诗一千多首，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历史元素丰富，中华各地的社会、文化各种题材包罗广袤。这里举其1966年2月写的《当我死时》，首先略析其写法，看他所树立的诗歌艺术范例；其次看他怎样写当时一个中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先引述此名诗如下：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他反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晦涩难懂”的写法，这首《当我死时》贯彻他一向明朗（明朗而耐读）的诗风。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密歇根州一大学当客座教授，身处异乡，非常怀念阔别17年的祖国，写了此诗。本诗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晰，情意转折——祥和、满足、感叹、希望、怀想——有脉络可循，意象丰盈而眉清目秀，可读可解，写法简直是和西方盛行、东方趋附的现代主义破碎支离晦涩作风“对着干”。西方古典诗歌不是破碎支离晦涩的，中国古典诗歌更非如此。

　　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法有信心有鉴赏力，他行走在诗歌的高光大道，即讲究形象思维，讲究音乐性，有主题，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余光中不排斥西方，《当我死时》援用的正是西方的经典诗体十四行诗（sonnet），这西洋的酒瓶，装的是中华的佳酿。余光中一生用大量的作品为实际例证，建构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式，笔者认为这方面的诗学成就，堪与唐代杜甫的确立五七言律诗相比。余光中建立的诗法，可说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他抗拒了西方来势凶猛的现代主义。

　　《当我死时》在诗歌形式、诗歌艺术之外，还呈现了对国家的信念。“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余光中对家国的无上热爱和赞美。母亲，在这位诗人心中，就是乡土；《乡愁四韵》（1974年作）的末节写道：“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这一节可说是余光中《腊梅》（1968年作）中“想古中国多像一株腊梅/那气味，近时不觉/远时，远时才加倍地清香”句子的加强版。诗人希望死后葬在大陆，这反映了很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叶落归根；因为爱这个国家，其生命之根在这个国家。

六、“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太阳

余光中的母亲就是中国，就是大陆。1974年他写的《白玉苦瓜——故宫博物院所藏》，笔者发表过长文详加析论，分明也有此情意。《当我死时》和《白玉苦瓜》的庄重深情表白之外，1998年发表的《从母亲到外遇》一文开玩笑谈“四个女性”时，其意不变：他认为“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他曾戏言自己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四个女性”说早有“前科”。）无论如何，说大陆是母亲，这是非常认真的。他爱这个母亲，不论她遭受过多少横逆不幸。1971年发表的《民歌》是一篇动荡时代对民族信心的宣言：中华精神不朽！2017年12月余光中逝世后，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播出诗人在世时对此诗的朗诵，朗诵前他说：“这首诗是献给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一代传一代，不朽的精神”。这首诗的知名度，大概仅次于《乡愁》，这里不引述了。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余光中有或深沉或激越的慨叹，但他坚信国家会走向光明。1968年余光中所作的诗《有一个孕妇》有注释：他认为“下一代定比我们幸运，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迟早会出现”。1986年，哈雷彗星“来访”地球，天文知识丰富、常常仰观星象的余光中，眼观难得出现的天象，心怀萦绕不绝的爱国情。这76年一巡回的彗星，又名“扫把星”，它出现时“带来恶梦、战争、革命、瘟疫与横死”；余光中为哈雷辩解，所谓天灾实在是人祸。下次来访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欢呼哈雷》（1986年3月作）这样结尾：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

　　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方

　　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

　　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

　　文化是一国的根基。若一国的文化博大深厚，历史上有辉煌强盛的时代，则虽然经历动乱苦难，应能拨乱反正，重至昌明。余光中对中华文化具有信心。1949年7月，他随母亲离开厦门赴香港，在香港逗留一年后到台湾，至1992年9月应邀从台湾赴北京讲学，和大陆分离了43年。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到离世，他参访大陆不下数十次。1995年厦门大学校庆，他应邀返回母校参加庆典并讲学，回台后写了《浪子回头》一诗，其中感慨万端的“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成为众人传诵的名句。1992年之后，返回大陆次数多了，亲闻目睹的事物多了，2002年6月他在《新大陆，旧大陆》的末段这样说：

　　是啊，我回去的是这样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兴的民族要在秦砖汉瓦、金缕玉衣、长城运河的背景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够发挥其天才，抖擞其志气，创出令世界刮目的气象来。

　　回顾上面引述过的1968年所作《有一个孕妇》的注释（余光中认为“下一代定比我们幸运，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迟早会出现”），他的“中华文化自信”显然并不虚妄：他先是预言，后来目睹了实在的新气象。

