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菊

　　在新中国成立之时，王朝闻从雕塑家转型为理论家，他深耕六十余年，终以三十六卷本的丰盛著述卓立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等多个领域。这其中，文艺理论份额尤重，它与文艺评论和美学互融共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文艺现实，继承发扬本土文化传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为建立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王朝闻文艺理论成果加以分析，以深入探知其文艺理论成就的独特性和内在动因。

一、“所谓独创性，在方法，也在生活”

文艺理论体系大致包括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发生和发展、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种类、文艺欣赏、文艺批评、艺术教育和不同艺术的表现语言、手法和特征等，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几乎涉及以上所有方面，其中以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特征最为突出。

　　艺术创作规律是王朝闻文艺理论最初的研究对象，它们以一系列书信写作方式面世，发表后广受社会好评，并在当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这得益于王朝闻长期的学术准备，王朝闻虽主攻雕塑创作，但一直重视学习理论知识。20世纪30年代，他曾反复研读曾觉之译的《罗丹美术论》，以及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走出象牙之塔》和《现代美术史潮论》等著作。20世纪40年代初期，王朝闻在延安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整风运动文献。1945年11月，王朝闻进入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任美术教员，教授素描和创作，这期间他集中阅读了不少中国传统画论和文论。不同时期对中外理论著述的研读，无疑开拓了王朝闻的学术视野，提高了其理论素养。

　　从创作走向理论，并非王朝闻预定的设想，而是源于一些特殊机缘。1947年2月，时任华北联大美术系主任的江丰要王朝闻编写美术创作方法的讲义，王朝闻极为重视，他结合群众审美需要，深入浅出地讲解艺术创作规律。这些先行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加之1937年他离开杭州艺专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十余年间广泛的雕塑、木刻、连环画、壁画、漫画创作经验，为其第一本文艺著作奠定了实践与理论的基础。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不久，江丰又嘱王朝闻多支持《进步美术》，半年间，王朝闻撰写的52篇关于美术创作的文章以“致友人书”的形式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进步美术》副刊上，后合为《新艺术创作论》出版，探讨主题包括：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艺术创作与题材、创作主题、艺术与政治、艺术形象塑造、美术创作方法（繁简、夸张、比拟、对比与照应）、典型形象、艺术性、形式感、多样统一、变化与和谐、含蓄、矛盾、继承与创新、风格的共性与个性等，以及当时艺术创作中的共性问题如概念化、公式主义、自然主义等，可谓极为广泛，涉及创作实践的方方面面。“书中的一篇篇短文，多角度地阐述生活、思想和艺术特征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对于艺术来源于生活、典型化、继承与创造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王朝闻没有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活泼亲切的文风，通过创造性的理论阐发，使之延展到美术创作领域，成为可参照、可依循、可运用的艺术规律，对美术创作实践发挥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作为王朝闻文艺理论研究的开篇，《新艺术创作论》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它既非传统绘画技法理论的延续，也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般原理的重复，具有明显的突破与创新色彩。认可和赞誉声中的王朝闻并未止步，自1950年出版第一本理论集后，《新艺术论集》（1952年）、《面向生活》（1954年）和 《论艺术的技巧》（1955年）接连问世。他一方面深入探讨创作规律与技巧，另一方面扩展研究对象，不仅针对美术样式，其他艺术门类如戏曲、戏剧、电影创作也一一论及。前者如《论艺术的技巧》《创造性的构思》《艺术的概括》《主题与题材》，后者如《透与隔——谈戏剧怎样表达思想》《班门弄斧》等。

　　在艺术创作规律方面，艺术与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等是王朝闻最关注的主题。第一本《新艺术创作论》“就是企图解决如何深刻地生动地反映生活并教育群众的问题”。“著者认为艺术创作最基本的因素，是生活、思想和创作技巧这三者的统一。”该书开篇即是关于艺术创作与生活的系列文章，而后探讨创作技巧、思想性等。对于三者王朝闻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独创与生活的关系，“所谓独创性，在方法，也在生活。……任何富有创造力和说服力的形象，都有赖于作者韧性地不怕艰苦地从生活实际中去探求”。他强调“为了创造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美术家必须深入群众生活和深刻理解生活”。不过，艺术不是抄录自然，他反对不加选择地对待生活现象，指出应概括形象，以艺术形式去表现，也即艺术性，“艺术性是把深刻认识生活的结果，给予巧妙的处理”。他总是将生活、思想性、艺术性联系起来加以观审，“艺术和政治、思想和创作方法以及表现技法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十分看重艺术性，是为了更充分更真实更有说服力地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思想性与艺术性不是对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现实反映地真实不真实、典型不典型、概括性强不强，是一篇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但同时也就是思想性问题”。他道出生活与技巧的关系：“对于生活的感受与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

