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奇恩

　　快板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艺术风格、技巧特质，记录了革命军队及人民大众艰苦抗争、开拓创新的时代足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工作者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快板的表演形式与文本内容进行大幅度改造，涤除昔日低俗、油滑的江湖习气，并在之后一段时期内创编出大批红色经典作品。这些曲目钩沉近代历史，诠释红色主题，极具审美特征与教育意义，让红色传统、红色精神直抵人心，构筑起普通大众对红色基因的共同记忆。新时代文艺舞台上，快板艺术所蕴含的红色基因贯穿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始终，并仍然葆有鲜活的生命力，承担起艺术熏陶和思想启迪的双重任务，在时间维度的持续演绎与空间维度的多重交错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与文化内涵。

　　本文从快板艺术传续与衍变路径中所展现出的红色属性为出发点，通过对其博兴、发展、衍变、定型等各阶段所呈现出的艺术特征进行简要梳理，总结快板艺术的发展脉络，反思各时期快板作品的历史价值及其意义，以期寻找快板在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中的新作为。

一、回顾红色历史：生发于革命军队中的快板

快板系由数来宝脱胎而来，但其在形式实际形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名称。至于“快板”一词的出现，大约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及军队中。它伴随着残酷的战火考验而生长壮大，从一开始便围绕着革命战争中的士兵与民众来进行创作，设身处地地满足他们当下的精神需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军队中涌现出大量表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点滴、折射时代精神的红色快板作品。

1. 长征路上的行军快板

伴随着红色革命的发生，快板自建军之后便开始存在，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随红军转战南北走过了一条光荣的道路。据记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途经镇远县爱和乡时，部队行军困难，宣传队员在元兆河边的岩壁上写下快板诗一首：

　　各位同志笑呵呵，过去不远要上坡。

　　上了坡，下了坡，还有五里不算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向土城方向前进，沿途不断打垮黔军阻截，突破封锁，行军极为疲惫。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员在路旁搭起鼓动棚，唱起鼓励红军前进的快板：

　　同志们，快步行，前进路上遇阻敌，

　　今天行军八十里，毛主席亲自来率领……

　　当红军翻越雪山向大草地进军时，红四方面军电台通讯员罗常明表演了一段快板：

　　哎，叫同志，听我言，今天我来把草地谈一谈。

　　这草地，真少见，污水淤泥一大片，

　　上面有草下边软，一不小心掉泥潭……

　　纵览史料不难发现，早期快板在艺术打磨上略显欠缺，同革命歌谣、打油诗的关系极为密切，有如下几种特质：一是编法简单。没有严格的音韵限制，凡是口头能讲出来的，便能随性编写；二是演唱方便。除用竹板按节敲击外，还可舍去持打乐器，忽略表演因素，直接念诵内容；三是即时反馈。即能及时迅速反映新鲜事物，可以随编随唱，自编自唱，甚至伙编伙唱；四是不受时地限制。不论在火线上、行军中、战斗后，还是在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更不论观众多少，只要有需求，立时就能演出。可见，红军时期的快板艺术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造就的，是党的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艺术目的，其经典内涵与历史价值不可低估亦不可复制。它植根于民间沃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战斗生活关系紧密，表露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高情操，同时也朴实地记录了当时红军行军过程中曲折复杂的经历。

2. 苏区和根据地的快板

在根据地建设时期，红色快板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湖北、江西、湖南三省交界地带建立湘赣鄂根据地。曾担任过长沙近郊区苏维埃主席的孔福生从1926年起，结合自身23年革命斗争经历，从不同角度选材，陆续编唱出一部长篇叙事快板诗——《工农记》，表达苏区人民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信念。1930年，岳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徐春圃率农民自卫军用纸卷火药做“六斤炮”，夜袭花果园据点取得胜利，当地民众作快板《六斤炮》在根据地内广泛传唱。革命化的红色快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因其声情并茂、直观易懂等特点，短时间内被广大军民所了解与熟悉，一个个直白朴素、易传易记的说唱作品配合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把党的政治宣传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具体化，在情感上拉近了群众对革命的认同感而促使其参与其中。