七、余光中“以中国的名字为荣”，以自己的名字……

余光中怀有中华文化的自信，但他绝对不是个“国粹派”；他爱中国文化，也“哀”它。1966年2月他写的《哀龙》，“所哀者乃中国文化之老化，与当时极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同月所写的《敲打乐》，涉及对“我们文化界的抱残守缺”的批评，以及对“整肃了屈原”的责难。对于西方文化，他没有无端的排斥，只反对中华诗人盲目跟风西方现代主义的诗。余光中翻译《梵谷传》、王尔德的喜剧、海明威的小说、济慈的诗；他欣赏西方的音乐、绘画，为此写过许多相关的评论；他喜爱驾驶西人发明的汽车，在美国的公路高速甚至超速驰骋，他喜欢西式的牛奶和蛋糕早餐。然而，中华文化是他的根。西潮汹涌，甚至向东卷来时势如海啸；余光中在《从母亲到外遇》中激越地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以本文重点论述的诗而论，现代主义的极端西潮是个例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中国经典作家救了他，使他不致于“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在兼采西方之长之际，余光中守护中华诗学、守护中华文化的立场坚定。

　　以其天纵英才与毕生勤奋，“与永恒拔河”的余光中，其五色璀璨之笔成就了文学伟业。二十多年前，笔者曾这样概括余光中创作的成就：

　　余光中的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明朗而耐读，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高贵桂冠而无愧。紫色有高贵尊崇的象征意涵，所以说他用紫色笔来写诗。

　　余教授的散文集，从《左手的缪思》到《隔水呼渡》，共十多本，享誉文苑，长销不衰。他的散文，别具风格，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诸卷篇章，气魄雄奇，色彩灿丽，白话、文言、西化体交融，号称“余体”。他因此建立了美名，也赚到了可观的润笔。所以说，光中先生用金色笔来写散文。

　　文学评论出于余先生的另一枝笔。在《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书和其他文章里，他的评论出入古今，有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有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解释有度，褒贬有据，于剖情析采之际，力求公正，效黑面包公之判断。光中先生用黑色笔来写评论。

　　余教授又是位资深的编辑。《蓝星》、《文星》、《现代文学》诸杂志以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门》等选集，其内容都由他的朱砂笔圈点而成。他选文时既有标准，又能有容乃大，结果是为文坛建树了一座座醒目的丰碑。他批阅学生作业，尤其严谨。光中先生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

　　第五枝，是余教授的译笔。这枝健笔挥动了数十年，成品丰富无比。他“中译英”过中国的现代诗；也“英译中”过英美的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教翻译，做翻译奖评判，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他力陈恶性西化的翻译体文字之弊，做清通多姿汉语的守护天使。在色彩的象征中，蓝色有信实和忠贞的寓意。光中先生用蓝色笔来翻译。

　　五色之中，金、紫最为辉煌。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

　　现在如果要“修订”对其成就的评价，那自然是“五彩+”了。

　　“文化自信”是近年的热词。当代的中华知识分子，在认识中国古代人文与科学各方面的辉煌表现、在感知目前国家经济、科学、民生、文化各方面的飞跃发展之际，自应秉持这个理念。本文述论余光中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固然是为了写文章“与时俱进”，但绝无“为文造情”（《文心雕龙》语）之处。余光中并非“国粹派”，知道中国古今多有不美不善的人事物，却一生衷心守护中华文化，笔者也如此。笔者早在读大学时期，就尊崇《文心雕龙》，应用其理论于实际批评，多年来更致力让“雕龙成为飞龙”；笔者早在读大学时期，就为文推崇具中华文化自信的余光中。

　　至于余光中，上文已纵横多方面对本文的主题加以阐释。文章之末，笔者补充引述他一些文字。1969年7月他41岁，在第三度去美国的前夕写的《蒲公英的岁月》，记述他从前旅居美国时的游子“离散”（diaspora）情怀，他“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芳芬”；他的根在中国，他以中国为荣。这篇文章简洁的末段是：“他（余光中）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这是对国家何等的信心，对自己何等的信心！20世纪以来，中华文学界众多人士，对西方主办的诺贝尔文学奖顶礼膜拜，趋之若鹜。2009年余光中在南京被记者问及对此奖的看法时，充满智慧的耄耋诗人淡定地说：“我们的民族要有自信一点，几个瑞典人的口味，决定不了什么。”他对中华民族有自信，对中华文学文化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