　　《新艺术创作论》是一个突破性的开端，但并非全部，它与后续著述共同构成更为完善丰富的文艺理论整体。其创作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是结合艺术创作现实，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延展到具体艺术门类尤其是美术创作中。若说此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更多体现为一般性或总体指导原则，在文学理论中转化较多，少见于其他艺术理论，王朝闻则将之引入不同艺术（尤其美术）领域，创造性地实践两者的对接。作者既考察美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也探讨具体门类如宣传画、年画的特殊创作规律，更逐步涉及戏曲、舞蹈等，从而总结出艺术创作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开拓出艺术分支理论；二是艺术创作论扩充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后者精细化、深化和具体化，为新中国文艺体系建构了本土特色的艺术创作理论，如《矛盾的魅力》《接近高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论观点引入艺术创作表现方法加以阐发，如《艺术性及其他》在坚持政治性的同时始终强调艺术性的重要，如《论传神》《含蓄与含糊》将传统推崇的传神论、含蓄观引入形象塑造和内容表现等，如对具体创作技巧包括比拟、夸张、对比、表情、姿态、背景等的探讨，如《谈尚小云歌舞剧〈墨黛〉的结构》《歌舞剧的布景及其他》等对戏曲创作规律的探讨，这些艺术创作观点与见解，加强了马克思文艺理论与新中国创作现实的联系，率先从文艺理论方面承接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发前人之未发，为新中国文艺理论开启新声。

二、“欣赏，再创造”

1957年，王朝闻的研究重点从艺术创作转向艺术欣赏及两者关系，这既是理论家个体学术上的创新，也意味着中外文艺理论研究疆域的拓展和突破。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年间，王朝闻的文艺理论主要聚焦于艺术与生活、艺术性与思想性等艺术创作规律问题。随着艺术欣赏理论的提出，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专题领域被打开了。

　　欣赏再创造，标举了一种原创性文艺理论观点的提出，其研究价值意义非同寻常。它非凭空出现，而是理论家前期反复思考艺术相关问题的逻辑结果。该观点最先见于《再谈齐白石的画》（1957年），该文指出：“齐白石的国画，和不化装的说书、相声、耍龙灯都不一样，可是却都一样突出了对象的值得突出的特征，刺激和诱导观众进行‘再创造’的心理活动……以有限的东西表现了不受这有限的东西所限制的东西，这是不只有技术而且有技巧的艺术家，对生活有独特感受的结果。”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艺术不必完整再现一切，若如此，“不能诱导欣赏者进一步认识生活，观众似乎没有多大必要欣赏艺术”。正是基于对艺术如何反映生活、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等文艺理论命题的思考，王朝闻有了重大理论发现。

　　所谓欣赏再创造，是指欣赏者介入了创造。王朝闻曾生动地表述：“人们当然不能和去世的齐白石一道作画，可是他在取材、构图、用笔、题字以至盖章等一系列的措施中，都能够启发欣赏者相应的脑力活动，使本来没有出现在这画上的事物，无形的‘出现’在眼前，欣赏者也似乎成了艺术的创造者。”至此，欣赏者不再消隐和隔绝在创作活动之外，而从创作幕后走向了台前，他们不复是长期被忽略的无足轻重的群体，或单纯的受动者、承接者，而是潜在或显在的参与创造者。

　　在《欣赏，“再创造”》中，王朝闻结合多种艺术类型如说唱、绘画、文学、电影和戏剧作品继续探讨欣赏的创造特性：“艺术欣赏的特点，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无形的音乐是给人听的，可是听音乐的人能够觉得看见了其实不在眼前的什么，有形的绘画是给人看的，可是，例如画出了汹涌的水势的马远的《水图》，能够使人觉得仿佛听见了什么。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说明这种精神活动，姑且把它叫做‘再创造’吧。”