　　1941年中共中央提出：“各种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秧歌、说书等，对于抗战的宣传鼓动意义重大，应广泛搜整并充分利用之。”在民族战争的历史语境下，说唱文艺成为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手段，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曲艺工作者开始为艺术与群众的结合而共同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对快板进行有益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实现了从单纯数唱到剧本改造的蝶变，衍化出练子嘴、快板剧、快板戏等多种艺术形态。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就相继刊登了练子嘴《闹宫》、快板剧《好庄稼》等优秀曲目，这些演出样式、曲目内容既具有高度的革命和政治意识，又具有乡土生活气息和质朴情感，为中国的说唱艺术指明新的前进方向。红色文化、红色题材与快板的主动融构，令这门艺术迈上了革命前行的台阶，成为推动根据地红色变革的合力之一，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边区的战斗景况。

3. 解放战场上的阵地快板诗

快板一向以战斗性强、行动轻便著称，费小力而收获大，篇幅短却极具宣传力量，以一种深入浅出、随板而唱的方式来坚定战斗意志，歌颂人民的胜利。曲艺理论家夏雨田曾回忆道，在解放大军初进武汉的队列中，他发现一个战士在腰间手榴弹旁别着一副竹板，便好奇地上前询问，为何打仗还要带着快板，战士则微笑着回答：“这也是我的枪！”夏雨田深受触动，回到家中也自制竹板一副，开始学着说唱，从小学一直说到大学，从业余走向专业，并逐步懂得“竹板是枪”“文艺是武器”的革命道理。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每个战斗的角落都有快板参与其中，快板在部队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太原战役期间，敌人将洋灰碉堡修建得异常坚固，战士们打仗时心有顾虑。针对这一现象，共产党员毕革飞在调查询问俘虏情况后，创作出快板诗《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用简短的语句透彻、全面地叙述出碉堡的利弊，及时打消了战士们战斗的顾虑，转变了消极的思想情绪。除此之外，战士们还会在战斗前夕用快板写挑战书、请战书、应战书，创作作品去揭露敌人罪行；战后用它总结战役经验、检讨教训、表扬模范、批评缺点。总之，快板及时灵活地配合部队种种宣传工作，并通过这一形式反映和表达情感，成为鼓舞战士英勇杀敌的生动教材。临汾战役期间，快板真正开展到战斗中去，文艺和武艺得到进一步结合。毕革飞亲自下到战壕与战士同吃同住，调查研究各部队的具体任务特点，用快板诗的形式创编战壕传单。如尖刀连要求“猛”“快”“硬”“准”，就创作出《钢钉和钢锥》《好像猛虎长翅膀》等作品；如挖坑道要求胆大心细、吃苦耐劳，就创作出《土飞机》《咱们造飞机老行家》等作品。据《解放军文艺》描述：“这一战役（临汾战役）从打外围、守阵地、挖坑道、控制外壕、打纵深，直到解放临汾战役结束，整整七十二天内，用快板配合战斗任务开展了连队中的复杂的政治工作，颇有成效，深得指战员们的欢迎。”

　　上述快板诗的特点较为鲜明突出，主要反映了战时状态下的战地状况；在思想上，对于战争的感性认识与战士们相一致，富于战斗气息和乐观主义精神；在语言上，平实通俗、讽刺尖锐，同时押韵自然、朗朗上口，富含趣味性和鼓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战地作者在创编快板之前，可能只接受过一些民族文化的熏染，并未真正掌握成套的文艺知识与理论基础，而是边写作、边学习、边提高，在不断实践中磨练和提升自身的艺术技巧，在战火的洗礼中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即便有些作品略显质朴甚至未经雕琢，但这绝不是革命工作者“无知”或“外行”的表现，它所凝聚的革命情感十分真挚，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相反的，阵地快板诗的写作是从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不是为文艺而文艺，而是拿文艺当作革命的武器，是为无产阶级、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服务的。