　　欣赏再创造意味着欣赏是创作的一部分，两者间的关系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联系的。在《宽与不宽》中，王朝闻指出：“艺术创作完成的时候，也就是欣赏者的思索开始的时候。”在《一以当十》中，他强调艺术在反映生活时应联系欣赏者的需要和影响。“艺术家的本领之一，在于适应广大欣赏者的生活经验，情绪记忆，欣赏要求、习惯、理想和愿望，塑造出容易了解，同时又能够唤起相应的‘再创造’和‘再评价’的心理活动的形象，让人们获得审美享受，受到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影响。”王朝闻始终以辩证、发展的观点阐发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相互作用，如“创作是欣赏的对象，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欣赏的需要推动了创作，同时创作又创造着欣赏的需要。提高了的创作提高欣赏水平，提高了的欣赏水平又反过来促进创作水平的提高。”

　　《喜闻乐见》堪称探讨两者关系的阶段性代表作。该文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作，是刊登在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重量级专论。正如简平（王朝闻夫人）所言：“《喜闻乐见》这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可以说集王朝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研究之大成。文章采用辩证方法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以及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进行分析，既结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又进行了理论探讨，而且充实着大量的具体例证。”笔者以为，《喜闻乐见》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强调和开掘了艺术与生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主题，还深入探讨了艺术欣赏的规律，尤其是心理活动机制。文中指出，“欣赏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这种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认识，包括了感觉、体验、想象、理解、判断、评价等精神活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欣赏活动的认识作用。如此一来，欣赏的内部心理活动的层次、结构以及相互联动关系便得到更深入的揭示，欣赏活动的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思维特征得到辨析确认。该文既是对王朝闻十多年文艺理论研究的总结和集大成，更是对欣赏专题的深度阐述和研究推进。

　　此后，王朝闻不断表达新见，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尤其1980年12月27日在面向高校教师的美学进修班讲话中，他将欣赏与创造视为不同形式的审美活动，提出两者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辩证关系。王朝闻认为，“关于理解欣赏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思想。……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也是互相创造，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作者指出，“关于创作和欣赏的关系，也像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那样，双方之间是互相成为对象的，也就是在互相创造着的。如果没有创作也就没有欣赏，如果没有欣赏也就没有创作。”“创作与欣赏的关系一旦成立，双方都要作用于对方，并且互相创造。”

　　对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关系的探讨，无疑是王朝闻文艺理论中最具新意与价值的部分。该观点将艺术欣赏视为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使欣赏者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大提升了其在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其后，接受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德国兴起，也已晚于王朝闻十多年。可见，王朝闻这一原创性学术思想，既拓展了研究对象，也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维度和空间。自此，关于艺术的本质、功能等文艺理论问题，便可在艺术创作者、艺术作品和欣赏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得以动态考察。这不仅是本土的全新成果，更领先于国际，其推进文艺理论研究的开创性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因种种原因，王朝闻的欣赏再创造理论未及西方接受美学那样广为人知，但其理论价值并不因此而逊色或减少。如今，这一学术成果已充分体现在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它或是研究专题，或成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这种艺术的特点是什么？”

除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以及两者关系之外，在王朝闻卷帙浩繁的文艺理论著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探究艺术特征和规律。不同艺术门类与同种艺术不同样式有其特殊规定性，同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研究各门艺术的差异和共性，对文艺理论意义重大。美术的特征是什么？国画、雕塑、工艺美术、摄影的特征是什么？戏曲、文学、曲艺、电影、舞蹈、美术之间有什么共性与个性？对艺术特殊与普遍规律的思考和把握，贯穿王朝闻文艺理论研究的始终。

　　他往往通过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揭示不同艺术的特性，如在《门外谈舞》这篇长文中，王朝闻谈到舞蹈与雕塑、绘画、建筑、书法的联系，指出“动与静的关系是舞蹈艺术的重要特征”。他说：“戏曲和评书等与其他艺术一样，包含着许多有待我们去发掘和整理的规律性的知识。”他分析昆曲：“从形式上讲，我觉得昆剧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唱，一个是舞。”他敏于新艺术如舞台艺术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体裁，给舞台纪录片冠上了‘艺术’二字的原因，是指一般艺术还是指服从记录任务的特殊艺术？这种艺术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一般的电影艺术与戏曲艺术的相加（拼合）？”

　　在探求艺术特殊规律的过程中，王朝闻对本土戏曲和曲艺倾注了极大热情。他关注戏曲的继承与发展，“很多旧戏的人物、情节、化装、舞蹈、唱白、伴奏都取得了教育性与娱乐性的统一，装饰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主题的明确性与形象的丰富性统一，自然、合理、巧妙的变化与和谐，一切对照、照应、明确、暗示等等技巧的适当运用，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很多”。他批评违背戏剧规律的作品：“更不像某些违反戏剧规律，缺少冲突、平铺直叙、借舞台讲材料以至讲道理的‘剧本’”。他认为表演既是创造，又是评价，在塑造角色时，“不能光凭感性与感情，总得也有理性与理智活动”。他比较不同剧种：“从唱词来讲，与京剧的唱词比，好像昆曲要高雅得多。或者说，文学因素的表现力要高得多。”他强调戏曲要保持曲折性、间接性和假定性，认为“无中生有、以点概面、从局部见整体，是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

　　我国曲艺历史悠久品种繁多，20世纪40年代末才定名，整体或专题研究较为匮乏，王朝闻对之关注颇多，典型文章如《听书漫笔》《开心的钥匙——吉剧和二人转观感》《台下寻书》《寻书偶谈》《你还保他呀——讽刺艺术谈》《我绕不过他——读扬州评话〈康文辨罪〉》等。在《听书漫笔》中，他对评弹及其他曲艺曲种的文学因素、表演等加以探讨，强调说唱技巧对于形象的再创造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其表演是“在于只求形象鲜明而不求做得实在”，其“塑造形象的重要长处是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他分析“评书这样的艺术样式，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评’，是叙述、描写、比喻……等艺术手法中的论证”。他指出“唱和白作为语言艺术，判断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要看它是不是对冲突起着推动作用”。对于曲艺，王朝闻的探讨涉及创作、表演、民族性、地方性、风格、流派、传统、创新、欣赏、批评，以及曲艺本质、美学特征、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等。以至于曲艺研究专家认为，在研究曲艺的文论中，“其最好、最科学和最优秀以及更加符合曲艺艺术本质规律的便是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这方面的理论著述”。

　　除了不同艺术门类，王朝闻对美术的不同样式几乎均有分析，如对摄影，他指出其和绘画、雕塑相似，其特点在于“如何选择适当的拍摄时机，抓住对象最富于表现力的瞬间的关系、动作、姿态和表情，是很重要的步骤”。关于工艺美术，则应该注意它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不能不分种类地向它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特别是日用工艺品，如果可以向它提出教育群众的要求，那么，教育的内容必须和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相结合”。

　　探查不同艺术种类的本质规律，目的是为了把握艺术的总体面貌与本质规律。正如王朝闻所言：“只有了解了构成艺术整体的个别，才有可能认清艺术的整体。”“如果不去研究不同的艺术门类的特殊点，也就无从真正了解它们的共通点。”在总结普遍性规律方面，王朝闻经过反复观察、分析、比较后指出：“对立统一是一切艺术的根本法则。”他处处观测这一法则在具体艺术中的体现，“不论不同艺术的具体表现形态有什么显著的差别，都不能没有正与反、直与曲种种对立统一的构成因素”。“塔、桥、亭、阁，一切建筑都是适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对立统一。”他认为体现在传统画论与艺术实践里的常与变、阴与阳、有与无，“是理解中国传统美学对立统一观的关键”。