二、延续红色传统：数来宝在民间的改造与蜕变

快板艺术的前身——数来宝，本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口头诵说型伎艺。新中国成立前，专门有乞丐群体手持竹板，走街串巷，且说且唱，挨户讨要。据《北平指南》记载，京津一带的乞丐分五类，其中一支为穷家门，奉范丹为神，手持竹板两对，板索分红、黄、蓝、白四色，以红黄带子为最多，演唱成本大套词曲，别人予以银钱时用竹板接受；另一支为数来宝，又名“善人知”，乞丐身着衣衫整破者均有，奉朱洪武为祖师，手持竹板或牛胯骨，按户数说，讨要银钱，彼时天桥等处有依此为艺，设场撂地演述者。可见，早年的行乞者多手持击节乐器，凭借即兴编唱成套词句，向商号或殷实之家讨要。至清末民初，艺人海凤、曹德奎、刘麻子等人将数来宝引入天桥，从最初的流浪街头、沿路卖唱、半乞半艺，改为在市场、庙会中拉场撂地，唱些合辙押韵、滑稽幽默、讲求板眼的小段儿，招揽顾客，糊口谋生。演唱者也逐步摆脱原有的乞丐身份，衍化成为江湖艺人。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快板艺人从江湖中的“下九流”拔擢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其所传承的伎艺也由消遣娱乐的“把戏”晋升为载道传言的重要工具，从边缘艺术逐步升腾为备受主流意识形态青睐的艺术样式。共产党人继承延安时期的传统，注重通俗文艺在社会宣传、启蒙民众上的作用，试图以革命化的内容改造民间文艺，数来宝艺人随即成为新政府争取的对象和改造的重点。1951年政务院颁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强调“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有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要求艺人“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指示》正式拉开数来宝改革的大幕，一系列有关伎艺的革新应声而动，在李润杰（李派）、高凤山（高派）、王凤山（王派）等人的努力下，令旧有形式焕然一新，以“艺术”而不是“玩艺儿”的初衷，使这门伎艺登上文艺的大雅之堂。在实践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旧时艺人演唱数来宝时大都半跪于地，低头数唱，脸上没有表情，更谈不上体会演唱内容和人物情感，待演出结束后，边叫着“叔叔、大爷、爷爷”边向看客要钱。至高凤山演唱时，开始向张宝华、梁益鸣等戏曲艺人学习“云手”“起霸”“山膀”等舞台动作；又借鉴艺人海凤的撂地经验，从跪唱改为坐唱，直至改为站唱，从根本上改变了数来宝的演出方式。

　　其二，王凤山主要改革数来宝板起板落的固定唱法，采用“眼起”，即后半拍起唱的闪板唱模式，创造性地将关顺贵、关顺鹏两位竹板书艺人的“黑红板”化用到演唱中。不同于以往立板打法，而采用横握，讲求垫着板唱，以心板为根基，自由变化，让竹板更好地为演唱服务，以适应不同句子结构，起到扣字、接句、换气和烘托气氛的作用。经过几十年摸索实践，总结出“颠（掂）、联、逛（晃）、搓（撮）、掐”五种伴奏板点以及“闪、赶、跺、切、扔”五种演唱句式。

　　其三，李润杰则对数来宝的表演形式、内容进行全面改革。首先从开场板入手，改变以往大板和节子板一齐起落的定式，吸收山东快书艺人傅永昌四块板的打法，再加上数来宝原有的滚板，逐渐形成现在舞台上的开场板。另外还吸收了山东快书铜板打法，从头至尾连贯每句唱词的“双点”，利用节子板将“双点”连起来打，成为唱句伴奏的连接点，在此基础上又接连创造出连环点、单垛点、双垛点，一改往日节子板的单一板式。其次，改掉数来宝油滑、江湖的语气和口风，根据作品情节和人物性格需要，丰富场上身段，刻画塑造人物，使整台表演更具艺术感染力。最后，突破数来宝原有“三三七”的句式，在七言对偶的基本句式之外，增添单字垛、双字垛、三字头、四字连、五字垛以及重叠、连叠句等长句式。

　　总体来看，快板改革是在保持固有伎艺独立性的基准上，利用一定的政治资源来精进艺术本身。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凤山、王凤山、李润杰根据自身条件和对艺术的独到追求，形成较为固定的演唱习惯，示范了各具特色的演唱技巧，革除以往民众对数唱低级、庸俗的刻板印象，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共同构筑起属于新社会的独立曲艺形式，形成业界公认的三大艺术流派，为后世曲艺工作者留下了可供参照学习的范本。

三、铸就红色经典：由快板书开启的新篇章

20世纪50年代，快板艺术家们在将快板、数来宝等艺术形式提炼整合、改进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姊妹曲种的长处，创造了一项新的独立的曲艺曲种，最终定名为快板书。快板书与快板、数来宝的区别在于“书”字，它借鉴评书的表现手法，使每个曲目都能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再通过该故事塑造一个或一群人物形象，表现一个特定主题，自诞生后也旋即走上了以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主流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众多曲艺工作者继承了红色文化的“衣钵”，凭借自身优秀的艺术素养，怀揣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和对党及人民领袖的无比热爱，以兼有写实感和浪漫气质的手法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编创出一批颇具艺术性、思想性的红色经典作品。

　　一段红色经典快板书的成功问世，是由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首先是在“双百”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创作者以“革命”作为题材创作的狭义对象，以“红色”作为题材创作的广义对象，通过对战争年代和创业岁月的书写，不断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其次遵循快板书独有的艺术创作法则，通谙“有事儿”“有人儿”“有劲儿”“有趣儿”的方针，最终实现主题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这些作品所附着的时代观念、所标举的红色立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中的重点内容。

　　其一，快板书要有“事儿”，即故事情节。该情节并非现实生活中真实事件的罗列，而是根据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而精心组织结构起来的情节。统而言之，这一时期红色题材快板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与战争片段、智斗情节相关，以塑造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描写悬念迭起的事件为创作重点。但因快板书形式短小、容量有限，所以选材不能贪多求全，要选取典型且具普遍意义，同时又生动感人的事件。如《西安事变》是以抗日战争为叙事背景，描述周恩来同志成功化解矛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故事；《奇袭白虎团》是以抗美援朝为叙事背景，描述英雄排长严伟才带领尖刀班成员渗透进敌占区，胜利奇袭白虎团的故事。上述作品都是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产生事件的广阔社会作为主体背景，为故事的中心情节和塑造中心人物服务。

　　其二，快板书要有“人儿”，即主要人物。作为一种韵文类的通俗文艺，快板书所要表现的无疑是人，又囿于其篇幅短小，必须由主要人物的行动贯穿整个故事，并由始至终围绕这个主要人物展开，故而红色经典快板书的创作无不是缘自于创作者对英雄人物发自内心的崇敬、仰慕与感叹。李润杰曾提到：“在前线，我曾和著名的侦察英雄纪瑞萱同吃同住，他的英雄事迹使我震惊。他成了我心目中最热爱和崇拜的人物，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写他、非歌颂他不可的强烈愿望。受到这个强烈愿望的驱使，在阵地上我就开始动笔了。《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的腹稿和草稿都是在前沿阵地上完成的。”可见，传诵英烈、再现英雄模范的高尚人格，往往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始动机。

　　其三，快板书要有“劲儿”，即作品要精神饱满，火热炽烈，要给观众以激励和感奋。快板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或与敌周旋的场面，为写出“劲儿”来，必须着力加以渲染烘托，抒发其应有的感情。如《飞车炸军火》中赵永刚与龟田周旋，智炸军火库一节；《巧劫狱》中智多星魏忠国闯监狱救书记一节。这种凸显革命斗争思想、极具戏剧张力的创作传统，将符合时代走向的价值观予以充分表达，进一步升华主题，让红色快板的表现力更趋于深入和丰富。通过英雄楷模身上所散发的光彩来温润观众心灵，启迪民众心智，传达出红色革命文化的力量和震撼，起到“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的作用。

　　其四，快板书要有“趣儿”，即以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一段快板书中适当加入“包袱儿”，使人捧腹大笑、回味无穷，在顾及思想性的同时也具备可供观赏的娱乐性，甚至能使整段作品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为整场演出增辉添色。如《劫刑车》中对于伪乡丁的描写，把敌人对“双枪老太婆”一边通缉、一边又惧怕的心理表现出来；如《倒霉》中讽刺蒋匪兵的小段儿，唱词既巧又俏，越发显得蒋军士兵可卑可笑。快板书以其爱憎分明的思想主题，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使观者在笑声中充满对敌人的蔑视，达到感官上的快适和精神上的欢愉。