　　见树木也见森林，成为王朝闻的研究特色。他运用唯物史观，结合实践辩证地探究艺术规律，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其研究一方面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范畴和对象，另一方面开创性地建立了一种统观的理论研究视野与路径。就前者而言，本土传统文艺理论对某些艺术现象研究颇丰，但很不全面，如美术中的画论、书论偏多，但对雕塑、摄影的研究就极少甚至缺乏。20世纪上半叶，一批学人对文艺理论开展相关研究，美术方面如鲁迅对美术本质、特征和功能，蔡元培对美术起源与美育，黄忏华对艺术本质、美术创作，丰子恺对绘画特征，林文铮对艺术本质、建筑与雕塑的特征，汪亚尘对艺术本质等均发表过理论观点，他们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理论范畴尚需扩充，研究主题有待深化。王朝闻接续了这一文化命题，他结合中国实际和具体艺术门类及样式，探索不同艺术特殊本质。六十余年中，他不仅研究了戏曲、舞蹈的审美特性，美术同戏剧、戏剧与电影相互区别的特殊性，还研究了美术中的雕塑、年画、漫画、宣传画、连环画、插画、速写、工艺美术等样式的特征，其涉猎之多，探讨之深入（如雕塑、评书等），远远超过前人。

　　就后者而言，跨越多种艺术样式寻求共性，以统观的高度与视野，通过比较、鉴别在特殊性中发掘、揭示普遍性，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文艺理论研究路径与方法。这需要通晓多种艺术，有难度且非常必要，惟此才能更好地揭示艺术普遍规律。无论探求艺术共性，抑或解析艺术特性，均展现了王朝闻文艺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正如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所评价的：“朝闻先生在理论建设上的过人之处，正是在于他能清醒地认识文艺的特殊规律，尊重它、揭示它和宣传它。”

四、“如何为人民服务是我所要探索的理论的重点”

文艺理论研究对象众多，为何王朝闻却主要着力于艺术创作、艺术特征和欣赏者（接受者）？ 对此，其“自序”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如果说艺术为人民服务是我一贯的信念，如何为人民服务才是我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理论的重点。”可见，其理论研究与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有密切关联，那么，后者影响了其研究主题吗？又有哪些话语表征呢？

　　众所周知，“文艺为人民服务”在本土的明确提出源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特别强调普通人民大众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大大提升了其在艺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置身讲话现场的聆听和学习，“使王朝闻明确了自己的文艺观。如果说，以往持有的‘艺术为人生’的信念偏于笼统模糊，那么自此之后，他的文艺观和人生观完全明确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方向”。

　　文艺如何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成为王朝闻经年思索的对象，或说是他一生探求的目标。该文艺观点对王朝闻最大的影响是，他始终将群众或人民作为研究出发点去思考、探索群众与文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主题。对于王朝闻，文艺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从文艺方面需要作品以艺术性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从群众方面需要文艺尊重和满足其审美需求，在愉快中接受教育。两者密不可分，无论哪一方面都对艺术创作、艺术性提出了要求，因此，艺术创作、艺术审美特性必然地成为王朝闻的研究主题。

　　前者在其理论中表述得极为充分，如第一本著作《新艺术创作论》便是集中解决艺术如何反映生活，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的。王朝闻从服务人民的视角，指出了当时美术创作中的多个问题，如选择题材方面，不抓住现实的本质特征，平板地表现生活，“就可能违背以艺术为群众服务的本旨”，从而达不到能教育群众的水平。王朝闻批评自然主义表现：“为了帮助群众理解生活，提倡描写手法的写实也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承认无条件地抄录现象是正当的创作手法。”针对年画过分强调热闹、丰富、鲜艳的倾向，他指出不应该现实性、装饰性主次不分，“不能和反映现实和教育群众的基本任务游离”。在他眼里，“所谓高度的技巧，应该是能够正确地深刻地生动地报答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表现现实生活并使作品受群众欢迎，发生教育鼓舞作用的能力”。在《新艺术创作论》文集的收官之作《向群众学习》中，王朝闻结合自己在延安创作年画的经验，再次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指出艺术应该站在群众立场，适应群众需要，学习群众意见，“不断提高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方法、创作技巧，才能创造人民大众喜爱的艺术品”。 如何才能达到好的服务效果？他认为艺术性非常重要，“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必须具备有文艺审美的特性的东西”，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他强调喜剧的教育作用“是通过魅人的真实的艺术形象而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借人物的嘴巴枯燥乏味地喊出来的”。