　　红色经典快板书的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经典艺术的出现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艺术生态、文化资源、社会机制、人文环境等，也需要艺术家个人超常的艺术天赋、绝妙的艺术想象力、扎实的场上技巧和丰富的舞台经验等。红色经典快板书为快板艺术的演进提供了一种回溯与演绎历史的新方式，运用独到的辙韵、板眼、持打技巧以及鲜明的数唱风格，将目光聚焦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传奇故事，传达给观者一种崇高化的思想情感体验，使每一次表演都因其融入红色基因而刻骨铭心，成为中国曲艺说唱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四、繁荣红色说唱：新时代快板发展路径审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红色精神的引领作用，再造新时代红色文艺经典，理应是广大曲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不忘历史、鉴往知来，近年来在全国性的曲艺大赛上和与曲艺相关的学术期刊中都涌现出大量以红色历史和革命先驱为表现对象的快板新作。如在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中，刘军岗、董春天表演的《传承》、林凤城表演的《铁骨忠魂》等曲目相继入围；《曲艺》杂志也刊登出赵鹏创作的《红船精神代代传》，董吉贵创作的《梦想，从这里起航》，邢东、曲毅勇合作的《军号嘹亮》，李贵华创作的《热血英魂》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秉承往昔红色经典的艺术质感，用更为开阔的视角深入探寻潜藏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动情点，凭借丰沛多样的说唱技巧，在当代大众的内心深处植根为理想主义奋斗的红色种子。

　　然而，新时代快板艺术应遵循何种发展路径，如何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无限力量，充分发挥说唱曲艺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独特作用，这是摆在每个曲艺创作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难题。当代红色快板的创演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味，更是应立足于当下的现实境遇，观照时代风貌，以一种高远的境界和全新的视野作出引领性、示范性和前瞻性的价值评价，用“竹韵数唱”这一形式不断助力，展示出新时代快板的审美格调与艺术理想。

1. 守本开新，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杰作

任何一部优秀的红色快板作品都熔铸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意蕴，融入了表演者的自身感悟和内心体验，具有复杂的表意功能和深厚的艺术内涵。

　　一方面，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红色快板作为一种特殊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宜与单一目标下的政治口号生硬地绑缚在一起，而是要符合时代主流的特性和当代观众的审美情结，把好艺术生产的舵盘，在文本创作方面求新求变，通过新的文化感官对红色属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与解读。新时代快板创编不似前人那般在革命书籍和样板戏曲中爬寻灵感，而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搜索不为人知的新鲜素材，以期找到一条别样路径去讲唱红色历史，引领当代青年追忆荆棘坎坷的过往，启发观众的再思考。如《铁骨忠魂》就是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面对敌人屠刀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动人故事。作者以陈延年的个人性格、情感变化为切入点，侧重讲述正面战场背后的人文故事，使观者有机会从一种更易于理解的角度重温红色历史。

　　另一方面，为了让信仰之火生生不息，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新时代曲艺人调动精湛的讲唱伎艺和超凡的艺术创想在这方天地中深耕细作，发挥该门艺术的现实引导力和影响力，积极探索历史话语与现实语境的有效连接，实现红色题材的艺术转化。如《铁骨忠魂》讲述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负伤被俘，面对敌人酷刑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故事。表演者用富有技巧的讲唱语言，精妙的艺术构思，高超的曲艺智慧去温暖人、鼓舞人、感化人；并在演出中致力于打破陈规，另辟蹊径，加入大量戏剧表演元素，将英雄主义的光辉和革命浪漫情怀淋漓尽致地挥洒。

　　总之，繁荣红色文艺创作，再造新时代红色文艺经典，要预先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摆脱口号化、套路化、概念化的桎梏，在不懈的探求、打磨、积淀中努力做到形式感与内容性的表里如一，用不同以往的曲艺创作视野，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红色文化的契机中追忆历史、致敬忠骨、缅怀英烈。

2. 薪火相传，留住伎艺传承中的根与魂

创作者要发挥快板短、明、快等特点，兼顾各派的讲唱特色与场上规范，融语言表达、肢体表演、道具配合于一体，使作品既可供人阅读欣赏，又具备可传唱性，能在今后的舞台上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

　　快板作为一种民间活态伎艺，历经百年历史衍化，不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成为见证时代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艺术载体。然而快板的创演编排所展示出的红色内涵是凭借“技”这个桥梁来沟通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创演者必须熟练掌握这门曲艺说唱形式的艺术语言和专业技能，即传统的说唱技巧、持打方法、表演规律。这样才能在今后的演出中保持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状态；才能在创编中达到得心应手、如庖丁解牛般的艺术境界；才能更好地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朝着思想精进、技艺精深的艺术目标迈进。

　　具体而言，创作者要从舞台角度着手，在辙韵、板点、语言设置等方面，将案头工作同场上演出紧密联系在一起。快板艺术发展至今已形成三大主要流派，各派名家的演唱风格也基本奠定了快板艺术三种不同形式的演唱方法，即“高派”更加适合表演数来宝和快板作品，“王派”更加适合快板和故事性弱的快板书作品，“李派”更适合故事性强的快板书作品。如《红船精神代代传》就是为“王派”量身定做的唱本，文本唱词给人以自然的跳跃感，显得轻快、俏皮、洒脱，既保留“王派”独有的数唱节奏，又富于朗读的韵味，将红船精神内化其中，再带入到特定情节里去。如《军号嘹亮》则明显带有“李派”特色，作品故事性强，加重“说”的成分，继承“李派”“平、爆、脆、美”的艺术理念，选择志愿军坚守釜谷里阵地一节，展现朝鲜战场上我军战士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由此看来，遵从前辈艺术家个人流派风格的创作理路已然成型，新时代快板创演者应在总结、比较、继承前人演唱特点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个人基本功的锤炼，不拘泥于一派，甚至打破派别界限，设计出节奏多变的板式，充分化用到自身表演当中，创编出纯正、地道、典范的快板作品。

3. 铸魂育人，发挥说唱艺术的当代价值

毋庸讳言，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价值观念交融与激荡的年代，红色精神偶尔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些不良思潮甚嚣尘上，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公民的道德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红色快板较之于艰涩的思想说教更具形象可感性与鲜活生动性，既保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成为新时代加强红色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于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所承续的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艺术再现与深情表达，对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标识中国文艺特色、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诚然，这要求创作者对红色题材有一定的艺术驾驭能力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将主流意识形态以巧妙的方式传递给受众，进而更新、升华作品铸魂育人的功能，赋予其别样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以显示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艺术个性，实现艺术价值与意识形态的无缝对接，努力向着艺术传播与政治传播双赢的目标奋进。第十一届曲艺牡丹奖入围快板作品《传承》就是以袁崇焕十七代守墓人佘幼芝为创作背景，展现佘家世代对忠义、承诺、信仰的坚守和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崇高道德品质。作品处处隐含着红色文化的理想信念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贯通性，使教化效用自然得以蔓延，收获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就红色快板的当代价值而言，一则提供了用思想引领曲艺创作的发展路径。红色快板因其所表达的深刻思想、所阐发的美学意蕴、所具备的艺术张力，无不彰显着红色文化的引领指向功能，供今人和后世不断解读、诠释和发掘新的意义空间，最大限度地接近红色属性的精神内核。二则深入探索新时代以铸魂育人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提供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曲艺创作新观。以曲传神，以艺践行，强化说唱艺术高台教化的功能，为培根铸魂、立德树人提供坚实的文化力量和价值支持，这是党和国家强调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深层次体现。

五、结语

承上所述，无论是烽火硝烟的战争时期，还是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亦或是如火如荼的改革时期，红色题材一直在数来宝、快板、快板书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艺术形象。”历经观者千淘万漉的挑拣与时光穿梭的历史沉淀，红色快板已然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苦难与成就交织的集体记忆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力量，是一笔经历实践检验和筛选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如今，我们开启新征程，呼唤新经典，亟需从百年红色文艺中获得丰润滋养，汲取智慧力量，把握艺术规律，坚定文化自信，将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传承给子孙后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快板艺术在传续衍变中所形成的对时代的解读能力和创新能力必将绽放新光彩、释放新能量、焕发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