　　有别于本土传统文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文艺理论，王朝闻认为，将群众作为出发点意味着必须尊重群众需求，充分考虑文艺作品对欣赏者的影响，努力提高艺术性，“那些好像很为观众着想、其实很不了解观众要求的夸张法，是夸张的浪费”。关于创作风格，“丧失了创作个性，也丧失了群众对他的需要，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欣赏需求”。关于中国画改革，不是抛弃传统，向西洋画看齐，“不要忽略创作是给中国人民大众看的”。他谈工艺美术，“它不仅必须符合群众的审美需要，而且必须相应地表现群众的审美经验和趣味”。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但“艺术适应群众是有原则的，不能一味地去迁就他，讨好他”。与此同时，文艺适应了群众的需要，也为其创造了新的需要，又推动了创作的提高，“作品和欣赏者就在这一关系中不断得到提高”。因深知艺术性的重要，王朝闻特别注意研究不同艺术的审美特征，他谈到：“为了发挥不同艺术种类的特长，也有必要研究各种艺术在差别中的联系。如果不了解评书为什么以语言艺术作为它的基本特征，让评书向戏曲看齐，结果难免丧失评书艺术固有的特性，岂不意味着取消这门艺术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正是为了适应人们审美需要的多样性，艺术理论必须论证某一艺术种类的特长和局限性。”

　　到此，若将满足群众审美需求视为为人民服务的起点，将教育群众发挥社会效应视为其终点，两极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已十分明朗。但中间环节即文艺如何通过欣赏活动发挥教育作用，却尚待探讨。以往的中外文艺理论更多关注创作和艺术本身，对欣赏活动少有论及。以群众为视点的王朝闻认识到，“为了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文艺创作必须适应欣赏规律”。观众之所以受到艺术的感动，是观众和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只有通过欣赏，艺术才有可能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以此推理，研究欣赏的规律非常必要。他开始追问思考，“文学艺术怎样实现它那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文学艺术凭什么可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对待这些问题，不只应当研究文艺作品自身的特殊形态，还必须结合文艺欣赏的过程和效果的特点来考察。”最初感悟到欣赏的特殊价值，是通过分析齐白石的作品。王朝闻发现画家十分懂得欣赏者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其绘画往往以概括的艺术形象予人想象空间，能够“让欣赏者自己去发现，去补充”，如此一来，欣赏者似乎成为了艺术家的创造者与合作者。

　　经由解读作品，王朝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专题——艺术欣赏理论，并很快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开辟了领先于世界的研究，会取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成果。他只是凭借一种使命感将研究继续延伸至创作与欣赏的关系。“研究工作的任务之一，在于研究形成艺术特性的社会原因，即艺术欣赏怎样历史地反作用于艺术创作，从而加强艺术家怎样为人民服务的自觉和自信。”在这个领域里，他孜孜以求并收获丰硕成果。对于欣赏者这一主体，王朝闻不仅论证了其在艺术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探讨了其在欣赏过程中的心理结构层次，如审美经验、期待、趣味、能力、理想和审美愉悦等。他揭示了欣赏活动的本质，认为它是一种包含感觉、体验、想象、评价等的认识活动。如前所言，中外传统或近代文艺理论大多重视艺术创作、艺术家和作品研究，极少关注欣赏者，或仅将其视为被动的接受者。王朝闻发现并揭示了欣赏者的主观创造性，确认了其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价值，挖掘了其对于整个艺术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王朝闻的欣赏理论无疑是极具创新色彩的重要成果，贡献与价值是空前的。可以说，他不仅研究和解决了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还解决了艺术为什么可以为人民服务的重大理论问题。他深刻揭示了欣赏与创造的艺术规律，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不仅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艺理论。

五、结语

为人民服务，赋予王朝闻新的文艺研究视角，从而生发出不同以往的创新理论成果。王朝闻坚持认为理论是创造性的，不要盲目崇拜西方。“很好的研究理论，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从为人民服务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研究文艺问题，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状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性的见解。他将多样艺术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由此及彼观审比较，阐述揭示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本体的规律。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承接本土传统文艺理论，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说，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携带着独特的语言与思想魅力，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般原理在艺术理论上的创造性运用，其理论成果为中国艺术理论乃至艺术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时至今日，其着力探究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本体依然是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其艺术理论联系现实、指导创作、直面问题、强调功能的实践方式是当下理论研究的重要参照，其尊重艺术规律、提倡理论创新、推崇建立本土艺术理论的态度、信念是艺术理论发展需要坚持的方向。由此可见，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创作，也必将对未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发挥持续而深远的学术影响。